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中宽心与诚心
时间：2020-09-13 08:17:3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生命中宽心与诚心
我是城隍庙的“小财神”
1922年，我出生在上海南市老城厢的一个封建大家庭，祖上是“城隍老爷”。原来，元末明初有一个进士叫秦裕阳，他弃官扬州而隐居上海，为母守孝，办义学，行医道，修水利，死时78岁，明太祖说他“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土”，封他为第二代“上海城隍神”。我，就是他的第27代后人。
后来听大人们说，我出生后差一点被送人，还是父亲觉着在财神之夜降临人世的我，说不定真是一个“财神”，日后会给秦家光宗耀祖，这才把我留下。父亲按照“德”的辈分，给我取了个正式的名字——秦德和，取和和美美、和气生财之意。
我小时候，文静极了，让我睡就睡，不吵不闹。长大后我的头型是扁的，估计就是小时候睡得太多的缘故。若让我站在立桶里，一站也是几个小时，我就睁着眼睛看着妈妈做家务，不给吃不给喝，照样不吵不闹。妈妈总是和别人夸我：这孩子真好带！可恰恰在这一点上，妈妈看走了眼。文静柔和只是我的外表，内心深处却是野性和泼辣，并很快显现出来。
从我有记忆起，我就不喜欢这个家。
到我这一代，家道虽已败落，但家规仍非常严格，祖父去世后，长子为大，伯父成了家里的权威，考过秀才的伯父比较保守，他不让女孩子进学堂、只能念私塾、天气再热也不允许不穿袜子、衣服要袖子很长才行。在我的眼里，高高的围墙，黑黑的石库门，阴沉沉的，把我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离了。
当然，生活也有不枯燥乏味的时候，那就是过年和陪外祖母看戏。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过年。在那时，古旧的石库门房子有了不少生气，翻出了许多平时少有的新花样。先是忙着办年货、做年糕。一家子大人小孩坐在一起，边做边吃，气氛欢乐。接着是祭奠祖宗。大厅里摆着一桌又一桌的祭品，鱼肉、糕点、桂圆、红枣和水果。小孩子在大人们的吆喝下，一桌子一桌子轮着磕头，祭完祖宗，抢吃糕点和水果，其间的快乐是平时所没有的。临到夜晚，是另一番景象。大厅里蜡烛红火，天井中放着烟花。就连平时最严厉的大伯，也早早地把各个大厅里挂了一年的字画收藏起来，换上新的，人也显得格外和蔼。
陪外祖母看戏更是件高兴的事。祖母爱看沪剧，是个沪剧迷。戏文中讲些什么，我不懂，图的是热闹。没读书之前，我对世间懵懵懂懂的认识，大多是从祖母讲的戏文中得来。更为重要的是，陪祖母看戏可以接触外面的世界，呼吸新鲜空气。想象着高墙之外，我总想着飞出去。
绝不仅仅是反叛
六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跟父亲说，一定要上洋学堂。当时，父亲手中并不宽裕，本想等大哥和大姐有了工作以后再让我上学。但我天天追着他吵闹，他最终同意了。
曾在洋行工作过的父亲很开明，对外来文化也较能接受，经常带着我去听音乐会、看电影。看得多了，我能背出一大串演员的名字。一次，听说大明星蝴蝶要到南市的一个地方去剪彩，我喜出望外，兴冲冲跑去，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我力气小，被挤来挤去，结果什么也没看见，扫兴而归。后来我又梦想着见到阮玲玉，和她说几句话，可惜不久阮玲玉因为不堪舆论的诽谤自杀了。
大姐比我大十岁，是我上学的支持者。学校开家长会，也是大姐代表父母去参加。她高中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做出纳。她思想进步，常开导我：小孩子应该多参加点社会活动，见见世面，丰富点儿知识。在大姐支持下，我参加了南市少年宣讲团的活动。这是个进步组织，形式类似于现在的少年宫。在那里，我看了《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等独幕剧和芭蕾剧。我还第一次看到了复兴剧社演出的话剧《雷雨》，凤子演四凤。当然，我绝没有想到，多少年后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我会成为四大名旦之一。与此同时，大姐又把自己看过的书推荐给我看，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书中讲了什么，我半知半解，朦朦胧胧中意会到些什么。
小学毕业后，我进了中华职业学校。父亲让我学的是商科，因为父亲觉得，银行是金饭碗，做个职员令人羡慕而体面。既然我是在接财神之夜出世，属于大吉大发之人，学商科自在情理之中。但我对商科没有兴趣，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老师或作家。但作为女儿，我服从了父亲的选择。
我上了职业学校，人变得越来越不安分。终于有一天，学校的训育主任通知我，要家长来学校一趟。因为大姐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所以父亲要她代表家长去见训育主任。终于知道了校方的意图：一个活跃的女同学会使男同学不安心，为了使男同学安心读书，活跃的女同学必须退学。这样的因果推论，简直荒谬绝伦。中华职业学校是我大姐的母校，她对学校的情况比较熟悉。对训育主任也有所了解。他是一个国民党员，常常阻挠校友会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是个十足的伪君子。我是抗日活动积极分子，示威游行有我，静坐请愿有我，演抗日戏有我，我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所以，他这次是拿我找借口开刀，杀一儆百。
大姐听了训育主任的话，非常气愤，回家后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父亲没有责怪我，很快给我找了一所新学校——仿德女子中学。仿德女子中学是南市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全校除了几个看门和打杂的老头外，学生和老师全是女的。学校的管理者是天主教的嬷嬷们。和中华职业学校相比，仿德女子中学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高高的围墙，把我们和外界完全隔断。学校里听不到救亡歌声，看不到抗日报刊，更没有游行示威活动，整个学校死气沉沉的。不过，侵略者的炮火很快摧毁了这一切。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八一三”一声炮响，上海落入了灾难之中。仿德女子中学在战争中被炸毁了，我转到了华东女子中学上学。战争弄的谁也静不下心来上课。我把书扔了，每天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救护队活动。这时候，学校隔三差五的有同学离家出走，奔赴抗日前线。家长们找到学校，学校也无能为力。有的家长在报上刊登“寻人启事”，结果一无消息，白白送钱给报社。对出走的学生，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认为，为抗战而离家出走，是爱国行为；有的认为，放着家里的优越生活不过，非要上前线碰得头破血流，是个大傻瓜。
我的态度很简单：走得好！年轻人应该血洒疆场，我敬佩他们。有的同学问我是不是也想走？我说：当然想走。日本人迟早要进租界，我可不想当亡国奴。在我做出要走的决定时，那年我十六岁。
在舞台上融入抗战洪流
我决心到前线抗日，可哪里是前线？如何穿越沦陷区？如何去找抗战部队？这一切都是茫然的。好在有一位姓朱的女同学也要去前线，而且她还有一份写给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领袖沙千里的介绍信。一切准备妥当，正当一早去码头上船出发时，小朱的家人闻讯后赶到码头硬是把小朱同学拉了回去。没有了伙伴，也没有了那封能起到作用的介绍信，我就这样告别了家乡。
在人生地不熟的武汉没待多久，我又辗转到了重庆，住进了教会办的女青年会。虽然重庆也没我想象的那么美好，但倒也没有做一个亡国奴所遭受的侮辱和压迫。我的心渐渐安静下来，我想找一份工作，比如当一名小学教师，先解决生活问题，然后再投身抗战。可现实是那么残酷，连这样小小的要求也无法如愿。一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去看中国万岁剧团的新戏《八百壮士》彩排。看完演出走到场外，忽然有两个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开口询问我的情况，比如在哪里工作？是不是在念书？想不想演戏？我虽然热爱艺术，但是从没有想到过当演员啊。我推辞了。但是，我怎么能想到，就是这次偶然的相会，决定了我今后的一生。
原来，和我打招呼的那两个人是应云卫和史东山，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特别是应云卫，我在报纸上看到刊登的电影《桃李劫》的上映广告，他的名字足有乒乓球那么大。朋友们听说大导演看上了我，都纷纷劝我去演戏。朋友们这样热情，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这样，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职工许珂的积极奔走下，我成为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员。我的原名叫秦德和，正式成为演员后，朋友许珂认为这名字太拗口，最好改一改。许珂很认真，她懂得一个演员的名字念起来要顺口，叫起来要响亮。她动了一番脑筋，又查了字典，根据我的外貌，取了一个单字“怡”，和姓合起来叫“秦怡”，既美好又响亮。
我第一次上台演出的话剧《中国万岁》，是一部鼓动群众参军的抗日戏，应云卫导演，舒锈文主演，我演一个要求参军抗战的热血青年。角色的全部动作只有一个：背对着观众，举起拳头，站起来说一句台词，四个字——我也要去！表现出也要去抗战的决心。对稍有一点舞台经验的人来说，演这么一个群众角色，无须有任何负担，也用不着排练，上台就能演。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上台，演员的神秘感尚未消除，凭空增添了许多压力，一直处在紧张而可笑的准备状态中。刚开始，我不停地练习“我也要去”这句台词，琢磨重音应该放在哪个字上，琢磨什么时候举起拳头最合适。不管是吃饭、走路还是睡觉，只要一想到戏，我就会举起拳头，说那四个字的台词，就像是走火入魔了。
此时，舒锈文大姐给了我很大帮助。这位技压群芳、名满山城的大演员，平易近人，没有名角的傲慢气。作为戏里的主演，她像对待小妹妹一样爱护着我，和我一起分析剧本，研究角色。她一口漂亮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极富艺术魅力，让我非常佩服。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当舞台上的日本军官根据剧情的需要，一巴掌打在舒锈文脸上，我被吓了一大跳，因为排练的时候从未真正打过。这一吓，我完全出戏了，甚至差点忘记了那句只有四个字、却练了几百遍的台词。
第一次上舞台，演了个地地道道的群众角色，我发现，演戏绝非想象中那么轻松，我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但是，与我的自我评价不同，导演和同事对我的表现大加赞赏。他们说我演戏严肃认真，肯勤学苦练，是个可造之材。于是，《中国万岁》演出结束不久，我又参加了电影《好丈夫》、《保家乡》、《东亚之光》和《日本间谍》的拍摄。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加入了著名导演应云卫筹建的、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领导的中华剧艺社。剧艺社筹建之初，女成员有赵慧琛、骆宾、黄玲、李海和我，男成员有陈白尘、辛汉文、韩涛、丁然、苏绘，后来又来了项堃。应云卫跑来跑去，疏通联络，筹措经费，招募人员。他的夫人程梦莲和大家一起住在剧团，为创建剧社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始起步的三千元经费，是周恩来、郭沫若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找来的。当时，物价飞涨，这点钱少得可怜。虽然日子过得艰辛，40多个演职人员吃、住都在剧场后台，饭是大锅饭，睡是稻草铺，但这段时间的集体生活却给我带来了快乐，我逐渐进入创作成熟期。
中华剧艺社的开锣戏《大地回春》，写的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民族抗日洪流的冲击下，唤醒了深受封建礼教束缚，个性受到压抑的两位女性，发出“要自由，要自我”的心声。我演女主角黄树蕙，一炮打响。连演22场，场场爆满，在重庆引起轰动。报纸舆论倍加赞扬，说是“抗战五年来第一部史诗”，并由此带动话剧演出的高潮。
夏衍的话让我成了名旦
《大地回春》之后，中华剧艺社不断排演新戏，我也是一步一步地上戏，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正角还是丑角，甚至是跑龙套，我不挑不拣，一律用心去演。《天国春秋》中的红鸾，《钦差大臣》的县长小姐，《愁城记》中的赵太太，《茶花女》中的女友，面对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与不同生活中的不同人物，我都尽力排除杂念，集中精力去琢磨研究，虚心向同台的老演员学习。
我把“中艺”当成自己的家，把舞台作为自己活动的天地，每晚有戏演戏，没戏就当群众演员，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就当观众看戏。正是在这种既艰苦又很艺术的环境中，在不断的实践中，以及在周围同行的带动影响下，我渐渐地成熟起来。
其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主演的《清宫外史》也轰动了山城。群众爱看，社会名流和国民党要人也纷纷前来观看，蒋经国、蒋纬国来过，宋氏三姐妹也来了。最后，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也来了兴趣，传令要看《清宫外史》。蒋介石要看戏，但他没来剧场看。剧组就大动干戈，把所有的布景、道具搬到蒋介石驻地的礼堂去演。《清宫外史》长达三个小时，蒋介石嫌一次看完时间太长，命令分两场演出，这在话剧界是罕见的。演出完了，又传来消息：蒋介石要接见大家，请大家吃饭，以资奖励。接见之后，勤务人员端上饭，是一人一盒的“新生活运动饭”——盖浇饭，米饭上盖着菜。吃完饭，蒋介石又提议大家一起拍张合影，然后就走了。这张照片，在当时那个年代，碰到麻烦事拿出来给人看，多少还有点用处。新中国成立后就成了有问题的“证据”。文化大革命中，凡在照片上的人，没一个不吃苦头的。
天平战争爆发后，1943年5月，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成为重庆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在一次戏剧创作座谈会上，他说：京剧有四大名旦，话剧也有四大名旦，白杨、舒锈文、张瑞芳、秦怡，不是四大名旦吗？就这样，“四大名旦”的说法就传开了。
在颠簸中维系艺术生命
1943年，抗战进入了第六个年头，日军的轰炸不断在加剧，中华剧艺社无法正常演出，经济非常困难，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了。环境的压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事情，让我暂时离开了舞台。我在友人的帮助下，有了一次艰难的西康之行。此行的本能，一是为了躲避一些我不愿见到的人和事；二是借这个机会散散心。走之前，很多人都劝我：西康之行艰苦又危险。我说我不怕，能到世外桃源的少数民族地区去看看，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此行收获之大，是我所未料到的。
从乐山到西康，要穿越无数崇山峻岭，随时有翻车的危险。我一路颠簸前行，目睹修路工人葬身峡谷，破碎车辆残骸比比皆是。气候也很独特，从山下到山顶，四季转换，瞬间完成。吃的是玉米粑，硬的要用石头砸。一连十天不见水，满脸尘垢，肮脏无比。更让我揪心的是社会的动荡与复杂。称霸一方的头人或“独霸子”经常发生枪战，视人死如草芥。民族间的仇恨与报复，常造成自相残杀。所谓“世外桃源”，竟如此残酷，让我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两个月的西康之行，是一段既自由又苦难的历程。我领略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内心变得更加坚强。一回到乐山，我立即赶到成都找“中艺”，渴望尽快回到舞台，再现不同人物多姿多彩的人生。应云卫欢迎我回到中艺“。剧社在成都站下了脚，接下去要一部部地上戏演出，需要我这样有号召力的明星撑门面。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天天在舞台上滚来滚去，进一步磨练了演技，观众对我的欢迎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二百八十余天，我连演六部大戏，塑造了众多的妇女形象，其中《桃花扇》和《结婚进行曲》演得最成功，也最为轰动。
长时间的劳累，我的嗓子哑了，不能发声，剧组想用B角演员替代，观众坚持不答应。为了不辜负观众的厚爱，我带病上场，用气声像演哑剧一样演完全剧，创造了话剧舞台的一个奇迹。
在成都的时候，算是我艺术创作的成熟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了！
胜利了！狂喜下，一个强烈的愿望爬上心头：回家！我要赶快回上海，和爸爸、妈妈与姐姐团聚，我太想念他们了！但因受兄弟剧社的邀请，我必须先从成都回到重庆，参加话剧《清明前后》的排练演出，然后才能启程回上海。在《清明前后》中，我和大名鼎鼎的赵丹有了第一次合作。同为上海老乡，演戏之余，我们常在一起憧憬未来，相约回到上海后一起拍电影。
正在此时，我接到家里来信，家里生活极度困难，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全家人盼我早点回家。一是回家心切，二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捣乱，《清明前后》被迫停演，我便抓紧踏上了返乡的路程。回到上海一看，爸爸不在了，妈妈年纪大了，二姐身体不好，妹妹为了生活放弃了学业，还有哥哥一家人，大大小小十一口人全要靠我养活。按照我原来的设想，我回到上海安排好家里的生活，我就奔赴苏北革命根据地了。回家一看这种情况，根据地暂时去不了了。为了让爸爸能够安息，我挑起了全家生活的担子。
我回到上海，一些电影厂的老板、制片人和导演就找上门来请我拍戏。他们很清楚，凭我的影响力，影片自然会受到观众欢迎。但是，因为精神和体力的双重疲劳，我一部戏也没接。有一天，忽然有人上门找我，我一看，竟然是于伶，表面上他是我原来的同事，实际上他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原来，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影界良莠不齐，情况复杂，地下党组织希望我能发挥作用，用我的明星身份和政治观点去影响其他人。而这些作用，却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所难以发挥的。
和于伶的接触，给我的帮助启发很大。我不认为我有多大的名气和地位，但是我愿意用我的政治观点去影响别人。《忠义之家》是我回上海后拍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我第一部主演的电影。虽然电影不同于话剧，但是我毕竟在舞台上塑造了那么多的艺术形象，我在《忠义之家》中的表演基本是合格的，得到了观众的赞许。不过当时一些左翼人士认为，《忠义之家》是写国民党飞行员的，有歌颂国民党的嫌疑，所以很快不再被人提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忠义之家》才获新生，被认为是一部具有爱国思想的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