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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艺术的萌芽与早期的本土文化:敦煌的艺术期末答案

    时间:2019-06-01 03:22:2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敦煌艺术的产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与艺术交融的结果,而文化的交融,需要一个能够接纳、承载与发扬的环境。本土文化状况始终是接受外来文化的基础,是对外来文化有能力加以消化、转换的基本条件,正如史苇湘先生所说:“没有本土条件就没有产生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可能。”优秀繁荣的敦煌本土文化艺术为佛教及其艺术在此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敦煌早期的人文环境成为接纳外来思想的基础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由于特有的自然环境、多民族居住空间、交通形势、战略地位等,形成了它独特而相对完整、稳定的地方区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敦煌既沉淀了悠久深远的本土文化,又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而注定在很早以前就具有了中西交流与融合的性质。
      据史记载,自秦统一中国后,商人们已经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敦煌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及周围西域各地诸种族发生贸易关系,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也随着商旅贸易开始了。汉代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及中亚各国的民族文化也都随之东来,敦煌真正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敦煌建郡之前(公元前111年建郡),这里是氐、羌、月支、乌孙、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游牧场所,以畜牧业为主。后来由于朝廷军事的需要,通过屯军、兴建水利、汉族移民带来的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等,敦煌农业在隋唐之后得到更大的发展。敦煌交通枢纽的特殊性,促成了它的民俗在早期就具有多民族交融的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敦煌由于地处偏远,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安定。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也把内地流行的道教传到敦煌,与自汉代以来既存的儒家思想交织共存。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魏晋以来敦煌汉文化的发展,为各种外来文化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公元3-5世纪的敦煌,在生产、科技、医学、建筑、音乐、书法、绘画、儒学、谶纬、黄老、占卜、历法、阴阳等等方面都较为成熟,出了一些能工巧匠、学者经师,还不断派学生到洛阳太学就业深造。众多人才学者营造了浓厚的人文环境,如宋纤、郭瑀、祁嘉、刘昞等硕学鸿儒及授业弟子六七千人,刘庆、索晖、索绥、张咨、宗钦等史学家,宋繇、张湛、段承根、索敞、程骏等文学家,书法家张芝与索靖,音乐家索丞等等,他们著作种类繁多,使当时的学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加上当时世家豪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影响,敦煌成为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文化中心,甚至如张力仁先生所说“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就是敦煌文化”。汉末至隋代以前的政权更替、动荡混战,不仅没有对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造成太大损害,反而促成了民族大融合,促进了敦煌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并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高潮。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莫高窟创建以前,敦煌已经是一个封建农业与封建文化相当发达的地方,为佛教文化的到来铺好了道路。
      
      二、敦煌早期的民间艺术成为佛教艺术创作的母体
      据史籍记载,敦煌地区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同中原地区基本同步,且相互间有着联系。大量考古发现,在敦煌绿洲文化圈内,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活动。
      石刻岩画是原始人类对于自身基本生活状态的原始宗教性艺术表现。敦煌地区现已发现的大量岩画群,充分反映了敦煌历史上具有非常适宜人类生产和发展的自然生态面貌和环境。迄今为止,敦煌附近地区的祁连山、马鬃山、黑山等地区发现大量西汉以前的岩画群,其中祁连山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大黑沟岩刻画最为丰富,另外还有灰子湾、七个驴、阿尔尕力太等岩刻群;马鬃山区有山德尔岩画、霍勒扎德盖岩画、格干乌苏岩画、洛多呼都克岩画等;嘉峪关附近的黑山岩画中的雕凿技法和构思更为成熟,《舞蹈图》代表了最高水平。这些岩画中丰富生动的人物、动物形象没有重复,内容包括了狩猎、放牧、舞蹈等,反映了创作者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感受。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古代社会各民族人民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
      从敦煌、酒泉、嘉峪关出土的壁画砖墓、居延障塞出土的木板画等可以看出早期敦煌文化圈内更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面貌。汉代戍边吏卒所作的木板画如《车马出行图》、《白虎图》,以及酒泉魏晋墓出土的画在木棺板盖上的彩绘东王公、西王母等作品,线条古拙简练,细劲有力,运笔流畅,形象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酒泉、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葬壁画,以丁家闸5号墓最为典型。壁画中题材比汉代有所扩大,宗教画、山水画随之兴起。表现技法高度概括,运笔精练,形象栩栩如生。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农耕生活、宴饮奏乐等方方面面的生活场景。在人物肖像处理中已能够刻画人的内在情感关系,具备了“六法”的要求,艺术水平可谓是中国魏晋绘画的代表。敦煌画像砖画,如佛爷庙晋墓砖画中,神话题材较多,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大角神鹿、白象、飞禽走兽等,风格较酒泉、嘉峪关出土的砖画更为成熟精练,线条挥洒飘逸,富有神韵。从酒泉、嘉峪关出土的大量魏晋彩绘砖和壁画墓不仅在内容上全面反映了汉至魏晋时期的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宗教想象,还在型制构造和创作方法中透出了敦煌早期洞窟壁画创作的最早雏形。
      由此可以看出,在敦煌莫高窟艺术没有出现以前,我国远古及汉晋传统文化、艺术在敦煌地区早已有极为深厚的基础,体现出了一个内容上非佛教的、艺术水平十分高的敦煌文化。它既是中国中原文化在敦煌地区的映射,又反映了当时敦煌民间的文化生活和艺术创作思维。再如史苇湘所言:“它主导着敦煌地区佛教的发展以及佛教壁画、塑像的表现形式,它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母体。”
      
      三、佛教艺术与敦煌文化的融合
      基于敦煌已有高度发达的艺术传统,外来的佛教造像也很自然地进行了与当地的融合,这是符合艺术家学习研究、创作表现的心理过程的。加上佛教为了尽快适应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以便做更为广泛的传播,佛教造像中也没有制定出一个标准模范,这就为人们以自己的面貌、理想、生活经验去造神而提供了方便,使得敦煌佛教艺术成为反映历史现实的极好方式。
      佛教艺术的创作,也鲜明地反映了本土的需要。由于敦煌民众有着把从事佛事活动作为尽忠尽孝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学伦理传统,使他们在接受佛教艺术时有很深的城府之见。所以在艺术创作中对佛教素材的“为我所用”意识很强,在保留基本佛教仪规中做了大胆的融合,不仅体现在艺术技法上,还在于佛教义理方面的改造。他们接纳、理解、信奉来自天竺与西域的佛教,就有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方式方法。
      这样,在早期的敦煌艺术的创作中,很自然地融合了西来的佛教图像与窟型格局,结合了中国传统的造型体系和审美趣味,创造出了一种既不同于印度与西域,又不同于中国艺术传统却又有着紧密关联的新的艺术形式。由于初次地接收、学习与融合,因此这种创新稚拙地体现于早期的壁画之中。在长达两百多年(公元366年-581年)的敦煌早期阶段,中西文化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频繁传播与交流,敦煌又不可避免地反复接受了中原本土化了的佛教艺术、西域再融合之后的佛教艺术等种种回流,使得早期敦煌壁画反复经历了中与西的碰撞,产生的火花终于点燃了中国隋唐艺术的繁荣,也充分展现了早期壁画艺术创作中深厚的文化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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