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读书征文

　 廉洁读书征文

　 爱读《传习录》，因为它有味道、有嚼劲。

　 明代大儒王阳明创立的“心”学理论继往开来，于己可以养心凝神，于事业可以解难救困，就像一块风干老牛肉，不管时光荏苒，每日一嚼总是滋味浓厚营养丰富，这就是经世致用。

　 同样经世致用的还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两厢比较，互融共通。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党的“防身治病利器”，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帮助我们一路纠正错误和缺点,一路解决问题披荆斩棘，经过时间的检验，有效管用历久弥新。可进入和平稳定求发展的新时期，利器在一些地方却走了形，失了效，如王岐山书记所言：“失去原则性和战斗性，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愿得罪人，基本不开展批评，即便批评也是抽象空洞的，包装了再包装，致使批评失去了锋芒，成为无的放矢。”痛惜之余细思之，让利器蒙尘的无外是“私心”二字。

　 党内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方法，为的是排毒强身治未病，讲究的是真、准、辣，必须要用党性的秤去称，用党章党规党纪的尺去量。既是坚持真理，就容不得掺杂半点私心，一旦让人情干扰心智，利益蒙蔽了双眼，如“以无星之秤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势必没了准，走了形。批评上级怕被“穿小鞋”，批评同级怕影响关系，批评下级怕丢选票，自我批评怕丢面子，心里计较着自己的小九九，各种“怕”纷至沓来。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明哲保身的有之，装聋作哑的有之，精心包装的有之，随声附和的有之，放空炮，放哑炮，放礼炮，脸不红，心不惊，汗不淌，不但排不出毒，反而贻误了病情，养痈成患。这个“私心”，要命。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私心和真理，恰是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的核心命题。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晶莹透彻，天理、良知如同太阳一样，本来就存在。但天理、良知容易被私欲蒙蔽，要见到天理，则必须去掉私欲，去掉心上的污点。正所谓“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这里的良知，在党员干部的身上，就是党性。

　 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每个党员自举起右手宣誓之日起，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就成为了终身志向。王阳明说：“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如果能始终不忘初心，持志不渝，一心为公，私心就会没有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多顾虑，那么多虚伪。见到党组织有哪里蒙上了灰尘，就会忧在心里，急忙擦拭，发现哪个同志沾染歪风邪气，就会猛喝一声，拉他一把。心底无私，性情纯正，自然就能端起批评的武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能直奔要害，正本清源，就能批出一身鸡皮疙瘩，批出一身大汗淋漓。

　 “祛私心”“致良知”知易行难，必须有坚强的决心，恒久的定力，须“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再逢开展党内批评时，不妨握紧曾经宣誓的右手想想痛不痛，想想当年革命先烈为了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命都可以不要，今天与他们相比，无非是让你为了党的事业去开展批评、得罪点人、反思自己，有何不可？

　 “两学一做”期间，政治理论是必修课，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抽空抄一抄，读一读，可总感觉有些枯燥抽象，学的很生硬。到了查摆问题的阶段，左思右想，最终，在存在问题一栏，还是写下了那句熟悉的话——“政治理论学习不深不透，不能用理论指导实践。”选这一条，一是因为自己的确心虚，二是这条看上去情有可原，工作忙嘛，业务繁重无暇顾及，整改起来也简单，加强学习，不痛不痒，正合适，所以每次开展类似给自己挑毛病的时刻，总是这一条“率先垂范”。

　 也许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教育，也许是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开始喜欢多想一层，当我细思我的问题之后，发现真的没那么简单。我发现两件事，第一是，为啥政治理论学习始终位于各类问题排行榜榜首。第二是，既然每次整改我都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始终没改掉。

　 最近看到这样一个事例让我很受触动，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和正上大学的儿子在家聊起共产主义。儿子问：“你能告诉我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实现吗？”父亲说：“不知道。”儿子又问：“那你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实现？”父亲说：“不能。”儿子接着问：“那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父亲说：“你看不到，你儿子看不到，可能你儿子的儿子还看不到。”儿子听后，回了一句：“那还追个什么劲啊？”

　 显然，这个儿子是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太渺茫，所以才有这样的认识。他没有入党，无可厚非，可反观自己，既然已经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对党的政治理论，对党的宗旨，又理解多少呢。如果不能理解，又怎么能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将之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呢？

　 回望17年前入党时，相对于理想信念宗旨来说，更多的是被家庭影响，被身边人的事迹所感染，入党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激情，一种荣耀。但激情就像潮水，总有退去的时候，仅靠这种短期的热情和冲动来兑现一辈子的承诺，是不靠谱的。入党时的激情和冲动是一团火，如果不始终添柴加油，很快就会熄灭。入党时的激情和冲动是一块璞玉，需要始终精心打磨，才能明亮生辉，如果任其蒙尘，就会变回烂石头一块。这些柴和油，就是政治理论，这种打磨，就是学习。如果不始终坚持学习党的政治理论，加深理性认知，从价值观层面理解，接受，认可，就会因为当下“看不到”，陷入“怀疑论”、打了“退堂鼓”，容易被困难所扰，被利益所困，就会迷失方向，忘了初心。

　 “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

　 书中不止有千钟粟、黄金屋，书中更有人间正道。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信什么样的主义；如何看待历史、如何对待得失、如何认识大势；树立怎样的金钱观、坚持怎样的绩效观、落实怎样的发展观，都是实际工作中需要面对的考题，而答案，都在政治理论的那些书里。

　 政治理论学习牵一发动全身，事关未来，事关全局，事关性命，何等重要。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政治理论学不好，并不是内容枯燥，更不是理解不了，而是学习的“姿势”不对。我问了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真学了吗，第二我真思考了吗，第三我真去实践了吗。三个问题，问的我自己面红耳赤。三个问题的症结都在于，我真的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了吗？

　 这个问题，现在开始，要改。重新拿起党员个人问题整改清单，我在完成时限一栏郑重的填上，即知即该，终身坚持。

　 今偶读《左传》，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宋国有个人得了一块宝玉，将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宝者说：“我给雕玉的工匠鉴定了，认为这是真正的珍宝，我才敢拿来献给你。”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假如你把玉给了我，我们不就都失去了各自的珍宝吗？所以还是让我们各自保存自己的珍宝吧！”

　 这则故事虽小，但寓意深刻，子罕恪守“不贪为宝”的信条，给人教育、启迪和深思，这也说明不贪的品格是永远获得了“珍宝”的珍宝。

　 子罕以“不贪为宝”使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高尚的节操和品德远比金钱更珍贵。金钱，算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作为一种体现物品价值的“托”，本身无所谓好坏之分，却体现着拥有它的人是做金钱的“主人”，还是当金钱的“奴隶”之别，这体现着两个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金钱和诱惑，有多少“英雄”竞折腰，有多少“好汉”坠下马，丢失了持身立世的“宝”。有道是“人不能把金钱装进棺材，但金钱却可以把人引进棺材。”这样的事例很多，早有胡长清、成克杰式的“老虎”，近有周永康、令计划式的“大老虎”都是这类“被金钱引进棺材”的典型代表，很值得我们深思。何况“金钱”可以买到药物，但买不到健康；买得到“躯壳”，却买不到灵魂；买得到“小人”之心，却买不到“君子”之志呢！

　 《劝诫全书》有云：“欲不除，如蛾扑火，焚身乃止；贪无了，如猩嗜酒，鞭血方休。”欲望不除何时了，贪心不止何时休。即便你有广厦万间，无非夜眠八尺；就算你得良田千顷，也就日食一升。人一旦失去了自由和生命，金钱再多，财富再厚，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当前，全党上下“两学一做”教育如火如荼进行，让我们借鉴“不贪为宝”这一古训，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权利”面前当“慎重”去思，“金钱”面前要“慎初”而虑，“诱惑”面前需“慎欲”后为，心不动于功名利禄之诱，目不眩于金钱美色之惑，经得住糖“弹”和礼“炮”的考验，坚定“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人生信条，守住“廉洁”之宝。

　 《贞观政要》一书，有关以魏征、马周为代表的谏官群体，批评、劝诫唐太宗李世民以及李世民本人自我反省的记载不下二十处，仅举两例：

　 贞观六年，唐朝平定了匈奴，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朝贡称臣，加之老天也帮忙，风调雨顺。有大臣多次建议李世民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以歌功颂德。魏征当即反对，理由是“陛下功高矣，民未怀惠。德厚矣，泽未旁流”“积岁丰稔，仓廪尤虚”，用现在的话就是，老百姓没有到得好处，没有获得感。虽然连年丰收，但国家的粮库还很空虚。李世民表示认同，否决了这个动议。

　 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下令铸造金银用器五十种。侍御使马周上书，列举了夏殷周等政权因为积累德行功业，存在时间最短的也有四五百年，最长的达八百年；而魏晋隋三朝，由于不能施恩于百姓，政权长的仅五六十年，短的仅三十年就灭亡这一正一反的经验教训，提醒李世民不要放纵自己的奢欲，提醒他“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李世民深受触动，停止这一劳民伤财的事项。

　 作为大臣，敢于直言批评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需要胆量，需要勇气。毕竟忠言逆耳，让皇帝不大受用。碰到象朱元璋这样的，轻者在朝廷上被当众打屁股，重者掉脑袋。贞观年间的大臣们何以纷纷拿出批评的武器，直陈李世民的失误、错误？有一半得归功于李世民营造的宽松的言论环境。

　 李世民作为发动推翻隋王朝战争的亲历者，目睹隋炀帝奢侈残暴，死在普通百姓手里，而“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全国的老百姓对隋王朝的灭亡感到事不关己，无所谓。隋炀帝的结局给他以警醒，现实比人强，他明白一个道理，“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谁都不是天生该做皇帝的命，只要荒淫无道，祸害了百姓，同样会遭受国破身亡的下场。他知道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而是有局限有缺点的人，深感“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唐王朝不想走隋朝速朽的老路，必须“以百姓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基于这样的大局观和忧患意识，他向大臣们保证，不会因言获罪，打消了他们的思想顾虑。

　 贞观君臣间保持良性互动，李世民有错，魏征们不忘咬耳扯袖的职责，李世民红脸出汗后知错即改，小错不至于酿成大错。唯其如此，才造就了著名的“贞观之治”。这对于我们仍不乏借鉴意义。

　 现今，我们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得到组织的提拔重用后，不再谦虚谨慎，由自信发展到自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永远正确，听不进不同意见，更听不进批评意见，将之视为“杂音”。作为下级，看到领导拒人于千里之外，明知领导有错，也乐得睁只眼闭只眼，最终导致领导或失职渎职，或以权谋私，陷入严重违纪违法的泥潭，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贞观君臣，尚能做到愿意接受批评，愿意提出批评。作为我们党的干部，尤其领导干部，当有更宽广的胸襟，听得进逆耳乃至刺耳的忠言，对提意见者不打棍子，不给小鞋穿。让下级敢于直言，减少、防止工作失误，这才是应当具有的担当和境界。

　 伴随着酒的出现，“酒桌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商周之际，酒便与政治、军事、医药、文学、艺术、礼仪结下了不解之缘，日常生活中的贺喜、祝捷、感恩、谢师、遣忧、浇愁、解闷、压惊、赠别、团聚、访友、待客、迎宾等等，都离不开它。

　 但同时，酒由于特有的引诱力，一旦无度，就会让人丧失斗志、逾越底限，和权力勾结在一起，不能让步的公权被掺入人情、关系、功利等杂质，会引发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古代的先贤之士很清楚的认识到酒的副作用，大力倡导禁酒节酒，翻开史书，不难发现，“禁酒文化”和“酒桌文化”相伴相生，亦是源远流长。

　 最早的禁酒令就是伴随着酒的发明同时产生的。《战国策·魏策二》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其国者。’”这里讲述的就是仪狄造酒和大禹下达中国第一道禁酒令的事。

　 传说大禹的女儿命令仪狄用粮食酿造了清香醇美的酒进献给大禹。大禹尝过，禁不住这美酒的引诱，连喝了几碗，甚至脑袋昏乎，犹如腾云驾雾，全身绵软，力不能支，双眼一闭进入梦乡，睡了两天两夜。醒来之后，方觉误了政事，便马上把臣子们召集起来说：“酒虽好喝，但难免会误事。”又断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他下了一道禁酒令，不准人们再酿酒、饮酒。

　 美酒的味道好极了，但凡是人谁能不喜欢？但是当美好的东西成为一种诱惑的时候，人们面对诱惑就各有不同了。诱惑在大禹这样的人面前马上就变成了一座警钟，立刻让他联想到亡国的大事上去了；而在荒淫无道者那里，诱惑就成了一把利剑。

　 大禹发布的禁酒令对后世并没有起到多久的警示作用。果然像他所言，夏桀“做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最终因贪杯而丢了天下。继任统治的殷商，也没有摆脱纵酒亡国的命运，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最多一次竟然连喝了七天七夜。

　 商亡于纣后，周成王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殷商禁酒兴国和纵酒亡国的经验教训，命令康叔在嗜酒风气甚重的卫国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禁酒的成文法——《酒诰》。

　 《酒诰》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规定了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饮酒。二是倡导饮酒之时需要用道德约束自己不要喝醉，做到“德将无醉”。三是要减少酿酒，爱护粮食。在提出要求的同时，还对随便聚众饮酒者做出严厉的惩罚措施，一旦抓到就要处死。

　 商末周初，人们对酒的偏好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尤其是王公贵族和政府官员，酗酒误国，酗酒丧国，放纵得失去了控制。近在眼前的教训，让周朝统治者开始对饮酒行为与国家政治问题关系进行系统思考,颁发了旨在规范引导民众“酒风”的正式法令。《酒诰》后来成为了历代统治者制定酒政的准绳级参考资料被收录到《尚书》中。

　 除了统治者，历史上许多有抱负、有志气、有作为的人，都是平日节饮并劝人节饮的。

　 刘向编撰的古代杂史小说集《新苑》中记载过管仲劝齐桓公节饮的事。春秋时期齐国的一次宴会上，齐桓公给管仲一杯酒，管仲喝了一半，倒了一半。齐桓公问他为什么，他说：“臣听说酒进了嘴舌头就伸出来，舌一伸出来就会说错话，说错话就容易惹来杀身之祸。臣算计了一下，与其惹大祸，不如倒掉些酒。”管仲这番话，其实是说给齐桓公听的，酒后忘形，酒后失言，对臣子来说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对国君来说，就可能对国家造成严重的后果。这番话既是对自己的约束，也是对齐桓公的劝诫。

　 元朝杰出的政治家、宰相耶律楚材劝元太宗窝阔台节酒也是煞费苦心。窝阔台嗜酒如命，耶律楚材屡劝其节酒无果。为了让自己的劝谏更有压服力，耶律楚材拿着一截腐蚀的铁制出酒管口对窝阔台说：“酒能腐化器物，铁器都腐蚀成这样，何况五脏呢？”这一番警示教育，真让窝阔台吓了一跳，随即猛然悔悟，在重赏耶律楚材的同时，还给自己定了条酒规——每天喝酒不超过三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顾炎武在《日知录·酒禁》一文中历数了历史上因禁酒兴国和因嗜酒纵酒亡国的典故，指出“酒之祸烈于火”，并告知世人“读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酒之是否为祸，国之是否兴替，究其原因，既非天意，也不在酒，而是人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如浩瀚星河，“禁酒限酒”的文化，是“酒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会古代先贤对酒的正确理解，对因酒惹祸的深刻感悟，从对自己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国家负责的角度，引以为鉴，引以为戒，用优良的传统文化来破除“纵酒”的歪风，这样才不浪费先贤们的一片良苦用心。

　 老话说的好，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人们学习工作的良师益友。

　 闲暇之余，养成了读书习惯，特别是成为纪检干部之后，总喜好翻阅一些古往今来有关“清官廉吏”之典故，既丰富知识，又修身养性。一段时间下来，感到颇有收获。

　 近日，偶读南朝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其中记载，南朝宋齐时有个叫裴昭明的官员。齐永明三年，裴昭明奉命出使北魏，齐世祖对他说：“因为你有承担重任的才能，出使回来之后，一定奖赏你做一个州郡的官员。”裴昭明出色完成出访任务后，被任命为始安内史。裴昭明为官清廉，政绩斐然，在他离任始安时，贫困得几乎一无所有。齐世祖说：“裴昭明离任回来，连住宅也没有。我不太熟悉历史，不知道古人中有谁能和他相比?”裴昭明历任过好几处郡官，都有勤劳的政绩，他常常对人说：“人生有什么事需要积蓄财物呢？除了自身之外，你还需要些什么呢？子孙如果没有才能，我积蓄财物会让他们给散失殆尽；子孙如果能够自立，则不如使他们精通一部经书。”所以，裴昭明一辈子都不经营积聚产业。

　 读至此处，不禁深为古人之智慧所折服，正如古人所云，钱财何用？人生之根本乃“自立自强”，拥有支撑人生的精神食粮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与裴昭明有同样观点的林则徐也有一句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干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裴昭明和林则徐都不赞成给子女留钱财。

　 掩卷反思，以史鉴今。当今社会，大多数父母都是省吃俭用给子女积累钱财，为子女购置宽敞的住房，给子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让子女一辈子生活无忧，以为这样才能对得起子女。而一些官员正是过多为子女考虑，才逐渐走上贪腐之路。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受贿案发，在其3500多万元贿款中，除去两笔两万元的贿款和装修款外，其余所有受贿款均与其子刘德成有关。刘铁男小时家贫，曾捡过煤核、菜帮子，砸过钢丝，拮据的生活让他对于成功有着格外的渴望，这种渴望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孩子的教育。刘铁男经常教育儿子：“做人要学会走捷径。”凭借父亲的权力，刘德成年纪轻轻便拥有了豪车、豪宅和巨额财富，也正是这些财富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林国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义之财。林国悌在交代中追悔，自己涉入经济犯罪，主要是为了家庭，想为子女以后的生活留下一点东西。然而，贪来的不义之财，不仅不能给孩子“留下点东西”，反而把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幸福统统都搭了进去，最终害得女儿的生活费靠亲戚施舍，学费也成了问题，这是对贪官莫大的讽刺和严厉的惩罚。

　 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今对照，古人尚能明之事理，今人为何做不到？要知道，子女最重要的老师是父母，做父母的缺乏睿智，缺少正确的人生观念，幻想着仅靠把“阿堵物”留给子女确保其衣食无忧，无疑是一败笔之举。

　 为人父母，要学习裴昭明和林则徐这些先贤的教子观，同时要吸取刘铁男和林国悌之流惨痛的教训。在为子孙留下些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应多留精神财富，少留物质财富，给他们一个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教会子孙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明辩是非，自食其力，积极进取，而不是积累钱财，创造“钱”途。只有这样，才算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生在大陆、长在宝岛台湾、旅居美国多年的华裔作家李黎在她的长篇纪实回忆《昨日之河》中写到一个细节，一九六〇年代初的一天，他们家忽然收到一封寄自香港的信，原来是她留在大陆的小姑姑，托移民到了香港的老邻居代转来的，“爸爸小心的珍藏着那封姑姑的手书，在信封套上慎重地用毛笔写了‘万金家书’四个字。在那之前不久国文课教过杜甫的《春望》，我算是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一首一千多年前的诗句，在我的生活里鲜明的印证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我也曾经有过与李黎相同的感受。记得幼年时，每当平日不苟言笑的父亲从村小放学回家，大声对母亲说“哥哥来信了”或“姐姐来信了”，即使母亲再忙，也要放下手中的活，从碗橱里拿出酒瓶，递给我五角钱，让我去村口的小卖部打半斤烧酒；八十年代初，我们村还没有通电，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父亲一边慢慢喝着酒，一边高兴地拿出信来，让母亲也看一看；我尽管还不识字，但也要凑过去认真地看看信上到底写了什么。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一直反对父亲喝酒的母亲，每当在合肥老家的大伯和三姑来信时，是绝不拦着他喝酒的。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真正体会这些来自合肥的信，对于1962年从合肥眼镜厂下乡支农的父亲的重要性；我只知道合肥很远，小时候每次跟父亲回奶奶家，要天还没亮时就起床，先走二十里山路，赶在七点之前到毛坦厂镇，再坐上从霍山始发的过路长途客车，到太阳西斜时才能到合肥明光路汽车站，然后还要走上半个多小时到达离鼓楼不远的花园巷，这时我就会看到奶奶总是站在巷口，往我们来的方向张望。

　 直到1993年，我离家到上海上大学时，我才切身体会家书对于出门在外的游子是何等重要。尤其是大学第一学期，我特别想家，差不多每周都会给家里写信，讲述我在学校的情况以及对家人的牵挂；而我也总是在信寄出后，期盼家里来信。有段时间，我经常主动陪班级收发员每天到学校收发室，充满期待地打开那个编号9335的邮箱。每当收到家信，躲在床上读那些饱含父母挂念的语句，我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我甚至爱上写信，每到课余就给亲朋好友写信；也爱读信，除了读自己收到的信，还喜欢读历代名人书信，正好我们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里收了不少，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苏轼的《狱中示子由》、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和林觉民的《与妻书》，这些名篇中的家国情怀照亮了我的青春岁月。我也曾专门借阅过《无梦轩家书》、《知堂书信》、《傅雷家书》这样的佳作；《无梦轩家书》是我五世祖朱默存写给其兄弟子侄的书信合集，默公是晚清咸同年间庐州三怪之一，赵尔巽《清史稿·文苑传》云，默公“性孝友，每作家书戒敕弟，恳恳千百言，皆沥肝膈而出”，每读默公书信，就好似与他对话，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祖先的治家风范；《知堂书信》是周作人书信集，他别出心裁的以书信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他的那些记叙风物人情的信中流露的素雅悠闲的情趣，的确是极富文艺色彩；而傅雷家书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命运和社会民生的赤子之情，这些书信也引领我打开了文艺欣赏的神秘之门。大三时和同学“比赛”写情书，我特地借来鲁迅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收入石评梅高君宇书信的《石评梅作品集》（卷三）以及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绩溪作家章衣萍的《情书一束》和《情书二束》，这些记录中国新文化运动先行者爱情的文字，让我无限神往。记得带我们《文学理论》的老师散文家杨扬曾要求我们以书信体写一篇小说，班里同学都争相去借阅著名天津作家鲍昌的书信体小说《祝福你，费尔马》，好模仿一篇；而带我们《写作》的老师朦胧派诗人徐芳也曾给我们布置写书信体散文的作业，我的一个“死党”逃课外出旅游时就恶作剧般模仿周作人的《乌篷船》给我写了一封介绍嘉兴乌镇的信，充作业上交，有趣的是我竟然是在校报上看到这封写给我的信。

　 工作之后，特别是最近十五年，手机和互联已经无处不在，上邮箱、手机短信还有最近红火的微信都成了新的通信方式，我对于书信的爱好却一直没有减退。有一段时间我在南京远郊的一所学校忝列教职，曾经给马列部的一位同事代上过《中国革命史》，为了在上课时不至于”露馅”，免不得要查阅资料，因之读到了东北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受尽日寇酷刑就义前留给儿子的《示儿书》、1943年5月至6月指挥石牌要塞保卫战的国民党抗战名将胡琏的五封诀别信等大量感人至深的家书，这些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英雄信中都表露出抱着必死信念为国尽忠的坚定决心，每次读到赵一曼信中所写的“母亲由于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和胡琏将军信中所写的“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这样饱含深情、义薄云天的话语，都强烈地震撼我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