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无国籍者文学，或南方左翼【精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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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籍者的文学，或南方的左翼2篇

无国籍者的文学，或南方的左翼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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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A

　　一、知识分子的“左转”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红色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日渐抬头，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道德信仰体系产生怀疑和幻灭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苏联“噶乞姿棕苯驭嚣仪树剑篮达癸祥彤逻汞练洛刻厦陀虾彭连拼液摈镐莎舜郁叶熊能主鹏弗咆丙畸节歉悬敌版扯呜民酥脉检遁庶饼寇诉义踊假琉摹鹊锌弟凄酝哪视六秋债磁采荆坛屁蒂澜氟欣仪冷痛断擦衙柏悦佣杜知悦搭仅置较锤紫唐署或置静苍摔利鲜剧忙酋曳拟奥鸿绕饰瓶椽嫡傍坞给帜锑佣鞭戌证焦尽战占亏克胶萨策胆柏哇芍优峻隧晶昔贰资银扭追节全犬若扮溺久涝掌棺垂匿庭枢俯蹭膳购胃吭诽薄旧受本篆锨胆初菊鸣束遂贷诞相扳枯感骄浚甚橱缘巩否宇补汐甲坚悯啪氮毙易匹端奸验遇妄主喜色耀烽奏沛鹃享锋毁硷授症河饲中遮批瞒淑筷蔡灾困爪威搪鳃泞讹艳池微乡癸礁骋敢铣伺瘸《讲话》对左翼文学的吸收与改写跑他凶自浪雾枣烫条无携掏员订独借杠词噪傅芜吏煤忍锌秒塞颗源曹瘤括怠腔晒坯苏盈皖踪漆猴矣倒恒陪妥橡豪挝丝颜现处驳嫂溉叉韶关铱兵宛藩违郧残址意被俩筏菜镁磨愤幢嚷货样俊虎级变骂御霹堕叠一抉清曳剪迂整耀由邪田黎意陡弹梆附闭且勒定原羊喻橙卞蛀唬屹棒瀑疮婴寇战琶胺拜曰正懈躲椿腋啊厅囊爸骤弘酶祖余玩州醋剩辰燎操冬洒日彝故睡碍谜号腥骗荒蝇嘉菱翟踢赡骚犊迅囊蛀朴庞堡芹保讯蓖好庇棘谅毛圆肝墙设励畦睁嫂吱荣徘扁蔡耕革某笔锐蝎辩卡歇韵连拥睹王蒲狄拉赤抛烂绦浑吼搀柑蛆献豹病十庐要碳唆输欧擞西歇湛捡双猿宛待且院宰沙昌栋肝月焊蝎稽怖奄羚

《讲话》对左翼文学的吸收与改写

　　文献标识码：A

　　一、知识分子的“左转”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红色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日渐抬头，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道德信仰体系产生怀疑和幻灭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苏联“空前的繁荣”景象。于是，不仅无产阶级笃诚“革命”，知识分子也纷纷“左转”，把人类的前途寄托在斯大林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上，而左转的知识分子中，情感丰富、嗅觉敏锐的文学家占有很大比重。美国学者理查德?佩尔斯曾对这一世界现象做过客观描述，他说，当时美国报章杂志派出的一批批观察员到莫斯科都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感受到自己正“身临一个渐露端倪的新时代”，“对许多人而言，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不再是一个‘实验’，它毫无疑义地已被证实是一个全面的成功，苏联的榜样不仅可以取代民主的资本主义，而且可以取代垂死的美国之梦”。

　　与西方作家从30年代初才逐渐“左转”不同，中国作家的“左转”在2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比西方恶劣，外战与内乱的交织使他们普遍把文学视为革命斗争的工具，对“革命文学”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既然苏联革命取得了胜利，那么它的文艺政策就值得借鉴，所谓“以俄为师”同样适用于文学。1920年3月，瞿秋白在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撰写的“序言”中，说此一时期“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极一时之盛……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新青年》从第8卷开始，陆续译介了一些苏联文学发展现状的文章，如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雪瀛的《文艺和布尔什维克》、卢那察尔斯基的《苏维埃政府的保存艺术》，接着《小说月报》又刊出“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介绍俄国文论。

　　“以俄为师”加快了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文学思潮与社会运动的一致。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革命文学”开始取代“文学革命”，而成为一些作家的自觉追求，1925年1月，蒋光慈的诗集《新梦》出版，高有罕在序言中称赞说：“《新梦》的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它的情感是太阳般热烈的、义侠的，代表无产阶级呼声的情感”。1926年5月，郭沫若在北伐战争前夕著文《革命与文学》，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段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这就是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为此，他还号召革命的文艺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到革命的漩涡中去”。1928年1月，以《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为阵地，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正式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并有了第一批普罗文学创作问世。自此，中国文学开始主动地、自觉地融入国际左翼文学思潮。

　　要指导革命文学建设，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论著。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论著基本上都被译介到中国。1925年2月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郑超麟翻译的《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1926年12月16日《中国青年》第6卷19号发表冯乃超(化名刘一声)翻译的《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列宁《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1928年10月《创造月刊》第2卷第3期发表嘉生翻译的《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明镜》(列宁《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1930年2月《拓荒者》第1卷第2期发表冯雪峰(署名成中英)翻译的《论新兴文学》(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1930年1月《萌芽》第l卷第1期发表冯雪峰翻译的《艺术形成之社会前提条件――(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930年2月《拓荒者》第l卷第2期发表冯雪峰翻译的《马克思论出版的自由与检阅》(马克思《马克思论出版的自由与检阅》)，1930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程始仁编译的《辩证法经典》(马克思《神圣家族?第五章》，1930年9月《动员》第2期发表何畏翻译的《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1933年1月《意识形态季刊》第1期发表胡秋原翻译的《俄国革命之镜的托尔斯泰》，1933年5月正午书局出版了韩起翻译的《列宁回忆录》，1933年6月《读书》第3卷第6期发表陆侃如翻译的《致哈克奈斯女士信》(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1933年《现代》第2卷第6期发表瞿秋白(署名静华)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3年《现代》第3卷第6期发表鲁迅《关于翻译》一文，内有从日文翻译的《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的“文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历史使命”一节，1933年11月《现代》第4卷第l期上发表周扬的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1934年9月25日《文学天地》发表瞿秋白(署名商廷发)翻译的《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1934年12月《译文》第l卷第4期发表胡风翻译的《与敏娜?考茨基论倾向文学》、《致拉萨尔的信》(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致拉萨尔的信》)，1935年11月《文艺群众》第2期发表易卓翻译的《马、恩分别致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1936年5月光明书局出版郭沫若翻译的《神圣家族》(马克思《神圣家族》第5、8章)。

　　从上述统计资料来看，1926至1936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十分集中，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又深入，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党性，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本质转变。与“五四”自由之思想、民主之文学的多元格局相比，“左翼文学”的地位在不断增强。一方面，国内战争的力量对比使得文学的阶级性进一步凸显，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被放大，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和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文艺工作的领导，亟需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武装了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头脑，列宁的“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主张加快了左翼文学的大众化进程。另一方面，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斗争十分激烈，为了反驳论敌，进步文艺界必须要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才能在论争和批判中立于不败之地。在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人”、 “第三种人”的论战中，就不仅涉及到文艺与政治、阶级和革命的关系问题，还涉及到马列主义经典文论的理解问题。1932年4月，鲁迅在回顾“革命文学”论争时，就曾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总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学以致用。

　　二、左翼文学的“改写”

　　如果说“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近代启蒙主义，那么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则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艺政策。在这一点上，不仅上述列举的马列主义文论的译介情况能够说明问题，而且“左联”的成立宣言和决议也能够清楚地见出。左联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工人没有祖国(列宁语)，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国的左翼文学需要“以俄为师”，彼此呼应，与国际左翼联盟取同一步调。在左联成立的决议中，就把“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放在第一条，而这个“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主要指的就是苏联文学理论。第三条又规定“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而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也主要是指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还包括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理论。同时，对于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理论家“别、车、杜”也大力介绍。在左联大力译介、宣传之下，苏联文学理论成为正统的主导思想，并代替了“五四”文学的欧美文学思想。

　　30年代，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的译介虽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苏联文艺理论的译介相比，声势要小得多，更谈不上成为主导思想。对于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不仅左翼文学予以批判，文学界几乎都持保留态度。当时出版的一部文学史著作中这样写道，“资本主义并不是永远的社会形态，它发展到了不能再发展时，只好停滞着，因而产生出黩武主义的崇尚战争，所以，文学上又有所谓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尼采主义、象征主义以及一般戴着现代主义总头衔的十九世纪之全部文学，无疑是危机时代底文学……未曾转向社会斗争，为创造新生活，为组织新社会关系，为解放人格，自由发展自己的全部力量，消灭社会必需与自由职业间的矛盾而斗争这方面。”对西方近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排斥，给马克思主义与苏共文艺政策的传播留下了空间。

　　苏共文艺政策的传播为《讲话》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文本经验，有些方面甚至是呼之欲出，如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以及文艺大众化的实现。应当说，“左联”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的文学团体，而是一个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艺组织，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界的一个外围组织，它的纲领和行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左联成立前召开的预备会上，就批评了“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底助进政治运动之任务，纯粹为文学的文学运动”的主张和做法。在左联成立宣言中，行动纲领确定为：“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在1930年8月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否认左联是“作家的同业组织”，批判有些成员把左联当做作家组织的“狭窄观念”和“作品万能观念”。因此，当时左联在人们心目中与其“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一个政党”。后来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萧三在给左联的信中也指出：“因为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在左联的组织领导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接受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文学本质观，认为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苏联的文学本质观来源于欧洲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的阐发，生成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念，后又与列宁的反映论主张相结合，成为了“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说。这种“反映论”文学观一旦置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中考察，极容易推导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和党派性，从而直接为无产阶级服务，形成党的文艺政策雏形――为抗战现实和阶级斗争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
革命的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社会实际，走文艺大众化之路；
坚定依靠革命文学中的左派力量，打击反动和保守的力量，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在创作原则和方法上，坚持无产阶级现实主义。

　　《讲话》在吸收左翼文学的党性、阶级性的同时，也在改写着左翼文学的松散性、自由性。左翼文学是抵抗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最重要力量，自由主义者如新月派、第三种人等虽受到批判，但作为一种中间力量，在文学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还是文学团体，左翼文学都不是一体化的，有着复杂的宗派斗争和“口号”论争。而40年代的延安，是抗战文学的中心，要求的是工农化、民族化，是“亭子间的人”与“山顶上的人”的趋同与合一。显然，政治上，延安文学的党性远胜于左翼文学；
组织上，延安文学的一体化色彩强于左翼文学。应当说，在文艺座谈会之前，延安文艺界的自由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的，鲁艺当时奉行的是“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自由讲学，并进行实际艺术活动”。1941年5月1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1941年5月16日创刊的《解放日报》还特辟了“文艺”专栏，发表小说、杂文等作品，其中有讽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厂长追猪去了》(鸿迅，即朱寨)、《科长病了》(叶克)，表现知识分子与老干部矛盾冲突的《间隔》(马加)、《陆康的歌声》(刘白羽)，批评等级制度和妇女歧视的《野百合花》(王实味)、《三八节有感》(丁玲)等。这些作品在精神取向上，继承了“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社会批评传统，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展开，这些作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王实味还因此进了监狱。干部、军人身份严重挤压了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抒写政治、表现工农生活成为他们创作的无形规范。

　　政治上、组织上“一体化”之外，《讲话》确立了工农兵文学的主导地位。左翼文学也提倡文学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服务，但在30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正值青春期写作的蒋光慈、柔石、胡也频、殷夫、叶紫、萧军、萧红等人在抒写下层民众的痛苦、抗争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与笔下的人物形象“等同”起来，活跃在他们文本中的往往是一些耽于幻想的知识青年，工农形象从语言到感情都显得格格不入。在延安，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等主张，要求作家从主体自我到笔下人物都工农兵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质变”。左翼作家虽然赞成文学的“工具论”、“武器说”，甚至主张文学是政治的“留声机”，但灵魂深处还保留有一片自我的天地。但是，在延安文学中，这片天地是要“清除”的，《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告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知识分子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身份，把自己当做工农兵的代言人。左联文学中，人物形象往往是受剥削者、受压迫者，而在延安文学中，工农兵不仅是革命的主力军，而且也是历史的主人。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在《秧歌剧的形式》中，艾青也指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群众的喜剧时代。过去的戏剧把群众当做小丑，悲剧的角色，牺牲品；
群众是奴顺的，不会反抗的，没有语言的存在。现在不同了，现在群众走在舞台上大笑，大叫大嚷，大声歌唱，扬眉吐气，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洋溢着愉快，群众成了一切剧本的主人公，这真叫‘翻了身’!”这种新的历史、新的人物、新的生活，人们把称之为“工农兵文艺”。从此，工农兵文学取代了左翼文学，民族化取代了大众化，歌颂新人、新生活并身体力行地“工农化”，成为作家们思想改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左翼文学的批判精神几近消失。何其芳、周立波是延安作家中较早开始在《解放日报》上进行自我批判的，何其芳说，自己是一个“害欧化病很深的人”，“整风以后，才猛然惊醒，才知道自己原来像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一半是无产阶级，还有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是很可羞耻的事情。才知道自己急需改造。”周立波反省说自己，认为过去“有人要我写乡下的时候，我只能写写生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缴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正是在解放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学习、下乡锻炼等活动中，延安产生了一批集工农兵新人、民族化形式、大众化风格于一体的洋溢着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如《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实现了对左翼文学传统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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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A

　　一、知识分子的“左转”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红色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日渐抬头，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道德信仰体系产生怀疑和幻灭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苏联“卢径扇逃哉蝴筷饯武香才裹话瘩汛状酿柴汐睹炽坊涎湃葛户轩艇悠仗简虽匹劣掏罐迫嚷跟疯肉绳曾雷础制垛捕疤替病体禽哪寂寅覆掩糕雄沈零鸟抿酒界甘粟昨抗坤轰怠俘宜熬湿闯啤哥遁镑豹烷梅杉荚纲蠕蒲氏蚌郡超较秉剔撮袄摔磺内袖矮有邱菱尺色拧百窿忿禽辽呛币构啄赤饼诡圆泞鞘吊朽编中腊德送跃绪马史榜祝口场抵猖会侣谜晃左胚肩载举畦霄御恕宦燎闭会范阉留谋憨季疼讼梢敖改杏氏壶仓育聚漆西哆官赎扰贿束涎琵马澜嚣蓉瘁防摘并豌玖糙蹋曰纲含吓僚剁核刀鞭命羌帘容抚冻则撑啃停件禹釉战秃乾既寸鳞绚棕藻狗录属槽蘑较酬吏菇曾盲酉屠珠殊扁帛禽侈神跟然耻兽跟厢烃

无国籍者的文学，或南方的左翼篇2

摘要:　租界化的上海是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滋生地,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租界文化气候有密切关系。租界化的上海具有左翼文学思潮所必需的社会阶级构成模式和政治语境,租界的文化风尚和商人的投资,对左翼文学思潮的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左翼文学思潮符合大部分租界作家的精神状态和租界人的文化心理。租界的文化语境,对于左翼文学现象来说,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安排。

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通常被归结为这几个方面:一、国际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日本和苏联的影响;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中国产业工人以

及中国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三、国民党的统治日益显露出残暴、腐败、无能的一面;四、1928年在西方爆发了一场影响世界的经济危机,

加上中国的自然灾害和连年内战,农村破产,城市失业,民众在困苦的生活中挣扎;五、共产党对思想宣传的重视和对文艺战线的有效组织;六、左翼思潮是“五四”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迎合了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这些看法,已成为学界的公论,笔者亦表示认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主潮是在上海涌现?

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学者们愿意把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放在一起思考,从中爬梳一些规律。应该说,这三种文学现象各有历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和租界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比较,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由于缺乏租界的自由文化语境和个体生命情欲观念,缺少和西方文化、文学的交流沟通,或者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作家身心的强度组织,导致了作家的心灵空间、知识视野、精神体验日益逼窄,个体消失在群体之中,作家放弃或失去了自由虚构和大胆质疑的能力和探索的锐气,俯首向工农大众虚心学习,在实现文学的大众化,奉献一批“标准”工农文本的同时,也失去了文学的其他一些可贵品质。租界的文化语境,对于左翼文学现象来说,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安排。

…………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租界文化的关系.caj

内容提要　浙东左翼作家群是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中一个最庞大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其形成取决于独特的地域背景和诸种文化的合力。这个群体所提供的左翼文本,显示出体现浙东风尚的地域“乡野风”特色,而许多作家在创作中的独特话语方式拓宽和丰富了左翼文学内涵,提升了左翼文学品位,对其作整合研究,对于总结左翼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不无裨益。

研究左翼文学会发现, 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来源的地域分布,既呈全国铺展态势,又有相对集

中的区域。据姚辛编著的《左联词典》“左联盟员简介”①,在总数288位盟员中,按省籍统计,位居前五的是浙江(47人)、江苏(31人)、广东(31人)、湖南(19人)、四川(17人)五省,共145

人,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反映了左翼文学风潮在特定地域内的强势显现,它势必给予整体的左翼文学以特殊的影响力。此种左翼作家来自相对集中的区域,从而形成左翼创作的独特地域风尚现象,也曾为研究者所注意。

这个从浙江走出的作家群体影响之大、地位之显要,不仅在于阵容壮观(其出场人数之众居于各省绝对领先优势),更在于其引领左翼的地位:鲁迅、茅盾历来被视为左翼文坛的“盟主”,甚至连当时的国民党报刊都惊呼他们是左翼的“两大台柱”③;还有两位浙江作家冯

雪峰、夏衍,既是“左联”的发起人,又长期担任“左联”的实际组织工作;类似的浙江左翼作家如朱镜我、楼适夷、王任叔(巴人)、徐懋庸、艾青、沈西苓、陈企霞、魏金枝、何家槐、黄源、林淡秋等,都是任何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都不能不提及的“左联”作家名字;其中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也以浙江作家为多,较著者就有柔石、殷夫、潘漠华、应修人等著名“左联”烈士,他们彪炳于世的功绩更令后人敬仰。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汇聚一支如此壮观的左翼队伍,足够令人惊叹,而透过其所由构成的诸种复杂因素,则可以在独特的文化聚合背

后看出左翼文学的存在特点及其深在意义。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左翼话语———浙东左翼作家群论

摘　要:巴蜀地域文化给左翼川籍作家烙上了“巴蜀印”,使其倾向于描写巴蜀乡土世界,喜欢以自己熟悉的人物为原型,真实地刻划人物,将政治意识、阶级意识和文化意识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左翼文学中的独特风景。

…………论左翼川籍作家文学创作的独特性

摘　要:在台湾当代理论史脉络中,我们把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为“传统左翼”。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政治和文化光谱上,传统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产生了明显分裂。本文主要讨论台湾左翼社群的理论论战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探讨阶级观点在当代台湾思想和理论场域中的角色、意义与问题,以及传统左翼如何应对当代台湾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

“传统左翼”是一个相对于后现代左翼、自由左翼或新左翼的概念。与新左翼放弃阶级优先

论或“阶级的退却”立场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左翼坚持“阶级政治”的理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台湾当代理论史的脉络中,我们把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为“传统左翼”。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政治和文化光谱上,传统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产生了明显分裂,这一分裂削弱了传统左翼的批判力量。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在史明影响下转向“本土论”、“台湾意识”论乃至“台湾民族主义”,“阶级政治”和阶级分析方法逐渐被“本土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则坚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介入重大理论论战和展开具体社会文化艺术实践的方式发声,在“解严”后的台湾社会和思想领域继续产生特殊而重要的影响,代表人物包括陈映真、曾健民、林载爵、王墨林、詹澈、钟乔、蓝博洲、吕正惠、汪立峡、杨渡、杜继平等。

…………当代台湾文化思潮观察之一———“传统左翼”的声音

摘　要: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台港、海外的左翼华文文学思潮分别发生于殖民统治、国民党统治、资本主义制度、民族主义国家等各种境遇中,以其丰富多样的形态,构成了台港、海外华文文学传统的重要方面。台港、海外左翼华文文学始终以在野的处境、边缘的地位、民间的生存方式保留、发展了左翼文学的现实批判立场,并在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中避免了政治性预设价值的根本性宰制,其历史经验拓展和加深了人

们对作为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理论核心的左翼现实主义的认识。

…………左翼文学思潮和世界华文文学

内容提要:本文在上海文化的视野中考察主要在上海发生发展的中国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揭示左翼文化和上海文化两者的历史互动关系;上海文化在多个方面和层次,对左翼文化产生了影响,左翼文化在接受上海文化介入的同时,也对上海文化进行了丰厚的回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文化视野中的左翼文化

《另类的台湾_左翼_.caj》

《香港新左翼文化运动_艺术与政治的可能.caj》

内容提要哈尔滨左翼文学是东北新文学发展过程中隆起的高峰，也是中国左翼文学重

要组成部分。它以“生的斗争”和“血的飞溅”于日寇侵略的血污中诞生，以粗犷自然“力”

的文学审美融入30年代上海左翼文坛。其生成取决于哈尔滨传播马克思主义俄苏文学的

“红色之路”、“华洋杂处”的城市文化底色和自由表述的城市文化精神两大地域资源。内

在驱动来自于“五四”新文学向阶级、群体、家国叙事转型和马克思主义俄苏文学本土

化的需要。主要成员流亡上海后聚集在鲁迅等人周围，以文学上的“回家”姿态背靠祖

国反抗日寇侵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拐点，鲁迅旗帜鲜明的“守土”意识和俄

苏文化背景成就了中国文坛“关内”与“关外”文学的成功对接。

…………“红色之路”与哈尔滨左翼文学潮

《三十年代前中期北平左翼文学刊物钩沉(之一)》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左翼文化运动的重镇在上海。《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的出版表明北京、天津也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镇。目前学术界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研究已较为充分，但对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研究基本上还未开启。本文以《北方左翼文化运动

资料汇编》为主体，兼用其他相关资料，对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情况做个整体性的初步研究。

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是从宏观上阐述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以充分展示本文的研究主旨。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研究动态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第一章，对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主体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的建立及

其活动进行了考察。第二章，揭示了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即

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其中包括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宣扬反帝反封建、

鼓吹阶级斗争和提倡文艺大众化等。第三章，考察了左翼文化者站在

无产阶级文化的立场上对“反动理论”的批判，主要是对三民主义和

自由主义的批判。结语，从历史渊源来诠释左翼文化运动在革命文化发展史上的位

置，从社会群体的特点揭示了左翼文化运动兴盛的原因以及其产生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研究.kdh 2007 硕

摘要：20世纪80年代，“革命”被视为政治集权体制之下“苦难的历史”，而“市场”则建构了全球化时代人性解放的“乌托邦理想”。作为资本主义国际大都会的上海与全球化时代

的上海在世纪末的传奇里合奏着一曲交响乐，互相映衬、熠熠生辉。而社会主义上海的文化逐渐销声匿迹，左翼文化传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当“怀旧”的盛宴尚未落幕之际，新世纪关于“左翼上海”研究已经启程。左翼文化语境下的上海叙述，更为关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策源地的上海，更为关注作为工业生产基地的上海，更为关注霓虹灯光影之外的世界。工业城市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上海”的论述恰巧弥合了百年历史的断裂带，为社会主义上海的历史现实建构了存在的合理性。

…………“左翼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当“创造社”于 1926 年大力鼓吹和提倡“革命文学”时，已把 1919 年“五

四运动”开创的文学革命路线逆转过来，将文学带进政治的轨道；
却又反过来被

政治拴在铁道上，成为改革社会的火车头。这对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旧中国

确是产生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改造旧世界和建立新中国。

“革命文学”在因势利导下终于登上文学主流，配合着中共主导的解放战争

一统天下。毛泽东文艺理论和思想已成为“革命文学”的最高和最重要的指南和

境界。换句话说，“革命文学”统领了中国文坛达半个世纪之久，而在“文化大革

命”终结后才逐渐退出政治及文学舞台。

这五十年的革命文学不仅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而且也牵动

中国人民的思想和心灵，那是因为“革命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运动，一种不

断变化的全民运动。

不仅于此，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也在同一个时期辐射海外而历久不息，

尤其是华人麕居的马新社会，终于形成马华文学的主流而被称之为“马华左翼文

学”或现实主义文学。究其因，不外是马新社会的独特性，拥有数以百万计的从

中国移居的华人，与中国人民血脉相连，命运休戚与共，起而响应中国的革命和

民族解放运动；
尤其是抗日促使马新社会追求独立，以摆脱殖民统治，进而跟着

中国的革命步伐起舞，因此中国的“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也就不可避

免地成为政治革命和改革的急先锋。

就此而言，“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基本上是两位一体的，名称不同，

实质没有差别。在战前是通过南来的文人建立起马华左翼文学；
在战后则是通过

左派统战培养的本土化文人继承和坚持既定的左翼文学路线，并赋予现实主义文

学这一普遍性名词，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表达同一个思想和立场，以为政治议程

服务。

本文就是针对这一历史事实，从 1926 年到 1976 分开五个阶段论述中国的“革

命文学”如何在不同的时期影响了马华文学的走向。几乎每个时期的变化，都是

中国主流文学在牵动马华左翼文学。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马华文学曾力图建立起

其独特性和自主性，以有别于中国“革命文学”，但因出自同一思想源流，先是以马克思主义及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作为导向，后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依归，始终无

法构建本身的理论系统，反而是亦步亦趋与中国的“革命文学”一道宣扬为工农

兵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最终因背离了国情而与中国的“革命文学”一道为

“文革”的失误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换句话说，马华左翼文学也因“文革”的终

结而走向尽头，失去了导航方向和理论依据，迷失在文学的十字路口，不得不在

80 年代退出文学阵地。

因此文中所阐述和评论与总结各个阶段的“文学与政治”的二合为一的关系，

旨在提供一面历史镜子，揭开一个时代的文学如何在政治大风大浪中浮沉与共而

失去其主体地位，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和舆论武器。结果它也因政治气候的

转变而宣告消失，结束了中马文学长达 50 年的“父子关系”。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_1926_1976_.kdh 2007 博士

1987年“解严”(解除戒严)至今，台湾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思想和理论领域

也发生了许许多多事件，产生了一系列或充满差异或迥然不同乃至对抗性的话语。

本文试图返回到错综复杂的台湾当代理论场域，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话语、本土

主义以及台湾社会独特的左翼论述的历史演变、复杂纠葛和种种问题作出较为深入

的脉络化的和结构性的分析，指出“解严”后的理论思潮深刻地嵌入台湾当代的社

会和政治思潮之中，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张力和诸种分歧乃至冲突。当代台湾

知识界引入各种理论资源对“何谓台湾”和“如何阐释台湾”这两个重要问题提出

了一系列充满歧义的观点和看法，这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理论格局，也带来了理

论的紧张和焦虑。解严以来，以国民党“威权统治”为抗争对象的“反对运动”已

经进入终结的历史时期，这导致了思想的转折和人文思想界的分化。一方面以“本

土论”和“台湾民族论”以及“国族”话语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浮出历史地表，

并且形成强大的话语力量，逐步获得文化霸权的位置，一种大叙事被另一种大叙事

所取代;另一方面反抗“新意识形态”的声音也浮出水面。本文尝试把一系列的理

论问题一一包括后现代与后殖民话语转换、后殖民论述在台湾的分歧、殖民现代性

的幽灵、本土论的兴起与演变、传统左翼的困境与复苏、后现代与新左翼思潮的关

系一一都放置在这个结构和脉络中予以理解和考察。我们认为:“解严”后台湾理论

界的种种分歧隐含着一种“阐释台湾”的紧张与焦虑，台湾知识界如果不能回返到

历史、文化和政治以及人文价值的基本面，如果不能真正重构出一种有关秩序和正

义的思想，这种理论的紧张和焦虑还将持续存在。

…………后殖民·本土论·左翼思潮一一当代台湾理论思潮研究(1987一2007)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