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跨语言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的语言传播研究

曹 进 赵宝巾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也是文化旅行的介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语言反映文化，并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文化则是语言所传达的具体内容，文化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均离不开语言，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语言和文化借助于传播，让两者之间这种相互促进更为有效。“人类的传播能力之所以特别强，是因为产生了语言这个重要的手段，它使传播的内容在范围上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潜力。”[1]由此可见，传播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与进步，在实现语言与文化传播过程中往往存在两个重要内涵：跨语言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的语言传播。跨语言传播存在的“壁垒”就是人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却因为文化认同不同，从而导致跨语言交往受限；
跨文化传播经常遇到的障碍就是人们生活在同一个文化圈，但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结果就是，语言交流流于表面，文化背景悬殊，缺少深层的交流互动，导致传播效果弱化。本研究着重探讨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尝试找到跨语言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的语言传播之间的有效通道，使传播活动中的“语言”“文化”“传播”三要素都能够更好地发挥最大传播效能，在跨语言传播中为文化架起桥，在跨文化传播中为语言铺好路，让语言与文化携手构建国际传播的文明链。

在当今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语言作为主要的交往工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奥斯特勒指出：“如果说是语言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那么也是它让我们变成了超人。一个人类群体一旦学会了某种语言，这种语言就能够传递无穷的知识和信仰：当我们思考、倾听、说话、阅读、写作的时候，它是能够给予我们力量的无形财富，让我们能够站在祖先的思想和情感积淀的肩膀上。语言让我们成为文化的连续统一体，将我们同历史相连，并且将我们的想法传递给后世的语言使用者……语言作为人类群体的旗帜和标志，也同样捍卫着我们的共同记忆。”[2]由此可见，语言就如同一种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符号，连接着历史、现实和未来。也有学者认为：“语言是一个敏感的指示器，能表明文化的变迁，虽然并不只是个简单的反映。”[3]尤其在传播活动中，我们要思考文化传播的“跨语言”问题。除了语言自身固有差异之外，还存在着语言修辞变体，诸如书面语言、民间语言、学术语言、科学语言、俚语、俗语等，特殊语言诸如手语、旗语、盲文等均成为推动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首先，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使用语言的人所处的地域、民族、人文等时空环境，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旦跨出这个范畴，就会形成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沟通与交流问题，这就需要掌握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或者不同国家的不同语言，以期达到国际交往的目的。其次，跨语言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以应用语言为基础、以翻译为桥梁、以跨文化传播为目的，既立足于语言与传播问题的研究，更要关注三个要素的相互交叉、相互支撑、相互协同的系统性关系，并结合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方法，对语言接触、语言变迁、语言传播等展开深入探讨。最后，因为交往的需要，不同语言间的接触、交往、碰撞、磨合，也促成彼此之间影响、渗透、吸纳、融合，逐渐地也让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开始接纳其他语言，于是就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并行使用，同时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种现象就是跨语言的文化传播。

“语言不仅是传播的工具，它还携带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因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对语言的了解和掌握只是跨文化传播的第一步，同时还要对语言深层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有着透彻的了解。”[4]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特有的现象，传递并扩散着各种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信息，并且依附于语言。如果没有语言，文化就失去了传播的载体。反之，如果没有传播，文化则失去了生命力。因此，“语言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及文化的载体，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最主要的一道‘过滤器’”[5]。跨语言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是一种“融合”概念的表达，它们属于跨学科知识体系的交叉，主要表达的是国际传播中，不同语言所传递的文化与不同文化所代表的语言之间的意义不同。所以，其所包含的理念至少指向三个维度：其一，语言学维度。包括语言选择、语言使用、语言接触、母语表达、外语学习、语篇理解、语境分析、语法系统、语义解释、语言事实、语言维护、语言态度、语言战略、语言安全等；
其二，翻译维度。包含翻译策略、翻译内容、翻译培养、翻译传播、翻译技巧、翻译组织、语用翻译、文化翻译、手语翻译、方言翻译等；
其三，传播维度。包括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生产、传播渠道、编码解码、传播过程、传播隔阂、文化认同、传播涵化、跨文化传播等。

传播则在跨语言和跨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语言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必备要件是文化旅行的载体，在构建、传达话语体系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维持、复制和巩固跨文化传播体系的主体。”[6]尤其是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语言会给不同地域、不同空间的人们带来新的疑惑和不确定性。因此，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功能、地位以及意义的发生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跨文化传播的语言问题呈现出多种维度，从语言的反映论和表达论到语言的建构论，从语言到话语，从语言作为透明的表达工具到语言的意识形态性以及与权力的盘根错节的关系，都包含着语言与跨文化理解、语言与文化身份的建构、语言与意识形态以及语言与权力等值得引起批判性反思的文化问题。”[7]由此可见，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我们首先要思考文化传播活动中的“跨语言”问题，这个问题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2018—2021年举办的“共话文化传播新趋势：第四届传神者大会”上，达成一致共识：“跨语言文化传播是新时代文化传播的新模式。跨语言文化传播将在全球多语言、多民族、多文化间进行无语言信息障碍的沟通交流。打破语言信息壁垒，让不同文明传递出本民族的神韵。跨语言文化传播产业链上的贡献者，汇聚跨界智慧，共建共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进的步伐。”[8]进一步而言，跨语言离不开跨文化的推动，更有助于跨文化的拓展，这也是从跨学科、超学科的视角来研究“跨语言与跨文化”这一人文社会科学重大命题的意义所在。

语言“是一把通向文化核心的钥匙。它具有强烈的，显而易见的象征性，因此它对种族和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重要，它是一种核心符号，具有凝聚力”[9]。语言与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如果语言偏离了正常的表达轨道，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造成这种折扣的是传播的基本介质——语言或语言翻译出现了问题。究其原因：其一，语言自身的差异性。“语言的使用和风格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个性，同样，它也能够反映一种文化的个性。”[10]因为语言产生于社会实践和历史现象，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与变迁。各个语言隶属于不同的语族、语群和语类，表现形式不一，从语音、构词、句法、篇章表达各不相同，书写方式各有千秋，书写形态各有迥异。其二，在文化传播体系中，翻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的活动，这种转换必然涉及语言。”[11]但是由于各个语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翻译困难重重，对语词的不当翻译会造成严重后果。正如学者许钧言所言：“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纯语言层面的活动，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12]因此，文化翻译理论将翻译实践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其三，语言不仅反映现实，同时它还会扭曲现实。在跨文化传播中不乏消极意义的语言，例如语言陷阱、语言霸权、语言暴力等。这就要求在国际话语传播中，要建立起一道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语言屏障。

（一）语言是跨文化传播的基础

“语言的跨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必然产物，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化进程中出现的又一全球问题。”[13]无论何时何地，“语言都是一个敏感的指示器，能表明文化的变迁，虽然并不只是个简单的反映”[1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在什么范围内进行活动，发生交际，语言就在什么范围内传播与流通。由于有了语言，我们才得以继承前人的文明与智慧。如果语言缺失或者语言不通，跨文化传播便无从谈起。就如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所言：“语言行为同样表现为文化的一个条件，因为文化的建构跟语言的建构十分相似。两者都是通过对立的关系和关联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都是靠逻辑关系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语言视为一座地基，专门用来承受那些虽然有时比它更复杂，然而跟它的自身结构同属一个类型的结构，这些结构正好对应于我们从不同侧面看待的文化。”[15]毫无疑问，一种语言如果能在跨文化领域中站稳脚跟，必须具备强有力的影响力，同时要承担起传播者的角色，在国际上传播该民族或者该国发展变化中的故事，让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也能达到共情，这就为跨语言的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

（二）语言是建立传播关系的基点

语言关系的实质是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传播关系。我们应该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放在人类大的社会系统中加以考量，尤其是把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互动放在具体交往环境中加以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精神交往理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我们研究语言现象、考察社会信息、传播人类文明的出发点。因为语言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帕洛阿尔托学派提出传播的五项基本原理都在强调语言对传播关系的重要作用：“人不可能不进行交流、谈话都包含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交流者将相互作用融入有意义的模式之中、人使用数码类比两种代码进行传播、相互作用中的讯息配对与讯息捕捉。”[16]语言是知识的传播手段及人类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而跨文化传播则是以语言为工具从广延走向纵深发展的开放文化平台。由此可见，通过密切的学术联系，语言与跨文化传播在语境、语意、语言结构、语言规则、语言效果、话语分析、话语结构、话语特点等方面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旨趣，二者相互杂糅形成了彼此依赖的关系。

同时，语言也构建了象征性权力关系。布尔迪厄认为：“语言交换是一种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言说者之间或者其各自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正是通过它才得以实现。”[17]尤其是网络时代，文化传播的便利性使后现代文化表征在传播与语言中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传播是权力”并不是简单的直接操纵，而是隐藏在文化和语言中的不平等关系之中。因为“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18]。同样，在语言中也蕴含着权力的对抗。布尔迪厄的权力论说明：“传播中渗透着无形的权力，语言中蕴含着让我们觉察不到的强迫。”[19]所以，西方媒体经常使用“明褒暗贬”“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偷梁换柱”等伎俩攻击中国，这就是文化霸权的种种表征。

（三）语言有其自身的理论模型

与单纯的传播不同，跨文化传播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文化与不同行为之间的交流、碰撞、融合。不在个人，而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所带来的文化“摩擦”，也就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所传递的符号意义、价值创造、文明理解等不同。这其中涉及诸多议题，例如：文化休克与文化适应、文化多样与文化霸权、文化延续和文化变迁、传播隔阂与意义共享、话语表达与文化认同等。而跨文化传播所传递的意义蕴含在具体交流行为之中，但并不是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在此基础上，雅柯布森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传播模型。雅柯布森用代码和信息取代语言和言语的概念，概括了信息传播的一般特点：

图1 雅柯布森言语交际行为的模型 [20]

雅柯布森的语言传播理论模型“是在一个非常形式化的前提下为语言传播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功能框架”[21]，其模式的价值在于灵活多变性，能够展现交际中具有不同的层面，至于哪个层面占主导地位则随场合变化而变化。根据雅柯布森的语言传播模式理论，语言文化传播包括发话人、受话人、语境、信息、接触、代码。我们可以根据此框架，构建关涉语言、翻译、跨文化传播的学科构架。

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跨文化传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水平，更体现了国际受众对该国文化的认同度。正如学者霍尔所说：“语言不是将思想和意义从一个脑子向另一个脑子迁移的系统，而是组织信息、释放思想、诱发其他生物体作回应的系统。”[22]这足以说明语言这个载体，真正传递的就是文化，文化才是语言所传递的具体内容。因此，跨文化传播在整个人类社会活动中，尤其是国际传播中，扮演着愈来愈特殊的角色，如果文化与文化之间能够真正跨越语言、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时空，相互融合、共同繁荣，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具有包容性和普适性的价值理念。

（一）文化是语言发展的舞台

无论在具体语境中，还是语用规则、语言使用、语言传播等诸多方面，二者相互杂糅形成了彼此依赖的关系：第一，传播与语言共具社会性；
第二，传播与语言均具媒介依赖性；
第三，传播与语言保持界面的动态性；
第四，人不能不传播，传播与语言以建立关系为出发点；
第五，文化权力博弈。而语言与跨文化传播都同属于跨学科的知识体系，指向不同文化之间所传递的信息系统。例如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编码与解码之间的理解、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互动等均为语言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语言输出力的见证，也是语言影响力的见证。在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伴随着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跨文化传播也显得愈来愈重要，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影响，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融合，都与传播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关注文化，研究文化，在跨文化视域下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从个人到群体，从组织到国家的交往规律，以及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话语变迁、语言安全、文化认同等议题。同时更关注不同语言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不同文化、民族、国家传播系统之间存在的差异。与之相应，涉及描述特定文化环境下，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传播意义所在。

（二）文化是语言交流的保障

语言在构建话语表达的同时，其自身也在传播文化。所以语言交流绝对少不了文化的保障。否则，语言符号的传播注定是一场“孤独旅行”。孙英春认为：“语言必须被放入人类的传播活动中来观察，人类的语言无不是在传播过程中被创造和表现出来的。”[23]于是，与文化内传播相比，跨文化传播的内涵完全不同，因为跨文化传播是依据传播者的文化进行编码的，而解码则是依据受传者的文化进行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文化存在差异，就会造成文化编码和文化解码之间存在隔阂。这体现在思维方式、道德标准、风俗习惯、法律规范、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最终会导致传播效果弱化。因此，我们要通过跨文化传播来缩小这种影响。彼得斯在论述跨文化传播时说：“跨文化传播的关键不是以自我文化为中心来俯视他者，不是寻求与异文化群体的人联合，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宽容他者，承认他者的存在权利，承认他者文化体系的价值。”[24]进一步而言，跨文化传播就是让不同文化在相遇时，更要彼此包容、相互促进。学者陈卫星也认为：“在传播全球化的冲击下，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平衡不平等的文化流通，整合着文化在不同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协调与发展，但也促成不同文化向‘同质化’的变迁。然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差异的缩小与模糊并不有益于世界文化的丰富，而唯有文化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才有人类绵延不绝的历史。”[25]因此，中国历来倡导“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包容性特征，这无疑是我们独到的文化优势。

（三）文化是语言融合的“孵化器”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产生而产生，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是语言的根基。语言通过传播进入生活，生活则通过种种符号进入语言。所以，为避免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跨文化传播隔阂，就要清醒地意识到：第一，跨文化传播工作者不仅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更要有强烈的语言敏感，分析、甄别、判断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不良信息，做好信息“把关人”；
第二，不仅要做“能言善辩”的“双语人”，更要做“融通中外”的“双文人”，培养“精语言、通翻译、会传播”的综合性文化传播人才，深刻理解跨文传播中文化符号及其传递的文化内涵；
第三，要认识到文化因为多样而美丽，因为包容而和谐，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独特的魅力，要充分挖掘不同文化中所蕴含的内涵底蕴，在文化差异中寻找“共鸣”。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只有主动适应新特点、新变化，掌握跨文化传播工作的基本规律，熟悉国际传播中的话语表达方式，才能赢得受众和传播市场。同时，在传播过程中，要让受传者和传播者“和解”，充分理解并认同传播者的“用心良苦”，作为跨文化传播工作者就必须想方设法为受众“量身定制”信息，打破传播壁垒和传播隔阂，能深刻理解信息中的“话中话”和“义中义”，消除语言隔阂与语言误区，挖掘不同文化间的深层内涵。

上面讨论的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两个核心问题。那么，在传播活动中，是否有消弭或减少“语言”“文化”障碍的手段？答案是肯定的，即借助现代网络信息化手段来实现。现如今，“跨语言文化传播贡献者远远不止于语言工作者，还包括开发助推文化传播的产品设计者、研发技术者、媒体从业者、文化策划者以及AI机器人等”[26]。互联网作为一个传播平台或传播渠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限制，是一种跨媒体的传播平台，融合多种优势于一身，比如丰富多彩的画面，生动形象的场景，灵活多样的表达等。基于多模态语言学理论，并结合翻译学和传播学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建构，为人工智能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手段，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力和效果，实现信息技术产业和语言服务业的有效结合与完美对接。

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在建构之初，就具备了跨学科与多模态属性。人工智能技术、多模态理论研究与实践技术持续促使传播技术进步，引发了一次次传播界面的交替。传播界面的变化又使得语言传播出现了新的语言行为与语言表征。网络传播使语言的读写界面发生了革命性变革。通过键盘与显示屏界面实现的即时输入、即时出版、随时调整与完善，使语言读写进入了一个新的界面，倚重听觉的语言越来越偏向视觉传播。网络时代，“大众传播不仅是要说，而且要展示；
不仅要使人知道，而且要让人看到”[27]。在传播技术的支撑下，语言已超越了传统的定义，它汇聚文字、图像、声音、表情以及超文本于一身，成为人类传播的超级语言，由此构成了人类跨文化传播的新境界。

（一）构建多模态跨文化传播格局

在人工智能时代，“专注于文字表意的研究已远远不够，意义在其他的表意系统，如视觉、听觉、行为以及其他编码中强烈并广泛地存在着”[28]。对于语言文字传播面临的障碍，多模态成为开展跨文化传播，让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在跨文化传播中，往往存在着“跨语言的文化传播”与“跨文化的语言传播”，而多模态传播恰恰为“跨”搭建了平台，实现了其内涵的增殖，同时也弥补了之前要么倚重语言传播，要么依赖文化传播，缺少语言和文化合力的不利局面。而多模态视角的跨文化传播，就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培养多模态意识、多模态信息生产能力以及多模态使用技能，从而充分调用人类的感知通道和多维符号，以开展高效的跨文化传播。

新媒体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单模态文化传播的样式。融合了视、听、嗅、味、触觉的多模态传播技术，这有助于从全新的、全方位的视角来了解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增殖性决定了多模态技术与跨文化传播密切融合。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里，采用多模态理论，结合语言学、翻译学和传播学进行文化多模态跨文化传播理论建构，开发多模态智能译述系统，建设“文化资源共享、文化平台共融、文化效能共通”的“时时在传播、人人可欣赏、处处皆在线”泛在跨文化传播平台恰逢其时。

（二）打造多模态跨媒体传播理念

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文化传播中出现的符号模态趋于多元化，现代媒体技术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模态和样式，不同领域可以采用不同的模态来实现话语表辞达意的最大化。多模态以声、光、电为支撑，以文、图、画为手段，调动人的视、听、嗅、触感官，辅以色彩、音视频等社会符号，共同与语言文字构建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符号丛资源，共同参与话语意义的表达与建构。在数字化环境下，以现代技术为媒介，运用语言、声音、图像、动作等多种符号资源开展跨媒体传播已经成为国际交往的普遍现象。

2016年5月1日，甘肃旅游形象宣传片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该宣传片通过使用多模态手段，以各个要素在构图中的不同，用色彩、距离、位置等诸多元素吸引受众注意力。整个画面构图以沙漠和戈壁为基调，并采用了丝绸之路独有的褐黄色，而核心的文字部分则使用了红色，与基本色调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恰恰吻合了大众传播“选择性心理”的三个层面：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这些巧妙的构思能够引发国外受众对宣传片的关注和兴趣，进而激发赴甘肃旅游的内在动力。同时，也使国际受众迅速在认知层面获得信息，通过解码过程理解这些表征参与者所传达的意义。宣传片“在黄色的丝路基调下，各个景观相互融合，绘制了一幅壮丽的丝路景观，抓住了互动参与者的眼球”[29]。可见，跨文化传播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数字化虚拟仿真技术实现文化的深度体验和深度感知，最终实现民众对彼此国家文化的深度认同。用多模态方式将语言转化为对方能够理解并接受进而产生认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可以大大增强跨文化传播力，让传播内容首先作用于彼此的情感领域，通过感性认同过渡到理性认同。

（三）拓展多模态跨语言传播效果

网络时代的跨文化传播要实现有效和高效传播，离不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数字化、大数据、超文本、超链接、多媒体、多模态、虚拟仿真等技术的日臻成熟，对于跨语言传播活动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人工智能技术搭建起来的多模态的语言环境，为语言学习、文化接触和消除文化休克提供了弹性介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搜索、机器学习、知识获取、模式识别、人工生命、复杂系统等技术，用多语种共同打造多模态的文化表现形式，使抽象的内容具象化，让冰冷的文字活起来，让单维的画面动起来，将会大大加强跨文化传播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处于某种“隐藏的潜意识”状态。多模态的文化呈现方式有助于激活这种隐藏的潜意识，激发民众了解异国他乡文化的意愿与热情。

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跨文化传播平台使原本抽象的传播内容愈来愈具象化、形象化和平民化。传媒技术让语言“响”起来、文字“飘”起来、历史“活”起来、景观“动”起来。遥远的他乡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超越了时空裂隙，既消弭了时空距离，也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人工智能技术以几何倍数加速了传播内容由静态转向动态，由听觉偏倚视觉，由平面走向立体，由抽象转为具象。在文化传播与人文数字技术、语料库技术、数据挖掘、语音识别技术、文字输入技术均成为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优质的人工智能译述成果可以使受众身临其境，更加真切地“听到”“看到”“嗅到”“尝到”“触摸到”中国的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

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是语言、传播、翻译的有机融合。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只重视语言，忽视文化内涵会导致跨文化传播失利。反之，若一味重视文化因素，语言翻译或表述距离目的受众相去甚远，也无法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语言传播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文化传播的抽象性与凝练性均需要一种“黏合剂”，这样就可以降低语言传播的复杂性，也可以减少文化传播的抽象性。而人工智能技术为二者的更好互动创设了一种良好的界面与接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会创造出基于人工智能的多模态亲近性、故事性文本，讲好中国故事就有了技术保障，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和文化也有了更多养分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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