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

师 喆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明了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十个坚持”“五大统筹”等，这共同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建设，将安全贯穿于国家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新时代，中国仍然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较大，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威胁着日益崛起的中国。面对瞬息万变的国家安全局势，需要敏锐地观察研判，辨析和追踪威胁国家安全的蛛丝马迹，有针对性地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也应当看到，外部破坏性因素不易从根本上撼动中国的国家安全，但内部的收入差距、区域非均衡发展、城乡鸿沟、公共服务相对短缺、利益格局固化等问题，却可能削弱国家安全基础。因此，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安全的威胁，需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既定发展战略目标不动摇，尤其是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始终坚持公平正义，不断化解社会矛盾，夯实国家安全的根基。这就需要将实现共同富裕置于政治高度，特别是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正如习近平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2]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追求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3]，也是中华民族应对历史大变局的战略保障。

围绕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议题，学者们不仅厘清了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提出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制度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现机制是按照劳动分配生活资料[4]，而且深度挖掘了从“天下大同”到“天下共富”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渊源[5]。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系统梳理了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进行的长期探索历程，认为党追求共同富裕的历程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是党的初心与使命的深刻体现[6]，并全面总结了探索共同富裕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道路和积累的中国经验，使“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得到证实[7]。针对当前共同富裕面临的城乡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具体挑战，学者们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金融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多维度地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建言献策。这些建议归纳起来主要有：强化指标硬约束，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8]；
合理调整分配格局，形成一次、二次、三次分配相互协调的分配体系[9]；
深化城乡联动和一体化水平，加快促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10]；
优化区域经济格局，以兴区促共富[11]。总体而言，学界对于共同富裕的哲学基础、历史沿革、主要任务、测量指标、评价标准等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正确理解和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然而，大多数学术研究往往聚焦于共同富裕的历史、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维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缺乏对其政治上急迫性的深入认知。

从概念而言，共同富裕包含“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使社会大多数成员能够享受生产力发展的成果；
后者指的是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来创造充足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在没有达到生产力高度发达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之前，共同富裕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纵观人类政治思想史，思想家们对共同富裕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孔子就曾深刻指出国家运转的恒常理论，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古希腊，柏拉图虽然在表面上支持合理的分工和等级秩序，但他同样表达了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瓦解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仔细剖析了财富分配数量平等与比例平等之间的原则性冲突，并主张城邦内应该有尽可能多的、富裕水平大体一致的中间阶级[12]68。共同富裕理念之所以从古至今都受到重视，因其反映了人类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即在物质资源总量有限的约束下只有维持某种程度的共同富裕，人类才能结成共同体来应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反之，如果贫富差距长时间不断拉大，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通过攀比产生心理失衡，在某种情势下便会产生动荡和不安，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大量人类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都发现：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人类为了生存只有携手合作，由此产生集体劳动的必要性以及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公有制的必然性。也就使得原始“共同富裕”观念浸入人类进化和共同体存续的基因之中，“个体之间和集体之间普遍的互惠互利是人类取得所有成就中重要的一环，其核心是建立了社会”[13]283。

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共同富裕也逐渐由生存问题转变成政治问题。由于人类协作规模的扩大、生产剩余的产生以及部族之间广泛战争的爆发，“除了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的新的阶级划分”[14]180。当社会分裂成相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15]441。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一方面需要依靠暴力来维持阶级统治，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管理或者分配来维持某种程度的“共同富裕”，以此来确保社会冲突不会突破使国家崩溃的阈值，以此来维系人类的存续和文明的发展。在国家消亡之前，国家仍然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必要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哪个国家共同富裕程度高，该国家内部就更团结、社会内耗更少、经济运转效率更高、资源汲取能力更强、公共服务成本更低、集中资源办的大事更多，因而国家也就有更多的安全冗余和安全屏障，亦能更好抵御来自内外部的各类风险，人民也就有更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反之，过度的社会差距必然会引起社会撕裂、阶级阶层对立、政治对抗、市场失灵、财政破产、公共议程停滞、社会资源空耗，一旦内部和外部的条件产生变化都会诱发大规模的社会危机甚至是暴力与战争，国家安全将彻底失去根基与屏障。“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16]因此，必须从国家安全角度把握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运用底线思维、战略思维、大局思维和政治思维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纵观人类文明史，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安全的维系都离不开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中国由于相对较早地进入“平民社会”[17]175，并在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的1 0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保持相对较低的基尼系数[18]373-382，因此经历了较少的战争、革命与自然灾害导致的国家崩溃。这是中华文明能够保持延续性的重要原因。同时期的欧洲由于高度的社会差距，导致此起彼伏的内斗、延绵百年的乱战、一轮又一轮的外敌入侵以及每隔几十年就爆发一次的瘟疫，致使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政权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当人类历史迈入近代工业化阶段，中西社会虽呈现出不同的走向，但都体现了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

2.1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崛起，大规模的商品“自由”生产和交换要求劳动者摆脱封建的束缚和人身依附关系，从而可以“平等”地出卖劳动。商品作为天生的平等派[19]103，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推动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封建国家，加之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输入资源和将整个国家的穷人当作“犯罪阶层”[20]1的方式向殖民地输出低端人口，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现出超越传统封建国家的国家发展活力和国家安全能力。这一时期，在大规模压迫黑人奴隶的基础上，地广人稀、人均资源丰富的美国几乎建立起从形式上“生而平等”到人人都可以实现“美国梦”的所谓“共同富裕”社会[21]147，并展现出了国家能力。

然而，资产阶级分配方式的虚伪性必然在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以往全部历史创造的财富的总和之后，将社会极化程度提升到史无前例的程度。以美国为例，2012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无论是否含有资本收益)和最富有的0.01%的家庭所拥有的私人财富的份额第一次超过了192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并在之后进一步扩大。美国最富有的50人与最贫穷的1.65亿人拥有的财富相等，1%最富有的人拥有的净资产是50%最贫困人口的16.4倍[22]。高度的社会分配极化也导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出现犯罪率提升、精神疾病高发、传染疾病肆虐、社会撕裂、民粹主义崛起、国际冲突频繁等国家安全问题，并进一步削弱国家凝聚力。作为美式制度坚定拥护者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不禁感慨美国在加速衰败[23]。

可以断言，未来国家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围绕创造财富总量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大量创造财富的同时能否保障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相对均等。然而，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这几乎没有可能，因而其必然走向崩溃，尽管他们还在挣扎，但由于社会严重不公所导致的国家崩溃是难以避免的。

2.2 近代中国追求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的探索

聚焦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独立与安全的进程同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交相辉映。毋庸讳言，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创造的生产力超越了中国传统社会。面对西方创造的超高人均经济总量和展现出的强大国家能力，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并逐步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在“三座大山”的压榨和剥削之下，近代中国无论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均衡水平都跌入低谷，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几乎失去根基，并伴随着列强的侵略走向濒临崩溃的边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24]196在随后的大革命兴起和失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胜利不仅要以共同富裕的理念唤醒中国人民，而且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和建立由党直接指挥的军队。与此同时，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以生产资料相对均衡的分配来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进而夯实红色政权的根基。经济和政治的平等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认清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并通过拥护土地革命、支持共产党、参加红军、支援前线等方式支持红色政权，迅速提升了红色政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为之后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证明，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积贫积弱、饱受列强凌辱的国家安全绝境，很大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了观念平等和实质平等高度结合的“共同富裕”政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近代以来因为社会分化而导致的“一盘散沙”的国家困境。这种基于共同富裕理念和实践而建立的政权无疑能够动员起共同体内部每一位成员，并汇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尽管面对当时经济力量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民族自信最高涨的美帝国主义的安全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也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的奇迹。

2.3 新中国成立后追求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的实践

“钢少气多”毕竟不是最完美状态，西方列强凭借工业化积累的物质力量已经被历史充分证明，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迅速升级为“钢多气多”，尽快实现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结合。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工业化探索正式开始。但从理论与实践看，工业化和“共同富裕”不是绝对兼容的，工业化虽然会带来迅速的经济增长与生产力发展，但同时会导致难以克服的社会不均衡发展[25]1。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面对以“羊吃人”为典型的工业化带来的高度社会差距以及社会撕裂，他们只能通过对外殖民掠夺、对内暴力压迫并辅以社会福利的方式转移或者缓解矛盾。苏联虽然通过计划经济实现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初步结合，但也没有解决好诸如社会管理者和知识分子逐步脱离群众、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央逐渐凌驾于地方、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工业挤压事关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和农业等难题。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局限和不足。“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提出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26]185《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则标志着这一探索正式开始，由于前无古人，注定了这项探索充满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不移地将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正如毛泽东所言：“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27]495正是因为对共同富裕的坚持，使得中国在艰苦的探索过程中仍然保持强大的国家安全能力，为中国之后的腾飞奠定坚实基础。

2.4 改革开放后追求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的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只要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使不均衡的制度设计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例如，没有原始社会对剩余生产生活资料的不平等占有，人类可能会永远陷于原始社会之中。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极化的批判不在于其道德上的虚伪性，而在于其限制了社会化大生产，阻碍生产力的长远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融入当前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性分工体系、激励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刺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性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可以容许保留一定程度上的非均衡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勾勒了“共同富裕”的基本框架：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之后又经历了十年的探索，进一步厘清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奋斗目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8]166虽然在这一时期实行以效率优先为主的政策，但其与西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如邓小平所言：“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8]111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并就此予以部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中央的宏观调控、财政转移支付、全国范围的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兜底保障等都在努力推进共同富裕。这些举措促进了全社会“四个自信”日益增强、国家认同不断强化，保障了国家安全。新时代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始终积极应对不均衡问题，主动推进不均衡问题治理工具的迭代和创新，更加注重公平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在激发社会活力、快速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避免出现和固化两极分化，始终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和国家的安全稳定。

共同富裕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命运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治思想史上虽然有一些思想家和学术流派批评“共同富裕”，认为其主张结果平等，并导致千篇一律、整齐划一、鼓励平庸、限制卓越，但鲜有国家会放任社会差距的无度扩展。即使秉持所谓“自由至上”的英国，也将全民共享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作为国家的名片，并在历史上持续作出一系列弥合收入差距、地区差距以及城乡差距的努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更不能坐视长期偏离共同富裕的情况存在，否则在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格局中，必然面临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彻底消灭社会差距的共产主义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偏离共同富裕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纷繁复杂，几乎涉及所有的传统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为了清晰呈现共同富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理论关系，以“共同”和“富裕”作为坐标系的横轴和纵轴，构建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四个类型(见图1)。除了“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类型之外，还有三种偏离目标的类型：“不共同”亦“不富裕”、“不共同”富裕、共同“不富裕”。这三类情况都会引发国家安全风险，且有交叉，但也有各自独特之处。

图1 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类型

3.1 “不共同”亦“不富裕”导致的根源性国家安全风险

由于资源总量的约束，“不共同”亦“不富裕”状态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常见的不平衡状态，也是学者们探讨最多的议题。自社会生产的剩余出现以来，社会差距就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秩序。工业革命之前的生产剩余总体而言并“不富裕”，即使较小程度的社会差距也会很容易就威胁到社会大多数劳动者的生存。当国家以强力和等级秩序为核心的“人工机制”无法实现物质资源和劳动成果大体公平分配，进而威胁到普通民众的生存时，蕴含在人类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破坏性力量便会打碎国家，转化为矫正社会差距的“自然机制”，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暴力和死亡。

第一种对国家的破坏性形式是无实质性进步意义的暴力革命。“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起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29]317当然，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本身并不一定带来“共同富裕”的结果，比如国内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还可能加剧社会差距。但暴力冲突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暂时掩盖社会不平衡的程度，并为下一次暴力冲突积蓄更加强大的破坏性力量，直至国家内部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全面动员并受到伤害，相对的平衡的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

第二种对国家的破坏性形式是国家间的战争。当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差距无法调和的时候，国家的决策者往往会诉诸对外战争，希冀通过对外掠夺资源来缓解国家内部的矛盾。在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中不仅人口被大量消灭，而且为了维持战争必须借助于增加税负、汲取包括富人财产在内的社会资源、拔擢具有才干的底层民众参与战争、奖励具有战功的群体以及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抵消债务等一系列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革以及财富的重新分配。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种对国家破坏性的形式是自然灾害，尤其是无差别影响所有人的气候变化和瘟疫。自然灾害一方面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凝结和国家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也时时刻刻考验着国家的韧性。当一个国家政通人和时，便可以通过团结的力量来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
反之，当一个国家因为社会差距而处于阶级冲突、社会撕裂的状态时，自然灾害的破坏力便会被放大。尤其是气候变化会限制资源产出的总量，瘟疫会无差别地消灭大量人口，两者的叠加可能又会引起国内革命和国家间的战争，直至导致国家政权的崩溃。自然灾害对于社会差距的矫正比任何人为的灾难更加强力，当然也更加残酷和致命。很多学者已证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及其对国家和人民安全的伤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今世界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30]。

3.2 “不共同”富裕导致的外源性国家安全风险

与在资源匮乏局面下极端社会差距导致的革命、战争和自然灾害等根源性的国家安全风险不同，资源富足情形下的社会差距以另外一种“慢性”的方式威胁国家安全。很多研究表明，资源的富足能够提升人民忍受社会差距的阈值。根据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等学者提出的“社会忍受发展差距的阈值”[31]概念(见图2)，如果人均GDP等于最低生活标准，那么社会不会忍受任何程度的社会差距；
如果人均GDP略高于最低生活标准，假设人均GDP是最低生活标准的1.05倍，社会能够忍受的最大基尼系数为0.047；
如果人均GDP是最低生活标准的2倍，社会能够忍受的最大基尼系数迅速上升为0.495。如图2所示，随着二者之间倍数的提高，“社会忍受发展差距阈值”的曲线开始平缓地变化，在人均GDP为最低生活标准的5倍时，基尼系数将最可能接近0.8。该曲线解释了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差距程度往往远高于前工业社会，但是工业社会更少发生暴力威胁国家政权的现象。

图2 社会忍受发展差距的阈值曲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国家可以放任社会差距的发展。因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虽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就像从外部为特定国家注射的“强心剂”——虽然短期内可以增加一个国家忍受社会差距的阈值，但未来会以相对缓和却长期存在的方式威胁国家安全。对于工业化过程中“不共同”富裕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亨廷顿作了精辟的分析：“政治动乱之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32]43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中短时间内大量注入的外部资源导致社会利益迅速分化，使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集团的爆炸性产生。当现有的政治体制又无法容纳和引导新兴的社会集团进行有序和谐的政治参与时，社会往往会陷入无休止的动荡。国家可能会由于频繁出现的政治骚乱和暴力事件而陷入倒退。伴随“外源性”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国家外部的各种势力往往乘虚而入，通过支持不同的“代理人”制造冲突来削弱国家的凝聚力，使国家被锁死在任由剥削的低水平的发展阶段。

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也无法幸免，其财富大多来自国家外部的生产和贸易体系，这也注定不是所有的发达国家民众都可以从这个“外源性”的体系中获益。虽然发达国家因为财富总量的历史积累和对于外部资源的持续掠夺，可以承受更高水平的社会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高枕无忧。“国家内部分配极化给当代西方国家带来最深远的影响，并为其政治衰败埋下伏笔。”[33]持续的外源性发展差距的输入导致西方传统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性的“钻石型”社会结构开始瓦解，社会不满和对立情绪开始激化，利益受到伤害的民众开始通过非理性和极端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形成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社会在不同身份群体不可调和的矛盾中逐步走向对立甚至可能解体。新的社会结构作用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政治极化、政治体系的臃肿低效、政治精英狭隘的利益攫取以及裙带网络的盛行。多元民主论者畅想的稳定的权力制衡开始瓦解，开始形成相互对立、无法妥协的“否决体制”(Vetocracy)[34]，国家公共决策和集体行动变得遥不可及。当衰败的政治面对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危机时，国家和人民安全无疑会成为牺牲的对象。

3.3 共同“不富裕”会导致无源性国家安全风险

偏离共同富裕的第三种情形是在生产力尚未高度发展情况下空想的极端平均主义。共同富裕理念之所以有一定争议，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空想的极端平均主义对人类社会而言十分危险。“共同富裕”的反对者对此着墨颇多：失去差异，人类社会就失去应有的多姿多彩，“这就像在音乐上和声夷落而成单调，节奏压平到只剩单拍了”[12]61；
会抑制优秀、贬抑卓越，使一切人都沦为平庸，“并且还会勾结平庸的素质传播对平庸的爱好”[35]421；
遏制社会差距将会抑制经济增长，最终使穷人和富人都会受到伤害，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使所有人都受益[36]85。因此，当代一些经济学者声称缩小社会差距是一个虚假问题，他们认为贫困才是真正的问题，穷人生存条件的改善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大爆炸”，而非再分配政策[37]47。上述观点值得商榷，但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在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状态下共同富裕就是空中楼阁，不可能长久。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空想的“共同富裕”很大可能会引发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致使国家发展被锁死，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传统的观点认为，高度的社会差距是导致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原因[38]。但如果仔细分析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案例可以发现，面对高度的社会差距，其发展过程经历了“左翼”政党上台，试图通过实现资源型企业国有化和全民高水平福利等再分配方式纠正社会差距现象。然而单纯的再分配政策是无源之水，短期的“共同富裕”不仅不能换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提升，而且会迅速消耗国家物质财富，导致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再生产。更重要的是，无源的高福利会使民众产生不劳而获的错觉和惯性，也注定其无法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政治颠覆。而被西方势力扶持的“右翼”政党上台之后，往往会开启企业私有化和削减民众福利的“休克式改革”，国家沦为西方自由掠夺的经济“殖民地”。在这种极端的左右摆动中，一些国家逐渐陷入经济停滞、寡头垄断、政治腐败、社会极化以及“国家失败”的陷阱之中。

因此，消灭社会差距不能仅凭无源之水式的再分配政策，而是需要调动国家每一个人的生产和劳动积极性，“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9]421。换言之，社会差距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对其评价应该看其是阻碍还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视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外客观环境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过度追求理想的“无源性”共同富裕，不仅无助于真正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而且最终会伤害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即将突破联合国划定的中等收入线，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注意防止社会两极分化，通过区域协调发展、转移支付、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举措来保障全社会能够共享发展成果。然而，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有着全世界最为复杂的自然地理格局，同样有着因为多代产业革命的时间压缩而聚集在中国地理空间上的发展差异，加之历史积累、文化差异以及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策略，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这种情况如果不加干预，会限制未来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威胁国家的安全稳定，干扰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当前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4.1 发展生产力与公平分配并重，消除根源性国家安全风险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40]社会差距的起源和消亡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只有不断做大蛋糕，才能为分好蛋糕奠定基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41]553。因此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必须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以激发社会生产力的活力，主动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尽可能快地提高中国生产力的水平，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消除旧分工强加在人身上的不平等不公正。其次，科技创新是提高生产力的战略支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42]。再次，保护生态环境是生产力长期发展的重要前提，其不仅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且“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43]2。

不断发展生产力可以提升社会对于差距忍受的阈值，但过度的社会差距反过来会限制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削弱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必须在发展的同时兼顾公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继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确保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获得更大成就感。

4.2 以“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抵御外源性国家安全风险

毋庸讳言，中国的发展需要融入当前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分工和秩序中，同时也必须面对外部资源大量注入导致的社会不平衡及其诱发的外源性国家安全风险。如果对此采用自由放任的政策，实际上是放任本国发展依附或者从属于全球优势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网络，从而削弱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主导权。域外优势国家可以轻松使用制造经济动荡的方式来收割国家发展的成果，危害经济安全。

对于外源性不平等的自由放任，实际上是扩大了国家内部的矛盾。一些国家内部往往出现大部分区域和人口贫困的问题，而全球性资源分配并不会主动承担国内落后区域开发或贫困人口救助的责任。一些国家因为权威的流散以及少部分富裕地区和人口凭借经济优势获得大量政治权力，致使国家亦没有能力和动力解决不平衡问题，最终结果就是国家主权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对于外源性不平衡的自由放任实际上就意味着放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其所倡导政治模式的自由传播。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全球性生产和贸易网络的先富者容易被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渗透，而一些全球网络结构的受害者则更加容易被域外敌对势力鼓动，将自身的困境归因于本国政府的错误或不作为，并伤害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对于外源性不平衡自由放任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国家对于未来的规划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对资本力量存在着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低估，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而实现的全面同质化中，资本具有粉碎、分割及区分的能力，吸收、改造甚至恶化古老文化差异的能力，制造空间差异、进行地缘政治动员的能力。”[44]39域外敌对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可以通过所谓“自由”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以制造冲突和拆解政权的方式来打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划，这使国家的政治安全受到根本性威胁。

因此，必须使国家经济保持与外部联系的同时避免对于特定发达国家主导经济体系的“依附”，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仅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夯实政治安全的要求。为此，就需要坚持对相对落后区域和贫困人口的开发和扶贫；
坚持优势区域与劣势区域、先富和后富的优势互补，实现资源的双向流动，以经济的内循环夯实政治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
警惕域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的渗透，约束跨国公司、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国际组织的行为边界，避免其对国家政治安全的伤害；
建立由中国参与和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升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能力，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在外循环过程中国家安全被动防御的局面。

4.3 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化解无源性国家安全风险

在生产力尚未高度发达以及共产主义尚未实现的历史阶段，整齐划一或者“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以及不切实际的“高福利”会削弱生产力的发展基础，而且因为陷入“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导致内外矛盾激化。为了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还要围绕当前的客观情况，从提升人力资源和加强社会保障两方面做好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安排，其核心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通过制度的变革将人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不是“养懒人”，使人永远摆脱劳动。因此，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通过消除两极分化和防止阶层固化的方式，为人民的劳动创造更加公平的条件，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到符合自己劳动付出的劳动成果。

首先，要完善分配制度，打破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对勤劳创新致富造成的障碍。要规范资本性所得，避免资本性收入导致的马太效应挫伤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效能感；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同时修补制度性漏洞，大力打击以慈善名义非法敛财、偷税漏税和财富代际固化的行为；
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坚决遏制权钱交易，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

其次，要为人力资本的提升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体系，为劳动创新致富提供技能保障。大力发展和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培养更多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各类劳动者，尤其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为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提供机会和平台；
鼓励创新创业，为劳动者创业提供资金、税收、土地等全方位的支持；
发展惠及全民的体育健康事业，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夯实劳动创新致富的基础。

再次，要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社会保障体系，为勤劳创新致富提供坚实的保障。强化基础教育的公平性，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
要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的待遇差距；
要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要完善兜底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住基本生活底线。

最后，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之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使劳动创新致富成为社会基本共识，防止急于求成导致的“内卷”和畏难情绪导致的“躺平”，尤其要防止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对共同富裕共识的侵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形势发生复杂变化，各种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刻威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面对政治、军事、主权、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水资源、生态、能源、核能、海外、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纷繁复杂的安全问题，既要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科学统筹、增强斗争精神、实现精准应对，以全社会、全政府、全体系、全手段应对重大国家安全风险挑战，也必须找准绝大多数安全问题产生的共同原因，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安全问题产生的土壤，赢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

通过对人类政治思想史和文明史的梳理，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克服安全困境、探索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历史的总结，可以发现共同富裕是深刻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国家的共同富裕程度越高，国家的内部矛盾就越缓和，外部威胁就越虚弱，国家就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多的资源、更快的速度来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本文结合各个国家的发展实践，逐次分析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不共同”亦“不富裕”会导致革命、战争、自然灾害、传染疾病等根源性国家安全风险，消除此类风险需要在坚持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性；
“不共同”富裕导致社会利益分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否决体制等外源性国家安全风险，应对此类风险需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共同“不富裕”会导致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经济停滞、寡头垄断、政治腐败、社会极化等无源性国家安全风险，防止此类风险需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实现精神共同富裕，防止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对国家共识的侵蚀。

虽然本文试图构建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理论关系，但受限于篇幅和研究资料，并没有对该理论进行基于大量国内外数据的实证性验证。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未能更深入、更科学、更严谨地在比较中展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成功经验。此种遗憾可以构成日后围绕共同富裕与国家安全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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