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澄明及强大的人格襟抱】襟怎么读
时间：2019-01-26 03:34:1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0年的最后一天，59岁的史铁生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我们为他的辞世深感痛惜，同时又为他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而感到骄傲。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短篇小说集《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记忆与印象》等等，这些都是他留给读者的佳作。他的多部作品获得大奖：《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2、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长篇随笔《病隙碎笔》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些奖项表明，史铁生创作确实不同凡响，独特的思考往往让其作品获得了撼动人心的思想力量。尤其是他散文里的哲理思索，使他的散文影响似乎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小说。仅其写于1991年的《我与地坛》一篇，就足以让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永远铭记史铁生的名字。正如韩少功不无夸张地说过：“《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转引自陈劲节的《地坛：生命的起点――透过〈想念地坛〉看〈我与地坛〉》http://www.省略/html/article/31941.html）进入新世纪之后的2002年，史铁生仍以地坛为题，创作了作为《我与地坛》姊妹篇的《想念地坛》。这篇作品与前者相比同样精彩，而且同样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它被选入江苏版的《现代散文选读》（丁帆、杨九俊主编）的必教必学篇目。鉴于很多读者只在意前者，而不注重后者，故对《想念地坛》进行深入的解读和评论，进而解读用生命写作的史铁生，无疑是对他最有意义的纪念。
选择文学写作并且死而后已，以此作为个人生命过程存在的那一份坚守、那一份价值与那一份美丽，这是与史铁生个人坎坷的悲剧命运因果相关的必然。他于1969年到延安插队，1972年因病双腿瘫痪回京，这是他第一次大病。但他没有因此消沉，而是选择了文学作为人生追求与谋生的事业。后来又患肾病并得了尿毒症，每周需透析两三次方可维持生命，这是他第二次大病。对于常人来说，如果先后遭遇瘫痪与尿毒症，其精神很可能早就被击垮。但史铁生却看破生死，坦然处之，始终以写作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并且坚守了30多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命的奇迹；这不能不说，是文学信仰创造了他的生命奇迹。在他的作品里，有许多是以残疾为主题和题材来表达他对生命、命运等许多问题的感悟的，如《我们的角落》《命若琴弦》《病隙碎笔》等等，这些准“非虚构小说”，以作者的个人性、题材的亲历性、生命的揭秘性和故事的猎奇性，丰富了“非虚构小说”以作家自我生命为本位的创作理念与经验。（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的《非虚构小说的写作》起，至今，理论界一直在讨论非虚构小说创作的话题，今年3月21日的《文艺报》还推出了“非虚构”的整版讨论）而以地坛为题的《我与地坛》和《想念地坛》，则是作者感悟自我生命最为真实、最为深刻的作品。
地坛，又称方泽坛，位于地坛公园内，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即1530年，为北京五坛中的第二大坛，坐落在安定门外东侧，与天坛遥相对应。地坛是一座庄严肃穆、古朴幽雅的皇家坛庙，是明清两朝祭祀“皇地祗神”之场所，也是中国最大的“祭地”之坛。自然，遭遇生命劫难的史铁生到地坛这祭祀圣地不是祈愿祈福，而是为了沉入个体生命的思考。这里笔者必须简要地提及《我与地坛》的内容，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想念地坛》的思想。在《我与地坛》里，作者将15年来摇着轮椅在地坛“散步”的思考，通过如“我”与地坛的宿命、“我”母亲因“我”而与地坛生成的宿命、“我”眼里地坛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幻的景观以及一对常年相伴的老夫妻和偶遇的痴傻聋哑少女等等意象，将15年来关于生与死、灵与肉、命与缘、福与祸的纠结以及纠结生成后的痛苦与困惑，像“天问”式地、隐喻般地表现出来。如果说《我与地坛》的作者还浓浓郁郁地纠结在痛苦和困惑中间，还没有完全摆脱宿命思想的话，那么11年之后写作《想念地坛》的作者则进入了一个豁达、澄明的境界了。
史铁生对过去来地坛散步的重新认识，首先书写的是精神升华到豁达的境界。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作者写这篇散文的时空视角，是对既往的“我与地坛”的回望与反思，写作时他人并非在地坛，其思想是在天马行空的“想念”之中。他通过回望与反思，悟到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安静”。――“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在史铁生的反思里，地坛是安静的，又是不安静的。就地理的自然环境而言，这里毕竟是游人稀疏的公园，“喧嚣都在远处”；但地坛毕竟有它春夏秋冬的生机和故事，故而它的安静“并非无声”。作者之所以深深感到它的“安静”，感到它的“与世隔绝”，是因为它的安静，让自己有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动”：“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的投靠这一处静地”，而且让“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原点”。也就是说，地坛的安静让身患绝症的作者反复考量自己的生命长度，反复考量自己的痛苦与困惑，反复考量苦难对生命意志的验证，让自己残留的生命得以重新开始。这正是地坛对自己最彻悟、最恩惠的赐予。作品中有一段关于生命死亡的想象：“我记得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惟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 （这里是引用林语堂写基督教的文章《火光的威严》中的话，来表达他如受到神灵启迪而感悟生命真谛的这种状态。林文原话是：“他用一种真正高贵的声调，例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最近二千年来浮现在人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声音。”）其实，这些描述表达了作者借助西方宗教来感悟人生、看破生死的淡定、从容和彻悟，死并不可怕。死如睡眠，每个人夜里沉沉睡熟，意识无存，全然不能感知外在世界，就是小死而已；也就是听从那耶稣“温柔”“强迫”的“声音”。于是作者终于明白了，选择生还是选择死，这本身并不可怕。如果怕死，只看到“绝路”，只想到“怎样去死”，怀着百般无奈去死，这是可怖的；如果赖活，苟且做一堆徒悲人生、死乞白赖的“行尸走肉”，这也是可悲的。在作者看来，以上两种情状都不可取，否则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剧，才是精神上的侏儒。――史铁生就这样“仿佛走回到生命的原点”，豁达了，顿悟了，柳暗花明了；于是他就有了“绝路”之后的生“路”，即有了自己明智的发现与选择：文学写作。如他自己在作品中所说，“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因身患残疾或沉疴而选择文学创作的作家的故事很多。在外国，写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苏联作家保尔・柯察金、创作《骑鹅旅行记》并获得第九届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都是读者熟悉的例子；在中国，写下《轮椅上的梦》等长篇小说的张海迪，写下22万字自传体小说《只要生命还在》的大连作家刘海英，拄着双拐、只能站在电脑前写作的武汉作家曾文寂，那位38岁患了“进行性肌肉营养不良”之不治之症的广州女诗人林爽英（笔名��），那以两腿残疾、写出《兵变1938》电视剧的郑州作家郭亚平，还有北京的被网友指称为“第二保尔”的段云球、新疆因遇车祸而靠肩膀的带动在电脑上码字的郭丞……灾难之后，他们反而让自己的生命在文学的天空中更自由地飞翔。在他们中间，用哲学来解读自己残疾的生命，唯史铁生一人。归根结底，是地坛的安静让史铁生在冥冥之中悟出了“向死而生”的哲学。他从鲁迅身上继承了“绝望反抗”的思想和精神。鲁迅以《过客》中的过客形象，演绎了明知前路是“绝望”而偏执向前奋进、并且拒绝养息与拒绝他人施舍的“向死而生”的哲学。他说过：“《过客》的意思……即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函，刊《鲁迅研究资料》第9期）在《野草》中的《影的告别》《求乞者》《死火》《颓败线的颤动》《这样的战士》等等篇章中，同样演绎了这种面对死亡的人生哲学。鲁迅逝世前10年期间，其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可他为了医治与重铸国人的灵魂，而与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当局的帮凶与帮闲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他把自己的身体比作“病叶”，即使将坠，也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在极短时中相对”。（见《腊叶》）笔者以为，史铁生的“向死而生”与鲁迅的“绝望反抗”的生命哲学是一脉相承的。他也是“反抗绝望”。当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在反抗宿命、追索人生意义时，就必然进入豁达的人生境界，也就能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宁静以致远”了。如同他自己所描述的那般淡泊宁静：“有时候我设想我的墓志铭……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病隙碎笔》）
史铁生对地坛的回望与反思，其次是精神上升华到澄明的境界。所谓澄明，是指人的精神世界澄澈如水、磊落光明。作品以很多篇幅抒写与诠释着个人写作的意义。作者借用了一个“写作的零度”的概念，从多方面书写他的彻悟。零度写作，这个命题来源于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195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写作的零度》。所谓零度写作方式，多指作者在作品中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完全是机械地陈述。零度写作并不是缺乏感情，更不是排斥感情；而是将澎湃饱满的感情控制，降至冰点，让理性得以升华，从而让作者得以客观、冷静、从容地抒写。史铁生认为这个概念“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即生命的开始、人生旅途的重新出发。首先，他感到写作之于他，是“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也就是如他在前面所说，他在地坛思索自己生命何去何从之疑难的时候，忽然想到用笔来书写自己，“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就是一味让自己的思想情感命笔驰骋，如此获得了“忽临的轻松和快慰”，进而让生命“时来运转”，获得了信实的支撑和眺望。其次，史铁生对“写作的零度”言说个人的理解：回到“零度”，就是“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他从现代荒诞派作家罗伯・格里叶和创作《等待戈多》的贝克特身上，“笑遇荒诞”并以自己的体验读到了写作的荒诞感及其守望荒诞，因为荒诞“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而去冷静地追寻与确认自己生命的价值。再次，作者联系当前文坛现状，批评与“写作的零度”相悖的功利主义。什么“弃心魄的困惑于不问”，什么把写作“变成潇洒”“变成身份或地位的投资”，什么“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在写作方面绝对功利主义的表现。作者现身说法，用他在《八子》和《务虚笔记》中都写过的一个人物，形象地说明并批判这种功利主义是“天赋的诡作”：一个孩子用“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排座次的方式就轻易赢得了权力，建立了自己霸权的秩序，而且获得了“我”和另外很多孩子的“阿谀”和服从。史铁生用这个例子表白自己，写作时追求的、恪守的是“写作的零度”，是一种作为作家的灵魂自省与匡正时弊的批判精神。以上三个方面，是作者对“写作的零度”的理解和理念：写作让自己的生命超越残障、重新开始，让自我涅�之后重新拷问生命的意义，让自己面对物欲横流的世俗世界而拒绝功利主义。这些都表现了史铁生写作时的精神达到了澄明的境界，而且是全盘的澄明。诚如铁凝所说：“诚实与善思对活着的人是多么的重要。他坐在轮椅上那么多年，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更高、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走太远的路，却比更多游走四方的人有着更辽阔的心。史铁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当得起‘伟大’这个词。”（《别样生日聚会追忆史铁生铁凝赞其为伟大作家》，中国新闻网2011年01月04日）
面对于个人的生死，史铁生可以做到豁达；面对灯红酒绿的物欲世界，他可以做到澄明。在他的“想念”和反思里，还有更深度的抒写：地坛是作为他个体生命体验的精神家园予以抒写的，换句话说，地坛是他美好精神家园的符码。他反复强调的“回到零度”，就是回到他的一个理想的、至高无上的自由精神的家园。因此，在作品的结尾部分，作者意味深长地强调只有回到地坛式的“安静”，才能回到“零度”，因此才能恪守“我”自己的“精神家园”。惟其如此，他在人格情操的修炼上提出了两个“放弃”、一个“柔弱”的恪守原则。所谓两个“放弃”，就是放弃“强力”，放弃“阿谀”，就是指弃绝“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弃绝“名人，强人，人物”，以及弃绝为获得强势而在人际关系中的阿谀奉承、投机取巧、争权夺利、欺世盗名等等庸俗作风。所谓“柔弱”，就是指矜持谦谦君子的正直善行的人格，即代表着亿万普泛人群（相对于官场和商场的强势，可谓弱势群体）的自然人性，就是面对官场人格、商场人格及其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等等作风而反道使然、我行我素，就像他描述的地坛里的那些老柏树那样：“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作者明确强调，这种“柔弱”是“万物的美德”；它并非软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静聆神命的姿态”。“柔弱”之中关键一个字是“柔”字，这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柔”，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修炼之“柔”，从这方面理解，史铁生所恪守、矜持和赞美的，其实是中国传统的“温柔敦厚”的人格襟抱，既表现为外在的柔弱、儒雅和敦厚，又表现为内在的一种从容、坚韧和强大。作者从感悟自我精神世界的豁达、澄明，到顿悟人格操行的自我恪守和矜持，分明是进入到哲理境界，这就把对地坛的言说书写，引向思想的深刻和诗意的深邃。而这种人格境界是十分强大的，面对“权”本位官场人格和“钱”本位商场人格的强势，可谓是无坚不摧。作品最为给力的一笔，是把这种人格力量给以了斩钉截铁的肯定：“但要是‘爱’也喧嚣，‘美’也招摇，‘真诚’沦为一句时髦的广告，那怎么办？惟柔弱是爱愿的识别，正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剂。”显而易见，作者认为在社会日益商品化、经济日益市场化、道德日益侏儒化和审美文化日益媚俗化的今天，惟有坚守、矜持两个“放弃”和一个“柔弱”的处世原则，才是正直爱国、深怀良知、有所作为的知识精英们所拥有的护身法宝。
《想念地坛》的书写和表现是诗性和诗意的。读这篇散文，如果按照传统解读文本的习惯思维定势，去寻找时间和空间的叙述逻辑和常用的叙事的方法进行条分缕析，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作者将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听凭心性自由的、随意的抒写，字词句章似乎显得杂乱而且无序。其实，贯穿其中的是作者的哲理感悟与伴随感悟生成的激情。一般常见的散文是按照作者的感觉来写，故而有它常见的时空叙述逻辑和叙事方法。而在这篇散文中，作者是写形而上的感悟而非写形而下的感觉；作者让形而上的哲理诗情成为内在的驱力，统驭全文，故而读这篇散文分明感觉到作者一气呵成的气势和浑然一体的气概。――这里可以一斑见豹，可以窥见史铁生整个散文的大体风格。当他超越时空与生命的哲理与热烈澎湃的诗情交融，如山洪决堤、喷薄而出的时候，那就如他自己所说，再也来不及考究“词句”与“技巧”的形式，而是直摅心性、一泻千里、淋漓笔端、随物赋形；表现的则是心灵的真实、思绪的奔腾和文本的浑然透明了。形式和内容在很多时候存在着“二律背反”现象。在一般情况下，两者辩证统一起来，很难说是孰重孰轻，是内容第一还是形式第一。（传统称内容决定形式的理念是不科学的）可偏偏有史铁生《想念地坛》式的个案，当豁达澄明的心境进入到叩问人格襟抱的时候，他那“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的、山呼海啸般的哲理诗情，就让作品的表现形式仿佛退居“第二位”，而完全被吁请和被“臣服”了；也因哲思的深邃与博大，使一些诸如“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你就回到了零度”等等哲理性的箴言警句，错落于段落之中，蔚然成为与内在的哲理诗情相得益彰的文章气韵。这内容消解形式、颠覆形式、大于形式的错谬，正好暗合了巴金很另类的“无技巧境界”的理念。（原话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见《探索集》第127页。当然，也可为其辩解为至巧近拙的“无技巧”形态）史铁生与巴金灵犀相通，共持共识一个偏激得颇有哲学意味的创作理念：即散文的形式技巧可以忽略不计，但真情实感永远是它的灵魂和生命，舍此，便没有散文的佳作精品，也便没有散文的形式技巧和诗性诗意的魅力了。
史铁生在《想念地坛》里给读者做人与作文两方面的启示，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扬州职业大学，225000；扬州大学文学院，225002；江苏省作家协会，210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