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的“地方”与“山民”的黄昏_富再生山有远亲
时间：2019-03-30 03:11:3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无限加速度前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高铁时代并没有降低写作的难度和自由的可能，只是我们过于迷信和乐观于时间的进步神话。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给写作者制作出种种难度和困境——政治年代如此，经济年代同样如此。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诗学地理和诗歌精神在加速度前进的“拆迁队”和城市推土机以及进化论的时代幻觉面前已经日益憔悴、破碎与消弭。而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泛写作”或消除了写作难度与敬畏之心的“低写作”潮流的影响下，我们不但很难看到语言精粹、想像奇特、技艺超拔而且在思想的先锋性、前沿性、独立性和自由性的探索上都相当出色的作品，反而是大量复制性的“山寨”写作的雪崩之态。尤其是在“个人化”的美学视野下一部分诗人过分沉溺于“个体”的幻觉并坠入到“不及物”的迷阵之中。
刘福君大体和其他同时代诗人一样经历了政治、农村、贫困以及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城市、机器和欲望的轰鸣。而可贵的是刘福君在诗歌面前时时担当了一个冷静的沉思者和审慎的观察者。他在时代巨大而混浊的声响中心无旁骛地准确测量着这个纷扰的年代，也在时时的眷顾已经远远逝去年代的人世沧桑。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降，古老温润的农耕庆典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了黄昏最后的闪光。那曾经的一切，那古老乡村土地上的一切都在飞速行驶车辆的后视镜中远去。在这场颇具祭奠意味的仪式与挽歌中，大地、乡村、自然之物，迅速成了一种眷恋式的经验表述和照看的苍白。而在一个写作方向和诗歌趣味愈益涣散的媒介化和“去地方化”的拆迁时代，一个“小地方”却可能呈现出社会、历史和当下的最为真实的层理和隐秘的部分。显然，刘福君近期的组诗《上庄人物》就呈现了一个由“小地方”而生发出来的具有实实在在的现实感、寓言性和历史想象力的图景。“上庄”作为精神性的“地方知识”经由想象和再生而成为诗人的“母体”，这甚至成了刘福君多年来诗歌写作特有的一种呼吸与精神成长方式。
我想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都不会“诗出无名”，同样刘福君的写作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巨大的底座——“上庄”。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拒绝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而问题是中国越来越多的诗歌已经呈现出看似自由却实际上不断趋同化的写作趋向。换言之，中国当下的诗歌不是个性越来越明显，而是被置换和消费的部位越来越多。无论是草根写作、底层写作、（新）农村写作，还是城市化以及翻译体式的全球化写作，这些诗人和诗歌的面目已经模糊，声带已经虚假，甚至连血液都是荷尔马林的味道。我们已经分不清张三和李四的区别，分不清河北和北京的区别，分不清南方和北方的差别。海德格尔曾强调的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但是我想合格的尤其是优异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诗歌话语的方式反观、回溯甚至命名、发现、挽留和“虚构”一个不断远去和受到挑战文化地理的“故乡”与“出生地”。基于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不是地方产生了作家，而是作家通过写作产生了一个个“故乡”。而这个“故乡”和“出生地”又是如此胶着地与个体生命、现实境遇和历史烟云融为一体又相互打开。在黄昏晚风中，我看到一个孤独的孩子在落寞中注视着乡村事物如轻烟一样渐渐远去，旧日乡村的历史和当下的乡村以一种空前的紧张和分裂在拉扯着他的神经。而这个溯水而上的人以一种古朴的具有雕塑感的方法让这一切远去的和即将远去的一切在显影纸上扩散、显现、放大和定格，为中国农耕时代的黄昏镀上了一层金黄而沉重的诗歌油彩。而平常的“上庄”更多的时候呈现了灰暗的色调，沉寂和寒冷成了常年不变的背景。在刘福君这里，时间、记忆同“上庄”温暖而疼痛地胶着在一起，诘问和喟叹不时发出低闷的声响。记忆似乎成了一场场不经意间播放的默片，唤醒的是陈年往事和脆黄年代曾经的鲜活与过往。
刘福君面对的现实和想象中的“上庄”，除了这些灰黑色景观的抒写，还有大量的乡村死亡叙事。这种无处不在的乡村背景下的死亡抒写就像一道道尖利的闪电掠过了黑暗中的乡村墓场。它以空前疼痛的方式刺中了一个又一个被怀念塞满的隐忧的灵魂。刘福君的乡村死亡的叙事是与山民和家族故事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斑驳不堪光阴中的乡村亡灵承载了沉重异常的历史，而这历史在刘福君这里得到的是最为个性化的呈现。换言之，刘福君以有别于以往宏大历史叙事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廓清了乡村以及乡村死亡的尘霾，还原出了乡村和生存的真相。面对着往日影像中的乡村，在黑色的诗行之中乡村中的死亡显得宁静而荒凉，平淡而寒冷。好像平淡无奇的死亡本身就是乡村的日常生活。就像那束灰白的头发，已经成为乡村的基本颜色和表征。它不可怕，也不可人，就这样日复一日波澜不惊地存在着而已。刘福君像是秋霜落日下的一个耐心的忍受寒冷的观察者，在渐渐的萧瑟中他不断听到生命消殒的声响，目睹了时间寓言的沉重阴影。在刘福君这里，我领受了不无寒冷但也不乏温情的山村命运，我也同时看到了时光和生存场景中黄昏山庄上空那令人心悸不已的闪电。时间给我们留下了越来越多的难以排除的沉沙，往日的河水已经被干冷裸露的河床所替代，而唯有诗歌的力量能够承受这一切。
而我一再强调地理和地方作为一种知识、精神基因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不是说这与诗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是表象化或相冲突的，而二者恰恰是共生容留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中未能得到有效的确立和发展。这让我不能不想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生尤其是后期诗作更为关注普通甚至卑微的事物。他的眼光不时地回溯到他遥远的南方故乡。故乡的这些自然景观和平凡事物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最为重要的元素和驱动力。聂鲁达的一生就是时时走在回望故乡的路上，南方的雨林、植物和动物都成为他诗歌创造中伟大的意象谱系，“我从幼小的时候起，便学会了观察像翡翠那样点缀着南方森林朽木的蜥蜴的脊背；而凌空飞架在马列科河上的那座高架桥，则给我上了至今无法忘怀的有关人的创造智慧的第一课。用精致、柔美、会发出声响的铁带编织成的那座大桥恰似一张最漂亮的大琴，在那个明净地区散发着芳香的寂静中展示它的根根琴弦”。在阐释地理环境、“故乡”知识与诗歌写作以及诗人性格之间的关系时，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也非“环境虚无论”者。而是我更愿意注意到诗歌与文化地理和“精神风水”之间复杂而深具意味的结构。而全球化和城市化正是以消弭地区特征、文化区域、民族根性和地理景观甚至个体思想方式的“地方化”和差异为前提和代价的。我们已经目睹了个体、差异性和地方性、民族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阵痛。由此，“在地方”的写作就具有弥足珍贵性，当然也具有不言自明的尴尬性。由此我更为认可罗伯特·佛罗斯特所说的人的一半个性是地域性，而这种已然不是单纯空间属性的，而更多带有文化象征层面的地域性写作显然在新世纪以来遭受到了限制甚至规训。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福君的“上庄”中大量的象征性的地方性场景。这一个个带有土味、咸涩味和庄稼味的“地方”更多是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家族与时代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在欲望和虚无夹击中“向后眺望”不能不是诗人的选择。而强大的诗歌精神和“出生地”的根性元素却都尴尬地成为“空荡荡”的被追悼的词。具有开阔的容留力和不断盘诘的摩擦甚至疼痛理场景的诗歌在刘福君“上庄人物”中并不乏见。而正是因为“地方性”在一些诗人那里可贵的恢复和重新确立，这些诗人的“地方诗学”也呈现出了个性化和差异性以及不可替代的有效性与重要性。布罗茨基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这句话在当下语境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转换为诗歌是对“地方知识”的记忆。一条条河流之下是痛苦的亡灵，而诗人内心的闪电成为唯一能够照彻这里的亮光，而这些亮光则由一个个针尖组成。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为金钱感动得流泪的人，而是缺乏一层层剥开时代洋葱而泪流满面的人。我在刘福君以“上庄”为核心和精神“基地”的诗行中看到了日常化的真实的生存场景和想象性的“地方”场域。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设置大量的戏剧性、想象性但同时更具有强大的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在这些苍茫的场景中现身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可观的心理能量。这也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代表相之下的真实内里。实际上，这些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一起“虚拟”、“再生”的景象实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创造性空间。诗人对“地方性”知识的重新阅读、发现甚至建构，正在形成不可替代的精神“基地”和根性地形学。
一个时代宿命使刘福君成了“乡愁”的携带者和方言“母语”的“腹语术”的练习者。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乡愁”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对故乡的留恋和反观，而是更为本源意义上的在奔突狂暴的后工业时代景观中一个本真的诗人、文化操持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隐忧者的人文情怀和酷烈甚至惨痛的担当精神，以及面对逝去之物和即将消逝的景观的挽留与创伤性的命名和记忆。一种面对迷茫而沉暗的工业粉尘之下遭受放逐的人、物、事、史的迷茫与坚定相掺杂的驳杂内心。无论是面向物化或精神化的“地方”，还是面对广阔而布满荆棘的“现实”，诗人除了具有观察、感受、发现和语言创设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一种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才能。这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不仅呈现了诗人个体生命的真实纹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个体视阈中生命、历史和社会的真实内核。据此，个体、历史和社会在个人化的记忆观照中获得了更为真实可信的空间。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显豁和噬心的问题。换言之，历史想象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兼具时代和生存的历史性。那么，与这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所牵扯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个体的精神成长史，也是一个地方、一段历史的个人化记忆方式，比如“与鬼子拼死八年的故事 / 你给我讲了很多很多 / 三年内战 / 你却一句也不愿多说”（《“五虎”之一雷永顺》），“我把这些写进作文 / 老师同学都夸我写得形象生动 / 但我没写你是‘富农’出身 / 没敢说你挨过批斗，是‘牛鬼蛇神’/ 因为你和大家一样 / 吃不饱饭，一样天天劳动 / 一样拖着一条看不见的穷根 / 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篇作文 / 只是时间久了，纸也开始发黄 / 字迹模糊，我摸过的地方 / 越发模糊”（《作文里的老姑爷爷》）。个体所经历的岁月和历史正如梦游的远山和流水不断浮现于诗人的记忆与诗行之中。这个时代我们真的需要“回乡偶书”吗？刘福君则在“上庄人物”中不断在个体、现实与历史中反复锤打，他雕凿着一个人的山地志模印，接续着一个“地方山民”的根性记忆和一个诗人的灵魂隐忧。值得注意的是刘福君近期的诗作“上庄人物”命运的“本事”色彩和想象的创设图景。而刘福君的诗歌自觉地与灵魂、现场、地理、生存、文化和历史产生了多层次的精神交叉和不停的摩擦。这些带有乡村背景的图景在理想主义的乡土晚景的失落和欲望勃起后工业时代的夹缝之中显得落寞而尴尬。我曾经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一个没有时间感的诗人和诗歌是不可思忆的和不可靠的。由刘福君的“上庄人物”我不能不想起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说——“在诗中，回忆具有根据个人的追忆动机来建构过去的力量，它能够摆脱我们所继承经验世界的强制干扰。在‘创造’诗的世界的诗的艺术里，回忆成了最优秀的模式。”这种时间感不仅呈现了生命个体面对残酷的黑色时间的痛苦、冥想以及对宿命性的参透与磋商，而且这种时间感还呈现了诗人对自身、灵魂、出生地和历史的深层次的观照与反思。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刘福君写作“上庄人物”这一题材视阈的难度与巨大挑战。因为在新世纪以来，随着底层、打工、草根和乡村题材成为新一轮的道德神话和时代圭臬，跟风的、复制的、矫情的所谓“民生”写作铺天盖地。相反，我们看到的真实的、个性的，既具有个人深度又具备时代高度的诗作却是乏善可陈，数量和质量之间出现了如此反讽的时代图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尽管目下有一些诗人自命或被命名为后移民时代的“乡土派”、“新乡土派”、“农民工派”或“草根”诗人，但是真正体悟当下语境中乡村的家族、历史和个人命运，能够具备震撼人心膂力的诗作却是相当匮乏。当人们普遍陷于工业化和科技理性的官能欣快症，当一些貌似真诚的批判者在浅尝辄止中喷出各种哈气时，真正能够穿透生存的迷雾发现“黑暗中”的疼痛的诗人肯定是弥足珍贵的。刘福君却在真正意义上从生命和语言的临界点出发，从血脉的根性出发所抒写的“上庄”山地繁复的气象铺展开不断决绝但又犹疑的文化地理学上的“乡愁”。从农耕情怀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沦落到此后急速推进的工业时代再到后社会主义时代，尽管刘福君的诗歌写作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他一直存留着一个黑色精神“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和胎记。这正是我想强调的，在当下中国写作“底层”和“新农村”等具有现实介入题材类型的“当代性”诗歌是需要的，我们需要具有直面现实和担当精神的诗人，但是我们需要的又不是简单的“伤痕性”的、“感动”的、“疼痛”的诗歌和简单庸俗的时代伦理道德的“苦难”和空洞的能指。显然阶级文学的传统和中国的“新左派”所关注的底层、控诉贫富差异在“底层”和“新农村”的写作中得到了最为及时和有力的呼应。甚至在一些诗歌中打工者、底层、农村和弱势群体成了被反复展览人性“丑陋”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底层”和“新农村”概念是与所谓的中产阶级诗歌相对立而出现的，过于强烈的阶级归属和道德属性使得这些作品在整体性上出现了思想探索性的下滑。在当下的各种杂志和媒介中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已经是以惊人的速度复制。甚至这种带有阶层和苦难叙事的写作类型已经成了新一轮的主流话语。由此可见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和新移民运动的语境中“新农村”和“底层”等已经不再是中性的题材问题。这一人们谈论的“公共话题”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和道德论倾向。“新农村”和“底层”写作已经成为日益高涨的诗歌“主旋律”，一体化和集体化的症候越来越显豁，这成了粘合各种诗学观念的良方。而这也使得这种题材的写作带有了因一哄而上而导致的思想的贫乏和拙劣的仿写。可以肯定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低估我们目前所处时代的困境。
而刘福君的“上庄人物”尽管个别诗作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整体上而言刘福君的这些关注“乡土”的诗歌因为同时打开了个体、家族、命运、生存、当下和历史之间的错综通道而具有着同类诗歌写作启示性的意义。与一些所谓的时下的“新乡土”诗人比较，刘福君的“上庄人物”诗没有伪饰的涂抹和虚假的呻吟。这些诗在富有象征性的场景设置和个人感怀的具体意象的创设，以及情感的抒发上都相当准确而具有感染力。而我想刘福君之所以他的诗歌中出现后顾式的故乡和乡土影像，这更多是来自于本能和本源性的语言与生存和生命之间的相互感召。正是这种强烈的感召使得诗人成了一个在过往（历史）和当下（“现实”）交错中的谦卑者、介入者、观察者和叩问者。一切人物和物象都以其强大的体温、倔强的生命奇观、心理势能和空间场域吸引着诗人的神经与内心。他们在这些物象身上感受到的是强大的精神场阈以及个人化的想象能力，从而时间和空间都呈现出了二重性或多重性的共置。换言之，一个场景、细节或意向同时呈现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性，如过去的历史和生存的当下，如乡村、历史物象和城市的交错等等。在这些平凡的人物面前，诗人感受到的不仅是时间给予我们的真理和灰烬，生命的馈赠与最终剥夺，而且更有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与盘诘。可能，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我们无形中都应该是自然伟大之物的致敬者，对于命运和时间而言，我们人类的生活和稗草之间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面对这些来自“小地方”“上庄”的人物和图景，面对这些陌生或熟悉的命运，作为阅读者只需要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细读这些风貌迥异的心灵图景与灵魂地形。而我一次次感受到的是“因内部的流淌而负重”的诗行和灵魂的闪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