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西方晚期贵族政治的普遍特征】 贵族政治的典型特征
时间：2019-03-30 03:19:2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文以《旧制度与大革命》与《法国革命论》两种经典文本为基础，梳理了西方贵族政治趋于解体的18、19世纪的一系列历史特征，指出这些特征呈现的浓厚的悖论式色彩。进而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类似的现象发生于中古时期，早于西方近千年，中古"士族"与法国贵族的命运的异同耐人寻味。
关键词：《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革命论》
大概所有初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读者都会有一种强烈感觉：托克维尔的非凡洞见具有穿越时空的伟大力量。他从法国革命前后社会现实中发现的诸多经典悖论，都在冥冥之中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构成某种隐喻关系。中国近代的革命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沉积层，几千年历史的投影叠加于其上，更加显现出光怪陆离的情形。问题在于，"投影"不是近代中国的真实。这其中重要的一元就是中国的贵族问题。商鞅变法给与世袭贵族致命一击，大家很可以为中国这么早就摆脱贵族统治而自豪。除了魏晋南朝之外的各个断代史领域中都有人宣布自己研究的时代因真正终结了贵族制而具有跨时代的伟大意义，却几乎没有人对周代世卿与六朝士族的消亡报以同情，只有陈寅恪是一个例外。无论如何，至迟到宋代，中国已经是一个平民社会。托克维尔不仅观察并预言了现代社会或者现代性的一系列悖论，其观点对于一种异质文化的过往历史同样具有极强的涵盖能力。本文引出了另一位著名人物的观点作为参照系，其观点多次被托克维尔提及并批驳。这就是《法国革命论》的作者柏克。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充满了先知式的语言。在颇有檄文色彩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⑴专制主义不可能造就出"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诚然，托克维尔以其鲜明的民主立场，对专制主义抱以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上引论述中有关贵族的两个观点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到底是什么促成"贵族"成为举世之人亟欲摧毁的对象呢？
在讨论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时，托克维尔指出自由作为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但平等则不然，他注重平等，注重各阶层对平等的感受以及影响此种感受的现实原因。在造成革命前法国社会中强烈不平等感的诸多原因之中，贵族的蜕变是重要原因。18世纪，法国贵族逐渐退出了行政管理领域，但其特权反而增加，托克维尔称之为"种姓化"。在托克维尔的理解中，"种姓"意味着血缘关系成为世袭特权的唯一依据，而不再与义务相关。在法国，此种特权还是一种商品，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购买这种特权而变成世袭贵族。"法国贵族与其他阶级之间的障碍，尽管非常容易跨越，却始终是固定明显的……新贵族引起了从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从而加剧了仇恨。"⑵贵族与资产者的矛盾因为承担税收的不公平而被激化。很难想象，贵族曾与资产者为了维护地方特权以及与国王斗争，但在专制集权发达的18世纪却成为敌人。
托克维尔指出，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贵族们逐渐淡出了政治管理领域，政府开始接管筑路、救济这一类公共事务，这些都曾是领主对于其领地中的居民所承担着的义务。在贵族的义务一点点减少时，集权政府的权力却一步步扩大。总督代表着一种垂直管理体系，维持着诸如征兵、征税这些重要事务，其间已不需要领主的参与。在这个各系统中，扮演主要角色、握有实际权力的已经并非是来自贵族的官员。然而，贵族却仍然有着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与旧事物相联系的。⑶
这俨然就是南朝时期"寒人掌机要"的法国翻版。南朝时期，士族势力强盛，皇帝不敢轻易触犯他们的利益。但此时发生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所谓"官分清浊"。士族世代只任所谓清官，多地位尊崇而没有实权；而许多事务繁忙、官秩很高而权力重大的职务却被讥为浊官，士族不屑一顾。因此，诸如官员黜陟、文书起草的重要工作多由寒人担任，这便是所谓"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寒人成为南朝的实际统治者。当时，很多士族子弟宁愿放弃官品高、官禄重的浊官而选择官品低、官禄薄的清官。南朝士族的命运也与法国贵族有几分相似。由于不承担任何义务而在政治上已丧失存在理由的法国贵族被大革命摧毁，南朝士族则在由侯景叛乱引发的一系列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并随着隋的统一中国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托克维尔谈论英国贵族的独特之处："在欧洲大陆每一个确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变成种姓；惟有在英国又重为掌权阶级。"⑷英国终于在19世纪成为世界霸主。历史又一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法国的贵族与南朝的士族逐渐疏离政治权力，贵族本身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在法国，可以说是因为贵族在远离政治后经济特权得到了强化，但在中国却并非如此。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托克维尔指出，法国贵族一方面成为越来越多余的阶层，另一方面其内部也开始分化。大批贵族开始贫困化问题。"若干世纪以来，法国贵族不断贫困化。""尽管享有特权，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一位贵族在1755年悲伤地这样写道。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倒是始终如一，贵族的经济地位亦未出现变化。然而，随着贵族权力的丧失，他们以相应的比例到处陷于贫困。"⑸另一方面资产者在教育、财产方面已经与贵族愈来愈相同。同时，贵族开始向城市移动。
贵族严重分化与贵族城居化的现象在唐代同样十分典型。唐代的许多著名人物，如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人都是高门之后，但他们的童年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于是唐代知识阶层就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困境：他们仍保留有贵族的理想与追求，同时又必须面对平民的生活现实，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九世纪唐诗继续繁荣的原因。然而，士族在唐代最终走向消亡的历程中并没有出现一次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剧烈震荡。托克维尔的启发在于，士族始终没有"种姓化"。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异口同声地说士族就是西方意义上的贵族，中国的大多数学者随声附和，其实二者有着本质区别。秦代以后，中国已经没有一部法律规定以血缘维系的特权可以代代不变的流传。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其实大多数时候只能保证下一代。至于士族，不过是通过把持九品中正制来维持相对稳固的地位，而这个制度从其立意而言是为了"选贤与能"，与保证血缘毫无关系。于是当更加符合选贤与能要求的科举制出现后，士族的缓慢消亡已是水到渠成之事。 法国贵族在大革命中受到毁灭性打击除了上述社会、政治原因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原因。托克维尔指出，18世纪的法国贵族逐渐疏离政治，丧失了对于舆论与思想的领导地位；但他们同时又热衷于支持"作家"们的思考，并以之为娱乐。老法国的统治者自己缺乏长远眼光，却剥夺了大众通过参政逐步改善自己处境的权利，于是使人民觉得对于旧制度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面推翻。另一方面，如同1775年蒂尔戈呈文中提议在议会进行只有建议作用的自由讨论，统治着一厢情愿地认为让国人陷入一场冗长的辩论将有助于维护安定，而统治着则牢牢控制着改革的权柄，不使其下移，把政治方面有限度的思想自由当作一种策略。于是一个虚构的社会由此被建造起来，各种关于理想社会的价值与原则都被详细讨论。法国的精英们沉湎其中，对于实际事务越来越陌生。
托克维尔上述论断的重大启发意义在于，当专制扼杀思想自由已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常识时，18世纪的法国的事实则表明即使思想的自由没有被剥夺，但专制体制依然可以戕害精英的精神。这一点似乎与对法国革命理想中的"抽象原则"持激烈批评态度的柏克有暗合之处，只是柏克的论述意义更加显豁。柏克认为："对那些在涉及人类幸福的问题上自己感到畏缩和犹豫的人所犯的错误，我们必须永远以带有几分尊重的怜悯加以看待。"⑹同时抨击法国国民议会道："但是在那些先生的身上，一丝一毫也没有那种惟恐为了作实验而伤害婴儿的慈父般的焦虑。在他们漫无边际的许诺和他们的预言之狂妄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了任何江湖医生的海口。"⑺
"谨慎"不仅是精英阶层最为可贵的美德，更体现一种对于传统发自内心的尊敬之情；"谨慎"不仅不是畏葸与逃避的托辞，更体现为政治家直面现实的勇气，因为"破旧"远比"改造"更为困难。可以说，"谨慎"二字乃是保守主义在实际行动中的归结点。在柏克看来，面对现实、处理现实问题，比进行纯粹思想的推演需要更多的智慧、勇气与反思能力；并非每个思想者都有勇气为自己思想的现实后果负责。柏克希望的完美精英一定是要承担对现实的义务，才算是真正的大智大勇。专制政府即使容忍自由的思想，但只要斩断精英与现实的联系，就成功地完成了对精英精神的阉割。这一点，并不是所谓英法之别。只是柏克对于法国的贵族抱有掩饰不住的偏爱，乃至于认为："他们对待地位较低下的阶级的举止，在我看来是温良和善的；相对于在我们这里普遍存在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交往而言，他们就带有更多的近于家常味的成分。"⑻但凡是读过《双城记》与《九三年》的人们恐怕难以同意他的观点，尽管《九三年》结尾中朗德纳克侯爵的行为是多么的出人意料。于是柏克也不得不承认："在他们（按：指法国贵族）中间比在我们这里更为常见的是，他们在一生之中可加以原谅的阶段过后，仍然在继续着习惯性的放荡生活方式；尽管是被更多的外在礼貌所掩盖而可能不那么有害，但它也更根深蒂固而难以救药。"⑼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被打倒的传统的典型代表，柏克笔下的法国贵族主要是以受难者的形象而出现；这乃是因为柏克"不像有些人那样与现存的社会体制进行争论--这些人对这些体制的敌意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一种哲学和一种宗教--而是对它们甚为依恋"⑽，不免有些爱屋及乌。
在文化方面，中国中古士族与18世纪法国贵族之间具有明显差异。首先，士族从来特别珍视他们在文化与道德方面的优越地位，因为他们缺乏法律对于继承性特权的保护，他们只能通过控制察举制来维护地位，前提就是要获得文学、经学与道德方面的声誉，中古时期从未在士族阶层之外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作家"群体。第二，中国士人从来就有强烈的经世务实传统，察举与科举制度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社会流动。自从王莽改制失败后，士人对于虚构的理想社会愈来愈不抱希望。也是由于知识阶层对于政治的强烈兴趣，历代朝廷对于民间讨论政治问题一直有所顾忌，因为从汉末党锢之祸的经验来看，这种知识阶层对于时局的评鸷往往演化成为政治事件。但是，始终控制着文化思想的中国士人也有可能国家的灾难性事件，那就是著名的"清谈误国"，不过这与法国革命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
托克维尔最后以非常简明的方式指出了法国大革命中的著名悖论：理论的和善与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⑾
一千年前，中国专制主义非常成功地溶解了贵族。但是贵族的气质，以及他们的弱点与脆弱，却都残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当我们通过托克维尔的眼睛回首法国大革命前后贵族的所作所为、并参照变迁时代中国士族的真实处境之时，或许会有些许耸栗从我们的时代图景中悄然升起……
注释：
⑴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页，下引版本同。
⑵《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28页。
⑶《旧制度与大革命》第78页。
⑷《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21页。
⑸《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17页。
⑹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6页，下引版本同。
⑺《法国革命论》第216页。
⑻《法国革命论》第180页。
⑼《法国革命论》第181页。
⑽《法国革命论》第122页。
⑾《法国革命论》第317～318页。
作者简介：郭玲（1983-），女，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法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