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背后的角落] 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句子

　　白天，幸福路显得苍白无力，一条小路被来往的车辆堵得死死的，喇叭也不甘寂寞，大声地在那里此起彼伏；远处的小超市门口，堆放着一些不太新鲜的蔬菜，时而散发出一阵阵腐烂的气味，似乎在为幸福路叹息；丁字路口上的酒吧，冲着所有的行人，恶狠狠地敞开了胸膛，可是门面破旧，台阶上落下了不少灰尘。但是，一到夜晚，打着“幸福163”字样的霓虹灯“呼啦”一下打开的时候，你再看看？路边歪歪斜斜的小树都被照亮了，岂止是照亮，树叶在霓虹灯光的闪耀下跳跃，像满天的星星，简直要飞上屋顶。很快，那些时髦的年轻人、外国人都朝酒吧走去，才拉动了一下门把，“轰”地一阵吉他声和一个男人的嘶吼就从门缝里冲出来了。他叫喊着：坐在火车站上/买张去别处的车票/手持行李和吉他/度过一夜的旅行/一个人的乐队啊/多希望这是回乡之旅/回到所思所唱的故乡/那儿有真诚等待我的姑娘……
　　歌声越吼越惨烈，走进酒吧的人，身上几乎是蹭满了歌词鱼贯而入，拉紧门后，歌声在大门外戛然而止。霓虹灯还在闪烁，在它的背后，会忽闪忽闪地出现几行小字：足底、全身保健按摩。还没看清价格的时候，灯光又暗淡了，再一次闪亮起来的时候，还是不能立刻捕捉到全部的信息。后来，天长日久风吹雨淋，窗户上的小字消失了。但是，里面的生意却做得越来越红火，人家不用打出广告就能招徕顾客。
　　“Liza，今天好漂亮啊！上次按摩的颈椎好点了吗？”刚跨进门槛，秋芹就大声地迎上门去。洁净的小厅堂里落满她和Liza的笑声，“好多了，好多了。”“这衣服挂这里，不要弄脏了。”“没关系，随便挂。这衣服是我家阿姨给我的，她说我老是穿旧衣服，她做的其他东家要扔掉的衣服，就给了我。我无所谓啊，就是不喜欢浪费。”“Liza，你穿了就不一样。”“是吗？你要是喜欢，你拿去。”“我不要，我说，你穿上去就是蛮好看的。气色也好，眼睛都在发亮。”Liza又笑了，“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开了双眼皮。都八十多的人了，你们不要笑话。”“不会啊！不过，Liza，你原来的眼睛就蛮漂亮啊！”“我觉得，原先眼皮是有点耷拉下来，一个朋友带我去的。在美国，大家都不喜欢什么双眼皮，我一回中国，大家都说双眼皮好看，双眼皮好看。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说话的这会儿，秋芹已经把按摩床换上了新床单，Liza趴在上面的时候，会闻到熟悉的太阳的气味。“哎呀，晒干的床单真舒服。在美国都是用烘干机，也不环保……”“要我先生给你做吧？”“都可以啊！”
　　按摩室暗暗的，但是走进这个角落的时候，就让人安静下来。朱师傅睁着他大大的眼睛，眼珠常常是朝上翻着，他长得真是帅气，可是眼睛已经全部失明。二十五岁练习拳击的时候，硬是让别人给打破了视网膜。一家都是老实人，什么话都没说，也没有让对方赔偿，父亲就拿着那一张小小的公费医疗卡，请了假，扣了工资，带着儿子一次一次跑医院。可是没有人认识，总也找不到好医生，于是就眼睁睁地等着失去了视力。奇怪的是，朱师傅一家从来没有抱怨过，他们家的人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实人。社会怎么变，这些老实人就是不变，所以就被人欺负。不过他自己还是觉得做老实人简单、踏实，心也安，于是脸上总会带着浅浅的微笑，伸出双手摸着门槛慢慢走。当他把自己的大手，按在客人身上的时候，这成了他的一种弥撒，一份虔诚。慢慢地、认真地做着，更像是他的一种宗教仪式。于是大家都会跟着放松下来，特别是当朱师傅宽厚的大手触摸到你的肢体时，让人会有一种信任，一种愿望，一种渴望释放自己、周边的人、朋友，不知不觉就会絮絮叨叨地往下说。朱师傅和秋芹都是最忠实的听众，他们会跟随你一趟一趟跑到很远的过去，或者是很远的地方，你或许喜欢把这叫成“生活”。
　　Liza说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可是她是一个彻底的美国人。她最喜欢用的就是“不好意思”这个词，因为她不认识中国字。“那你也是美国的大教授啊。”“不好意思，我不行啊！我们家祖上就是看不起女孩，所以我一生下来也不好好让我上学，家里请来的私塾，都不许我们女孩子去听，说是女孩嫁个好男人才是福气，读书有什么用啊！”秋芹忍不住问道：“那你们家不也是读书人吗？” “我们祖上是行医的，我在皇城根下长大，祖上都是给皇族看病的，后来曾祖父那一辈的时候，上海变成殖民地啦，曾祖父就到上海来开了中医学校，就是你们现在上海的中医学院。很小的时候，我的祖父带我来过一次上海，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街上的警察都是印度人，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印度人，都说是从印度专门选出来的，所以特别高大，头上扎着红布，一脸的大胡子。一眼望去，特别显眼。祖父跟我说，上海人管他们叫‘红头阿三’。好像你们上海人一叫阿三，是有点骂人的意思吧？”“没有，没有。就是有点小看你，阿三嘛，不是老大啊。”“是这样噢，祖父似乎对我有这么说。我和祖父过南京路的时候，一个‘红头阿三’朝我们走来，我吓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以后，家里人吓唬我就说，不听话，就让‘红头阿三’带去。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不害怕了。我在北京，哪里有什么‘红头阿三’。”秋芹和朱师傅都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那时候的记忆，就剩下家里小院的金叶子了。后来家里把Liza送人了，女孩子家送了就送了。那是家里的世交，学西医的，人家不在乎什么男孩女孩，都喜欢，她去了，还在那里说要上学要上学。养父就说，女孩子家要上学，就去外国上学。Liza说外国就外国啊。但是没有人认真地搭理她，后来日本人来了，都说日本人到处强奸中国妇女，家里害怕了。养父听说有货轮从天津走，要去美国，就说赶快把Liza送美国去吧。那时候，她已经十七了。夜里，突然害怕起来，不知道美国是怎么回事，看了一些好莱坞的电影，想到的事情，都是电影里的场面。“我想，哎呀，那里肯定都是美女和美男子，我去了怎么办啊！长得这么丑。又一想，就要离开我深爱的北京啦，再也看不见院子里的银杏树，那叶子一片一片飘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夹在书里的书签，在太阳下飞舞，金灿灿的。我小时候，白天坐在院子里，看着那黄黄的金叶子，会睁着眼睛做梦呢。北京那会儿，真是漂亮。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从美国回来了，我喜欢住在上海。”“那时候去美国，有飞机吗？”“很少，那是非常非常贵的，一架飞机坐不了几个人。我们坐不起啊。坐船从天津走，绕路，走了三个月。一说去美国，就像生离死别一样。黄包车来了，外面下着大雨，油布把车挡住了。我透过油布的缝隙，看见一盏黄黄的小马灯吊在车轮子上，一抹清光洒在老北京的柏油路上，我的小妹妹——养父后来自己生了一个小女儿，她跑出来，拉着我的手，说‘姐，那么黑，你上哪里去啊？’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欲哭无泪啊，我拉着小妹妹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在下雨，养母把小妹妹抱走了。真是凄凉得很，我都没有怎么来得及跟我亲生父母告别，就一直给拖到车站。那里有日本人，只听见有人在喊：‘快快，上了火车就好了。’家里人把我的脸也抹得脏脏的，扮成一个乡下人。进了车厢，我赶紧缩在角落里。一直到货轮上，才想起了养父、养母呢，我还没有好好跟他们告别啊！挤在货舱里，哭啊哭的，哭累了就睡着了。船走了三个月，走的时候是冬天，到旧金山的时候，那里是阳光灿烂，我就这样给送到美国来读书了……”才说到一半，手机响了，Liza轻轻地在那里说了一会儿英文，挂了电话，Liza又说，“不好意思，那么不礼貌。尽说英文了，没有办法，我先生不会说中文。”“没有关系，我们这里老有外国人，不能让他们都说中文啊。”“不好意思，我先生怕我在外面不安全，就打电话问问。我说，我躺在床上，舒服得很呢。”“你先生在美国长大？”“是，他就是一个美国人。”“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是，是蓝眼睛，但头发不黄，是棕色的，现在也全白了。”“你的孩子像爸爸还是像你啊？”“女儿长得完全是中国人的样子，和我前面的先生生的，他是中国人。”“噢……”朱师傅觉得自己问多了，就借着一个“噢”字赶紧住口。但是Liza还是大大方方地往下说。“我前面先生是个好好先生，做生意的，成天就是算账。我在大学教的是精算师，也是算账，回家、上班成天算账哪里受得了啊，我就跟他离婚了，带着一个女儿在大学教书。后来，遇到我现在这个先生，他那时候很年轻，才三十多岁，在当系主任。”秋芹叫了起来，“这么年轻就当系主任了，真是成功人士！”“在美国谁要当系主任啊，烦死了。进了大学，都想把自己专业搞好。就是看见我先生年轻，还有精力，大家都投他的票，他也没有办法。那时候，我带着孩子不容易，经常要请假啊，这事那事的，老去找他。其实，我看见他就蛮喜欢他的，他比我小九岁，还是单身。后来我们好了，他说，我就是要找年纪大的，年轻的，就会要生小孩啊，这个那个，事情太多。”“那你们结婚也很多年了。”“是啊，四十六年了！”“哎哟，快要过金婚了，祝贺祝贺！”Liza在那里呵呵地笑得像个孩子。“现在和中国的家里人有来往吗？”“有，我们原来行医的丁家几乎都来上海了，我侄子也是名医。下一代，就这个侄子的儿子，传承了家业，也是看中医的。我养父养母都去世了，我81年回来时，找到我的小妹妹了……唉……”Liza长长地叹了口气。秋芹赶快接口说：“不讲了不讲了，都讲累了。”“苦啊，她是我们家最苦的。‘文革’的时候给人家斗，关起来，都是我害的啊。”“怎么会是你啊？”“就是你们那时候，60年那时候，没有东西吃嘛。我通过香港的朋友，寄了十公斤的面粉和三公斤的油、三公斤的美国大香肠给养父家，他们没有拿到面粉，让政府没收了，说是粮食不能随便交易。我不是做买卖啊，还好把油和香肠给他们了。‘文革’，就说我妹妹是美国特务，她英文都不会，大学里学的是俄文，怎么会是美国特务呢？受我的牵连！我一回国，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她，看见她的时候，哪里还认识啊。我走的时候，她才三岁，那只小手紧紧地拉着我，现在那双手都变成鸡爪子了，团在一起，骨头也变形了，不能伸展，得了类风湿关节炎，疼得在床上叫喊。苦啊……我们两家都是医生，都是有名的医生，可就是看不好妹妹的病。我要带她去美国治病，她说，那要多少钱，她在美国也没有买医疗保险，美国看病多贵啊。可她是我妹妹啊，我卖了房子，也要给她治病。她说，她走不了路。那我就用轮椅推你去，她不肯。我第三次回来，就是来开她的追悼会的，她走的时候，五十岁都不到……”Liza一口一口地叹气，屋子安静下来，大家都不再说话，朱师傅轻轻地揉着Liza的太阳穴，让她放松一下，可是朱师傅的手湿了，Liza的眼泪不停地顺着眼角往下淌。朱师傅抽了一张餐巾纸给Liza，她努力带着笑意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尽说些不愉快的事情。”秋芹和朱师傅一起说：“不会，不会。中国人，家家都有这样的故事的……”
　　
　　外面的霓虹灯是不愿意聆听这样的回忆，似乎这情感会扑灭它的闪光，现在它在空间中赖以生存的是物质，是回归空气的轻快，是它自己本身的乐趣，它没有灵魂，这才让它的变化显得随意、轻松，它像蒲公英似的可以飞扬起来，甚至是张扬的。于是，夜幕越来越深的时候，酒吧门口聚集了不少年轻的外国人，他们叫喊着，喝着自己带来的啤酒，同样欢乐同样感觉兴奋。在一阵尖叫之后，把那喝空的玻璃瓶狠狠地砸在地上，让你们酒吧里面的人听听，我们不用进来，我们不用买你那么贵的啤酒，可是我们喝着同样品牌的货色，我们甚至比你们还要快乐。
　　一辆车开过，打开了车灯，把这群疯疯癫癫的外国年轻人照亮了，他们眯缝着眼睛，在黑暗中集体狂喊起来，夹杂着英文的脏字，有人把酒瓶砸在车子边的路沿上。绿灯亮了，车子踩动了油门，“轰”地一下冲了出去。他们开始唱歌，唱一些谁都听不明白、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歌曲，就这样堵在酒吧的外面，感受着上海的夜晚。
　　
　　按摩室的拉门“哗啦啦”响着被拉开了，秋芹一边给李太太按摩着脚，一边说：“李太太，你看谁来了？”李太太抬起头，惊讶地叫了起来：“林小姐，你怎么会来的？”“来看你啊！”“真的？怎么那么有情意啊！”“我回去快半年了，现在台北呆不住，就想回上海。”“是啊，我也喜欢上海，看来是要在这里养老了。王太太也快回来了吧？”“早回来啦，我在机场碰见她的，比我早一班的飞机回来的。昨天晚上还跟她一起打麻将呢。”“又在那里骂人了吧？”“那是，把可颂坊的老板，都是九十多岁的人，一边打牌一边骂，说是‘怎么有这么笨的人啊，捂着牌不出，还想带回家生小的？’ 我看王小姐脸色好尴尬啊，背着王太太，准又要给老头子送礼去。”
　　秋芹问林小姐，“王太太，为什么要骂他啊？”
　　“王太太什么人都要骂。除了她父亲，她好崇拜她父亲喔，父亲是黄埔一期的，跟着老蒋好多年了，是将军。1949年就是她父亲派的飞机护送老蒋飞台湾的。蒋介石对他们家好好喔，看见王太太父亲说话都像自己家人，但是要生气了，就像骂儿子一样，拿着手杖在地上使劲地戳，用绍兴话大声地骂，谁都不敢出声音。王太太是他们家的独生女，哎哟，不得了的脾气，从小就这样，看谁不顺眼，就骂，动不动就骂‘贱人’，她的女婿是‘贱人’，干妹妹是‘贱人’。王太太骂女婿是最厉害的，‘这个贱人，有脸做男人。’女婿去看她，才进门，她就说‘你还不去死啊，不要叫我。’”
　　李太太趴在按摩床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学得好像啊，好好玩。”
　　朱师傅有点为这女婿打抱不平，怎么可以这样呢。
　　“唉，是她女婿自己讨骂嘛。他在外面搞女人。其实，她女儿王小姐都知道，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家里太平就算了。台湾女人还是蛮传统的，嫁了人，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嘛。王小姐家好有钱啊，加拿大有房产，房子有三千多平米，今年还在武康路巴金家隔壁买了大花园洋房，装修就花了三千多万人民币。她对老公才叫好呢。”
　　秋芹听不懂了：“那老公怎么还要乱搞啊？”
　　“这么凶的丈母娘，娘家人根本看不起他嘛。后来他搞的那个女人，呀，就是你们上海女人，厉害死了！冲到王小姐家里，当着王小姐的面，要王小姐离婚，说是，‘你老公喜欢的是我，你赖在那里干什么？’其实她老公已经打算甩掉那个上海女人了，没想到就找到王小姐家来了。王小姐家住在三十四楼，那个女的威胁她,说是‘你不离婚，我就要跳楼自杀’，还说自己怀孕了，要死给王小姐看，那是要一尸两命。你看这上海女人厉害不厉害？也不知道她怀孕是真是假。王小姐爱面子，不想把事情闹大，就给了她三十多万赔偿金，外加一套在闵行的房子和一辆奥迪车子，算是把事情了断了。当然啊，王小姐还是生气了，要求她老公把工作辞掉，把给老公用的信用卡全部收回，账号封掉。这种男人，早该这样了，拿太太的钱去玩女人，难怪王太太要说‘还有脸做男人？’这次，王太太是不知道女婿又做的丑事，不然一定会赶他出家门的，你看看，就是不知道，还是一口一个‘贱人、贱人’地骂。男人没本事，吃软饭，总是让人看不起的。现在她老公老实啦，成了王小姐的跟班，陪她装修房子，陪她逛超市，陪她散步，出门两个人都手拉着手，看上去好甜蜜呀。”
　　“那个甜蜜也是假的唉。”林小姐不屑地说道。
　　“假的总比没有好嘛，现在人家王小姐就什么都不缺了。”秋芹说。
　　“噢哟，我说天天跟自己演戏也是蛮辛苦的，听了也是蛮心酸的。”李太太总结了一下，“还是你们朱师傅好，看看你们家朱师傅，眼睛看不见，还要学一身的本事，靠自己！”
　　“哎呀，我们家这位，才叫傻呢。”说着秋芹笑着看了看朱师傅。
　　朱师傅就那么笑笑，没有说话。
　　“他一点不傻，不然你会看上他？”
　　“上当了嘛。他们家和我家是浙江同乡，家里介绍的，他爸爸带着他到乡下介绍人家里。人都到了，你怎么好回头人家？家里人都说他人好，一看就是老实人，长得好……”
　　“是啊，朱师傅长得真是帅气，怎么把眼睛搞坏了。”林小姐真为他惋惜！
　　“我女儿都问，妈妈，你怎么肯嫁给爸爸的？”
　　“哎呀，现在的小孩子哪里学得这么实用，这样势利的啊。有这样问妈妈的，她才几岁啊？那是让朱师傅宠坏的。”
　　“我哪里宠啊，秋芹才宠她呢。不要看她哇啦哇啦地在骂她，到哪里就是想着女儿。”
　　“不过话说回来，朱师傅啊，你命好，这么好的太太，嫁过来帮你理家理财还跟着你学手艺，你看看，你们家多好啊，这个舒心。这年头也是好人有好报。”
　　“是 ，是 ？”朱师傅咯咯地笑出了声音。
　　
　　其实家里也不像外人看见的那么舒心。那次周先生在门外，还没有敲门，就听见秋芹在那里叫喊了：“就是不修电视，你把眼睛都看坏了。再说啦，那电视里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了是害你！”
　　“是你和爸爸答应的，一天可以看半小时的卡通片。”
　　“那电视机坏了，我有什么办法。”
　　“你为什么不找人修？”
　　“没钱！”
　　“我出钱。”
　　“你出钱，你的钱哪里来的？不许修就是不许修。”
　　接着，屋子里一片安静，周先生这才把门铃按响了。一开门，秋芹完全改变了口气，重新回到那份亲切、热情的口吻，好言好语地说道：“周先生，侬好啊，长远没来了。”“咯是啊，有三年没来啦。侬还记得我啊。”“哎哟，哪能忘记侬啊，两年不困觉的大博士啊！”“现在不来三了，一天不困，眼睛就张不开啦。”
　　周先生手里拿着一只白毛大猩猩。他把玩具交到朱师傅的女儿手上，她抬头看了一眼周先生，腼腆地一笑。周先生带着一点苏州口音的上海话，显得有点老派又有点儒雅，他跟孩子说：“跟妈妈吵架啊？”“没有，就是她不让我看电视。” “亏你说得出口，近视又加深了，看电视不是害你？”秋芹在整理着按摩床，隔着房间依然大声数落着女儿。
　　周先生悄悄跟孩子说：“妈妈为你好啊。你看你们家多好，你多幸福啊！”“还幸福呢，住在我们幸福路上，是最不幸福的！我们小学也叫幸福小学，所以我们就更不幸了！”“哎哟，现在小孩子怎么会这么想的。你要多幸福才算是幸福呢？”“我们小朋友今天早上刚刚跳楼自杀了。”“什么？”“就是呀，都是她爸爸妈妈不好，她是从瑞典来的，他们一定要带她回来学中文。Maggie说，在瑞典上学很开心的，成天就是玩，根本不像中国这样。回来以后，这不可以那不可以，每天晚上的功课都是做到半夜，还不许看电视。到了学校，老师连糖都不让我们吃。”“为什么？”“说我们都太胖了。”“那确实要少吃点，为你们好啊！”“为我们好，就不要做那么多作业嘛。成天就是抄书，其实抄了老师根本就不看的。Maggie那天把口袋里的糖都分给我们了，她带来的糖都是外国糖，特别奶油，比我们这里的好吃。我说，你自己留一颗呀。她说，她再也不会吃糖了，也不怕老师骂了。后来，她就跟大家说，活着真没有意思，好想死啊。我们都笑了，大家都说，要死的话，就一起死，我们就从学校楼上跳下去，那才叫方便呢。我们说完都笑死掉了。结果，结果……她真的跑到楼上跳下去了……”小女儿突然不说话，喉咙里发出一声呜咽的声音，眼泪控制不住地淌了下来。秋芹默默地走了过来，她不再责备女儿，微微地弯下身给女儿擦眼泪，女儿倔强地拧过身去，呜咽声变大了；秋芹叹着气，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女儿又把母亲的手撩开，坐到另外一张椅子上，背对着大家。秋芹尴尬地朝周先生笑笑，周先生赶紧说：“现在做小孩子也不容易啊……”停顿了一会儿，他有点尴尬地问道：“我可以开始按摩了吗？”“好了，好了，都给你准备好了！”
　　才转身，只听见女儿带着哭声说道：“周先生，你的大猩猩……”
　　“美国带来的，送给你的礼物啊！”
　　“爸爸妈妈不让我拿人家的东西。”
　　“我的东西，爸爸妈妈没有意见的。是不是啊？”
　　“那快谢谢周先生。”朱师傅和秋芹一起关照女儿。
　　“谢谢周先生。”女儿低低地说着，她拿起那个大玩具，脸上透出微微的笑容，可是眼泪还是在往下淌。
　　
　　周先生趴在床上的时候，感慨地跟朱师傅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要好好挣钱，不要让下一代再过苦日子，可是，现在的孩子怎么比我们当年更苦？我们过去是物质上的苦，他们现在是心里头的苦，碰勿碰就自杀！”“是啊，出了事以后，学校很紧张啊，都不许小朋友回家说。”“怎么可能回家不说呢？你瞒得了谁啊？我们那时候苦的时候，还是很开心。记得我刚到美国读书，口袋里只有四十美金，第一次租房子，押金拿不出来，就问朋友借，然后立刻给他开个支票，等我把打工挣到的钱打到银行去，让他月底去兑换。”“你开始在那里干什么啊？”“送外卖。芝加哥到了冬天很冷，出去送外卖骑着车，遇到路远的地方，早些来打工的就教我，说是把饭菜的盒盖子都打开。”“哎呀，那不都冷掉了。”“我当时傻了吧唧的也这么说。他们就说，就是要它冷啊，冻住、结冰了才叫好呢。以后那么远的地方，就没有人来电话order了。送过去，常常小费也不给，路上摔倒了，打翻了饭菜，还要你自己赔。不能给他们送！于是，天冷，又是路远的，总是这么干！”说着，大家都笑了，秋芹笑得被自己呛住了，不停地咳嗽，说是， “怎么想得出这么缺德的主意啊！”
　　“周先生，怎么那么能吃苦？”
　　“我想，跟我的出身有关系。”
　　“侬是啥出身啊？”
　　“资本家。”
　　“资本家，咯，哪能吃得起苦啊。”
　　“侬就不懂了，最能吃苦的人，就是这些人。阿拉爸爸很小就跟我阿爷从宁波出来的，刚到上海的时候很苦，全靠自己一路打拚。先是阿爷盘下一间小厂房，一点一点做。有了一点钱，阿爷就送父亲去读大学，大学毕业，他接手管厂子再把它做大的。所以，家里从小教育我们，就是要好好念书，要能吃苦，才有好日子。”“那你说话怎么会有苏州口音？”“阿拉姆妈是苏州人。”“哎呀，侬姆妈就跟着父亲吃苦？”“没有，姆妈家里条件好，她父亲是我父亲的教授，是他给女儿相中的女婿。姆妈虽说是大小姐，还蛮会过日子的。里里外外都是她在打点，人家都说阿拉姆妈是个‘角色’。”“什么角色啊？”“‘角色’就是老上海人说的厉害的意思，其实她对我父亲、对我们小孩子，都是蛮好的。”“你是太能吃苦了。”“唉，我现在都不敢回头想，整整两年，没有一天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你看，我是早上八点开始，刚做完夜班，骑车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回家，倒头就睡。十点赶紧起来，去大学上课，我基本上修的都是中午的课。上到十二点结束，又赶紧回家吃一点，再睡三小时。接着赶到学校的计算机房，给人家管机器，从三点半做到八点半。回家，吃了饭，又赶紧睡觉，大概从九点睡到十一点半，再就是赶到旅馆上夜班了。”“那晚上没有什么人，你可以睡一会儿吗？”“去了就是做账，那是84年的时候吧，没有什么计算机，来了什么客人，是从一个小机器里打出那种纸带。到了那里，就是把纸带整理出来，然后就要一点一点结算。这样，就要忙到夜里两点。深夜还有客人要来住的啊，还有打电话过来，要卷筒纸，要吹风机，什么都有的。还有，说是水箱坏了，抽水马桶漏水了，你也要去修理，就是那种小旅馆，什么事情都要干的。账一结算完毕，我就要开始做功课、看书啊。读博士，除了英语，还要通过两门外语，我修的是法语和日语，那时候要看好多好多的书，美国的博士是真家伙。到四点的时候，老板起床了，他起得早，特别喜欢来找你聊天，那你就陪着他说啊。”“他是怕你在那里休息吧。”“倒也不是，他就是喜欢说话，差不多说到六点的时候，早上要走的客人又来check out，又开始忙。到七点半就要交接了。八点下班，赶紧回家睡觉，就这样整整过了两年。”“两年下来，侬做不动了吧？”“不是的，是这个经理越来越相信我，他把这个旅馆扔给我管，让我当经理，自己进城去管他另外一个大旅馆了。”“侬不生病的？”“哎呀，那时候不懂啊，代价很大。就是牙齿看着它一颗一颗掉了，就是在这两年里面，那牙啊，就自己松动了，用手摇摇就拔下来了。有一颗牙，一直疼啊，连看病的时候都没有。说是拔了算了。只好去医院，医生正急着下班，说是拔牙的，那就赶紧拔吧。拔完回家，还是疼啊，都不能上班了，结果一看，老天爷啊，把我一颗好牙给拔了，已经没有几颗牙了，还拔了一颗好的。人家说，你告他去啊。唉，那时候刚到美国，胆子也小，哪里随便好去什么衙门，我们这种出身的中国人，都是给衙门吓死掉的人啊。其实，到美国，你拿得出证据，一告一个赢，他是要赔大钱的。不知道啊，我找到那个医生，他也吓坏了，说，‘那我不收你的钱了，把这颗坏的赶紧给你拔了，’还帮我治疗了。我想想，就算了，拉倒了，不跟他计较啊。”“你干得实在是太狠了。能挣多少钱？”“旅馆，每小时给我是四点五美金。我就算啦，那时候美金和人民币的比价还是一比一点八，我想四点五美金，八个小时，就是三十六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六十四元八角。我出来前，在上海交大做助教，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啊。一想，就很兴奋。说是一个晚上，把一个月的工资给挣了，还睡什么觉啊。”“那计算机中心给的多吗？”“不多，才三美元一小时，但是那时候想把太太和孩子从上海接出来，就想拚命多挣一点。其实，现在想起来，真不该去挣计算机房的这份工资，应该在家睡觉的。可这些都是现在才会想明白的事情。那时候我们从中国出来，穷慌了，实在也是穷怕了，不是不去挣钱，是有了力气，根本就没有机会，所以美国给了你机会，哪里还敢错过啊。就是读书、挣钱，挣钱、读书。滑稽吧，怎么就把这两桩完全不搭界的事情扯到一起去了。”
　　“牙齿都落掉了，人没有倒下来，侬还算是身体底子好的。人，不要说两年不困，人家说，一夜不睡，十天不醒。侬真是不要命啦！读的是啥么书吗，要嘎拚命的？”朱师傅不停地给周先生揉着腰，似乎想要为他把苦水从那里挤出来。“读的是尼采哲学。”朱师傅“噢”了一声，估计也没有听明白尼采是怎么回事。这不再让朱师傅困惑，而是当周先生说出口的时候，自己突然感觉到一份无可言语的荒谬，生活原来离开尼采的哲学是如此地遥远；那些深奥的哲学，在形而下的生活里，变得毫无意义；那超人的价值，是经不起没有睡眠的日子的煎熬的，精神的力量根本就抵抗不住周先生非常具体的、物质的身体的衰弱。尼采的深刻，付出了满口牙齿的代价。思想，竟然像一张轻薄的纸张，在阳光中飞来飞去，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和周先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在学校——家——旅馆这样往返了两年，全部的意义是在哲学，不，具体地说，就是在尼采和金钱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不是学习尼采，他是不能出国的。
　　“侬不晓得，我刚到美国，最喜欢去哪里？去他们二十四小时开的超市，我有时不买东西，都会到里面转一圈，我们的美国同学以为我是装得与众不同，后来发现我真的喜欢去看超市，都笑死了。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市场嘛，什么东西都有，也没有营业员，要什么侬就自己拿。现在，中国也有大超市了，还是不能和美国的比，没有那么大、那么明亮干净。我第一次进去看见的时候，人就傻在那里。那是81年，第一次到芝加哥大学当访问学者。” 于是，那硕大的超市，仿佛给贴上了尼采的照片，周先生在那里迷失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周先生再看见了尼采的照片，会不会把他当成超市里冰激凌的广告？仁慈的上帝，就给我们中国人开了这么大的玩笑，在玩笑之中制造出恐怖，在恐怖中一切安全感都已经毁灭，即使金钱，也不能让我们踏实下来，比恐怖更为强烈的是，在我们的头上似乎还有那么多的伟人笼罩着你。就为了这个尼采，为了中国还没有地方可以研究尼采，于是，周先生想尽一切办法跑到美国来了。
　　
　　歌是怎么唱的？坐在火车站上/买张去别处的车票/手持行李和吉他/度过一夜的旅行/一个人的乐队啊/多希望这是回乡之旅/回到所思所唱的故乡/那儿有真诚等待我的姑娘……
　　回来了，没有什么姑娘等在那里，也不是为了什么姑娘渴望回家。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愿望，想带着太太和孩子回上海看看，可是孩子不愿意，她不会说中国话，不认识中国字，上海是父母心中的符号，跟她没有关系。上海，是周先生一辈人在心里挥之不去的印迹，再怎么走遍天涯，似乎终点还是要走回这里。但是，上海变了，已经不再是童年记忆里的上海，天空被一栋栋的水泥高楼堵住了；弄堂房子上的红屋顶，被那些塑胶板的假屋顶替代了；已经不敢在小摊子上买东西吃了，小时候的大饼油条，是他们的最爱，现在被地沟油解构了；还有，还有我们的自行车，再也不能自由地在街道上飞驰了，拥堵的车辆，把最后的空间给占领，大家开始像败兵一样从战场上溃退下来，狼狈不堪，真是不知道是回上海还是在美国度过晚年为好。周先生，这些“50后”的，还不清楚自己是迷失在哪里。女儿更不想去理解父亲两年不睡觉的意义，她跑华尔街挣钱去了，中午出来买午餐的时候，看见游行队伍堵塞在街道上，她木然地看着，读着上面写的英文字“占领华尔街”，她耸了耸肩膀，没有询问，没有思考，也不会加入。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关心美国，更没有愿望加入到他们的文化里，不是吗？吃完午饭，重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想太多了，“70后”、“80后”的，继续他们刚刚开始的人生，刚刚开始的追求，还有，刚刚能够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和选择。琪琪和阿佳到朱师傅这里来按摩，他们两个人进屋就会自觉地在门角边上换鞋子，透过挡板的玻璃，隐隐绰绰似乎看见琪琪低头的时候，阿佳会忍不住亲吻一下她的脖子。琪琪不说话，不拒绝，默默地接受着。当他们转身走来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过亲热的表现，不拉手，不靠得紧紧的。这一对，真有意思，趴在按摩床上的时候，互相之间也是很少说话，最多是在按摩的时候，哪一边发出一点疼痛的声音，另外一边，就会抬起身子，朝那一侧看去。时而，琪琪会问阿佳：“你冷吗？要朱师傅给你盖个毯子吗？”“不用。”他们站在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一直在对话，那眼睛不时地对视着，全部的交流都在这里。秋芹清清楚楚感觉到，他们互相之间有一份很深的交流和默契。
　　有一阵子，他们俩常常跑来按摩，每次进门的时候，都是那么兴冲冲的，脸上挂满了笑容，有一份无法掩饰的快乐，那份快乐就融在幸福里，像喝醉了似的，已经再也无力说话了，他们就软软地躺在各自的按摩床上，沉浸在里面。有时候，那份幸福都溢出来了，你会听见，不管朱师傅、秋芹说了什么，他们俩都在那里咯咯地笑个不停。走的时候，总是会比价格多付出一些钱，似乎是想和朱师傅、秋芹一起分享他们的幸福。
　　秋芹说，琪琪是到他们这里做按摩最漂亮的一个女的，挺拔的个子，皮肤特别好，就像一个剥皮的白煮鸡蛋，像公主一样啊。“好像你看见过公主似的。”朱师傅还会调侃一下秋芹，她大声说：“当然看过啦，那么多的外国电影里，不是都有的吗？”
　　不过有很长一段时间，琪琪和阿佳再也没有出现。有一天，阿佳突然跑来了，他进门就问：“朱师傅，琪琪来了吗？”“没有。”“噢……”然后他就站立在门口，愣着，不知道该不该进来。“朱师傅，她有打电话来吗？”“没有。”“噢……”“进来，进来讲呀。”“朱师傅，你有客人吧。”“刚做完，你来吧。”“噢……”阿佳一下变了一个人，木头木脑的，他刚在床上趴下，又说：“朱师傅，我做半个钟头可以吗？”“可以啊，你要是有事，不做也没有关系，我不会收你钱的。”“不是，我有时间，就做半个钟头好了。”才做了没有一会儿，阿佳就起身了，他塞给朱师傅一个钟的钱，转身就走。朱师傅摸着钱，觉得不对，还没有赶上去的时候，阿佳就走了。
　　就在阿佳走出去不多会，琪琪来了。秋芹一开门：“哎呀，阿佳刚走，你们在路上没有碰见？”“没有，你们有空吗？”“有空有空。”“我可以做三个钟头吗？”“没有问题，我先给你做，后面两个钟，让秋芹给你做好吗？”“谁都可以，在你们家呆着，就觉得特别舒服，你们家的气氛好。”“哎呀，你怎么那么客气，那么会说话。”“是真的。”说着，琪琪就趴下了。这次，琪琪的话特别多，她上来就告诉朱师傅“我要到南非去了。”“怎么啦？要跑那么远？”“就是想跑得远远的，呆在上海烦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车子、房子，真是受不了。”“为什么选了南非，天多热啊。”“去过南非的人，都说那里特别美，海，蓝得像墨水瓶打翻似的；最重要的是，我在那里找到工作了。”“干什么啊？”“还是做我的平面设计，给一家荷兰公司做广告啊，跟这里的活是一样的，但是那里条件好。”“那就好。就怕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出了什么事情，连个帮手都没有。那阿佳去吗？”“他不去，他在上海的公司都做得那么大了，哪里跑得了啊。”“你也是的，跟他一起做一个公司多好啊，看你们两个人多般配啊，干什么跑南非去呢。”“我喜欢玩，现在还年轻，就想出去瞎跑。”“那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啊。”“哎呀，朱师傅，我哪里喜欢想这些事情，我就想到处看看，那么早结婚干什么呀，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是的，是的。我们都是老派人，你们现在是新潮的一代，不要结婚的。”“真的，结婚没有意思啊。天天看着一个人，再好看的人，也经不起你看一辈子啊。”说得大家都笑了，朱师傅说，“是的，冯小刚说，这叫审美疲劳。”琪琪笑得更开心了，怎么朱师傅也知道冯小刚的台词啊。她突然转过话题问朱师傅，“刚才阿佳就是躺在这张床上的吧？”“唉，你怎么知道的？”“我可以闻出他的气息。”“对不起，对不起，我换了床单的，怎么还是有味道呢。”“不是，我喜欢啊。”大家又笑了。很快，又进来一个客人，秋芹接手，给琪琪按摩颈椎、脖子和脑袋，琪琪不再说话，就那么趴着，随着秋芹的手势，揉着揉着渐渐地睡着了。
　　客人离开后，秋芹心疼地跟朱师傅说：“他们俩肯定有什么事情，琪琪今天进门，把我吓了一跳，人，看上去好像老了很多。像是刚刚哭过，眼睛都是肿的。”“我听她讲话，蛮开心的嘛！”“哪里听得出来，后来她走的时候，我收了她的床单，枕头都哭得湿透湿透，他们肯定出了什么事情。你看阿佳，那个心神不定。”
　　年轻人的故事，看上去都在向前发展，可是，渐渐地又在向后回归。真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不管你爱听不听，开始的时候，都像壁炉里的火焰，往里面添木柴，让炉火燃烧着，只是为了讨得对方的喜悦。那点火引燃的纸头，炉子里蹿出的火苗，还有呼呼作响的火花，它们不停地吞噬着木柴，这些，都曾经让人兴奋。最后你躺倒在壁炉边上，被火光映红脸颊，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让你幸福得想哭。这时候，一旦歌声响起，是如泣如诉的那种，在你耳边轻轻地低吟着：坐在火车站上/买张去别处的车票/手持行李和吉他/度过一夜的旅行/一个人的乐队啊/多希望这是回乡之旅/回到所思所唱的故乡/那儿有真诚等待我的爱人……
　　你一定感动得热泪盈眶。
　　
　　很久以后，是林小姐说的：“我一直说上海女人是最坏最坏的，就知道勾引有妇之夫，人家有钱啦，有地位啦，事业有成啦，她们就来了，都不是东西！可是琪琪还真不是这样，她不像上海女人，这个女生不一般，蛮善良的，心好！阿佳是结了婚的，太太好凶喔，所以阿佳跑到上海来开公司了，就是要避开那个太太，凶不算还懒，说是在家里带孩子，那孩子不是祖母祖父在那里带啊。琪琪在阿佳公司，帮阿佳多少忙啊，她一来，公司真是起色很大。后来他们好了，阿佳倒是认真的，他决定和太太离婚，他太太吵啊，提了好多条件他都答应了，连台北的房子都留给太太。这个太太，平时又懒又笨，可遇到事情，谁不输给她？你想想她就能把阿佳一把捏在手里？她凭什么？！琪琪，那么能干的女生，哪里经得起她的算计，随便拨弄一下，就全都输了，输定了！你猜猜，她怎么办的？”秋芹和朱师傅都愣在那里，那么厉害，谁猜得出啊。“太太跑到上海来了，冲进阿佳的办公室，关上办公室的门，即刻给阿佳两个大耳光，‘啪、啪’两下。那就让她打啊，然后跑到公司大楼的大堂里，等琪琪一出电梯，就拦住她……”秋芹吓了一跳，“阿佳太太跑那里去打琪琪啦？”“哎呀，打了就好了，打人的话，事情全好办了。唉，人家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出门就变了一副面孔，说要请琪琪喝咖啡，和她谈谈。你说琪琪能怎么说？就是出于礼貌也要去的嘛。哇，这女人厉害，太厉害太厉害，谁想得出来啊。”秋芹和朱师傅都咯咯地笑，就听林小姐趴在按摩床上在说“厉害厉害”，喝个咖啡有什么厉害的？“还不厉害？你猜她说什么？咖啡一上来，阿佳太太一句话没有说，眼泪就开始滴滴答答地落在咖啡里，琪琪头都不敢抬，像一个罪犯似的。然后，阿佳太太开口了，她说：‘我知道阿佳喜欢你，为你，他什么都愿意付出。我就想看看阿佳喜欢的女人是什么样的。现在看见了，果然是非常优秀！我了解阿佳，他是不会看错人的，他也不是那么简单就会喜欢上一个人。看见你，就觉得自己是配不上阿佳。我找你，不是来吵架的，全当是两个女人之间聊聊天，我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我跟人家怎么开得出口……我能和谁有个商量……’阿佳的太太中间就有好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这次低低地呜咽着哭了一会儿。然后她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泪眼汪汪地看着琪琪，‘你读书比我多，智商也比我高，能给我出点主意吗？孩子才四岁，是最需要爸爸的时候，我想她到上海跟你们过，你一定会待她好的。可是……可是，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了，家庭、丈夫、孩子，我全没有了，我守着台北那个大房子，怎么活下去啊？想想，除了去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要是有你一半的本事，一半的美丽，我到哪里都可以混口饭吃，可是现在……都快四十了，上哪里去找工作啊？你……你……你给我一点帮助，我是个无能的女人，你就不要嫌弃我，就教教我，怎么办啊……’再也说不下去了，捂住脸，几乎是嚎啕大哭起来。幸好咖啡吧里没有什么客人。琪琪哪里说得出话，从头听她说话，就跟着她一起哭。最后，琪琪拉着阿佳太太的手说：‘我会和阿佳分手的，对不起……’琪琪说不下去，她也要大声哭出来啊，她心能不痛吗？于是她起身掉头就走。琪琪这个女生好，她说话算话！阿佳后来跪在琪琪面前，求她不要离开他，不要离开公司。琪琪说，她不能再看见他了，她太痛苦啊！阿佳说，那他们继续好下去，他帮助琪琪另外开一家公司去。琪琪说，‘你有太太有孩子有一个家，我再跟你好下去不成二奶了？’琪琪哭得很伤心，她是真心的，这个女生心纯，也善良。但是她也是很骄傲的，她不要做二奶，她就跑到南非去了。”“现在琪琪怎么样啊？”“不知道，她跟谁都没有来往。这么优秀的女生，她会过得好的。就是这种感情太伤心啊，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她一走，你再看看阿佳，婚是不离了，那个凶太太搬到上海来看住阿佳，看得住吗？阿佳呢，在外面瞎混，什么乱七八糟的女人都睡，阿佳是完蛋了。我说啊，最好琪琪快点回来见见他，见了以后，心就死了，也不要为这种人伤心，这样的男人有什么好值得留恋的？”
　　
　　长久的叹息过去以后，日子还是在继续。
　　有一天，有人扛着摄影机、带着简易的照明灯，跑到朱师傅家来拍电影了。客人还趴在按摩床上，身上蒙着一块大大的白被单，他支支吾吾地说：“哎哟，朱师傅你们家真是热闹。”
　　朱师傅有点顾及不暇：“秋芹不在，等她回来拍吧。”
　　导演笑了，他说：“我们是拍纪录片呀，我们是给世博会拍一点上海百姓生活的花絮，想拍拍你的故事，电话里都跟你说好了。”
　　“噢，说了，说了！就是我一个瞎子有什么故事啊。”
　　当导演把朱师傅的话翻译给摄影师听以后，只听见摄影师说了一串带西班牙口音的英文，导演又转身翻译给朱师傅：“他说，谁都有故事，瞎子的故事才让人意想不到呢。”
　　“我就是天天窝在家里给人按摩啊，有什么故事？”
　　“你怎么会想到开这个按摩室的？”
　　“原来我是给人家打工，到那里做按摩。有一天晚上回家，走在路上，被一块大石头翻倒了……”
　　“怎么会的呢？”
　　“我的盲人棍子伸出去没有碰到什么，结果刚上前，左脚就给撞上了。我摔倒在马路上，是整个人扑面倒下去的，整个脸、身上都摔破了，我摸了一下脸，那里全部是血，手臂上、手掌都破了。好几天不能去上班。我们不去上班就没有钱了。治疗也花费很大，都是自己出的。这些钱我没有问老板要。没有想到，老板要罚我旷工的钱，我说，我是摔坏的，不是好好的人赖在家里不来上班。老板说我们是签了合同的，一周要保证工作六十个小时，摔坏，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没有去上班，有些客人点名要我做按摩……”
　　“是不是你做得特别好啊？”
　　“没有没有……”说话的时候，朱师傅不好意思地解释着，“我就是和客人都熟了，知道哪个客人需要什么治疗，不用他们说，就会给他们按摩的。后来，老板说，有的客人来了，一看我不在，扭头就走，影响了他们的营业额，那些日子没有利润了，所以要罚我。”
　　“那你怎么办？”
　　“是啊，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啊，非但没有挣到钱，还给罚了一大笔，我们也没有工会，谁管你？想来就气，气得饭都不要吃。我又不能说不去上班了，那违反合同，就罚得更厉害。我太太说，千万千万不要再气出病来，不值得!正在这时候，我阿爸家的老房子要拆迁，有一份拆迁费，家里的兄弟好，他们一边安慰我，一边说，我是瞎子，就多给我点钱。秋芹拿着钱就开始到处找房子，她说，我们买个房子，自己在家里做，不要受人家的气啦。我一想，说得对……就这样我们自己开始做起来了。”
　　才说到秋芹，像是蒙太奇剪接那么自然，她就开门进来，导演暗示了一下摄影师，于是镜头一下转了过去。秋芹一看，立刻用手捂着脸说：“我难看死了，不要拍不要拍。”屋子里洋溢着一片笑声。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整洁、有条有理，这是一个三房一厅的公寓房，显然这是一个温馨可人的小家庭。墙上还挂着一些佛教的字条，用红木镜框镶嵌着，在那下面，是女儿的小书桌，桌子上放着苹果电脑，那个缺口的苹果，像是一个提示，家里有一个顽皮的女儿。后来女儿下课回来，导演让她在钢琴前给大家弹奏了贝多芬的简版《月光曲》，镜头摇到墙壁上，那里有一张幸福的全家福照片。钢琴声还在回响着，小厅堂后面的屋子里，朱师傅和秋芹都在给人按摩，秋芹点上了艾条，一边烧着一边给人扎金针。屋子里弥漫着艾条的香味，还有它的烟雾。
　　“你在哪里学的针灸？”
　　“就是嫁过来以后，开始跟老公学推拿。后来到中医学校办的一些短训班学的，还拿到了证书。我蛮喜欢的，先是给自己扎，后来就给客人扎了。”
　　“你真是一个好帮手啊！”
　　“哪里哪里，我们的客人都成了朋友，他们喜欢，让我去学针灸减肥，那我就去学啊。朱师傅他看不见，不方便，我去学学就好了啊。”
　　
　　说是纪录片，你能纪录到多少生活的本质？很多时候，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真实的面孔呈现在影片里的，除非你带着摄影机生活在他们中间，像种子一样埋在别人的土壤里，摄影机才会像影子似的消失。有一天，故事就慢慢地在你的胶片里生长起来。拍一个什么城市题材的百姓宣传片，那些伤心的故事，谁让你去宣传啊。朱师傅是不会告诉你的，有好长一阵子，他在唉声叹气，他不但不跟你说，他都不愿意跟自己说，他可不想提醒自己记住曾经有过的伤心经历。是很久以后，戴戴去了，他们实在是太熟悉了，朱师傅才会说出这个故事。
　　戴戴问道：“朱师傅，现在到处都是金融危机，你的生意还好吗？”
　　“好也没有用啊，钱都给人骗掉啦！”
　　“多少钱？”
　　“五万美金。”
　　“哎呀，就是你这么一点一点做出来，攒起来的钱啊。”
　　“是啊！”
　　“那个骗子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是那种电话诈骗吧？”
　　秋芹走进屋子，一边在那里整理她的火罐、医疗家伙，一边告诉戴戴：“东北人，大连来的，就住在我们隔壁嘉华苑，房子还很大的。他最初到我们这里来按摩也有三四年了，都是很熟的老客人了。”“骗你们的钱，心太狠啦！你们怎么想到把钱给他的呢？”
　　“唉，”朱师傅说，“当时正好有一笔钱。盘盘有五万美金。”
　　一说到这里，秋芹就来气了：“哎呀，一下子存了点钞票，就想去投资，人也是作死。”
　　“不是要去作死。按摩的时候，老听这个大连人说，他炒外汇行情多少好，他赚了多少多少钱。他说，你们这样挣钱太辛苦了，要挣到猴年马月啊？等通货膨胀一来，这点钱真的只能去买草纸了。你看，秋芹昨天去买猪肝，都三十二元一斤。我们小时候，猪肝顶多三毛多一斤。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想想反正是老客人了，就住在隔壁，我们自己也在帮人家台湾人买股票。因为他们台湾人不能在上海开账户嘛，还有用我们的户口代买房子的呢，名字都是写我们秋芹的。最结棍的时候，2002年人家拿了一百四十万放在我们这里就回台湾了。后来买房子的，把房子抛掉了，赚了一把大钞票，我们也没有吞掉人家的钱嘛，都是老老实实还给客人，我想想这种钞票上往来是很平常，很正常嘛。我们这里来的，都是好人，我们总是认为大家都是好人，可以信任的。”
　　“那个大连人当时讲得多好听啊，说一年可以翻三番，我们连想都没有多想，” 秋芹砰的一声关上了抽屉，大概是出口气吧，“我们把钱拿出来开户，告诉他密码，卡直接交给他，全部由他来操作。”
　　朱师傅又补充说道：“你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大连人还怕我们不相信他，就带我们到他住的嘉华苑去看他的大房子，去看他的老婆，一个蛮年轻的女人，正在那里给一个小毛头吃奶。房子也很清爽。我们想老婆房子都在这里，肯定是牢靠的。当时我们虽然没有签文字合同，但是口头说好的，亏了百分之十的时候，就不炒了。我们就想亏个五千美金，已经很厉害了。哪里知道三个月他就跑来和我说，炒亏了百分之十二，后来又说炒亏了百分之四十，叫我们再加五万美金进去补仓。我们说，不补了，我们再也拿不出五万美金了呀！我们说，把钱拿出来吧，可是他就是不肯拿出来。”
　　“现在回头想来都后怕，幸亏那时没有去补仓，否则亏得更多。”
　　“后来钞票一分也没有捞回来啊？”戴戴问道。
　　“没有！后来他打电话说钞票基本上全部亏掉了。”秋芹还翻出那个人的电话给戴戴看，“你看，我就是打的这个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说，剩下来多少全部拿出来，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人也联系不上，找不到了。我们赶紧到他嘉华苑去找他老婆，那个女人说，‘我根本不是他老婆，就是一般朋友。’我跟警察说了，这是诈骗啊，他们去调查了，说那个女人确实不是他老婆。可是那时候，他每次来都带着这个女人来按摩，他就是介绍说这是他老婆，那个女人在按摩床上，也一口一个‘老公、老公’地称呼他的。而且，你看得出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举一动就是像夫妻那样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跟那个女人说，那你出来帮助我们作证，她说她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作证啊！说了这话以后，那个女人也消失了。”
　　“那段时间，也是急疯了。我每个礼拜都拄着盲人拐杖去经侦处找警察，让他们想办法抓人。他们说，没有证据不能抓人，那个女人也不是他的老婆，那个什么嘉华苑的大房子，根本就是租来的。那个大连人的老婆是在意大利，他肯定就逃回意大利去了。警察说，这种案子很多的，大多数的时候，钞票是追不回来啦。我们的台湾客人也说这大概是个骗子，让我们赶快去报警。看见不对了，就立刻去报警，我们去经侦处报了好几次，他们说要收集证据，我们还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录音笔，到处收集证据，但是我们当时是委托他炒外汇的，用的是我老婆的账户，也没有和他有书面的协议。经侦处的人光吃饭不办事，每次我们去都敷衍敷衍我们，连问题都不愿意回答，老说‘知道了，知道了’。后来又让我们请律师去告这个人。”
　　“讲到请律师，那才叫好白相呢。”毕竟过去也有些年头了，秋芹说话，已经多了一份幽默，“律师什么事情都没做，又骗掉我们好几万。”
　　戴戴自己就是律师，赶紧问她：“啥人帮你们找的律师啊？为什么不找我啊！”
　　“也是客人呀，客人是开律师事务所的，就介绍了一个他的合伙人给我们。请律师费也花了好几万，请来的律师还不如我们自己懂得多，都是在那里捣糨糊！”
　　朱师傅说：“最后开庭的时候，律师什么话都不说，都是秋芹在那里说话。因为那个人有个公司，就等于告了他的公司，最后算判给我们一万美金。但是上法院，诉讼费也花了好几千啊！”
　　秋芹在那里咯咯地笑着：“好像一个圈子一样，先被大骗子骗掉五万美金，律师是中骗子，又骗掉七八万人民币，法院诉讼费又花了好几千，法院那就是小case是小骗骗啦，绕了一圈，钱全用掉了，什么也没有换回来！后来，经侦处的人告诉我们，也去查过他的账户，他其实一开始是赚钱的，把自己的本钱都拿到手，拿着赚到的钱和别人的钱再炒，就说全部亏掉了。经侦处的人也没办法找到这个人了。那段时间朱师傅心情老不好的，一夜一夜地睡不好。我真怕他得抑郁症，成天不睡，平时还要干活，人不要累垮掉的啊？我一有空，就带着他去绿地走走，倒来倒去是这两句话，‘钱没了好去赚的，身体垮了就不能工作了。’人要想开点，骗掉就算了嘛。”
　　“我们这个钱，真的赚得很不容易啊。开始为了赚钱，做生意做到半夜里两三点还在给客人按摩，人家让我们去延安饭店上门服务的时候，都舍不得打车，都是自己走过去走回来的，就是想能省一点是一点。但这是五万元美金，我们是在八点五的时候跟人家换来的，就这样扔进大海里没有了。想起来还是觉得‘挖塞’（郁闷）啊。”
　　“挖塞也没有用，还好我们没有再投进去钞票。想想就是后怕！现在，他终于好多了，也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了。”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比我们惨的还要有嘞。我们有一个台湾客人被朋友骗了炒期货，一天就没了三千多万，以前还好吃吃老本，现在只好又去给人家打工了。”
　　“人真的老奇怪的，有钞票就作死，钞票赚来多少不容易啊。”秋芹长长地叹了口气。
　　正说着的时候，屋门打开了，女儿回家，没好气地把书包狠狠地扔在桌子上。朱师傅讨好地问女儿：“补课补得好吗？”“好什么好啊，老师就是叫我在那里抄书，自己一直在那里打手机，打了都快有一个小时了才来教我。然后说，‘吆，两个小时的家教，不来事啊，今天要多教一个小时。’我才不让她骗钱呢，我说，‘我爸爸跟我说是两个小时。多加一个小时，要征得他们同意的。’‘那你打电话去问你爸爸。’我说，‘我没带手机。’老师就把手机塞给我，叫我打。我就不打。”
　　“噢哟，你这个小孩子，不要去跟老师憋气吗，她要多教就让她教吧！”
　　“就不要，爸爸，老师一个小时要收两百块呢，你挣钱那么不容易！”说完孩子转身回自己屋子去了。
　　“你看看，你看看，老师给孩子是什么印象？还要为人师表呢，都是钱啊钱的。都给钱作死了！我听到这种故事就生气。”戴戴说，“这次北京组织了一次公务旅行团，就是去土耳其在青年中间进行文化交流，就二十六个人，一半算是什么青年企业家啦，一半是各地的一些团干部。因为是对方接待我们嘛，坐的是土耳其航空的经济舱，住的也算是他们的五星级酒店的标准间啦，两个人一间。噢哟，那些富二代就不得了啦，骂骂咧咧，‘我这辈子还没坐过经济舱啊，脚都伸不直，空气也不好。我出门都是住行政套房的，从来没和人家合住这么小的房间，我会失眠的。’一共是十天活动，七天交流开会，两天参观景点，一天购物。在文化景点参观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企业家们就说啦，‘我们都是搞实体的，经济懂点金融懂点，讲什么天文、历史文化肯定比不上你们，不行啦，你们提问好了，我们听听就可以了。’一等到买东西的时候，你看看这些伟大的企业家吧，全冲在最前头。我还在他们的工艺品柜台流连忘返呢，一个回头，那个在北京开陵园的周总，天哪，已经把柜台上全部的爱马仕包，六个，三十根手链还有十几根领带全部买掉。人家的柜台，就空在那里。我都看不懂啊，周总看到大家都这样看着他，有点不好意思，就解释说，‘这里东西便宜，国内爱马仕包一个就要十几万，这里只要五六万哦，我买回去也是送人的。你们要吗？要的话，我让两个包给你们。’云南来的团干部，他们一天的补贴就是一百块人民币，看到证券公司的李总在名表柜台上，把那些手表，也是一扫而空，他们都不忍心看，转身到商店外面抽烟去了。李总炫耀地说：‘我最喜欢给亲朋好友送手表了，我自己也喜欢手表，世界上的好表我家里都有，第一名是百达翡丽，第二名是积家，第三名……’回到宾馆，青海来的团干部就呼哧呼哧抱怨：‘像什么样子，一出来就把人家商店包圆了，算他们有钱，搞得中国，人人都像暴发户一样。’云南人能说什么？‘我们一年的工资只够他们买半个包，我们出来一趟盼了六七年，大家一样都是人，待遇处境完全不一样。’我只好安慰他们，‘我们心要平点，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他们买了东西也是送人情，买东西还是要看自己需要。’安徽团的人嘿嘿笑：‘对啊，企业家是最危险的行业，政府一不高兴就能整垮你，今天还金山银山，明天说不定要欠钱跑路嘞。’朱师傅啊，现在一个二十六人的代表团，就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你不要说一个国家了。”
　　“是咯，是咯，我就说，再做十几年，不做了，回乡下养老去。不要看着人家有钱生气，我们就好好去过自己的太平日子。穷，也不怕。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嘛。”
　　“想得好嘞。”秋芹要比老公现实得多。“乡下到哪里去过？好的田都给房地产开发了，乡下河水也污染了，吃的东西比城里都贵。”
　　“这些房地产商也是缺德，造房子又不是种庄稼，为什么尽把肥田占去嘛。”戴戴就是想不通。
　　“好的田地都在家门口，山上的地他们不要。那时候，村里人不肯卖地，都种了庄稼。结果到收割的时候，半夜啊，房地产商就组织了人，偷偷地一卡车一卡车地装了碎石头进村，比日本人都坏，就把它们倒在庄稼地里，收成全部完蛋啊！”
　　
　　当青灰色的晨曦在天边出现的时候，酒吧的霓虹灯也暗淡下来，很快就熄灭了。车垃圾的卡车，轰隆轰隆地开进了街道，先是把酒吧门口的酒瓶子铲进了车子。同这些垃圾一起战斗的，是那些疯疯癫癫的绿头苍蝇，超市门口那些腐烂的菜叶被卷进大斗里，翻倒进垃圾车箱时，绿头苍蝇发出了一阵战斗机的轰鸣声，“嗡”的一声，席卷整个街道，围绕着卡车疯狂地飞舞着。一大群蓝色、绿色和金色的大头苍蝇，不知廉耻地叫嚣着，它们无疑也会被装进垃圾车里，可是怎么能随便放弃自己的信念，还有比混杂在垃圾里面更让它们快乐的事情吗？这臭烘烘的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那绚丽的色彩使它们的血液沸腾。垃圾车吼叫着，开走了，一片苍蝇尾随在后面，一起追赶而去，欢快无比……
　　白天的幸福路又回到原来的模样，一条小路被来往的车辆堵得死死的，喇叭也不甘寂寞，大声地在那里此起彼伏。远处的小超市门口，重新有一些不太新鲜的蔬菜被倒在路上，时而散发出一阵阵腐烂的气味，似乎在为幸福路叹息。丁字路口上的酒吧，冲着所有的行人，恶狠狠地敞开了胸膛，可是门面破旧，台阶上落下了不少灰尘。
　　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