[生活在“牛棚”里的噩梦碎片]噩梦碎片
时间：2019-05-20 03:25:5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进“牛棚” 被关进“牛棚”的第一天，我遭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诬蔑，愤懑交加，情景历历在目，至今没有忘却。 1968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位“造反派”到搬运组找到我说：“你不用在这里劳动了。集中学习，交代问题，接受审查。”
我一听就明白：从此关进“牛棚”，失却行动自由了。前年“文革”初起时，就听说文化部和文联将一批揪斗对象集中在机关一座大屋内，限制自由，随时听候批斗，不许回家。这类既不是正式监狱，也不是公安部门拘留所，而是由机关、学校等单位自己决定设立囚禁批斗对象（即“牛鬼蛇神”）的处所，被称“牛棚”，是十年动乱中造反派的一大创造。也不知最早的发明权属于谁，很快就通行全国。北京的不少单位已经先后设了“牛棚”，我们报社当然不会例外。早上去拉“大纸”时，就听搬运组工人谈起报社昨天也设了“牛棚”。中午去食堂吃饭时，看到有十几个人列成一队进食堂。其中大部分是报社社级领导人和同我一样的部门“当权派”，也有的不大认识，估计可能是行政部门和印刷厂那些“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我就认定自己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他宣布完，就命令我立即跟他走，只许带《毛选》四卷和语录本，再带些准备写交代材料的空白稿纸，其他一律不许带。还要我打电话通知家里，送被褥衣服和盥洗用具来。我立刻当着他的面打电话去妻子工作的单位。她在“文革”开始一段日子，就被关在机关不准回家，后来虽然允许回家，仍处于随时被批斗状态，个人行动都必须向“造反派”报告。
我在电话里简单地说：“我不能回家了，要集中学习，晚上你给我把被子和衣服送到报社来。”
她只回答一句：“噢，知道了。”就挂了电话。
打完电话，我跟在“造反派”身后来到“牛棚”。
“牛棚”设在旧楼图书馆一间大资料库里，外边楼道旁一间小屋是监管办公室。资料库里的资料柜都已搬走，放了两排面对面的通铺。那儿已经集中了十四五位，还有空位置，准备容纳陆续送来的人。我进去时，有的人在学《毛选》，多数人在埋头写字，大概写交代材料。也有人坐在床铺上低头沉思。见我进去，只默默点点头，就算打过招呼。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部里“造反派”将我送进“牛棚”，交割清楚，以后就归监管办公室管，算是“牛棚”里的棚户了。组长说：“你先自学吧。”我就坐在铺上，无目的地打开《毛选》，翻到哪篇就是哪篇。心里七上八下，思绪翻腾。
我想想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历史上从未加入任何反动党团，也没有被捕过，还要交代什么呢？什么工作中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啊，积极贯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啊，狂热鼓吹反党毒草啊，个人写的错误文章啊，两年来已经反反复复检查了不知多少回，再如何“深入”呢？还有什么可写呢？当然，对我这个非无产阶级出身入党多年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思想上的错误肯定是有的，毛病也肯定不少。两年来已经按照革命群众批斗口径，上纲上到“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文艺黑线、新闻黑线爪牙”、“修正主义分子”。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世界观”之类的帽子已经嫌轻，不在话下了。
在批斗会上检查“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时，常被批判者打断，斥为避重就轻，“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那么还该戴什么帽子？林彪那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话，常被引用，成为名言，就是不知道怎么个爆发法。
倒是一下子想到不少具体问题：关进“牛棚”，不能回家，家里怎么办？妻子还在她的单位被时时批斗。大女儿今年中学毕业，家长处于这般境地，不可能报考大学，而且大学也停课闹革命了，她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呢？小女儿是困难时期出生的，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文革”开始时又在医院由于“休克”致残，四五岁了还不能独立走路。她妈妈在机关挨斗的空隙，还要带她求医治病。我们两人工资冻结了，只发生活费，有限的银行存款也冻结了，以后经济发生困难，孩子治病又该怎么办？……
越想越烦，心乱如麻。
接受训话
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自然加入排队去食堂的行列，进入食堂后，按造反派立下的规矩，先排成一排，低眉俯首，依次向正在用饭的同事们自报家门，加一句罪名：“×××，反党分子。”“××，走资派。”“××，叛徒。”不管以后结论如何，现在被迫先戴上帽子再说。有的人不愿在群众面前公开用这种方式自残自辱，口将言而嗫嚅，声音轻微，监督人员立即大声喝断：“响点！响点！”我一时不知道这种场合应该先替自己戴什么帽子，刚开口说“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立即被打断，接着飞来一顶帽子：“反党分子！”
第一顿晚餐，虽然只是稀饭、窝头就一碟咸菜，却是伴着愁苦和屈辱一起咽下肚的。一边吃，一边回想自己参加工作十几年来，自认还是勤勤恳恳，积极努力，加班加点，不辞辛劳。就像人们常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吧，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党分子”？
回到“牛棚”里不一会儿，进来了两位监管人员，开始训话。第一位嗓门特别响亮，自始至终都用极其高亢的声调。大意是：你们都是对毛主席犯了罪、对人民犯了罪的人。长时期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却不为人民办好事，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狗胆包天！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彻底向人民投降。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牛棚”里十几个人全体肃立，低头不语，恐怕谁也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反对毛主席，又怎么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给人民办好事的。
有位中年女同志，不知是什么罪名关进来的，此时正站在训话者的面前，大约是自言自语低声嘀咕了一句话，却没有逃过训话者的眼睛，那位伸手一推，差点将她摔倒。
“×××，你在嘀咕什么？你胆敢对抗？”
“我没有说什么。”
“我明明看见的，你还赖？”说着，又狠狠地揍了一拳。
这回这位女同志提高了声音：“你怎么打人？毛主席教导的，要文斗，不要武斗！”
她是国际部的一位老同志，我以前只听说过她的名字，却不曾见过面，因为她长年在国外工作。后来才了解，她有很丰富的工作阅历，在外交战线和国际宣传工作都有过杰出贡献，不止一次受到过表彰。
“你有什么资格说毛主席教导！”说着又是狠狠的一拳：“对你们这种牛鬼蛇神就是要武斗！”
空气凝固，满室寒风。既被剥夺了自由，也被践踏了自尊，人人顿时都产生囚犯的感觉。
另一位监管人员发话了：
“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给我记住，一定要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不许隐瞒，不许抵赖。也要认罪立功，揭发别人的问题，不许乱说乱动。谁胆敢违反，绝对没有好下场！”
接着，他又依次将“牛棚”中的“要犯”一一点名申斥几句，说报社几位主要负责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罪行滔天，至今还不肯低头认罪。我轻轻偏过头瞥了胡绩伟一眼，只见他眯起眼，像在听又像不在听。好在他个子稍矮，站在人后边，没有被发现。说了他们几位以后，又随意点了几个人的“问题”。承蒙训话者青睐，捎带又点了我几句，说我狂热鼓吹修正主义，在报纸上发了大量“封资修毒草”，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等等。这样的帽子已经戴了两三年，倒也罢了，只是忽然又冒了一句：“哼，你那个党员究竟是真是假，还说不定！谁知道你们上海地下党干了些什么勾当！”这可使我愕然而且愤然，顿时热血上涌，呼吸急促。我生平从未受到这样的诬蔑和侮辱。他有什么根据这样无中生有、血口喷人！我个人渺小平凡，微不足道，但是上海地下党的斗争和贡献可歌可泣，功业彪炳，党的不少主要领导人，当年先后都是上海的地下党员，怎能信口雌黄，轻易抹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也是从江青那里鹦鹉学舌来的）我咬紧嘴唇，一言不发。
两人训完话，威风凛凛地出了门。足足有几分钟，室内没有一点声音。
门外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字，叫我出去。
我随他走过院子，到报社大门的门厅。那里站着我的妻子和大女儿。地上放着一包衣物。她们在监管人员面前默默打开包袱，里面是一条被子和一条褥子，一套换洗衣裤和盥洗用具。使我略感意外的，竟然还有四盒前门牌香烟。我对吸烟并无嗜好，不是瘾君子。平时在家里是陪客人偶尔抽一两支，她向来也不赞成我抽烟。今天主动给我买烟，是破天荒的事。我拿着那四盒前门烟，心头突然浮起慰藉的暖意。她看着站在一旁的监管人员，担心会遭到斥责。幸而此君还宽宏大量，瞅都没有瞅一眼。
我捧起包袱，望望她们母女俩，千言万语此刻都是多余，只能点点头，轻轻说一声：“你自己要注意身体。”
后来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她们带着包袱找到监管办公室时，受到疾言厉色地盘问，就像对待犯人家属。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从未遭到过这种侮辱，她当时想哭又不敢哭，只能将愤怒和委屈咽进肚里。“牛棚”里的强度灯光，通宵亮着。满屋子无声无息，不止我一个人，大家都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很长时间没有入睡。
“牛棚”春节
“文革”期间十个春节，都是愁云惨雾笼罩的日子，几乎没有欢乐可言，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农村“牛棚”里过春节。二十多人，挤在一间自己盖的干打垒式棚子里。干校的“五七战士”们春节前大部分回城去过年，留下少数人看守干校，看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
大年初一那天，军宣队（正式名称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进驻报社，是报社最高权力掌握者）开恩，让我们吃一顿水饺，但命令我们必须自己包。这是理所当然的，军宣队和革命群众包饺子给“牛鬼蛇神”过春节，哪有这个道理！但这可难住了“牛棚”内的不少人，因为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原先并无在家包饺子吃的饮食习惯，根本不会包。自然这就成为军宣队和造反派用来嘲讽“无知无能，只会当官做老爷”的又一项铁证。胡绩伟就低声叽咕几句：“本来就不会嘛，同当官做老爷有什么关系！我看无产阶级造反派也未必人人都会包水饺。”此话幸亏没有被造反派听到，否则取消他吃饺子的优待也未可知。
几位北方人和女同志忙了好大一会儿，送到大厨房去下。我们几个没有参加包的人就端盆提桶，把饺子捧回棚里。可是，且慢！临吃以前，要加上一项请罪的内容。于是，面对一面盆热气腾腾的水饺，每个人逐一将自己再辱骂一遍，上纲上线，自责自虐。“文革”对我们这类人的最显著的精神成果，就是灵魂的扭曲，自觉地自轻自践。有人说自己不听毛主席的话，反而去“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有人说自己忘本，沦为“刘邓黑司令部的走卒”等等。反正这类检讨，两三年来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遍，张口即来，并不费力。有一位在请罪时，回忆起当年在延安过春节时曾同毛主席一起在枣园看秧歌的情景。他的本意是要检讨自己进城忘本，辜负了党的培养教育，还未及说到本题，就被军宣队打断话头，遭到斥责：“你还想摆自己的光荣历史？快请罪吧！”有一位女同志说着说着，泪如雨下，眼泪全滴在饭碗里，醋味之外又加了些咸味。等到一遍请罪轮完，吃饺子的兴趣同水饺的热气一起消失得干干净净。吃在嘴里，也不知是咸是淡是酸是苦是涩。
那天没有劳动任务，吃完饺子，每个人都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闷声不响。几位女棚友，大约全在惦念家中儿女，不知他们如何过春节。有的孩子早已远去北大荒和内蒙古草原，也不知正在哪个大风雪的角落里，今天能吃上一顿热饭、热菜、热饺子吗？
我端着饭盆，默然坐在床前，木然地嚼着一个个不知什么滋味的饺子。想想“文革”前的十几年，家里都还是团团圆圆过春节。如果我的老母亲恰好在北京，还会包许多芝麻馅汤圆，那是全家老少最爱吃的。1965年那年春节，妻子正在山东海阳搞“四清”，留在村里同老乡一起过年。但她本人也好，北京家里也好，也都是高高兴兴。今年，她和两个女儿加一位老保姆，在城里怎么过春节呢？两个月前，我知道她们已经被造反派勒令搬出原来宿舍，到安定门内净土寺一所平房院子的两间小屋，不知道蜂窝煤炉暖和不暖和？这两年，每月只发给每人十五元生活费，刚够吃饭，银行储蓄的一点存款都被冻结，不得动用。感谢我们家那位老保姆，每天还从两三毛钱的菜金中买一只五分钱的小苹果给有病的小女儿吃。今天过年，她们能吃到一点肉吗？院子里其他住户兴高采烈地放烟花爆竹、吃饺子的时候，小女儿大约不会想到许多，但她们的妈妈凄苦心情可想而知。“每逢佳节倍思亲”，何况是民族传统的团圆佳节！但是她一定会强作欢颜，让家里保持一点节日气氛。我们家并没有过年吃饺子的习俗，一碗烧肉大约总是省不了的，哪怕只买四五毛钱的肉。
整个下午，“牛棚”里寂静无声，人人都将泪水向肚子里咽。
（选自《袁鹰自述》/袁鹰 著/大象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