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的漂亮舌头】 形容舌头的漂亮词语
时间：2019-04-20 03:30:5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的诗人与评论家们喜欢引用一句话：“在奥斯威辛后写诗,是残酷的。”其言出自特奥多尔·阿多诺。许多胡乱引用的人不知道这段话一直在被断章取义地使用,这句话较完整的上下文语境是：“社会越是彻底,那么思想就越是具体化,它的开始就越是自相矛盾,并试着从自身去摆脱这种具体化。对灾难最外部的了解恐怕有变成废话的危险。文化批评面对着的是文化和野蛮这一辩证法的最后一级：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这也是吞噬着这样的认识,即它说出了今天为什么不能写诗的原因。把思想进步假设为自己的一个元素,并在今天准备彻底地吸收它的这种绝对的具体化,是批判性的思想力不能及的,只要它自己没有任何变化。”
阿多诺的这段话针对的是保罗·策兰,一些中国的中产诗人们动不动就挂在嘴边当香口胶的名字。策兰的名作《死亡赋格》被认为赞同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今天,《死亡赋格》已成为用诗歌来表达灭绝政策的重要证据。”耶格尔如是写道。其实,策兰在写下这首名作时,父母都为党卫队杀害,他也被抓起来关进了劳改营。而针对阿多诺似是而非的指责,策兰并不客气地在诗集《换气》的一则记录中回击道:“奥斯威辛后不写诗(阿多诺语):这儿把‘诗歌’想象成什么了？胆敢从夜莺或是鸫的角度,用假设和猜想的方式来观察或报道奥斯威辛,这种人是狂妄之极。”“因为死亡是天使,失明的是阿克拉这个地方的主人，在这儿长眠的人群中,没有在睡梦中照料我。”看看这样的句子吧。再提到集中营和焚尸炉之后,策兰写下这个句子，“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师傅。”对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精湛技艺以及它所服务的屠杀的揭露与反讽,成为德国人的一个痛点。
再回到阿多诺这里来,对于策兰的回击,阿多诺不得不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收回了他原来的名言，他说：“经年累月的磨难,就像被折磨者可以大喊大叫那样，有着许多表达的权利；因此，在奥斯威辛之后不再写诗的做法可能是错的。”有趣的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还是音乐家。这位原则上的理性主义者，坚决地反对任何非理性传统的大师,生活却是那么的非理性，他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立场,他在对时局的判决上从来就没有正确过，而他的思想,则成为1968年巴黎学生们的精神支柱与理论来源之一。
但历史那充满了辣椒加胡椒味的讽刺是：在学生运动中，阿多诺成为学生批判的对象。“阿多诺像一个变魔术的学徒,他的号召起了基本力量的作用,但他却不再是这一力量的主人。”耶格尔如此比喻。阿多诺成了学生们心灵上的导师，但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学生们运用他的理论去实验的学生运动的第一批受害者。他曾被张贴过恶作剧的海报，但他一开始时还能与学生们对话,后来这种对话变得非常困难，到了1968-1969冬季学期，学生们占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研究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帮巨头们不得不找警察出面了，让警察对全所进行清理，阿多诺则对领头的克拉尔提出刑事指控。事情在这里显出了某种滑稽，一种鼓动造反的非理性的理论，最后要借助于秩序暴力来维护自己的存在———它的合理性在现实的演绎与追问下苍白得有如吸血鬼的脸孔。
与阿多诺作对，与他所在的法兰克福研究所作对的他的学生克拉尔,被处以监禁,而阿多诺曾做过一个关于他的梦(也许只是个讽刺的编造):这个好斗的学生像个恶魔坐在他的胸口,手里挥舞着一把刀。“这不是搞恐怖吗？克拉尔先生？”老师问他,学生给的回答好像直接来自阿多诺自己的理论：“您在拟人化了吧。”更搞笑也更悲哀的还在后面。1969年,阿多诺正在做讲座时多名女人涌进大教室分发印有标题“作为机构的阿多诺已死了”的传单，三个穿着皮夹克的女学生围住他，她们四下撒花、表演着哑剧，最后在周围人群的起哄中掀起衣服裸露出她们的乳房。讽刺的是，正是阿多诺的著作《启蒙的辩证法》和《最低限度的道德》给了女人们这种“妇女解放”的希望。
耶格尔不无嘲讽地写道:“传单中表达的要让他死去的愿望很快要实现了。”没过多久,阿多诺在瑞士的瓦莱度假时,猝死于心脏病。
革命总会将革命的私生子所吞噬，左翼总是被左翼的得意门生所“左掉”，因为革命与左翼只能是“漂亮的舌头”，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一旦实践，势必引来这种“革命的悖谬”。君特·格拉斯就曾在给阿多诺的信中抱怨他没有明白地表示支持社会民主党，他的诗歌《阿多诺的舌头》正是某种失望与讽刺：他坐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有着漂亮舌头的阿多诺，与漂亮的舌头在戏闹。格拉斯以小说家的黑色幽默描述出的结果是：
很久以后，当阿多诺的舌头
被切成块，这夹心舌头，要求完整的漂亮舌头
为时已晚。
死去的人从来不能站起身
我的确居住在黑暗时代!
一个坦率的词是一种荒唐。光滑的前额
提示着一颗坚硬的心脏。那笑着的人
仍未听见
这可怕的消息。
这是布莱希特《致后人》一诗的片断,此诗吸引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是“黑暗时代”一词。我更愿意将布莱希特的这个词看作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黑铁时代”一词的变体,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以“黑铁时代”命名当时的世代。他认为在黑铁时代人们不知道这世间还有羞耻(aidos)与敬畏(nemesis)———正义女神(Dike)身边的侍女,所以正义、羞耻、敬畏已离开大地与人类。“黑暗时代”在布莱希特的诗中,指的是混乱、饥饿、屠杀、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恨和处于只看见不义却没有抵抗它的绝望之中；在这黑暗时代中，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如果说“黑铁时代”还有黑暗中的质感的话，那么“黑暗时代”则只有黑暗到令人发疯的虚无了。
汉娜·阿伦特曾以“黑暗时代”为关键词去考察在这样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何为。诸如罗莎·卢森堡、布莱希特等。这些人在黑暗时代有不同的反应与作为,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努力去改善现状，这是一种“行动”的力量。阿伦特说：“历史中有许多黑暗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于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们,自然会被这样的时代所塑造,或者倾向于或者厌恶于公共领域，或者超越它或者跑到它背后，“以达成与他们同伴的相互理解，而不考虑他们之间存在的世界。”阿伦特说。有趣的是，她的考察中也“达成与同伴的相互理解”，而暂时地放弃了不义的反常的世界本身，没错,宽容与原谅是伟大的，但它有可能忽略了历史性的不义与伤害，在宽容与批判之间，,正是知识分子的难处。 朱利安·班达(在我看来他是最后一个禀持古典知识分子价值观的人)定义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品、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的活动仍然是理论的，他们也没有阻止住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了仇恨和杀戮，但是他们制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为美化它们而具有的成就感。”与朱利安·班达相反，阿伦特更赞美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里努力参与公共领域，也就是政治的行为。对于左派的女活动家罗莎·卢森堡，阿伦特抱着更多的同情，这位马克思或多或少的信徒在阿伦特的笔下获得了一种理解甚至光芒，“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的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也因为这种对行动能力的肯定,所以阿伦特这样为布莱希特开脱,没错,是开脱：“布莱希特的罪过比庞德要小，然而这罪他犯得比庞德更重，因为他是一位诗人，而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虽然我一向主张知识分子更应该待在书斋与思想里，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我仍然要感激于阿伦特对诗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能为力而犯错的开脱，她继续为布莱希特开脱,“总有那么多麻烦围着诗人,他们自身经常显露出令人感叹的行为不端……一个诗人在行为过失的时候用不着承担起全部的罪过……他对他的女友们说，‘在我这里你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他知道得很清楚，女人在男人那里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安全感———而这是诗人们几乎无法给出的。他们给不了是因为他们高蹈的事业必须避开地球的重力。他们不能被拖垮，因此他们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去承担那么多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当年布罗茨基被审讯时,审讯者问他：“你何以证明你是一个诗人？”布罗茨基回答：“我何以证明我是一个人？”有位诗人感叹道：“这个回答可以说是救了所有诗人一命。”而阿伦特对布莱希特的开脱，在我看来也是为所有诗人卸下了为公众所加上去的那些不必要的私人生活的担子。
请让我们记住这样的话，“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什么比为诗人的行为找出逻辑更愚蠢的事情了，虽然很多严肃和高尚的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当然，阿伦特开脱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包括中国当下绝大多数为了取得“赦免权”而选择文字分行的诗歌麻将爱好者。像布莱希特这样真正的诗人,他们犯下的错不是日常道德上的，而是在一个大是大非的大变动时代里作判断时所犯下的错，这样的错也是由一个时代的阴影变迁所致，所以他们不必要去承担这显然不属于他们应该承担的重担，但布莱希特选择了承担，这是阿伦特愿意为他开脱的重要原因。
我个人一向禀持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呆在书斋里思想、写作，以思想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而不是走出书斋去行动，知识分子因为先天性的软弱，他们的行动必然会变形，最终会改变他们的思想，思想的力量与行动的力量均会丧失，海德格尔、萨特即是例子。自由主义者喜欢用思想说话,而左派知识分子更喜欢直接行动,结果,历史总是陷入一种吊诡之中：你因世界的不公正而去行动,你的行动却会带来更严重的不公正。当然,雅斯贝尔斯也许不同意我的看法,在他看来政治问题是如此严肃,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它交给那些政客。而有着某种左的立场的阿伦特，也可能会反对我的观点,她对左派一直抱有一种历史主义的同情，虽然她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都看到左派天然地会通向极权主义。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何为？他们不应该是士兵、不应该是知识宗教的教主，不应该是被政治激情拥抱的“背叛者”，他应该是一个批判者,一个用思想去澄明大地，净化社会的自我坚守的边缘者,不投入权力也不对抗权力,而是用批判消解权力。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做到这一点，恐怕才能安静而从容地告别这个世界,就如斯温伯恩的诗所写的那样：
无论上帝可能是什么
都没有生命能够永存
死去的人从来不能站起身
甚至疲倦的河流也是如此
曲折而安然地流入大海
你有奢侈的自由
《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一书出版于2005年，我购买于2007年，2008年发表过关于它的评论，但惭愧的是，我一直没有读完它，它就像一个魔咒，一旦我动手去读它，我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迫使我不得不放下它去奔忙，自然，又把它扔在了一边，就这样，断断续续读了三年方读完这本书———在我的阅读生涯中对它的阅读最为漫长。
可是，在这三年中，我在许多文章中引述过它，评论过它。
可是，等我真实将它读完，却发现自己似乎没有什么整体上要说的，除了一些零碎的想法。
读完此书，我发现自己不明白什么叫“奢侈”，作者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奢侈的定义，他探讨了这个概念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奢侈的定义在不断变化，对它的道德评价也在不断变化，但总体说来，有一个从贬斥它到对它去道德化的过程，在古典时代它在道德上是负面的，在现代，它是与道德无关的。而按我的看法，接下来的时候是对它唱赞歌的时代———随着自由的进步。
之所以不好定义什么是奢侈，是因为它与“必需”相对，“必需”的边界在不断变化与移动，随之奢侈的定义也就不断移动，没法按结构主义或历史主义的做法去寻找出一个恒定不变的奢侈的定义。也就是说奢侈有可能是背景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背景论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要确认出什么是奢侈，就先要确认出什么是必需，要确认出什么是必需，就要确认什么是需要。奢侈代表的是欲望，欲望与需要相对，可是，我们没法确认公众而言哪些事物是需要，所以欲望的区别也就不是一件明晰的工作。对于需要，人们持非道德判断甚至正面的态度，于欲望，人们持批判的态度。可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某些人某些地方的需要于另一些人另一些地方却是欲望，反之亦然。既然欲望与需要之间处于不断移动的边界状态，所以要准确区分需要与奢侈诚为难事也。
本文绕过对本书内容的复述，谈一些读者的看法。
书中的最后部分写道：“奢侈的第二条罪状是因为其浪费性……拉维勒耶在他的谴责中，就断言奢侈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它引导人们在无用和多余的东西上挥霍，而这些本来可以给穷人的。” 这一段让我想到我这段时间的一个困惑：为什么我需要在日常生活最后触及到的地方花费绝大多数的金钱与精力？比如因为要偶尔参加一些晚餐聚会，五六点时站在路边很难搭到的士，于是我便想要一辆车；因为要去一些较为严肃正式的场合，所以我购买了一些昂贵的衣服……于普通人而言，一场病会花费他积蓄中的大部分。你当然可以指责我在细枝末节上的消费，但你不可以指责一个病人治病的消费，但其实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有是在最偶然与最小的部分花费最多的金钱与精力。好了，在此我们也许触及到一点奢侈的本质：在共同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你有能力并且愿意、或者你没有能力但也要为这些最小的部分去投入最多，你就会被指责为奢侈；如果你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投入，只利用公共既有资源———公交、的士、常规药……去解决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你就不会被指责为奢侈。可是，只利用公共既有资源，我们知道往往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甚至会带来更大的问题———迟早引起的不必要的损失、着装引起的机会的丧失、普通药品引起病症的恶化……所以，选择利用公共资源去解决问题与用最多的自己资源去解决问题，在道德上是一样的。在此对比中，我们会发现，对奢侈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在日常生活最后触及到的地方花费绝大多数的金钱与精力？我昨天的感觉是：因为内在的自身或外在的环境出现了失衡。如自己的生活处于种种平衡的状态，社会环境也处于种种平衡的状态，你就不会出现意外，就不会为这些意外去花费最多的金钱与精力。可是，你能保证自己大多数是平衡状态？你能要求社会一直是和平的平衡状态？不能，所以人类只好一直忍受这种可恶而无可奈何的悖谬。
在这种悖谬面前，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欲望与条件作自由的选择：选择不同的解决方式。作者在最后部分写道：“在现代思想中，自由主义强调国家间接行动，因为它愿意把欲望看作表达个人偏好的声音，不相信关于需要的种种言论。相反，社会主义强调直接的国家行动，因为它怀疑个人欲望自欺或缺乏真实性，认为需要是基本的分配原则。”这是非常好的一段话。从对欲望与奢侈的态度上可以区分出自由国家与极权国家，在自由国家中，允许你按自己的喜好与欲望去解决你所碰到的问题，或者凭空生出的纯属不必要的欲望（真有这样的欲望？）所以你购买奢侈品（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欲望是正常的，你浪费（真有这样的傻瓜？）自己的金钱的做法也是正常的，所以你完全可以在最意外最细枝末节上花费最多的精力与金钱。而极权社会则不同，极权社会的政府比你更知道你的哪些是需要，哪些是欲望，哪些是必需品，哪些是奢侈品，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政府与国家帮你做了判断与选择———这就是通向极权的开始也是奴役的现象。自由国家将道德留给社会，将选择留给个人。而极权国家则垄断了本来性社会与个人的道德与选择。所以，自由主义不禁止奢侈（某个历史阶段的禁奢法只是一时的脑子进水），而极权国家则不允许奢侈的存在，努力将整个社会维持在“必需”的生活水准之下，以便于控制社会与个人，以便于造就国家的奢侈———社会工程与自然工程。
我们也许应该记住贡斯当的这段话：“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
如果你承认人皆应该有自由，包括“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那么，奢侈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它只是你解决你所碰到的问题的一种方便、体面或隆重的方式，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