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的精神遗产
时间：2020-10-31 08:01:27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沈葆桢（1820~1879年），进士出身，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署广信知府、江西巡抚、总理船政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等。他是历史转型期人物，做了许多一般封建官员所不敢做、不愿做的事，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无所畏惧
沈葆桢一不怕大敌当前，二不怕洋人胁迫。他在广信知府任内，太平军大将杨辅清率部万余人乘胜进攻广信。当时沈在河口筹饷，夫人林普晴（林则徐次女）写血书向镇守玉山的总兵饶廷选求援。沈葆桢赶回守城。乡绅备轿请他与夫人一起逃往山中，被严词拒绝。林普晴怀剑倚井，准备以死报效清朝。适饶廷选援兵赶来，与太平军激战一昼夜，保住广信。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内讧迭起，逐步走向失败。沈葆桢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恰在此时。封建官员平时作威作福，临难多贪生怕死。像沈葆桢这样临危不惧的有如凤毛麟角。
清朝官员从鸦片战争失败后，一反自命天朝大国的常态为崇洋媚外，对洋人唯唯诺诺。沈葆桢可不是这样。在江西巡抚任内发生“南昌教案”，因为群众误认教徒杀生人制药品，愤而捣毁教堂，驱逐洋教士，引起国际纠纷。总署要求处理教案的文件如雪片飞来。沈葆桢不肯逮捕首犯，朝廷严旨切责，他甘丢乌纱帽，自请处分。洋教士只好放宽要求，拿些赔偿金了事。
1876年，安徽建平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民众捣毁教堂，波及附近各府县。此即“建平教案”。两江总督沈葆桢经过调查，认为罪在教士，因此拒不出兵镇压。法国人多方要挟，上头压力很大，他又一次自请处分。最终还是根据实际情况，以处分闹事双方一些人，赔钱重建被毁教堂了结。
1866~1875年，沈葆桢在马尾当船政钦差大臣，筹办中国最大的造船厂，也是世界的第三造船厂。他“师夷长技以制夷”，聘请数十个英法科技人员，教中国员生学习造船、驾驶，却坚持“权操在我”，不许喧宾夺主。
开办初期，税务司美理登企图混进船政当正监督，被沈拒绝。1869年，洋工博士巴不服调度，谩骂匠头。总监督法国人日意格请准予以开革。法领事巴世栋来厂说情，被沈婉言拒绝。法领事请美理登会审日意格。美理登过分干涉船政，沈葆桢把情况上报清廷，总署同意由沈“持正力争”。
第一艘轮船“万能清”号出海试航，法国人总监工达士博要用外国人引港，多方挟制。沈葆桢置之不理，从管驾、引港到舵工、水手全用中国人，试航成功。
监工贝锦达办事迟缓，匠首布爱德盛气凌人，都被斥退。先后被开除的洋工还有：歌迭、西林、贝那德、格里那等十多人。使洋工知所儆惧，不敢再飞扬跋扈，造船质量有了提高。
英国人要在马限山上购地建副领事馆，居高临下，探我船厂虚实。沈葆桢尽买附近山地，不让建房。后学堂英籍教官逊顺虐待学生，学生罢课；
提调夏献纶处罚为首者，引起更大不满。沈葆桢将逊顺撤职，平息了学潮。在晚清失败主义笼罩下的官场，沈葆桢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保卫与建设台湾
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死避风的琉球船民出兵台南，企图占领台湾。清廷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接旨后，沈葆桢调兵遣将，以船政制造的舰船为主，组成中国第一支舰队，调动陆军万余人赴台。同时招募当地兵勇，团结少数民族，以实力为后盾，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终于签订《北京条约》，退出台湾。可以说他是抗日的先驱，保台的功臣。
清康熙以来，禁止沿海人民赴台，不许移民与土著通婚，使台湾保持未开发状态。沈葆桢奏请开禁，鼓励移民开发台湾。同时开山辟路，使运输畅通，让山地人民接触到外来文化。
1875年，台湾土人抗官起事，沈第二次赴台。为避免台湾脱离大陆，他奏准“抚番”。开山抚番是巩固台防的根本性措施。沈葆桢从思想入手，设立义塾，兴办教育，使高山族人民从此由渔猎过渡到农耕，走向文明。他请旨表彰郑成功，奉准建“忠节祠”。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和保卫与建设台湾的沈葆桢，至今还受到台湾人民的纪念。
台湾原是福建省的一个府，孤悬海外，实权操于地方官手中，官兵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定。沈葆桢奏请“整顿吏治”，建议巡抚移驻台湾。清廷决定福建巡抚每年冬春二季驻台，并增设台北府，下设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强化了对台湾的管理。他奏请派人往欧洲采购铁甲船、水雷、洋炮等，更新武器装备，在台南训练洋枪队，在澎湖、安平、旗后等处修筑炮台，加强了军事力量，把台湾与大陆紧紧连在一起。
基隆盛产煤，沈葆桢提议将台煤纳入官办，在老寮坑用机器采煤，提高产量，沈葆桢独具慧眼，革新进取，采取各种措施利国利民。恭亲王奕 对他的评价是：“经营台湾关系海防大局”。李鸿章给他的信中说道：“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后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
赶上时代 虚心学习
在近代化实践中，如何对待西化和西方文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沈葆桢设厂造船，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振兴图强，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沈葆桢办船政时，对近代科技十足外行。但他能放下架子，努力学习，除向总监督日意格等人学习外，还派幕僚梁鸣谦深入工厂，向外国员工请教。梁鸣谦（进士出身，当过礼部主事）逐日把学到的新知识反馈给沈葆桢，两人逐渐由外行变为比较内行。
沈葆桢听说北京出版一部《格致入门》，便写信向总署索取了几部。他以不自满的态度刻苦研究最新科学技术，曾写信告诉陕甘总督左宗棠：“新式船械，日出不穷。今所谓新，转眼即改，断无待其登峰造极而后取法。“
沈葆桢是近代中国构筑知识体系者之一。他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续派留学生；
“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推算历法）、制造（制机、造船等），用意日新，彼已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应该“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这样才能够不断取人之长，使“人才蒸蒸日盛。”
沈葆桢重视培养人才，从中发现尖子，敢于提拔。如出洋留学归来的船政学堂毕业生罗丰毅、严复、陈季同、魏瀚、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等，未出洋的学生如张成、吕翰等都得到重用。他们散处全国各地，当上新型军事或专业学校的监督（校长）、教官，或新办工厂的负责人，或舰长、轮舰长等。船政成为工业人才的辐射源、新技术的孵化器。
1875年5月，清廷分别任命李鸿章与沈葆桢担任北洋与南洋大臣。7月，总理衙门决定每年各拨给两洋水师200多万两海防经费。款目不少，但不足购买一艘较大的铁甲船。一心一意想购铁甲船的沈葆桢，几经考虑，认为应把钱集中使用，才能发挥更大效能。而北洋近在京畿，比南洋更需要取得制海权。11月，他一到江宁（南京）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即提出把南洋这项海防经费拨给北洋使用，三年计七百万两左右，连同北洋的经费，可以买一批铁甲舰。以此为核心，配合福州、上海等地生产的舰艇，就可建立新型舰队。他从全局着想，支持友军。这是极为难得的。
此前之1872年11月，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大型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与外国人在华办的旗昌、怡和、太古等公司抗衡。最大的“旗昌”轮船公司用削价竞争的办法，也斗不过招商局，终于亏空破产，拟把整个公司卖给招商局。招商局拿不出222万两（第一期要100万两）的购款。请求李鸿章帮助。李筹不出钱，主管盛宣怀慌了，向沈葆桢要。沈葆桢从大局出发，认为收购旗昌，自然压倒太古、怡和等洋行，答应借官款100万两购下旗昌。招商局得到发展，也带动后来官督商办大型企业的兴起。
光绪二年，两江灾患频仍，纵横数百里遍地蝗虫，灾民十余万涌向南京、苏州、上海、扬州等地。沈葆桢上奏设立捕蝗局，发动军民全力灭蝗。他采取各种办法减轻天灾的危害，如留养（截留救济灾民）、资遣（发口粮、遣返外流人员）、工赈（以工代赈，修堤浚河）、典牛（入冬农民典当耕牛，来春赎回），渡过难关，保住秋粮丰收。
沈葆桢在两江任上筑堤、防洪、灭蝗、增筑炮台、收回吴淞铁路、挽回利权、巩固国防等，着实做了许多好事。
清正廉明 弊绝风清
沈葆桢接到船政大臣任命后，因为船政工薪较高，许多人想挤进船政拿高薪，以致沈家箱子堆满了介绍信，“户为之穿”，忙得沈葆桢“舌蔽唇焦”。进不了船政的人对他怨恨仇视，不断写匿名信、小字报（揭贴），谩骂攻击。他置之不理。
沈葆桢秉公办案，文武官员犯了错误，不论职务高低，概不宽容。有一胥吏是沈家姻亲，因触犯厂规被捕审讯。说情的亲友很多，他都不买账。在审判时忽然接到父亲的信，他心里明白，当场宣称，家信讲私事，先办公事，喝令斩了。船厂需要大量铁皮，布政司主管售铁的官员故意为难，索取好处费。沈葆桢抓个属吏，以“阻挠国事，侮慢大臣”的罪名，斩首示众。
轻罪重判，小题大做，但杀一儆百，压下了船政中正抬头的歪风邪气。
沈葆桢教导人仅做清官不够，还要替民众办好事，否则，各地都有城隍庙，城隍老爷不贪污、不扰民，有这样的老爷足够了，何必再设什么官？
常见大官腰缠万贯，挥金如土，可是作为封疆大吏的沈葆桢却穷到以卖字补贴生活。欧阳昱《见闻琐录》记：“沈文肃性刚而廉，抚吾省（江西），丁忧归，不名一钱，开一笑轩（应是‘一笑来’）纸铺，写字度日。”何刚德《客座偶谈》：“沈文肃自江西巡抚丁忧归，鬻字为生，每书一联，仅取四百文。”他的书法遒劲俊健，求字的人多，却没有索取高额润笔之资，其人品于此可窥一斑。。
沈葆桢经常接济亲友，而对子女开支却有限制，不准随意挥霍，成年子孙则要自谋生计。他写信劝导子侄努力学习，不要争权夺利，求田问舍。他作为一品大臣，宫巷旧居并不比人家特别高大。死后也未留一亩田地。
沈葆桢勤俭一生，穿的貂褂霉烂，不敢另做，认为“省一件衣服，即可救无数人生命”。他“薪俸到手辄尽，未尝有余”，离开船政时，欠下船政4000两银子，在两江总督任上才还清。他有七个女儿，办不起嫁妆，新娘的首饰，有些还是借的，婚后要还给人家。
光绪二年，福州遭遇特大洪水。他挪用自家墓祭和聘请家庭教师用以生息的钱3000两，送请福建巡抚丁日昌代办救灾，然后借钱补上这一项。如此善举，他却要丁日昌保密，不要上奏朝廷。
沈葆桢不摆架子，对下属有事多亲自写信，称兄道弟，措辞谦逊。接下属禀札，也写“捧读赐书，辱承垂注拳拳，感难言喻”。连写给秀才的信也说：“读手教……”
敢于承担责任
沈葆桢办船政之初，上奏道：“今则督艺徒者匠首也，而匠首之智不如艺徒；
督匠首者绅员也，而绅员之智不如匠首；
督绅员者臣也，绅员能知其大意，臣则一无所知而已矣。”
1868年6月，马尾一场大风浪，冲崩船厂江岸数十丈，逼近船台。他不把问题推给天灾，而是担起责任，上奏自请处分，同治帝准吏部议，按防范不严，给他降一级留用的处分。这并没有降低他的声望，反而严肃了厂纪厂风，谁也不敢马虎。
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接到继任船政大臣丁日昌来信反映厂中火药受潮。沈写信承认自己疏懒，才使员弁失职，导致火药潮湿。从这几件事以及南昌、建平二教案中多次自请处分来看，沈葆桢不管大事小事，都勇于承担责任。
沈葆桢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他也有许多错误和过失。特别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帮凶。但瑕不掩瑜，他刻苦学习、钻研科学技术的精神；
敢于正视自身错误，纠正错误，不怕丢乌纱帽，敢于自请处分的负责精神；
把一腔热血倾注于国家的命运以及心怀人民的高尚情操，都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