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变的颜色——消费语境下红色经典的再解读、再改编】100个红色经典故事
时间：2019-05-14 03:21: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当下，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影视剧改编，红色经典的再解读、再改编已成为不容规避的热点。这一热点的形成可说是对十七年研究的相对贫乏、简单和弱化的反弹；也是新的研究方法、视野和范式演进的结果。而在影视剧改编中，更是出现了英雄人物的平凡化，反面人物的人性化，“红色”渐变为“桃色”等现象。不论怎样，面对历史，更需要一种理解、尊重和宽容。
关键词：红色经典 再解读 消解 桃色
新世纪以来，许多“红色经典”被搬上了荧幕。而几乎每一次的改编，都伴随着口诛笔伐的声浪和负面宣传所带来的高收视率。2000年，影响了几代人的经典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改编成电视剧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结果自然是预期中的棒杀和捧杀的众声喧哗。近几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也“改头换面”以“桃色”的靓丽身影屹立于天雷滚滚的影视剧改编之林。当小荧屏不断以红色或类红色颠覆观众的传统理解和认知时，大荧幕也不敢示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十月围城》、《秋之白华》等主旋律或类红色的电影也在一些政治仪式感较强的年月，借助市场之手，攻占大荧幕。而在学术领域，十七年文学研究也形成了新的学术热点。这严肃而喧闹的场面是否表明现时代的读者和观众对“红色”的钟情与还原？是否是对“告别革命”的有力反驳？以及影视改编与学术研究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双向互动？
“红色”再次成为各领域无法规避的颜色应归因于以往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相对贫乏、简单和弱化。“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文艺界作为“文革”的重灾区，理所当然地也成为了“拨乱反正”的前沿。整体言之，八十年代文学的发展逻辑是“告别革命”，但在向过去决绝告别时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当文学从长期的政治捆绑中解脱，其艺术性、文学性便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因而八十年代的文坛充斥了理想、热情和形而上的清谈等“艺术性”表征，而十七年文学的艺术价值受到极大怀疑；文学批评界的“向内转”，更使“外向型”的十七年文学遭到雪藏的命运。可以说，特殊的文化风尚和历史语境使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熟视无睹的盲点；九十年代初，捕捉当下作家的动向、跟进当下作品的研究，更容易形成所谓的“轰动效应”。对当下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就近于窥斑见豹地把握了当下文学的动向或特征，似乎也更学理化。因而，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近乎真空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表现出如此大规模的热情泛滥，也是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视野、和研究范式演进的结果。九十年代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对“文学性”的一次有力冲击。在奉行利益原则的市场面前，虚幻的唯美性、文学性，指向宇宙、人生等终极目标的高谈阔论被打得七零八落。市场，无情地以现实的利益代替了纯洁多情的文学性。文学王朝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动。相应地，批评界在经过了九十年代前期的迷茫、浮躁，到后半期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人热情地拥抱市场，有人仍固守着精英立场。在这一充满悲壮意味的转折期，以清醒的理性主义代替虚幻的理想主义成为文坛的主流趋势。而在批评界，纯美言说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单纯的审美批评轻飘得已不能承受文学研究之重。此时，十七年文学以其驳杂广阔的社会画面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更大气、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视点。新的批评话语方式，也显示出文学批评走向大文化研究的冲动，当然，在大文化视野中，社会性、政治性批评方法也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批评。它是一种突破文本内部研究、更客观、更学理的分析，而不是代表政治的立场，甚或指向对作家作品的政治批判。
学术界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热情已辐射到大小荧屏。与学术领域新的研究方法、视野的引进相似，荧屏对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也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颠覆性再解读。
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一度是强势话语，其背后所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更是不容亵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影视剧对红色经典的改变或消费，也是对其背后的权利资源重新分配的结果。不同于十七年中政治主导了生活的一切方面，当下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不再是文化产业中的唯一力量，它与市场、大众和传媒形成了四股合力，共同制约着红色经典改变的路向。其中，市场的力量日益显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迎合市场，红色经典中宏大叙事在影视剧中被尽力消解，转变为小叙事；故事的主场也从战场撤退、转向家庭和爱情。“高大全”、“红光亮”的英雄人物被从仙坛拉回人间，经历柴米油盐、爱恨情仇。为了满足观众对英雄人物原本干瘪单薄的情感世界的窥探冲动，编剧也煞费苦心，使出浑身解数，使简单的爱情线索变得丰满、立体。于是就有了《青春之歌》被置换成“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式的电视叙述，而原来以林道静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成长线索被消解在她与生命中经历的几个男人的爱欲纠葛中。《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也遭遇了“英雄美人”的情感困境，甚至演化为当今家庭伦理剧中庸俗的三角恋。也就难怪会上演曲波的遗孀等人要状告制片方的插曲了。英雄人物的“平凡化”或“烟火味”在“情”上找到了突破口，“无爱情不成剧”也成了红色经典改编中的多方默认的潜规则。“红色”渐变为“桃色”，且大有愈演愈烈，直逼琼瑶言情剧之势。
消费时代的红色经典，改编时自有一种解构倾向、低俗化趣味。这并不是因为“情”的加入，而是源于“情”的滥用。当我们看到一个单纯的文本具有了无限的阐释可能性，惊喜之余，也应警惕过度阐释现象的发生。在力图还原被简化的历史、被屏蔽的真相，回到历史现场时，也应适度约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众所周知，十七年文学本就因过多的预设因素为今人所诟病，现在，当对这些作品再解读，再改编时，也应避免以某种预设理念去图解作品。
与英雄人物的平凡化相对应，原来的反面人物在影视剧改编中也获得的某种程度的历史解释和人性复苏。贼眉鼠眼，一出场脸上就鲜明地写着“我是坏蛋”的反面人物，经过了历史的淘洗，也被还原成了“人”。他们的成长经历、转变堕落的过程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时被细细挖掘。被几个时代的读者和观众忿然诅咒的他们也有了被宽恕的理由。只因他们是由于某种机缘才走上堕落之路，并且，在沉沦中有挣扎，有痛苦，也有革命理想破碎后的人生虚无之感。这种反面人物类型的设置更彰显了影视剧的情节张力。他们本身已是一部戏，而作为反面人物对英雄人物成长的“路障”作用，也成就了英雄的长成。于是当下影视剧中吊诡之处颇多：反面人物更容易演技大爆发，也更容易获得观众的认知。
上述对十七年红色经典的改编，在“性情”上做足了文章。不论是英雄人物的爱情，还是反面人物的人性，都是对十七年文学背后起主导作用的阶级观的反驳。自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到中国，作为革命的武器，其阶级观就慢慢在有左翼倾向的作家头脑中扎根。到了激情燃烧，甚或被烧糊涂了的十七年，阶级的旗帜高扬。工农兵与其他需要被思想改造的阶级就始终被置于对立的状态。文学对这一现象当然要做“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处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成为一时创作中的不二法则。即使作品中出现如“小腿疼”类型的中间人物，也被视为逾越了既定的规矩，也就意味着作家需要继续被教育、被改造，直至符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模糊又确定的标准。“文革”后，伴随着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文坛对这一强势创作法则提出质疑，之后，形成强力反驳。经济成为举国上下首要关注的问题，政治因素固然仍干预着文学，但它动辄对文学杀伐决断已成明日黄花。阶级的界限在文学中已变得模糊，阶级论的视野已终结。与这一背景一致的则是上文所言影视剧改编中解构倾向的加强。摆脱了阶级论的视野后，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影视剧改编，都更自由，视野也更宽广。
十七年文学已成历史。这段历史存在的片面化、生活和人物被完全政治化图解等特点也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鲜明标志。不论在影视剧改编中是否忠实于这些“特点”，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这些“特点”，都有值得探讨的空间。但我们作为历史的后来者，面对历史，需要一种理解和宽容的姿态，“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在对十七年文学研究和改编时，平实的叙述方式似乎更能接近十七年文学的“真相”，而不是把历史作为一种不良情绪的宣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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