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_春秋张敬轩
时间：2019-03-25 03:31:2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说起《春秋》，很多人都知道它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也有很多人知道它是由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编订而成的。但很多人未必知道在两千多年名称叫做《春秋》的不止有一本。《春秋》在当时是一种通称，是很多诸侯国史书的通称。譬如燕、齐、鲁、宋等国家的史书均称《春秋》(当然了，除了《春秋》，当时的史书也还有别的名称，譬如晋国的史书称为《乘》，而楚国则称为《祷杌》)。当孔子编订的《春秋》面世以后，别的《春秋》也就渐渐地湮灭在历史中了。
我们知道鲁国的第一个国君伯禽是周公的长子，所以鲁国一向以继承周公的礼乐典章自居。也正由于这个原因，鲁国的文化比其他的诸侯国要发达一些。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的时候，晋侯使韩宣子出使鲁国，观书于太史氏，韩宣子见到了《易象》和《春秋》，不由得叹息说：“周礼尽在鲁矣。”当然这里所说的《春秋》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由孔子所编订的《春秋》，因为那一年孔子只有12岁。
鲁国丰饶的文化土壤，为孔子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创造了最基本的保证，也为孔子晚年编订《春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春秋》是孔子晚年的倾心之作，他在经历了14年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尝遍了世上种种辛酸与苦痛，目睹了当时的举世创痍，以近古稀之年呕心沥血编订了这部昭然千古的著作。在《春秋》当中，孔子寄予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主张，所以他曾经深情地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生活的时代，按照孟子的说法就是：“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所以“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是―个保守的文化贵族的代表者，也是西周以来宗法等级制度的拥护者。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孔子作《春秋》，在寄予自己政治理想的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可供效法的依据。
古代中国向来就有一种以历史作为依据的传统，所以历代历朝也尤其重视史书的可信度。历史上关于各个皇帝生活以及行为的“起居注”是不允许皇帝自己看的。负责记载历史的史官就肩负着不同寻常的责任，具有非常的神圣感，常常是宁可死也不会乱记或使用曲笔(我们可以讲一个故事：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命令太史改过来，不要太直露，太史坚持不改，结果被杀死。又换其弟为太史，还是不肯改用曲笔，又被杀死。后来又换了一个弟弟为太史，还是不愿意改，崔杼只得妥协。与此同时，南史氏正执简前来，准备冒死坚持，后来听说已经写上了，才从半途折回)。忠臣志士以被历史记载为荣，而乱臣贼子则正相反，他们担心自己会留下千秋骂名。司马迁说过一句话，叫“《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意思是说，孔子写成《春秋》后，敢于犯上作乱的人都感到害怕了。其原因是因为《春秋》字句虽简，但是寓褒贬于其中，千秋功罪昭然于后世。
下面我们就具体介绍一下《春秋》：
《春秋》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大事。其纪年以鲁国为依据，但记述范围却超越了鲁国而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全书大约17000字，内容不但涉及到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等大事，也涉及到当时的灾异与礼俗，天文与气象，以及人民的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比如：隐公八年(前715年)，螟。)
《春秋》体现出孔子所追寻的理想的政治模式以及对当时社会的检阅与批判。笔法坚决井然，铿锵有声。所以司马迁极称其简练。(《史记・孔子世家》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就是所说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暗含褒贬”，其实包括两个方面，除了对于乱臣贼子的讨伐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孔子为了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作出的种种努力。孔子作为没落文化贵族的代表，是极其反感僭越的，他心目中合理的秩序是“礼乐征伐白天子出”。所以当他看到鲁国的季氏用天子才能用的六十四人的乐舞，生气地说：“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在《春秋》里他无视楚国国王称王的事实，依然用子爵来称呼他们。又如隐公元年，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了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不合乎他所崇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观念，所以全然不顾及平王天子的身份，庄严地记下一笔。
《春秋》记史终止于哀公十四年。这一年的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钽商，在曲阜西捕获一只怪兽，大家都不认识是什么动物，只有孔子看后流下了眼泪，他说：“吾道穷矣!”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只象征祥瑞的麒麟，但却在这样一个乱世出现，生非其时的悲凉深深触动了孔子那颗早已沧桑疲惫的心怀，所以孔子再无心于著述，遂绝笔于获麟。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孔子弟子众多，所以他生前所编订的典籍也因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的传播在当时和后世被广泛地传阅着，但是由于《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所以时间长了很多历史记载就看不懂了。这时候，解释《春秋》的“传”就应运而生了。解释《春秋》的“传”一共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所以称为《左氏传》，但是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此书并不是左丘明写的，著者另有其人。现在一般的看法是此书成书于战国的中期。《左传》和《春秋》一样，非常强调长幼尊卑之别为基点的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左传》以记事为主，情节已经颇为曲折，善于刻画出具有鲜明性格和鲜活形象的历史人物，具有十分明显的文学性。所以韩愈评价说：“《春秋》严谨，《左氏》浮夸。”
《公羊传》的作者相传是战国时人公羊高，《谷梁传》的作者相传是战国时人谷梁赤。这两个人相传都是孔子著名的弟子子夏的学生，而且这两本著作都是用问答的方式来解释《春秋》的，都着重阐释了《春秋》里所谓的“微言大义”。
《春秋》里面有记载“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中心始终围绕庄公与庄姜以及公叔段的矛盾展开，以非常细致的笔调叙述了一个曲折有致的故事。而《公羊传》和《谷梁传》有关于这一段的解释就不是那么生动有趣了，代之以理论的发挥：
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公羊传》)
《春秋》和“春秋三传”对后世影响是非常大的。其中《左传》对后世史传以及小说都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并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而对后世的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则是《公羊传》。在汉代出现了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春秋繁露》，作者是董仲舒。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我们知道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研究“公羊学”的儒术大师，曾经给汉武帝上过《天人三策》，由此确立了当时的意识形态。
在唐朝，曾经出现一个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当时著名的文人柳宗元和吕温也属于这一学派。他们主张舍去“三传”，直接去探询《春秋》的本意，自出机杼，开创了宋代疑经的先河，在北宋，面对当时的内忧外患，大学者孙复、胡瑗于太学里讲《春秋》，在士人之间又掀起了一个关于《春秋》的高潮。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是当时影响非常广泛的学术著作。
到了清代中后期，在中国的学术领域里出现了“春秋公羊学”重新崛起的局面。主要代表人物有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公羊学派”在晚清的政治与学术领域里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前期的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把“公羊学”的义理发挥与经世、图存的政治倾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勇敢地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而后期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思想资源进行宣传，作为他们“维新变法”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钱穆曾经说过：“孔子《春秋》只是中国一部编年史的开始，又是在当时创辟的一部民间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世界通史(钱穆认为在当时，孔子作为鲁国人写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已经有了“世界史”的眼界)。”其实，《春秋》只是孔子所编订的一部历史著作，但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它已经附着了太多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从具体文本融化进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