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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教育风暴 [《中国新教育风暴》片段]

    时间:2018-12-25 03:36:4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第四章初试探究性学习      1.初试探究性学习,1982年   我国中学地理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可以表述为“总――分――总”。前一个“总”,是对地理常识总的概述,中间的“分”是将中国地理分成八大区具体讲解,后一个“总”是总结和总复习。
      王能智讲解前一个“总”,时间没有节省,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是学生要去攻下地理这门功课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但中间的八大分区他就不讲了,他把八大章变成了八个大问题,让学生运用前一个“总”里讲过的方法,去解这八大题。
      具体怎么操作?首先设置问题,比如讲黄土高原,书上有的就不讲了,只给出一个问题:黄土高原怎么改造?
      “让我们说黄土高原怎么改造?”学生问。
      “是呀,为什么你们不能考虑?”
      学生们表现出的惊讶,有点类似于当年王能智听到王树方校长叫他编写地理教材。现在王能智也很认真地说:“改造黄土高原对专家也是个有挑战性的历史性难题……”学生们的精神和智力忽然受到很大鼓舞,某种跃跃欲试的东西开始在心灵深处萌动。
      怎么去解答这个“对专家也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王能智说到这儿,课堂上的气氛已分外活跃。
      有同学没举手就问:“王老师,您不给我们分组吗?”
      王能智说:“为什么要老师分呢?”
      学生说:“不为什么,也就问问。”
      王能智接着说,你们自由组合好了,各组就分头准备,每个组都可以提出你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下周再派代表到讲台上来发表你们的见解。
      谁的方案更好呢?王能智设置的学习方式中埋伏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学习小组又保证了合作意识的培养。小组里可以形成讨论,碰撞就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今天看这种学习方式,我注意到这里讲的分组,其实重要的不是分,而是合,是让埋头“单兵作战”的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这小组,实际上已是一个个探究性学习组织。
      课本里写着的黄土高原王能智没讲,现在变成了学生们踊跃去看、去分析、去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足以解答“如何改造”的问题,学生们的思维和探究就超出了课本,一种前所未有的效果出现了。
      
      2.激动人心的课堂景象
      经过积极准备,大课发表见解是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到来的。他们比成年人敢想,带着大人也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到课堂上去发表,你可以想象那是他们多么愿意上的课。这里有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快乐,你听――
      “我们认为,改造黄土高原,有一个快起步的办法。”一个小组的某同学获准首先发言。
      大家都听着,想知道怎样叫“快起步”。
      发言的同学说:“黄土高原全改发展牧业,不种粮,光种草。三年就起来。”
      大家笑了。
      “你们别笑。种草发展牧业,羊毛比粮值钱,有三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
      “但是,谁给他们粮吃呢?”有同学忍不住发问。
      “我们计算过了,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有300人以上,没粮怎么办?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其他农业区的农民可以供粮,这还可以促进那些农区商品粮经济的发展。”
      质疑和讨论就这样在教室里爆发出来。主讲的同学并不慌乱,他还以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说那以前英国是个农业岛国,那以后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于是农业的英国变成了工业的英国。
      王能智听着听着,感动了。不论学生讲的“快起步”是否合理,学生们的视野、知识和想象力,都以超出老师预想的速度奔驰起来了!
      讨论继续热烈,有同学提出了“稳步发展”,即先控制水土流失,培养植被,一步步改造……也有同学提出“全面发展”,即不能单靠农牧业,要大力发展西部工矿业等等。
      这初次尝试,也给了王能智很大的教育。他得到一个深刻印象:一个好老师,不是自己能教得有多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他自己内心琢磨出了什么。孩子在琢磨,他就会不错。
      随着地理课的推进,面对王能智出的一个个题目,学生都如同去攻克一个个堡垒,解题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
      一天, 北京市教育学院白耀副院长来听王能智的课。白耀曾经留学苏联,他还是北京地理学会的领导者,是地理教学的专家。这节课听学生们发表对新疆的见解,题目是:南疆北疆的地理分界线究竟该如何划分?
      要讲述这个问题,势必涉及新疆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许多因素。两个女同学首先到讲台上发言,一个主讲,一个补充。
      她们一步就推进到“新疆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接着用数据详述新疆主要靠冰雪融化的水,水如何从地下流出地面,如何形成某个冲积扇,没水就没植物,动物也别活了。水的因素使南北疆在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上形成不同的特征与风格,南北疆的界线应该根据水的限制性因素来划分。
      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同学的认同。界线出来后,就讨论怎样根据这些因素开发新疆。两个女同学继续说:“应该搞大农场或军垦农场,所以说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对的。”
      “我们不同意。”有个男同学站起来说。
      “为什么?”被质疑的女同学问。
      “你考察过那地下水穿过的是什么含量的岩层吗?你这地下水的含盐量高不高?在新疆,水的蒸发是很厉害的。水的含盐量高,那地很快就会变成盐碱地。据我们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所以用那里的地下水搞农业灌溉,是错误的。”
      地理学科似乎不大,但视野很大。用地理知识讨论国家大事,庄严神圣,知识学得很牢固,对祖国的热爱也融在里面了。白耀深为感动。他说,那简直不像初一的孩子,而是地理工作者,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自然,随口就来,绝非数日之功。
      
      第八章高考必将做出重大变革
      
      8.谁在左右学生命运
      ……我们再次领略,理论上还争论不清的事,往往实践会告诉你。浙江的老师在实践中也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我从浙江宁波教育学院人文分院院长夏真所著《大写教育》一书中读到这样一个课案,这堂课是宁波市鄞州实验小学顾月祥老师上的《曹冲称象》。
      那天,顾老师突然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你有比曹冲更好的称象的办法吗?
      这是个已经传颂千秋的故事,我们少年时也曾经对曹冲的办法佩服不已,没想过还有什么比曹冲更聪明的办法。现在顾老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让今天的鄞州少年挑战曹冲,会有什么结果?
      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曹冲用石头称象不方便,我用泥土,泥土河边就有,把泥土就近一担担挑到船里,等船沉到画线的地方,一称泥土就知道了。
      这发言顿时让大家心里一亮。又一个同学说:用泥土也不够方便,我就用水,拿小桶把水一桶桶舀进船里,记下桶数,也不用称船里的水,到时候就称称一桶水有多重,用乘法就可以算出大象的重量了。
      又一个学生说:泥土和水搬进搬出都不方便,曹操有的是兵,我就用那些兵,喊上就上,喊下就下,最方便了。
      这时同学们都激动了,谁曾想过这个被称颂千载的故事,顷刻间被我们班上的同学如此这般地讲出新意,难道我们比曹冲更聪明?
      老师也激动了。这节课的本意就在于要少年善于开动脑筋,但从前的教法是要你感受曹冲有多么聪明,很少有老师问还有没有比曹冲更好的办法,同学们的思索也就没往那里去,好像少年曹冲就是我们少年时代一个不可超越的高峰……谁知老师这么一问,就像启动了一个开关,学生们头脑里的聪明一下子就令人惊奇地释放出来了!
      这个开关,就是探究性学习。这只是波澜壮阔的浙江课改中的一朵浪花。老师这么去做了,学生这么去做了,就会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就会受到自己释放出来的聪明才智的鼓励,就会从不适应变成适应,变成喜爱。浙江课改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第十一章放下成才观念 培育生存能力
      
      8.北京四中为何享誉京都
      北京的家长说到四中的学生,常说:“没法儿比!”
      北京四中只有高中。中考5科满分650(含体育30),四中的录取线通常在610分上下浮动。高分有考到625分的。就是说除了体育分拿满之外,那5科的卷面总共只有25分到40分左右的差错。
      考进四中的分数线常常是北京中考的最高分数线,四中高考平均分常常雄夺北京之冠,人们也觉得顺理成章。在人们印象中,四中的学生就像做题机器,什么题都会做。尽管人们说四中的学生没法儿比,但对四中学生,乃至四中学生的笔记本、习题和试卷,都很关注。
      四中有个“科技俱乐部”,被吸收进这个俱乐部的学生被认为是尖子中的尖子。主持这个俱乐部的老师叫李京燕,她是有资格骄傲的,然而她那么谦逊地时常跑到石景山来向王能智老师请教。我是从王能智老师那儿认识她的。此前,我以为北京四中是个应试教育搞得特别有经验的学校,认识李京燕后我才知道,北京四中多年坚持的主要并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教法,这使我不无吃惊。
      “何以见得?”我问。
      “学生进四中,在高一上学期普遍不适应。”她说。
      “怎么不适应?”
      李京燕描述,学生们忽然困惑:四中怎么下午3点半就放学了?老师怎么不留作业,那我们回家干什么?怎么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补课?一个单元了,老师说,回去把这个单元的知识结构梳理一下,把自己的笔记本整理好,或者建议同学们去阅读某篇文学作品,同学们照办了,可是也没有人说要交,作品读没读老师也不检查,这算怎么回事?在学生们看来,要交的作业才叫作业,不交的就不算。那我们怎么学呢?老师干吗去了?这些学生在初中都是各校的尖子,是在老师的特别关注下长大的,平时考试哪怕丢了1分,老师也要问:“你怎么啦?”到这儿没人问了。而且高分对高分,很难说谁比谁更有优势。一个班有20多人初中时当班长,这些“班长”一时找不着自己的位置。等到老师发下卷子一考,都傻了,分数普遍掉下去了。是不会考还是不会学?
      “是不会学。”李京燕说。
      她接着描述道:“普遍是习惯了等别人来喂食的孩子,有的甚至是等别人嚼碎了给自己,不嚼碎我就不咽。四中认为,一个不去自己寻食的孩子,就不可能真正长大。四中学生入学后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完成从非自主性学习向自主性学习的转变。”
      我问,这要花去多少时间?
      她说,得有一个学期才能转过来。
      李京燕把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称为“控制下的学习”,高中被控制得更严,直至你被送进大学,或者被高考淘汰。一个孩子被控制到18岁,跟不上的就厌学,跟上的也有很大的依赖性。四中做的,是在高中阶段把他们的自主学习重新激活。
      我渐渐看到了,四中学生的优势还不仅仅在于高考能考出好成绩,而是在高一完成了学习方式的重要转变,考进大学后就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学的学习,而其他许多大学生则要在大一才发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难得的是,这些并非国家要求素质教育后四中才有的变化,而是四中的传统,这进一步引起了我的兴趣。随后得知,北京四中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顺天府在西什库创办,初名为顺天中学堂,招收所辖24县平民子弟进京学习新学。1912年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仍多招收平民子弟,并日益形成教学讲求务实的传统。这使我隐约感到,平民子弟多带着谋求生活出路的愿望来读书,其中便有与宁波人观念相通的地方。
      四中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最显见的例子莫过于他们在20世纪初便针对国人体质弱而积极开展体育教育。这延续下来,迄今四中男女篮球、游泳等运动的赛绩,在北京市均名列前茅。
      四中从前是男校,“文化大革命”中改为男女合校,1988年改为纯高中校。今天的四中学生似乎都在奔拔尖人才而去,不像是为谋求生活出路而读书。但四中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传统坚持了下来,尤重学生自主学习。
      今日四中学生的优势,已不在于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每年新生入学,在入学教育时,有一个半小时是向全体新生介绍本校的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李京燕老师就要对大家说:“你们不仅要考上你们喜欢的重点大学,还要思索考上以后如何建立更高远的目标和志向,未来的路如何延伸。所以今天就要改变你们初中阶段的学习方式。要学会主动去学习。能不能主动去学习,将决定你能不能做成一件事,能把事业做得多深、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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