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国60周年征文：玉兰飘香|姚建萍玉兰飘香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和建国6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总在怀念着一位老人——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在任期间，他大胆探险，攻坚克难，如木棉花开，红红火火；
退休之后，他心忧天下，畅言民主，如玉兰飘香，香远益清。在这里，还有一个令人万分惊奇的巧合：他于1980年11月15日来到广东上任，而在25年后的同一天，他悄然去世……
在位的后两年，任仲夷已经年过七旬了。多年超负荷的劳累，他的身体严重衰竭，已接近灯尽油枯了。
　　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亲临深圳视察，并出乎意料地题词肯定，这应该是特区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了。但稍稍关注这一事件的人都会发现，在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没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原来，此时的他正在北京住院治病。他的心脏每天早搏3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当时正是社会上对特区的非议甚嚣尘上的时候，也是特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之前，他曾多次邀请邓小平来深圳，可都被借故推托了，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现在，突然间，邓小平要来了，而糟糕的身体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了。
　　一个是特区构想的后台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前线总执行官，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在深圳会面，将是一个多么富有特殊意义的时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啊。
　　1985年春节期间，老同学蒋南翔来到广州，他兴奋异常，在珠岛宾馆里陪着喝了几杯茅台酒。回到家后，想与老伴说说话，吃力地张开口，却吐不出一个字来。由于室内气暖，户外风凉，他患了脑中风，语言功能骤然丧失。
　　为了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和恐慌，他不敢住医院，只住在珠岛的内部宾馆里，每天让医生前来打针、输液，对外则称是感冒发烧。
　　秘书买来一本绕口令书，他一边治疗，一边学说话。他用笔在纸上写了一个条幅：“我不相信老天爷要收回我的说话权。”展示给每一个悄悄来探望的人。
　　是的，对于这么一位南粤的恩公，老天也是不忍的啊。果然，几天后，他的语言功能开始慢慢地恢复了。
　　那些日子，在珠岛宾馆的一个内部小院里，他常常一边踱步，一边含混地念叨着：“一、二、三”，“人、口、手”，像婴儿牙牙学语一样，接着又“呜呜啦啦”地练起了绕口令：
　　“让人不软弱，
　　忍让有道德，
　　惹人不道德，
　　道德非软弱。”
　　训练了几个月，竟然恢复了百分之八十的语言功能。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公开出面讲话，只是靠批阅文件办公。甚至在此后的生命岁月里，他的语言功能都没有完全恢复。
　　或许正是通过这件事，他意识到自己真是老了。正好此时中央正在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干部年轻化，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退休。
　　辛苦了50年，整整半个世纪，他什么都经受了，什么也明白了。而当什么也明白的时候，生命也快要到尽头了。唉，人生啊，总是有着太多太多的遗憾。
　　前一段时间，鉴于他的资历、威望和特殊贡献，中央曾提名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这个消息他早就知道了，不少老朋友私下里向他道贺，也希望他主动去北京一趟，通融通融。他笑一笑，摇摇头，说：“不会那么简单的。”果然，他的提名被层层通过，只待最高层点头了，但最终还是被划掉了。得知消息后，他仍是笑一笑，摇摇头，叹一口气，无语。
　　
　　退休时，中央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还曾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在中南海办公。这一次，他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
　　不仅不去北京，连省里的职务也要全部卸下了。
　　按照当时的惯例，卸任省委书记后，他可以出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主张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顾委委员一职，并提出不保留办公室，自己回家办公。不仅退出办公室，连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那套房子一直是历届省委主要负责人居住的，尽管他祖孙三代住在一起也不算宽敞，但他还是要求把房子和院子隔成两套住宅，自己只住其中的一套。他的这种做法，简直让人匪夷所思。省委机关负责住房管理的干部感慨地说：“历来当领导的住房都是越来越大，而任仲夷的房子却越来越小，特别是退下来之前，不但不多要房子，还主动退房，实在没有听说过。”
　　当时还有一个通常的做法：省委新班子上任后，仍请老书记参加常委会。可他主动提出，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参加常委会。他说：“别人都说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那样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谁负责？”
　　真是一个罕见的明白人！
　　搬回家办公的那一天傍晚，他独自出门散步，猛然发现，外面的空气醇香熏人，循香望去，只见湖边长满了蓊蓊郁郁的白玉兰树。这南国的嘉木，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繁茂的叶片间，是细细碎碎的花儿，不声不响地绽开着，雪白色的，浅黄色的，淡青色的，像一枚枚小喇叭，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氤氤氲氲，像北方的大雾，香雾，弥漫天地。
　　他停下脚步，怔怔地盯着那一株株白玉兰。哦，几年了，匆匆忙忙中，竟然没有细细地打量过她们。他再一次深深地提提鼻子，那是一种透彻灵魂的馨香。还有白玉兰身边那明净温润的湖水，在悠悠的晚风中，泛起细密的波纹，闪动着白亮亮的粼粼光点，像一双双神秘的眼睛在眨动着，在注视着他，而他却从来没有与她们对视过，交流过……
　　我退休了，从现在起，要好好享受这一切的美好，当一个快快乐乐的白头翁。
　　
　　他家小院，面对着水波盈盈的东湖，原来的主人是杨尚昆。
　　院里有几棵半大的桂树和榕树，还养了若干盆大大小小，五彩缤纷的花卉，满院芬芳，满院青葱。在这里读书、浇花、养鱼、会客，真是休养身心的福地了。
　　生活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没有了半夜里焦躁的电话，没有了限时办理的急件，没有了“商”和“私”、“雇”与“股”、“社”与“资”等等字眼的碰撞和争论，没有了来自高层的指责和批评……
　　与老伴聊聊天，与儿子泡泡茶，逗一逗蹒跚学步的小孙子。对这个家庭，他真是亏欠得太多了。
　　看着与自己一起枯萎苍老的老伴，他时常忆起那一段温馨浪漫的往事。
　　夫人王玄，1918年生于抚顺，聪明漂亮，家道小康。东北沦陷后，逃亡到北平，租住在德胜门一带的学生公寓里。这些流亡的女学生们组成了一支歌咏队，常常在一楼的宿舍里唱歌，唱得最多的当然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凄婉的歌声，像秋风中的雁鸣，在夜空中孤独地漂泊着，流浪着……
　　任仲夷也在北平求学，恰巧住在她的楼上。这个来自冀南一个教员之家的男生喜欢拉二胡，温婉轻盈的旋律像满天飘浮着的杨花柳絮，翩翩飞进了一扇扇半掩半合的小窗里，飞进小窗里的愁人的心里。此时的他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担任西城区党支部书记，常常在屋里召开会议，也常常听她们动情的思乡曲。听得多了，灵机一动，便打起了她们的主意。
　　女生宿舍门口有一个木板，一天晚上，他用白色粉笔在木板上写上了一行字：“不仅会歌唱，还要拿刀枪。”当时的北平处于国民党严密统治之下，对这类红色宣传特别敏感。女生们唧唧喳喳，猜想是谁写的，但又猜不出。
　　王玄和女生们还是唱，流着泪唱。
　　几天后，白粉笔字又出现了：“希望你们今天歌唱，明天上战场，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
　　德胜门附近有一家电影院，常常放早场电影，7时30分开演，每张票5分钱。因为时间早，票又便宜，穷学生们喜欢看。不仅便宜，还常常放映进步电影，《渔光曲》《毕业歌》《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等等。时而还有国外的红色电影，有一次竟放映《今日之苏联》，列宁出场的时候，全场掌声如潮。
        那一天，王玄和几个女生兴奋地走出影院，步行回公寓，一个骑单车的清秀男生与她们打招呼。她看着面熟，这才想起是楼上的邻居，经常拉二胡的那位神秘男子。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于是，北平幽长的胡同里，那一棵棵浑身披满雪白的槐树下，便留下了他们醇香的记忆……
　　可是，几十年来，对于自己的夫人，他照顾得太少了，不仅照顾少，而且还多有限制。她1936年入党，1952年就担任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可从此之后的30多年里，职务上就再未晋升，跟着自己从黑龙江到辽宁，再到广东，永远担任着副市长职务，她也许是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副市长了吧。
　　还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任念崎，生下来就寄养出去了，后来一直也没有在身边生活，长期默默地工作在一座北方城市里的最基层，直到退休。另两个儿子，也是不得已的产物，二儿子投胎后，本不想生下来，王玄便屡屡吃奎宁想打掉，可谁知这小子命硬，竟然健健康康地出世了，所以取名任克宁。三儿子生下后，夫妻两人正是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总感觉是一个累赘，便取名任克雷。
　　这兄弟两人虽然在身边生活，但任仲夷都没有在工作上给予任何关照，大学毕业后都在国有单位上班，没有一个仰仗他的地位升官发财的。
　　任仲夷原名任兰甲，他还有一个弟弟叫任兰申，早已退休在家。可自从他来到广东后，兄弟俩还没有见过一次面呢。
　　
　　每天早晨6点，他就起床了，戴着鸭舌帽，穿着夹克衫，握着收音机，踩着曦微的晨光，在东湖边的玉兰树下散步，边走边听，像一个散淡的退休工人。
　　中午和下午，是在家里会客和外出开会的时间。他特别愿意参加艺术界和思想界的各种聚会，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他总是有请必到。
　　雨天或晚上的时候，就看书看报练书法，他看的书报很多很杂，党报、晚报、地摊小报、港澳杂报都有。
　　每每来了客人，端上一杯茶，白白的茶雾袅袅飘起的时候，他们的话题也就绵绵地展开了，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
　　院里有一棵杨桃树，常年都穿着绿装，精精神神的。夏天里，骄阳似火，宽宽阔阔的叶片们手拉着手，给小院里奉献出浓浓绿阴。开花了，枝条上缀满了粉紫色的花苞，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唧唧喳喳地叫喊着，像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大姑娘。而后，姑娘们就平静下来了，似乎又变成了羞怯无言的新媳妇。果然，一阵风来，花苞纷纷落地，便露出了一枚枚细小如豌豆般的果胎。接着，圆圆的小豌豆不声不响地长大着，竟然变成了茶杯般大小的五菱形。秋天里，那一枚枚青青涩涩的五菱形又渐渐地被涂染成了金黄色，像一盏盏明晃晃的精致的小灯笼，照映着小院的清静、俭朴和素洁。
　　杨桃成熟的时候，他经常摘下来送给客人。而自己呢，总捡拾落在地上的。新鲜的，吃掉；
烂掉的，埋在树根下……
　　一天早晨，他散步回来后，面对着花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动手把花盆重新排列，归拢在一起，腾出了一片闲地，又找出一把生锈的铁锨。
　　秘书疑惑地看着他，这是干什么呀？
　　他笑一笑，不吭声，挥锨铲土。不一会儿工夫，一片黄澄澄的园地开出来了，炕面儿大小，像一块毛绒绒的狗皮毯子。头上呢，也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亮晶晶的，像盈盈的秋露。
　　买来一些白菜、大葱、红萝卜和南瓜种子，撒进去了。
        几天后，青灵灵的小苗出土了，像一簇簇绿色的火焰，在阳光下跳跃。
　　每天，他总要在这里呆上一阵子，浇浇水，拔拔草、间间苗。在他的精心呵护下，田畦里的菜苗像幼儿园里高高低低、花花绿绿的小娃娃，在无忧无虑地歌唱着，长大着……
　　一个灼热的中午，客人来访，看见一个戴着草帽的老农蹲在那里，满脸汗水却又聚精会神地摆弄着南瓜藤上的花朵。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土，笑哈哈地说：“蜜蜂、蚂蚁不能传授花粉，只好由我做红娘，给它们搞‘包办婚姻’了。”
        蔬菜陆陆续续地下来了。他东家送一把大葱，西家送两个南瓜，吴家送三根萝卜，王家送四棵白菜。他会说，这可都是纯绿色食品啊，哈哈。
　　这一切纯粹是为了乐趣，家里吃的大多数菜还是要去采购。这时候，夫人王玄就像一个老保姆，挽着一个哈尔滨时期的黑皮包，走美华北路，过新河浦路，再到龟岗蔬菜大市场。市场上是不允许停车的，但有的高干夫人不理睬，总是让司机开着车去。警察们一看车牌照，也不敢管。可她总是步行去，见到熟人就打招呼，来来去去，一路欢笑。
　　
　　后半生注定是广州人了，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任仲夷开始用百姓的眼光和心情，去关心这座城市，关注这片土地了。况且，经过适当的调养，他的身体也渐渐地好转起来。
　　一次，他从上海回来，从中央酒店立交桥到广园高架桥，一边看一边若有所思。几天后，他给广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了一封信：“……我从机场出来一路看，一路心情沉重，高架桥灰黑灰黑，确实很难看。本来广州修那么多高架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既然修了就要把它们管理好、美化好，这方面上海做得很好……我们要争取将‘如此多桥’变成‘如此多娇’……”
        这封信受到了广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马上派人到上海取经。很快，经过美化、绿化、亮化的数十座立交桥变成了羊城的一道道风景线。
        不仅仅是立交桥，连市内数十条大大小小的河冲也都靓丽了。两旁栽满了各种常青植物，繁繁密密的，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长长的枝蔓拖在风中，拖在水中，摇曳着，波光涟涟，那是这座城市甜甜的笑靥……
        人们都知道霍英东在番禺南沙早期开发中居功至伟，却不知道任仲夷从中发挥的作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霍英东在南沙一带投资巨大，但不少人并未认识到开发南沙的重要价值，政府的扶持力度也很不够，更由于当地主要官员私心过重，使得霍英东的开发进程举步维艰，曾一度丧失信心。
　　1999年初，苦闷的霍英东邀请任仲夷等人到南沙。任仲夷从侧面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沉思良久，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写了一封信：“……南沙不仅是番禺的南沙，也不仅是广州的南沙，南沙开发搞好了，很可能是广东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我建议省里要全力支持……”在信中，他还建议李长春抽时间到南沙看一看。
　　不久，李长春亲临南沙调研。接着，省委、省政府便作出了全力支持南沙开发的决定。很快，李长春又亲自出席了在此召开的一次大型项目洽谈会。
　　从此之后，南沙的开发工作才全面启动，直至成为广东新世纪以来最大的亮点。
　　任仲夷一生，对“官位”看得很淡。但有一次，他却主动申请“要官”了。
        除了酷爱阅读之外，他也非常喜欢体育运动。他常说：“活动，活动，要活就得动。”家里没有专职保姆，他便经常做些拖地之类的家务活。有一次，他拖完地，风趣地说：“人家打高尔夫，我就打‘低尔夫’！”说完，还把手中的拖把自豪地挥打了几下，作打高尔夫状。
        后来，他发现门球这项运动对场地要求不太高(沙地、草地都行)，运动也不剧烈，很适合老年人，就又把门球运动比作“低尔夫”。他说：“高尔夫是很好的运动项目，但目前还算是贵族运动，很难普及。我看，应该大力推广门球这项适合老年人的运动。”
　　他很想在这个项目的普及和推广上发挥一些作用，便主动向有关部门申请，说自己想当省门球协会的名誉会长。省体委负责同志得悉后，自然十分高兴，很快就向他颁发了任命证书。
　　从此后，每逢有门球比赛，只要身体允许，他都是逢请必到，或不请自到，并非常乐意给优胜队颁奖。
　　1998年9月，他到省眼科医院看眼疾。来到电梯口时，早已挤满了人，都争着往里边挤。陪同的秘书担心他岁数大了，在人群中挤得时间太长会出问题，就很客气地对周围的人说：“大家能不能礼让一下，让老人先上？”他戴着鸭舌帽，穿着灰色的老年夹克衫，极像一个退休工人，谁会想到他是谁呢？再说大家正挤得起劲，谁也没有听进去。
        没有办法，秘书要给院方打电话，请求帮助。他赶紧摆摆手，严正地说：“不，不要！千万不要！”原来，前一段时间，他住院治疗，一位中央领导路过广州，专门去看他，保卫部门把电梯控制了，不让外人使用，曾惹起怨言。为此事，他常常心有愧疚呢。
        秘书说：“那怎么办啊？”
        任仲夷挥一挥手杖，乐呵呵地说：“自己的事自己干，爬楼！”
        秘书听了一愣，赶紧劝道：“不是三五层，是十七层啊。”
        任仲夷态度更坚决了：“十七层怎么啦，就当来一次体育锻炼。”说着，挤出人群，向步行楼梯走去。
　　就这样，84岁的他，借助拐杖，用了半个小时，一步步地爬上了17层高楼。
　　
　　常常地，他感觉自己还年轻，就像在北平搞地下工作时，从这个学校潜入那个学校；
就像在冀南打日本时，从这个战壕翻向那个战壕；
就像在黑龙江调研时，从这座城市奔向那座城市；
就像在辽宁开会时，从这个会场赶到那个会场；
抑或就像前几年在任时，从深圳到珠海，从中山到潮汕，风风火火，从没感到累过……
　　民谚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但那是过去嘛，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条件好了，人们都要健康长寿哩。
　　是的，他的身体老了，但他的思维之树就像这南国里的植物，常年青灵灵的，树绿花红，芳香弥漫，活力四射。他的经验和智慧，又像是盐场结晶池里经过长期晾晒之后的黏稠的海水，在阳光下窸窸窣窣地凝结成了白花花的盐粒……
　　他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需要表达一些什么，坚持一些什么，才能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这个民族。
　　这种感觉，这种声音，在他的梦里，在他的潜意识里，在他的生命深处，一直在呐喊……

　　本来，作为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他已经不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了。但他却屡屡破例，并且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几乎难以超越的纪录。
　　“十三大”召开（1987年）之前，他早已经卸任了。按照惯例，组织上并没有把他列入“十三大”代表候选人名单。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按程序选举时，却出现了意外。
　　不知谁提议，广东的代表里不能没有任仲夷。于是几十人、几百人纷纷响应，联名写信推荐。
　　他就这样进入了候选人名单。正式选举时，更是全票当选。
　　不仅如此，以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都是以高票当选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建国之后的历届党代会，除了“九大”之外，他全部参加了。“九大”召开时他还被关在“牛棚”里。在此之前，他所有的“罪名”都查无证据，唯有反对林彪“顶峰论”的一条“罪状”有铁证。原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曾说过：“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项峰，难道就不发展了？”“九大”的缺席，恰恰证明了他政治思想上的清醒和坚定。
　　有据可查，任仲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参加党代会届数最多的正式代表，也是年岁最大的正式代表！
　　2002年，参加党的“十六大”时，他已经88岁高龄了。
　　他当然是会场上最老的正式代表。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见他坐在一旁休息，便主动上前握手问候，而跟在江泽民身后的所有常委也纷纷上前，围拢过来，向这位老一辈致敬。这时候，羸弱的任仲夷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就那样坐在那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领导层全体成员的真诚祝福。
　　这个场面被一位敏感的记者抓拍下来了。那是一张极特殊的照片，任仲夷坐在中间，而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们则站立着围拢在他身边。后来，任仲夷告诫说，这张照片不要发表。
　　当代表就要尽到代表的责任。作为一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多么希望这个党能健康地成长壮大啊。所以，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他都要大胆建言，语出惊人。
　　1987年的“十三大”上，他在审议报告审议稿时，认为报告原征求意见稿完全没有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妥当的，建议加上这方面内容。因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十分活跃，计划经济正面临着瓦解。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这时候，作为其主要内核的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必须要提前加以重视的。
　　后来报告审议稿尊重了他的意见，特意加上了一句“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在讨论报告审议稿时再次发言：“有这一句虽然还不够，但比完全没有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好多了。”
　　报告审议稿中还有一句“也不要把思想解放过头一点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这一句提法不确切，因为正确的东西是不能用“过头”来说的，“过头”了就不是正确的东西了。如果随便指责“思想解放过头”，不利于人们在改革中进一步解放思想。
　　中央再一次吸收了他的意见，在正式发表的十三大报告中，这一句修改为“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1997年，在“十五大”广东代表团发言时，任仲夷说：“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会议、文件都很少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
　　大会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增加了这部分内容。
　　每次党代会上，他都是最出名的“代表明星”，是海内外记者追逐的焦点。
　　
　　不仅在党的大会上，即使在平时，他也常常大胆建言。
　　一次，省委对一份即将下达的文件进行意见咨询。这份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决定”，任仲夷看了后，有感而发，提笔给省委写了一封信：“用‘大兴’这个词不太合适。以前我们什么都喜欢用‘大’字，如‘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干快上’、‘文化大革命’、‘一大二公’……结果怎样？过去也曾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果是浮夸风刮得更厉害。所以，我们还是用一些平实的词语为好。”
　　还有一次，广东某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廉政风暴起南粤》的文章，对新一届省委班子加大反腐力度并取得成效一事进行综述。当时，李长春刚刚来到广东赴任，社会上特别是一些海外媒体一度传言这是奉命到广东“肃贪”，以打击所谓的“广东帮”。虽然这是无稽之谈，却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疑虑和猜测。任仲夷马上提笔给李长春写信，指出用这样的标题不妥，“风暴”给人的感觉好像又要搞政治运动了。
　　很快，李长春委托秘书打来电话，表示很赞同：没“风”没“雨”，何来“风暴”？这不是省委意见（指文章标题），并已批评了报社……
　　对一些干部把领导称为“老板”，群众把官员称为“父母官”，他极其反感。1996年10月24日，他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题为《各级干部决不是什么“父母官”“老板”》的访谈录。他说，这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完全颠倒了，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决不是“父母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是什么“老板”。
　　他越讲越激动：这些人忘了，他们的权力从哪里来？是人民给的！我们常说的民主民主，应是由民做主，而不是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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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晚上，他都要去湖边漫步，呼吸玉兰的香气，感受玉兰的魂魄。
　　他知道，这种树在北方的气候里是长不大的，只有在这常年温润的南国，才能如此蓊蓊郁郁，蔚为大观，成为和木棉、榕树一样的代表树种。
　　木棉有一种红红火火、轰轰烈烈的豪壮，像一位威猛刚强的勇士和战神，而白玉兰则有一种亭亭独立、超然物外的清丽，像一位行方志洁的高士和智者。多情不改年年色，千古芳心持赠君，纵然花朵凋谢了，树叶和树干也照样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因为那是她的骨气。
　　忽然又想起屈原《离骚》中的名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说着，满脸忧郁，目光焦灼。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他晚年最挂念和深思的问题。
　　邓小平在1986年就屡屡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的现象。
　　此时的任仲夷，虽然身体已全面衰退，但他的人生阅历却在日日增多，对一些浮华的东西，他早已不再看重了，而对一些真正的东西，他看得越来越清楚。他那颗衰竭的大脑，像一架沉重的机器，在吃力地运转着、思索着，从理论上、思想上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苦苦地寻找着落后的根源和光明的前途。他似乎听到了远处深厚的声音，他知道，那是天籁，那是民意，那是文明的大道，那是这个民族的明天……
　　于是，他更加坚定了，对认准的事，不再迟疑。于是，他屡屡放言，发表自己的观点，惹得一些高层人士的忌讳……
　　2000年8月，他发表了《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文，文章除呼吁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外，还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及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如对民主与集中、少数与多数、民主与法制、照搬与借鉴辩证关系的分析，无不别具新意，动人视听。
　　中国共产党八十诞辰之际，任仲夷应某杂志之约，写了一篇文章，直截了当以《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民主建设》为题。文章再次强调“经济改革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加强民主建设首先是发扬党内民主”，并对当前政治改革的步骤提出了四条建议。
　　更令人震惊的思索产生于2002年。
　　这一年，他分别在《同舟共进》杂志的年初和年末刊出了两篇重要文章：《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论题本身就语出惊人，流露出“仲夷式”的机智和幽默，展现出提问者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这两篇文章里，任仲夷以一种近乎天真无邪的孩童心态，探寻了一个有趣却又严肃的哲学命题：既然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脑子里原来就有的。那么，人的错误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答案是：从认识的来源来说，错误思想终归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直接实践中来，就是从间接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人的认识，都是客观世界各种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凡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现象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不论对的还是错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
        接着，对于实践的局限性和错误实践的后果，任仲夷进一步作了抽茧剥笋式的分析：
        实践之所以会产生错误思想，是由于人们在每个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这种有局限性的实践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有局限性的认识，即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思想。这个问题，与人的认识过程有关。作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某个时代某个具体的人的认识，则是有限的，这是认识的辩证法。人的实践能力是无限的，但某个具体的实践又是有限的，这是实践的辩证法。
　　如果说，上述思辨性的文字读起来多少有点费力的话，那么，当任仲夷把理论与实践联系在一起时，人们则马上看到了“仲夷式”的简洁明快：
　　有些思想要许多年才分辨得清楚。只凭一种权威下结论，就有可能搞错，变成压制正确思想了。压制正确思想，就大错特错了。……明明白白去压制正确意见的事时有发生，而武断地把正确当作错误去压去批就更为多见。我们不要小看这种事情，它阻碍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批《新人口论》，批商品、批市场都阻碍了我国的历史进程多少年。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思想、繁荣学术文化的正确方针，舍此无他途。
        接着，任仲夷用“大跃进”、“放卫星”以及“文革”中的红卫兵、破四旧、大批斗为例子，说明错误思想一旦支配了群众，可以造成何等惨痛的后果。最后的结论是：
        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大大地推动历史前进；
而错误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众，也会形成物质力量，成为历史的反动。
　　这真是振聋发聩的高论啊！
　　……
　　这一年，他的最后一枚真牙也拔除了。
　　他的真牙没有了，但他的思想之牙却愈加锋利，咬定青山，永不松口。
　　这一年，他还嘱人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写着“是是非非”。第一个“是”和第一个“非”作动词用，解释为敢于肯定对的，敢于否定错的，敢于“是”“是”，更敢于“非”“非”。他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都是“是是非非”的过程。
　　这一年，89岁的他买了一台大屏幕电脑。他要借助互联网，查资料，阅读一些内地报刊看不到的资料。他说：“互联网是一个好东西啊，谁也封锁不了。”
　　他每天在网上看新闻，用放大镜冲着屏幕看。后来视力不行了，就将两个放大镜重叠捆绑在一起，自制了一个双倍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
　　浩瀚的世界、复杂的世界在他的眼前不停地翻动着，真实地呈现着……有时候，他真是恨不得一口把电脑吃下去，变成自己的大脑，闭上眼睛，让这一切都在眼前翻动、翻动。但他不能，他不得不承认，对这个世界，他越来越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的视力已经彻底衰退。

　　东湖边的那个小院，在岁月的光影中一如过去般地明明暗暗，冷冷暖暖。
　　而小院的主人却是越来越矮小，越来越瘦弱了。小院外的南粤大地呢，却是越来越高大了，越来越丰美了。
　　那是任仲夷和几代人以心血为墨，共同写就的一篇立体的雄文。繁华的集市是饱满的标点，富饶的山川是闪亮的诗行，喜悦的人群是欢活的文字！
　　在任仲夷最后的岁月里，很多人已经不忍前来打扰他了。小院的来客最多的是那些灰头灰脸却又热情异常的麻雀们。每天早上，小院的主人———那位可敬的老人或他的老伴会端起小米粒或玉米糁，像村妇一样慢慢悠悠地走到院子当中，不等他们脚步站稳，饥饿的抑或是性急的麻雀们便像一群可爱调皮的馋嘴孩子，争先恐后地挤上前去，围拢在他们身旁，“吱吱喳喳”地叫闹着，仿佛只有它们才是老人最疼爱的小宝贝。老人把鸟食漫撒出去，鸟儿们拥挤着，争抢着啄食，直到吃完砖缝里和草丛里的最后一粒米，然后拍着圆圆饱饱的肚囊，到远处的朋友家玩闹去了。直到傍晚的时候，两位老人要去准备晚饭了，尽兴而归的鸟儿们再次回到家里来，一齐叫嚷着“饿了，饿了”，“开饭，开饭”。于是，老人再次走出来，给鸟儿们准备晚餐……
　　
　　任仲夷去世的前一年，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拜祭了一下祖坟。
　　他已经60年没有回家了。
　　那是**省邢台市威县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北方式的意识，北方式的落后。他的心里酸酸的。
　　他的老家还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县城里有一个展览馆，有很多雕像，很多模型，宣传的还是传统的那一套。殊不知，这些100多年前的乡民们，他们是英勇的，爱国的，却是愚昧的，封闭的，他们诅咒现代科技文明，盲目排外，他们代表的只是传统的小生产方式，他们迷信的仍然是封建蒙昧主义。参观完了，县领导准备纸笔，希望他题词。可他能题什么呢？想了想，沉重地写道：“切记落后就要挨打！”
　　村里的小学太破了，他决定捐出10万元。陪同的县、市负责人也纷纷表示捐款，重新盖一座新小学。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但小学取什么名字？大家都说，当然应该叫“仲夷小学”了。可任仲夷坚决不让，他说还是叫“务实小学”吧。
　　他的视力全面退化了，电脑不能用了，便让人送给了这座小学。
　　可不长时间后，有村民来信反映，那台电脑并没有送到小学，而是放在了村干部的家里。唉，中国的事情啊，往往说不清楚哩。
　　这个时候，任仲夷已经去世了，不知那台电脑怎么样了？
　　
　　任仲夷曾说：“人是呱呱地生，快快地长，慢慢地老，悄悄地去。”
　　对这个即将离开的世界，他有着太多的热爱，也有着太多的无奈。他常说，自己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达观。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达观的他，即使面对着眼前触手可及的死神，也一如往常地平静。
　　每当别人来探望时，他仍是那么打趣地说：“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囊，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1993年11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时我已经八十岁，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快90岁的时候，一只耳朵失聪，但我‘偏听不偏信’。后来，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我是彻底地‘目中无人’了，哈哈哈哈……”
　　说完这些趣话之后，他还会平静地交代遗言，他说，每次向别人作遗体告别时，就难受一次。人去世了，就没有知觉了，向死人告别，让活人难过，还干扰很多人，这个做法该改一改了，希望自己能悄悄地走。所以，自己的丧事要一切从简，发个讣告，告知亲朋好友，或举行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就可以了。悼念仪式的气氛不要搞得那么沉痛，要轻松些，不要让大家难过，让大家保重身体，好好地活着。
　　再让我们看看他给三个儿子的遗言吧。
　　他与大儿子主要谈孙女的教育：“心里要有是非标准，心中要有真理，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有真理存在的。叫她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对二儿子和儿媳交代的是在美国上学的孙子：“不仅要以外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还要学会用美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这样有利于中美两国的沟通和往来。”
　　他拉着三儿子的手深沉地说：“你除了抓好企业，抓好经济外，还要多从政治上关心国家的事情啊！”
　　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遗言！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悄然去世。
　　令人万分惊奇的是，1980年的这一天，竟然正是他来广东上任的日子，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的通知，掌声雷鸣，笑声震瓦。这期间，不多不少，正好是25年———四分之一世纪。
　　那一天，广州的白玉兰树垂首沉默，憔悴的花瓣纷纷落下，落在路面上，车顶上，人的头发上，密密麻麻的，松松酥酥的，像北方晶晶莹莹的雪，像南国淅淅沥沥的雨。而那沉郁的香气，像浓厚的大雾，又像是漫天的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