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写作实际就是掏心活动] 张爱玲散文《迟暮》
时间：2019-04-26 03:21:2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杨献平：请阐述（表明）一下您的散文写作态度或者说主张、自我要求，特别是在当下环境中切身的感受与观察。 朱朝敏：散文首先是心灵的张扬，它关乎一个人对于生活、生命和世界的认知与思考。生活与生命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可测性，决定这种思考永远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所以，纠结下的困惑、痛楚不言而喻。散文写作肯定不是轻松的，风花雪月、小桥流水式的浅吟低唱与真正的散文写作没有关系。有分量的散文作品，它有心灵的痉挛和疼痛，有人性深处最初的悲悯，有直面黑暗丑恶的拷问与痛斥，有灵魂散发的光亮和温暖……说穿了，散文写作实际就是掏心活动，它在以一具肉身参与生活的姿势构建公众精神，它的向度和刻度，似乎虚幻，但这种在一切物化的现实中无法找到对照物、无法对等交换的虚幻，于形而上的高度，游弋成心灵的宗教——我们多么需要它。
杨献平：你对当前散文整体印象如何？其原因是什么？
朱朝敏：作为一名写作者，写小说也写散文，而且有些年头了，每每动笔前和落笔后，都有一种深刻的悲哀。我很清楚这种悲哀，首先是不自信，拿散文来说——它像散文吗？它过多的叙述，或者说整篇就是叙述，在文体上似更接近小说，写人事写生活写记忆……都离不开心灵，我被自己出卖，犹如在公众前被推搡上前，天生的反省与羞涩要我怀疑，这个站在公众前的灵魂，它傻子般地不入流不清晰不厚重，更关键的是它落落寡欢，它的光芒处于飘摇明灭之际，这很令人伤感并愤怒——犹如满腔的诚挚却被无伤大雅的惯性玩笑回应。是的，飘渺于记忆上的乡村、隔着重重帷幕的历史、几近消失却被晋级为现时清供的风物，还有隔靴搔痒般评述的地方时局事态……它们天生优渥，姿态雅致、满腹博学地站在各类大刊铺陈的领奖台上由衷地发表获奖感言，所谓“在场”的掌声吆喝声为证。写作者的自信从何而来？总避免不开这个问题，实际是，我在问自己——还有无信心写下去。
其次，散文创作，从整体而言，它面对小说这面墙壁，太不起眼，它可有可无。这样的地位决定散文写作者也是可有可无。既然如此不受重视，不如转身退而取之，你们小说搞现实，散文我就建造一个后花园小水湖，在茶余饭后种花看云品茗，甚至仿造陶潜弄个“带月荷锄归”，以梭罗的口吻吆喝——注意心境，哥们，悠着点！我们能够读到的散文，它带着乡村月光面罩，背着双手，在田塍沟垄上漫步，偶尔，一阵风过，它会伤心落泪，它沉浸自己的倒影，勾画梦幻般却放之四海皆存在的图景。作为读者，我们看见一幅幅画作填充在大杂志版面的空隙处，装饰、点缀，聪明的设计者为它们取了好听的名字——“非虚构”、“重建”、“记忆”、“在场”等，它漂亮了，作为一束花勾勒的休闲图画，我们兴之所至地看见它，想说什么，已经没有必要。
杨献平：你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何认识？局限和突破点有哪些？你本人解决的方法或者打算是什么？
朱朝敏：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天赋拙笨，又死心眼，个人的散文创作很不成熟，缺乏耐心与韧劲，再者，笔力不逮，总是难以写出有质量的作品。最大的局限表现在语言的驾驭上，它缺乏一种力量，与现实存在一定距离，不过，对一个写作者而言，他或她面临的就是：一辈子都在与语言斗争，换句话说，只要还在写，就在磨炼语言，我希望自己能有进步。有时，我对自己没有多大信心，写什么也没有具体规划，但我总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心中感觉可以写了，就动笔，在写的过程中，感觉舒服，虽然忍不住忧郁，但也止不住自己的感受，唯有写，继续写出来，才是解脱。落笔后的悲哀，却与写中的忧郁是两码子事情。有时候就想，信心啊、源泉啊、动力啊，似乎不需要答案，只要写下去就行。这是一种坚持，在循环的忧郁和悲哀中，坚持本身就是源泉和动力。米沃什说——以不信，我抚触冰冷的大理石；以不信，我伸手碰触自己。很喜欢这句诗，有些天真，有些硬气，还有些警醒。不信——实则是自信，它不是针对写作，而是生活，在集体话语前的个体“求真”精神。很受启发。我想，要写出好散文，唯有与生活“较真”，增加文本分量与厚度，才有真正意义的突破。
散文作为掏心活动，它最该避免的就是絮叨，口水泛滥，就好像一个多次表白自己心灵的人，再真也有矫揉造作的嫌疑。写多了，难免重复，落入浅薄窠臼。我不相信，一个每年都有大量散文作品的写作者能写出高质量作品，好地散文写作者应该是节制的内敛的，应该懂得放手，懂得反省。没有比生活更加过硬的作品，好写作者是真正融入生活，又与生活保持距离的，他或她有更多的时间是在思悟。我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写作者，但不妨碍我有这样的想法，并期待——下一篇作品比上一篇要好。
杨献平：你在当前这个文学大环境中个人写作呈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
朱朝敏：我是这样的看法，一个人的写作应该与时代保持紧密关系，而不是与文学环境水乳交融。就个人而言，文学大环境怎么样？虽然不生疏，却给人茫然之感。当前的文学大环境不好说，用《诗经》上的话说“如匪浣衣”，意思是说，一个主妇，面对一大盆乱糟糟的衣服，心中梗塞。阎连科曾经写过一篇《文学的愧疚》，他在说实话，作为一名极有成就的作家，他列举中国当下诸多好作品——他认为还不够，作为有担当、有意义的文学作品，还不够，远远不够，是能力匮乏？是良知缺席？是技术欠缺？还是……都够，唯一不够的是，勇气！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含蓄曲笔。阎连科说：尽管恢复记忆的作品还时有诞生，但在写作中如《日瓦戈医生》那样，把中国记忆的灵魂、历史深层的民族情感牢牢抓住的作品我们还没有。不得不说，“中国经验”、“中国记忆”和真正的“民族情感”在我们的写作中，不是成为避重就轻的文学背景，就是点缀人物故事的温情。我们不应该排除这样“点到为止”、“含蓄曲笔”的写作，但也还应该为在“中国记忆”中有意的“集体失忆”而感到羞愧和忐忑。我读到的“愧疚”这个词语应该等同于“羞耻感”，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具备的能力。知耻近乎勇，在说真话的基础上，坚持一种解剖真相的勇气，文学的意义可能会来个彻底翻身。恰恰这是当下缺乏的，值得深思。
作为一名班门弄斧的写作者，看法浅显，也不配谈论文学大环境。不过以局外人姿态看待，希望自己受到启迪。 杨献平：你对当前散文批评满意吗？你认可的有哪些散文评论家，为什么？他（们）的哪些观点你觉得正确或者有益？
朱朝敏：目前，做散文批评的有一些，谢有顺、古耜、汪政、王聚敏、张光芒等，个人感觉他们都不错，能够把握散文创作历史、处境与经验，较全面客观地就文论文，而非就人论文，把当下散文创作置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与文学环境中，分析利弊得失。这些批评家能在一定程度上摒弃学院派的陈腐与酸气，并融合创作中的“地气”来对待散文作品，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跳出“借批评拢人心”的框框，放眼四野，不追捧所谓名家或者走红的作者作品，说些真话，发表一些真知灼见，很难得。作为一名散文写者，我从上述散文批评家的言论中得益不少。
在此，需要提下的，是《芳草》杂志在2007年至2009年开办的一个批评栏目：中国经验。每期围绕文学创作一个话题，邀请一些批评家，展开讨论，诸如“现代中国语境下的自然、生态与文学”、“三十年文学思辩录”、“走向悠久文化与亘古大地的文学”……囊括了文学创作的各种文体，以打破樊篱的姿势，回归埋藏在中国土地下的文学这块根，谈文学说创作。不论言辞的偏颇或中肯，也不论批评绩效的大小有无，栏目的导向与目的非常明确——中国经验下的文学创作，多大程度上接近中国特定时代的地气，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意义。小说如此，诗歌如此，散文也是如此。这样的批评有正本清源的味道。让人感慨的是，作为市场机制下的纯文学刊物，坚持开办这个栏目三年多，背着清谈、坐而论道的嫌疑，以批评形式重申“中国经验”创作，梳理、检讨、辨析、构建，难得，让人刮目相看。
杨献平：你对当前乡村散文的基本看法是什么？其缺点或者说优长有哪些？
朱朝敏：写过乡村生活，也看过不少写乡村生活的散文。感觉散文作品离不开乡村生活，小说也是如此，整个文学创作都是如此。为什么？作为以农耕文明支撑的社会，农业或者乡村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背景，我们脚下的土地，不管它现在如何繁华、坚硬、工业化，但它的前身肯定是长着庄稼或者杂草的原野，或者河流，我们的血肉之躯，所谓的思想与精神，无一不得益于它们的滋养。而构成我们同族的农人，他们的阵营在今天依然等同于整个中国。书写乡村，在今天，在以后，不可避免地是文学创作的主流和主题。乡村散文构成散文主件，是值得肯定的事情。
但，作品事与愿违，读者读到乡村散文，往往会皱眉，还会质问——那么多散文，怎么一个面目？田塍沟垄，檐前屋后，月色如水，清风微送，牛羊撒欢，蝉鸣虫叫，老母拙父的咳嗽在炊烟或者灯火游移中时断时续……只是，现时下空城般的村庄，与散文中的村庄，完全是两个面貌了，那些犹如水墨画的乡村散文，成为一个后花园，在某个时刻偶尔慰藉下奔波于钢筋水泥中的灵魂。只是，乡村中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贫困，人性中的丑恶与良善的对抗，时代变迁留下的创伤后遗症，孩子与妇女、老人与光棍构成的问题严重化，自然生态在城镇工业化进程中的解体和变更……在散文中严重缺席，大大缩水乡村散文创作意义，乡村散文成为只有皮相缺乏骨头血水的空架子，可有可无地点缀和装饰当下文学。是的，在“既然乡村那么好，为什么不回到乡村”的质问中，每个写者都应该掂量出其中的潜台词：虚化的记忆或想象改版了乡村真实面目。可憎！
一个写作者，无论是写散文还是小说，都应该准备回答内心的拷问——文学的“真”，是源于现实的苦难，还是想象中虚假的小温馨？一个文本，当它置于读者面前，它提供的语境和气场内涵，距离现实生活有多远？
杨献平：你认为优秀的散文应当具备哪些因素？你本人写作的信心和勇气源于什么？
朱朝敏：好散文肯定是生活的，细节的，现实的，富有内质的。而这些，说到底，都归结到一个因素，语言。干净、清爽，还要有光洁度，质地好。更重要的是，好散文必须与当下生活紧密相连。夏榆曾经写过煤矿生活，今天看来，仍然触动人心，并引发思考；于坚的《棕皮手记》，读来爽目悦心，与他写诗歌有关；雷平阳文字粗砺坚实，是现场的生活报告，质地沉重。
以上列举的都是颇具特色的大家，不过，还有更多的默默无闻的散文写作者，写出他们各自生活和对生活的认识，不在杂志上发表，不参加各类评奖，纯粹是为爱好而写作，当我在博客或者其他地方看见并阅读时，很受触动，散文在民间。好散文在人群稀疏的角落发出大地原声。
我本人在写字上一直缺乏信心，前面也说过，自己也纠结过，但忍不住提笔时就提笔，在电脑前用指头敲击文字时，所谓的信心和勇气都后退在一边，一篇文字接着一篇文字的书写中，写——成为一种坚持，成为毫无疑问的存在。
杨献平：你如何看待当前的某些个体性的散文走红现象？
朱朝敏：如果用大奖来作为甄别散文走红的标准，或者以在大刊发表作为标准，这显然不为真正的写作者赞同。举一个例子，写小说的林白，作为女性经验书写的大家，她从来都没有得到任何国家奖励，但这不妨碍她的文学成就，她的书籍曾经在我读书时一度到处搜集，这是不是走红？也许是，似乎又不是，走红不走红，这不重要。因为林白没有改变，感觉她选择了一条边缘道路，艰难而寂寞地行走，有些固执，有些伤感，但她很勇敢，坚持着脚下的路。
散文走红与小说走红又有区别。散文几乎就是灵魂再现，一个人通过所谓的散文书写，很容易暴露这个人的脾性、精神、心理和良知，而这些都是内敛的、寂静的，富有精神质地，与走红附带的喧嚣热闹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好散文，在中国当下的国情是难得走红的，而走红的散文，与好散文不可同一而语。
杨献平：你认为现在国内散文评奖真的公正吗？原因是什么？
朱朝敏：去年的鲁迅文学奖闹得沸沸扬扬，我相信，这不是媒体炒作的结果，而是，作为读者，他们不是傻子，他们有阅读好作品的期待和需要，当他们这种需要不能满足，满足度被大打折扣时，他们发牢骚、抗议、争论，自然难免。作为一名写作者，当看见一些文章，突然挂上某些奖励，脑海产生的印象是——与人有关，与文无关！原因无须赘述，各取所需，名利互动。
杨献平：你认为当前散文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变革？你本人的下步打算有哪些？
朱朝敏：当前散文创作缺乏的是一种精神：直面现实，文学应该具备的羞耻心。我们经常说，文学环境怎样怎样，如此强调，是因为每个写者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写作者的影响，每时每刻，无孔不入。同样，作为写作者，也要想到，每个写作者都是环境的缔造者，写什么、怎么写，在长期的写作中，会形成一种风气，一旦形成，所谓的环境气候也形成了，难以改变。当趋利成为主导，话语权强烈集中，个体意识遭遇大环境这股洪流，往往被阉割或者自宫，写作者选择随大流，无关痛痒的文章，溜须拍马的文章，只有皮相不见骨头的文章，随处可见。跟风、随声附和的结果就是：假话连篇，口水泛滥，文章以集体的姿态，搬起石头砸了文学的脚，甩给所谓的作家响亮的巴掌。
散文变革的不是文章本身，而是作者自己。选择了写，就要坚持创作的“真”，这是观念。一个朋友写给我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写作的人，置身于集体时代，他或她必须学习迷失。我当做勉励，并警醒。坚持写下去，就要坚持写出现实作品，连接地气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