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不朽风范长存

　 精神不朽风范长存2014年12月4日，敬爱的李荒同志走完了他近99年的人生历程。作为李荒同志曾经的身边工作人员之一，对老首长的辞世，我的悲痛难以平复。这位东北地区最后一位离世的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与之相识、相处近40年，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无比巨大的理想、信念、意志和品格的力量。他用自己毕生矢志不渝的坚持和奋斗，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品性、真形象、真立场、真水平。他以廉洁自律、始终如一的崇高品格，敢于负责、忠诚事业的献身精神，为后人、为社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道德遗产、党性遗产，是值得当今所有共产党人尊重、学习和传承的。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模范李荒同志是一位理论功底十分深厚的领导干部，他毕生最为坚持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和实践精神。1977年邓小平同志有一篇讲话，其中提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对于邓小平同志讲的这个观点，许多干部群众不能理解。为此，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李荒同志请教。李荒同志说，毛主席说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在本质上就是讲的实事求是，小平同志讲的观点是正确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不能代替一切，不能到什么时候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他还说，理论上出了问题，指导思想就一定出问题，在具体工作中就会遭受重大损失。并且说，“文革”的教训之一，就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肆意诬陷以及造谣中伤横行，伤害了许多好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荒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身边工作人员，要好好理解党的思想路线，避免犯理论上的错误。1979年夏李荒同志回到辽宁省委书记的岗位，在对省委党校学员的讲话中，他专门讲了事实求是问题。1980年5月，在省政协常务会议上，他把学习理解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作为讲话的重要内容，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思想路线，具有根本的指导性，是对十年“文革”错误和“四人帮”恶劣影响彻底拨乱反正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做好实际工作的根本理论指导。在具体工作中，李荒同志始终认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特别是对重大问题的处理，他从不满足于简单听取汇报，而是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文革”刚一结束，解决长期困扰大连市的副食供应紧张问题提到市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对此，李荒同志不仅和其他领导同志认真研究解决办法，还亲自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为了解生猪生产困难情况，他亲赴农村进行调研。了解到饲料不足是生产的瓶颈，他带领身边工作人员来到新金县（今普兰店市）夹河庙公社养猪场，亲自察看猪舍，和干部及饲养员座谈养猪经验，探讨大批量养猪的饲料解决办法，了解长白猪、内江猪和当地猪的生长习性。座谈会开到天黑，他就住宿在了养猪场。通过这次调研，他弄清了野草野菜尤其是曲麻菜代替精饲料的养猪办法。这个经验后经推广，带动了全市养猪业的发展。为了解水产品供应困难原因，他先去“辽大水”机关，了解黄渤海的渔业生产情况，后又到长海县调研。他坐上机帆船，不顾海浪颠簸，先后登上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广鹿岛，走访渔村，考察渔船修造厂，和干部群众座谈，从中了解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远海作业渔船的生产生活保障问题。大连市对海上渔船需要的柴油和副食蔬菜供应困难，远洋作业渔船只能在我国南方港口就近加油和补充食品，不愿回程;海上渔船缺少大型冷藏收购设备，产品难以回运。二是近海尤其是渤海海域渔业资源日趋匮乏。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两个，第一是过度捕捞，比如灯光围网，“网大眼小一个跑不了”，海里鱼类的生长速度赶不上捕捞速度;第二是沿海的工业污染，对海产品生存造成威胁。针对上述情况，李荒同志召集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渔民远海生产的副食及油料供应和冷藏收购船问题，探讨渔具的改良问题，还和工业部门了解了沿海工业的污染情况，对尽量减少污染排放提出了要求。为了解蔬菜生产问题，1978年春他到复县（今瓦房店市）的复州城公社调研，详细了解那里的韭菜生产情况。随后，他又连续到闫店、西杨、赵屯、炮台、交流岛等乡镇，了解解决干旱的办法。接着，又察看了大连市甘井子区的蔬菜生产情况，研究蔬菜的季节种植和供应问题。为全面了解农村形势，他跑遍了大连市的几个县。每到一地，他都悉心倾听基层意见。1978年青黄不接时节，他到新金县北部山区安波公社调研，在公社书记办公室召开座谈会，研究帮助群众度过缺粮难关、山区粮食自给和群众致富问题。他在食堂同干部一起吃高粱米饭，晚上就住在镇上的客栈里。1979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他去庄河县（今庄河市）调研，由于雪大路滑，行进到新金县和庄河县交界处时，他乘坐的车子和对面的一辆大货车刮蹭，幸好人没事儿。他没有埋怨货车司机，只是让身边工作人员设法联系庄河县。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被接应到县里。当晚，跟随他的身边工作人员感冒高烧，后连续几天不能起床，他就一个人带着县委书记张有山同志下乡调研，天天早出晚归，跑了近一周时间，张有山同志非常感动。车轮滚滚，黄土扑面，年过六旬的李荒同志在“四人帮”刚被粉碎，经济社会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不辞辛劳，坚持深入实际，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大连市委工作的两年多里，几乎走遍了全市所有乡镇。为了指导农村发展多种经营，李荒同志还带着身边工作人员专程到山东半岛考察。他让工作人员详细对比了山东和辽东两个半岛的人口、区划、经济发展等数据，感到辽东半岛农村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于，经营模式比较千篇一律，过分强调“以粮为纲”，经营项目单一，应当向山东学习。他在山东活动一周时间，先后考察了烟台、潍坊、淄博、青岛等地的乡村，参观从事草编等家庭副业生产的农户，到下丁家大队了解种植梨树的经验，在几个地区的轻工业市场察看当地产品。回大连后，他向有关同志介绍了考察情况，要求学习推广山东经验，促进农村经济繁荣。1982年3月，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同志因病住院，4月，中央调李荒同志回辽宁任常务书记，主持省委工作。尽管任务繁重，事务繁多，但李荒同志依然十分注意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解决问题。那年辽西大旱，春耕困难。4月30日，李荒同志带领4名同志，下到基层调研。连续几天，他们先后到了锦州市的锦县（今凌海市）、义县、绥中县，朝阳市的建昌、喀左、建平、朝阳县，一路上听取当地干部的情况介绍，在田间地头察看墒情、苗情，了解节水春耕保苗的办法，了解水源来路。他提出，要尽力首先确保为每人种好一亩口粮田，再扩大成果，创造条件种上所有的耕地。他的意见得到赞同和落实。与此同时，他还调研了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情况。在建平县义成功公社，县长向他汇报说，建平县农村不仅在“三靠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困难靠救济）搞了联产承包，其他生产队也搞了，群众很拥护，就是范围大了，与中央文件精神不尽一致，有些担心。李荒同志说，经过调查研究，结论是，“大锅饭”的农村经营体制，不利于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影响粮食生产。要从实际出发，只要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多打粮食，吃饱饭，哪种办法都可以，不要怕犯错误，要大胆实践。接着，他又到了阜新市，察看阜新县、彰武县的生产和工作情况，到了辽宁与内蒙紧邻的福兴地生产队，访问养鸡专业户，了解饲料来源、鸡场防疫管理以及产品销售情况，并充分肯定了当地的做法。他说，沈阳市有个苏玉兰养鸡专业户，现在看，许多地方都可以搞专业户，由专业户发展成万元户，这样的农户多了农村的日子就好了。李荒同志有个重要观点：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重要的基本功，切实搞好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他对陈云同志讲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观点十分重视。他说，领导干部一拍脑门就决策，很有害。他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地谈及发生文化大革命、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危害，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阶级斗争看得过头了，不了解实际情况，以至于作出错误的决策。李荒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还体现在对待上级的态度上。一次，身边工作人员对他说，中央的报刊上刊登了许多省的经验或消息，咱们省里是否也组织一点上中央报刊的材料。他笑着说，中央报刊的宣传是出于他们的需要，他们宣传或者不宣传，是他们的事情，咱们还是咱们，咱们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不要看重形式上的东西，更不要为了上报纸而上报纸，给自己拔高贴金。他特别强调，做任何工作，都必须实事求是，绝对不能夸大其词刻意宣传，那样的结果往往是图了虚名而招实害。1982年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访问朝鲜回国，途经丹东市进行考察，李荒同志前往陪同。期间，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安排考察了企业、街道，和基层干部群众直接面对面交流等活动。李荒同志作工作汇报时，如实汇报了农村改革、城市工业生产形势、辽西春季抗旱等情况，谈了成绩，也谈了问题和困难，还谈了自己的分析和意见。他的汇报，受到习仲勋同志的高度肯定。李荒同志对工作人员说，向上级汇报，必须讲实情，说真话，让上级了解真实情况，以便正确判断形势，正确决策。1982年11月全国人代会期间，国务院主要领导派当时江苏省的一位主要领导到辽宁考察“取消地委建制实行市管县”的领导体制，李荒同志指示通知省委有关部门仔细安排对考察组的接待，特别强调，谈情况要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咋做的就咋介绍，不要掺水份弄虚作假。由于辽宁的经验实在，后来考察组的报告刊登在领导干部阅读的《大参考》上，供全国借鉴。李荒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十分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他说，领导干部要知实情、讲实话、办实事，不能搞大轰大嗡的假大空，搞造形式装门面的花架子。他说，当年搞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就是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劳民伤财，损失很大，教训深刻。为此，他在《辽宁日报》发表了《论魄力》一文，指出真正的魄力，不在于拍胸脯，不在于说大话，而在于依据实际情况结合党的政策敢于办事、敢于开拓、敢于负责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他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说假话，反对表里不一作表面文章。他说，如果说善于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那么讲真话、办实事，就是一个基本修养问题、思想素质问题。这关系着工作的成败，也关系事业的成败。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重视。李荒同志进行调研活动有一个特点，即一向是轻车简从，直接和群众接触。他说，不直接接触基层的干部群众，就难以听到真实情况。在工作人员的记忆里，李荒同志下基层，所带人数最多的一次也就是到辽西察看旱情，从省委农村工作部请来了两位同志沿路介绍情况。其余调研活动，都是只带身边工作人员。他认为，车水马龙，呼呼啦啦一大帮人下去，前呼后拥，就没法直接联系群众，不仅难以听到真实情况，也给基层添麻烦。李荒同志搞调研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很少提前几天就通知下去，往往是临行的前一两天通知对方。他说，这样做一是免得基层同志耽误正常工作，再就是也容易听到看到真实的情况。他的这些调研方法，一直坚持到离休。正确执行政策和制定正确政策的模范作为一位领导干部，李荒同志对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研究制定正确的政策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严肃执行政策，严肃制定政策，坚持政策的正确与庄重，这是李荒同志实施领导工作的重要思想原则。李荒同志坚持原则，是非清晰，爱憎分明，敢于主持正义。1976年刚刚粉碎“四人帮”，李荒同志就旗帜鲜明地对当时辽宁省存在的极左路线问题，进行了严厉、系统的批判，以致他的讲话被当时的旅大市委作为反面动态上报到省里。粉碎“四人帮”不久，海军司令员苏振华以及民政部长程子华等领导同志先后到大连视察，李荒同志在与他们交谈中都明确呼吁，要求中央尽早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李荒同志善于站在法制和政策的高度研究和解决问题。担任大连市主要领导以后，他经常和身边工作人员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搞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文革”的损失之大令人痛心，而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吸取教训，不使悲剧重演。他说，关键是我们的国家缺乏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在党和国家运行的推动力上，过分依赖了最高领导人的品格、威信、能力和方法。1979年2月，中央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平反昭雪，召开追悼大会，作为刘仁同志的老朋友，李荒同志应邀参加。2月21日到北京当晚，他就去看望了老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年中共晋察冀分局党委书记彭真同志。他们谈了很久。彭真同志说，“文革”的悲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法律的缺失，毛主席曾要他研究一部好的法律，但是没有完成好……李荒同志对老首长的话非常赞同。他认为，“文革”期间法律丧失，国家和人民受损，以致国家主席轻易蒙受不白之冤。粉碎“四人帮”以后，处理重大的问题，必须严格遵从法律，严肃执行政策。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李荒同志十分重视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在大连市委期间，为了解“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给一些基本群众造成的伤害，他到过许多村镇听取情况。当得知新金县曾发生一家人因此被活活逼死的惨剧时，他十分气愤，指示有关部门，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切实处理好相关问题。在他的推动下，许多冤假错案得以迅速纠正，许多遭受过迫害的人得以解放。当时旅大市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上世纪60年代遗留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其时，由于极左思潮影响，一大批老同志受到错误处分，有的被撤职，有的甚至被抓进监狱，其中就包括土地革命期间入党、立过大功的郭述申、傅忠海、陈少景以及原宪千、韩冰野等同志。在李荒同志的主持下，这些同志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李荒同志认为，只要是我们党的组织犯的错误，不管是什么时期的，现在应当纠正的，就得纠正。李荒同志非常理解那些遭受了迫害的干部的处境。上任旅大市委第二书记后，他努力创造条件，尽快使这些同志获得工作机会。经过他的工作，从1977年夏季开始，原来在东北局和辽宁省工作的不少同志相继来到大连，如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的秘书徐平同志、东北局工业部的寇有信同志、省劳动厅的曹阳戈同志、省委办公厅的孙峰同志、老红军苏风同志、辽宁省高教部的李侠同志等。其中，原东北局宣传部长于林同志是一位行政八级的老同志，他来到大连担任书记。李荒同志和这位老朋友谈话说，你是东北局的“大官儿”，到大连当书记，有点委屈了，现在只好先这样干着吧！你搞宣传工作有经验，给把把关。可是领导班子排位咋办呢？前面已经有6个人了。于林同志笑着说，现在终于可以工作了，比啥都强了，我看咱们就按着上面说的先来后到的顺序吧，这样有利于班子工作。李荒同志说，那就得排在最后了，就先这样吧！于林同志说，对，我排在最后。就这样，于林做了第七把手。李荒同志的政策把握和工作艺术，以及于林同志的大局意识，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一年以后，于林同志被调往吉林省委任书记。1979年6月初，中央调李荒同志回辽宁省委，恢复省委书记的职务，同时还兼任大连市委第一书记。他在省里的主要任务是，在任仲夷同志为第一书记的省委领导下，负责全省对“四人帮”问题的揭批查工作。在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面前，李荒同志考虑的不是自己曾遭受过“四人帮”迫害所留下的痛苦，而是反复强调不能用“四人帮”的方式处理“四人帮”遗留的问题，尤其是对跟随“四人帮”很紧，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的人，处理一定要慎重，要实事求是，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依法办事。为此他提出，凡是给人定性，都必须事实充分，不允许扣大帽子，贴政治标签，就是要“写实”，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有什么罪行就写什么罪行，要准准确确，不能模棱两可。1980年7月5日，他在全省“两案”处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上进一步强调，“对犯政治错误的同志定案处理工作一定要抓好，要坚持政策的严肃性，坚持实事求是。一定要事实清楚，一定要定性准确，一定要符合中央政策。材料要和当事人见面，要经得起他们的反驳。”因此，辽宁省的揭批查工作得以健康开展。对于李荒同志的这一工作，组织上有这样的评价：“李荒同志任省委‘两案’清查领导小组组长，他工作认真负责，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查清了相关问题，为彻底粉碎‘四人帮’在辽宁的帮派体系和刘少奇同志平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负责揭批查工作的同时，李荒同志还分管干部和组织工作、统战工作、群团工作、外事工作、宣传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还兼任过省政协主席，十分繁累，但他对每项工作都十分负责，十分认真。在干部和组织工作中，他十分重视对老干部的起用和对青年干部的培养使用。为了切实把干部工作做好，他几次到中央组织部汇报情况，了解中央的意见。对“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他十分关心，仔细了解老同志的情况，支持他们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文教部老部长卫之同志参加过西安事变，是1935年入党的老同志，“文革”中饱受迫害。李荒同志多次和他商谈恢复辽宁文教事业问题，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李荒同志非常关心干部的健康情况。1980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魏奇同志因病住院治疗，春节回家休息期间，由于当时干部工作任务繁重，许多同志以拜年的名义去他家里谈工作，导致他病情恶化不治。李荒同志十分惋惜，他因此向省委建议，通知干部节假日好好休息，不要走门串户，以免影响节后的工作。省体委刘金声同志、文教部张铁同志因病住院，他几次到医院看望，还让身边工作人员代表他去了解情况，并特意找到省卫生厅负责人王振藩同志，研究他们的治疗问题。对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王曰圣同志因心脏病猝死，省委办公厅秘书处杨继武、郭向阳、徐善东同志相继病逝，李荒同志都十分痛心。他说，这些人都是年富力强，却英年早逝，太可惜了！他因此和省委保健办的领导同志研究，要重视干部适时进行健康检查。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事，李荒同志更是格外关心。省委书记白潜同志患有心脏病，他经常去探望，对白潜同志安装心脏起搏器的情况十分重视，几次了解安装后的效果，还让白潜同志的一个孩子住在他在中央党校的住处，为升学考试做准备。对生病的省委书记王良同志，他十分关心，说王良同志是我们辽宁的农业专家，他的病是累出来的，也是受迫害给气出来的，和夫人金中同志经常前去看望。李荒同志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他强调，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十分重要，要早抓、抓好，并说搞“四化”建设，应当有大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1984年，他在辽宁日报发表文章《给县委书记的一封信》，勉励当时已经走上县级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认真学习，努力当好人民的公仆，执行好党的政策。李荒同志重视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他大声疾呼，把知识分子搞成“臭老九”不是党的政策，不能“越有知识越反动”。他多次召集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讨论研究落实政策的相关问题，研究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中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工作。对许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他一一登门走访，听取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离休之后的1984年，李荒同志还写了一篇请读《胡杨泪》的文章给《人民日报》，提醒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性。这封信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1980年，副省长陈北辰同志找到李荒同志，反映辽宁省文联没有办公地点，许多艺术家没地方工作。李荒同志十分重视，询问有关同志，了解省直机关的办公用房情况。得知原省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撤销后办公地基本闲置，他让身边工作人员到现场察看，弄清情况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很快确定了省文联的办公地点。李荒同志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曾到国家教育部向有关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并听取意见。1979年7月召开沈阳9个大专院校领导人座谈会，集中讨论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落实情况后，李荒同志连续研究大专院校的校舍恢复、党的建设、教师队伍、教学研究、青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和存在困难，与有关部门同志一道，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解农村民办教师队伍情况，研究解决稳定教师队伍的办法;研究全省普通教育工作的结构改革，中等技术教育结构问题。李荒同志要求有关方面一定要认真研究实际情况，着眼大局，细致工作，切实把辽宁的教育事业搞好。他说，陆定一同志讲过，教育事业是20年一个周期，搞错一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扭转过来，一定要仔细工作，注意政策的瞻前顾后，不要跟风，搞大轰大嗡。李荒同志重视信访工作。在大连市委工作期间，人民群众的来访信件很多，工作量很大。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认真对待每一封来信，不能马虎大意。按照他的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必须通看所有信件，然后按着反映问题分成几个类型。一种情况是，把来信直接呈送到他的案前，由他直接阅理;另一种情况是由身边工作人员把来信直接读给他听，然后处理;还一种情况是由身边工作人员写出来信的内容提要，送他阅理;最后一种情况，少部分信件由身边工作人员以李荒办公室的名义转送省信访部门。通过人民群众来信，他了解和解决了许多问题。1980年夏，有人反映辽宁高考录取工作采取考试之前考生先要报定志愿的做法，对考生报考和院校招生工作都有影响。李荒同志了解情况后，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进行研究，调整了做法，改为考生在考试成绩公布以后再填报志愿。还有一次，一位考生由于某学校录取工作粗糙，看错了成绩，导致错误录取，给考生和家属造成严重精神负担。李荒同志得知情况后，立即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办法并指示相关学校妥善解决问题，保护了考生的权益。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模范在领导干部中，李荒同志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是出了名的。李荒同志一向反对领导干部下去大吃大喝。他下基层，对用餐要求很严格。他说，干部下基层是要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不是休闲散心，更不是改善生活、“解馋”。在大连市委工作的两年多，凡是到基层去调研，他每顿饭只是一菜一汤，一律不准有海鲜和肉类。他说，这些年搞得老百姓一个月三两油、半斤肉，咱们下去绝不能搞特殊。每到一地，他只允许当地负责任人陪同用餐一次，其余用餐都是在住所和身边工作人员一道，而且每次离开前都要如数交清费用，从不马虎。他的这个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也从未松口。有一次去庄河调研，县里同志给他做了4个毛菜，虽然没有鱼肉之类，但还是引来他的无声批评。就餐时，他只吃了就近的一个盘子里的菜，弄得县委书记很难为情。工作人员说，咱们犯规了，让一菜一汤，咱们做多了。在长海调研时，县里同志烀了几种海产品，对他说，咱们海岛上蔬菜困难，几种海鲜让领导尝尝。李荒同志半开玩笑地说，这是谁家结婚办喜事嘛，还行。咱们随便吃一顿饭，弄这些海鲜，铺张浪费。他的话，让在场同志很受触动。李荒同志下基层，很反对下面同志到地区交界地迎接。他说，咱们是下来工作，搞调研，要是下面的同志这么迎接，咱们就成为客人了。繁文缛礼，没有必要。这些形式主义的迎来送往，耗费精力，没有意义。李荒同志向来反对干部送礼。他说，送来送去，就会失掉上下级的真实感情，关系就会庸俗化。1977年的一天，因他患重感冒，大连市法院一位老同志给他送来几斤大虾。病愈以后，他给那位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带去了5元钱，表示感谢对他的关心，这次就只好这样了，下不为例。1980年5月，省纪委副书记苏建同志汇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情况，李荒同志说，要从省委领导带头，反对大吃大喝、反对请客送礼的风气。1982年夏天，阜新市委给省里送来一些西瓜，说是汇报一下他们那里试种的情况，也请领导同志尝尝。李荒同志当即予以拒绝，说这个风气不好，要就此而止，不能搞下不为例。他让办公厅的同志坚决退回了送来的西瓜。做法有些生硬，但市里的同志也十分理解。李荒同志生活简朴，从不特殊。在大连理工大学工作期间，他每天和职工一起坐班车上下班，和大家有说有笑，十分亲切。多年以后，他的老朋友、大连理工大学的钱令希教授还时常提起当年的情景。工作之余，李荒同志不大使用专车，节假日常和家人步行上街买东西。李荒同志对家属要求十分严格，他的专车不允许家人随意使用。他的夫人金中也是一位老同志，但很少随他的车子出行。他3个孩子的婚礼，都办得十分简单。长子婚礼是在大连家中办的，由女方的姐姐主厨，做了一桌饭菜，一家人聚餐一次，就算是婚宴了;次子的婚事也是在家里办的，没通知任何人;三子结婚是在沈阳，他让厨师做了一桌饭菜，请身边几个工作人员聚个餐，就算婚礼了。李荒同志十分注意外事纪律，坚持“外事无小事，一事一请示”原则，丝毫不粗心大意。1980年，阔别多年的哥哥一家从美国回来探亲，李荒同志让身边工作人员在友谊宾馆为他们安排了住处，食宿费用都由个人负责。期间，他自费设了一次家宴，请来当年东北大学的老校友，一起欢迎哥哥一家的到来。他和哥哥说，因为你是美籍华人，就是外国人了，就不请你到家中来住了。哥哥也十分谅解。对身边工作人员，李荒同志同样也是严格要求。1977年4月，由大连理工大学调任大连市委时，他对前来报到的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来市里，工作会比较忙，头绪多，需要你来给我帮帮忙，任务是处理文件和一些政务事情。家里的事情，除极特殊的，不要你处理。李荒同志的老秘书王令同志，上世纪50年代就担任过县里的领导干部，1980年省里公检法部门充实队伍，他有心调到省政法部门工作，写信给李荒同志请求帮忙。李荒同志在信上批示：王令同志，类似问题，应当向组织部报告，不宜由我出面。王令同志看到批示，以后再没提到公检法部门工作的事情，后来调到省人大工作，直到离休还是个副厅级干部。另一位老秘书郑奇志同志，也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文革”中受过迫害，他们长期相处，感情笃深，但在他的任职问题上，李荒同志也是从未插手，到离休他也是一个副厅级干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李荒同志也讲究公私分明。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到住房小到信封，他都很注意。他从来不使用公家的信封写信，私人信件都是贴上邮票投入邮筒邮寄。1979年他从大连回省里工作后，很快就将住房退回给了市里。他家里需要书架，是身边工作人员设计，由房产处的木工师傅制作的，完成后如数付款。1981年他调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临行前他说，当年毛主席的八大军区司令调动，不带秘书，我这次到北京工作，一不带家属，二不带秘书，独来独往。按照他的要求，他的家属和秘书一个月之内迁出原住宅，分别重新安置了住处。李荒同志严于律己，也表现在他处理文字工作的亲力亲为和严谨高超的动手能力上。除了党代会、人代会的报告，李荒同志的会议讲话材料几乎都是自己动手。他对有关部门的要求只是，提供准确的数字和情况资料。有时他只列出讲话提纲，会上从容讲述，会后整理成文。即便少数情况需要秘书代劳，也是首先由他列出提纲由秘书或有关同志扩充，而对这样的材料，李荒同志从不拿来主义，而是精心修改以后使用。他的这个工作方式，深为广大干部敬佩。李荒同志严于律己，也表现在对自己的客观态度上。他时常说，虽然自己在“文革”中受过迫害，但也受过“左”的思想影响，不是一贯正确。1985年1月，他在《整党小结》中深刻地进行对照检查，认真地回顾自己在以往工作中所做过的一些“左”的事情，并诚恳地向当时受到伤害的同志道歉。他的严肃态度和做法，受到省委新老书记郭峰同志、全树仁同志和机关干部的一致好评。李荒同志严格要求自己，还表现在他对个人岗位去留的态度上。1981年中央调他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时，他说其实我并不适合做中央党校的领导工作，因为我是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对于理论工作并不内行，有合适人选的时候，我得让贤。1982年李荒同志回辽宁工作行前，到中南海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告别，得知中央将要实行老干部离休制度，他说如果中央有了决定，我就争取第一批离休。1983年，中央关于老干部离休的决定下发后，李荒同志真的最先离休了。其实，当时辽宁还有他很合适的工作岗位，但他都一一拒绝了。在离休告别会的讲话中，他讲了保持党的团结问题，保持艰苦奋斗精神问题，特别严厉批评了当时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夫人干政“枕头风”问题;他从“文革”的教训，讲到辽宁的现实，不仅动情，而且深刻。他的讲话被胡耀邦同志批示全党县以上干部学习。李荒同志办理离休后，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出了一周之内要做好的几件事情：一是清退在任期间的所有文件;二是清扫和腾出办公室;三是撤消家里的警卫人员。他说，我离休了就是老百姓了，没有必要保留办公室，要警卫也没有用。他的这些要求，一一得到了落实。对于离休，李荒同志自己称作“一步登天”，就是彻底离开工作岗位，从此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再参政、干政。他说，离休以后，尽量少干预年轻人的工作，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支持。在离休后的30多年中，李荒同志没有担任任何社会头衔，没有从事任何商务活动。但从实际意义上讲，他又不是纯粹的老百姓。出于几十年的习惯养成，他始终保持一种昂扬的精神状态，时刻关注党的建设和国家及省内外大事，尤其关心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关心党的团结，关心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关心社会风气是他的重要着力点。利用写文章的方式，表达这种意愿，是他的一大特点。据郑奇志同志统计，李荒同志离休后，使用15个笔名，在中央和省市报刊发表了80多篇近15万字的文章，阐发观点，抒发正气，激浊扬清。如他给人民日报写的《同志颂》，热情讴歌我们党内一贯称呼同志的纯真的感情和亲密关系，对党内称呼先生小姐的做法提出批评，文章受到李先念同志的高度肯定。他还不时提醒省委宣传部和新闻部门的领导同志，抓好党的舆论工具的建设和管理。他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应省委办公厅之约，他在一次报告中主要讲述了革命传统问题，勉励青年一代珍惜党和人民的信任，严格要求自己，敢于担当，勤奋工作。他关心国家的发展建设，不时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讲讲外面的情况。他刚刚离休的那几年，身体很好，不少地方都愿意请他去走走看看。开始他还去过个地方，后来即便是反复邀请他也婉言谢绝了。他说，原因很简单，地方上的同志对我太过尊重了，太盛情了，既耽误他们的时间，影响工作，又要不少破费。像李荒同志这样现在叫“裸退”的领导干部，当时在全国寥寥无几。李荒同志生前一再不同意整理和出版他的文集，始终不接受对他个人的宣传，也从不炫耀自己的过去。他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淡泊名利，忠诚事业。他所坚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出发点、立脚点，是我们党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相信，经过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经过常态化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党的队伍中，会更多地涌现出像李荒同志这样的优秀领导干部，带领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