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云,泽被后世|泽被后世

时间：2019-04-16 03:21:13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党人大力借助移风易俗来推动革命，新风潮席卷一时，“自由尽是新风尚”——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
　　回望一个世纪前被辛亥革命席卷之后，依然封建残存的中国社会，人们不免思索：一场大革命，曾对当时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将哪些宝贵的财富留给了现在的我们？
　　剪发：一剪子告别旧王朝
　　 1911年12月7日，清廷迫于辛亥革命的压力，批准了资政院提出的剪发、改历两个议案，终于准许大清国的臣民自由剪发、自由留发，不再将头发作为顺民良民的标志。辛亥革命移风易俗，革命从“头”做起，清末革命党兴，辫子成为他们反清的革命目标之一。武昌首义后，独立各省很快形成一股剪辫子热潮，一条辫子的去留，成了革命的象征和弃旧从新的标志。而时髦的短发，也成了那时潮男潮女的“流行符号”。
　　后来成为大记者的陶菊隐，在辛亥革命那年是明德中学初二学生。他说：“剪辫子是光复后最早形成的一种风气，大家认为不剪辫子就是甘心当亡国奴的明显标志，于是在学校中剪掉同学的辫子，当街剪掉路人的辫子。施者每每引以为乐，受者亦或啼笑皆非。”
　　
　　毛泽东组织过剪辫运动
　　毛泽东在湘乡中学搞了剪辫运动，不但剪了自己的发辫，还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剪了十多个同学的发辫。剪辫运动兴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全国，革命党人陈其美劝谕民众，曾激昂地说：“剪去发辫，除此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革命成功后，执行最严格的命令，就是剪辫。
　　
　　女子剪发成新青年风尚
　　清末民国初年，中国的年轻妇女除部分保留传统的髻式造型外，又在额前梳一绺短发，时称“前刘海”。辛亥革命以后，进步的女青年开始时兴剪发。新女性们身着与传统服装式样截然不同的文明新装，有了更随意自由地装扮自己的诉求，而新的发型，也意味着女性解放的符号之一。
　　在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老照片上，16岁的林徽因正是清秀逼人的短发，彼时是1920年。之后，女性的发型越来越趋向自由，向着多姿多彩的时尚方向，展示着中国新女性们的自信与美丽。
　　看来，从辛亥革命始，中国人头发的那点事，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是件简单的事。头上的发，是革命的诉求，也是革命与进步的符号。
　　
　　中山装：四口袋，和一种理想
　　前襟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前襟五个扣子，代表五权分立；袖口三个扣子，代表三民主义；两个倒笔架形的胸袋，则表示革命要依靠知识分子。这就是既有潇洒英俊之气又不失民族风韵的中山装。辛亥革命后，剪辫运动沸腾，中山装盛行。
　　在民国时期，中山装是国民革命的象征。许多爱国人士目睹大量进口西装和呢绒，使中国白银不计其数地外流，他们呼吁提倡国货，希望把易服与保护国货结合。同时，加上当时政府的大力推广，中山装得以流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都喜欢穿中山装，中山装便逐渐成为中国典型的现代服装。
　　
　　诞生，孙中山来当“模特”
　　 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远渡日本横滨。从体现新政权新面貌的目的出发，孙中山先生开始构想新式服装的样式。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带着日本陆军士官服、学生装和在日本时做的早期中山装，来到当时在上海滩知名的红帮裁缝店“荣昌祥”，要求以这几种服装为基样，做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新服装。服装制成后由孙中山试穿，大家认为式样简朴庄重，胜于西装，后来便以这套服装为母本，制作中山装。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不朽贡献，广州革命政府确立了“中山装”这一名称。
　　
　　演变，多款服装都有它的影子
　　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服装，中山装对中国服饰影响甚深。新四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军装都由中山装变化而来。20世纪50年代后，人们根据中山装的基本式样特点，进行创新，设计出“人民装”、“青年装”、“学生装”和“军便装”。这些新式服装中显然都有中山装的影子，但均有改革。而“毛氏服装”是中山装改革最有特色、最成功的杰作。
　　1957年，北京红都服装店接受了为毛主席制作中山装的任务。服装店的裁缝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根据毛泽东的脸型、身材和气质特点，进行了别具匠心的改革。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使衣服更显出朝气和动感；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尤大，领口大，翻领大，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款式。
　　毛泽东很喜欢穿这种改进的中山装，在各种正式场合均穿这种服装。而中央领导也一个个仿效，不论在国内接见外宾或出国访问都穿这种中山装。“毛式中山装”因此闻名，影响越来越大。
　　自由恋爱：一种人性的呼唤、冲击传统观念
　　1914年，京剧名伶梅兰芳排了一出根据作家包天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新戏《一缕麻》，《一缕麻》讲的是一个包办婚姻，指腹为婚的悲剧。戏上演后，极其轰动，一演再演，因为这出京剧新戏正与辛亥革命后封建包办婚姻的破冰之势相呼应，激起了更多的男男女女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追求。
　　
　　革命党人首先做出了引领与表率
　　 1900年，蔡元培先生将自己的征婚广告贴在书房墙上；而到了1912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上海各报刊公开登载了《征婚广告》，在当时轰动了全国，就这样找来了革命新女性汤国梨；1908年3月，彼时的革命青年后来却成为汉奸的汪精卫在马来西亚槟城结识了进步华侨陈耕基的女儿，革命女青年陈璧君，当时汪26岁，陈17岁，引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自由恋爱，他们各自退了婚，在辛亥革命胜利的1911年修成正果。
　　武装了新思想的新青年们也跟进了
　　1917年6月8日，北京的《晨钟报》登一则社会新闻称：“鲁省某报广告栏内登一奇怪之广告，令人观之殊堪发笑——北京高等女学毕业生十七岁招亲广告：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妾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云云。”
　　经过辛亥革命和随后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作家茅盾在1922年3月29日的《妇女评论》上发表《解放与恋爱》称：“女子解放的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在那个时代，讨论爱情，就是一种革命。
　　自由恋爱的新式观念一举捅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从桎梏里解放出来的新式男女，迫不及待地用各种方式反抗礼教。辛亥年后，未婚同居渐成最时髦的风潮。
　　自由恋爱与传统婚姻，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并存，于是产生了各种“新式婚姻”，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新式妾”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新式女子因为自由恋爱，不计名分而甘愿与有妇之夫同居，成为事实上的“新式妾”。例如鲁迅与许广平，郁达夫和王映霞，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但实际上鲁迅和郁达夫是已婚男人。“赵四小姐”赵一荻，曾长期以情妇的身份与张学良在一起，直到1964年才正式结婚，那时张学良已64岁，赵一荻已52岁。
　　辛亥革命之后的广东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革命世界，新式派头。女子解放，自由选婿”，但婚姻自主之新风并非革命一成功便成为全国之新风，民国之初，自由恋爱也还只是局限在发达地区和受教育较高的国人中间，又要经过好多年，自由恋爱之风才能吹遍华夏大地。
　　1911，一声枪响
　　革命的后果很严重
　　公历了，没有皇帝了，生活要变了
　　梁启超梦中的少年中国出生了，少年中国却拖着一个垂老的影子
　　辜鸿铭说我的辫子在头上，你们的辫子在心里
　　革命成功了，移民易俗了，自由
　　新风尚刮得像一场狂野的暴风
　　当年你们是那么的有理想有范儿和有腔调
　　为我们铺起了通向现代生活的大道
　　一百年后我们仍能听到少年中国一声声青春激情的汽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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