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蒋介石的恩怨|鲁迅先生讥讽语句

时间：2019-05-19 03:24:00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鲁迅与蒋介石这一文一武两位浙江老乡都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过非常大影响的一代名人。但一直以来，研究和介绍他们两个人之间关系的文章却很少见。许多人所知道的只是鲁迅如何以杂文作为匕首、投枪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的一面，而对于鲁迅和蒋介石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却知之甚少。
　　懂得把握“分寸”的鲁迅
　　1930年2月13日，鲁迅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将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因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集会被捕，后遭秘密处决。鲁迅思想急剧转变。但直到这时，鲁迅仍然还是领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津贴。但从鲁迅的文字里，当局已经感到浓重的敌意。1930年春，国民党的浙江省党部对鲁迅的所谓“通缉”，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鲁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着“通缉”，而且，鲁迅在上海活动，却由浙江省党部来“通缉”，很滑稽。这或许说明，国民党当局并不想真的逮捕鲁迅而使自己陷入被动。“通缉令”只是警告鲁迅不要太过分，要注意言行的分寸。以鲁迅的敏锐和精明，对这种用意是十分明了的。仅仅明白当局在警告自己要注意分寸还不够，还要明白这“分寸”到底在哪里。笔者以为，不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蒋介石，就是鲁迅所理解的一种“分寸”。
　　在鲁迅看来，如果自己指名道姓地公开骂蒋介石，当局就不得不采取某种实际的行动，即便不捕不杀，也要让自己在国内无立足之地，至少在上海不能安身。查《鲁迅全集》，确实未有一篇指名道姓骂蒋介石的文章。可见，在鲁迅看来，一旦用真名发表过于激烈、过于直白、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的文章，就越过了当局的容忍限度，就等于是跳出了“壕堑”、爬出了“坦克车”，就是在“赤膊上阵”。而依照鲁迅一贯的处世方式，他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蒋介石百般拉拢鲁迅
　　与此同时，蒋介石则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对鲁迅进行拉拢。1930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省国民党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却认为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关于蒋介石企图感化、争取鲁迅一事，日本卜增田涉在1947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也有过记载：“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按：即1931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蒋介石。这与许广平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的蒋介石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鲁迅家里，说了这事，遭到鲁迅的拒绝。到这年的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职务就被裁掉了。
　　但蒋对鲁迅并非一弃了之。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介石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介石委托蒋梦麟带了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治病，是事实。这之后也就有了蒋介石通过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策反”鲁迅的历史“公案”。
　　带着“通缉令”去世的鲁迅
　　李秉中，原为北京大学学生，在1924年通过访问和通信与鲁迅联系密切。他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军校，1925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1926年他去苏联留学，1927年到日本再度深造。这期间，他经常有信给鲁迅诉说他对现实的烦恼，鲁迅曾回过他部分来信。他虽然回国后一直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职，但并非“文革”期间部分文章所说的是蒋介石的“鹰犬”。在鲁迅的青年朋友中，他与鲁迅关系的密切超过许多人。从1924年1月至鲁迅去世，鲁迅的日记中关于李秉中的记录有一百三十二次，其中，记李秉中给鲁迅信五十二封，鲁迅给李秉中信三十封。实际应该更多。李秉中曾奉蒋介石之名写给鲁迅一封信，大意是说只要鲁迅“同意”，李秉中愿意把解除鲁迅“通缉令”的担子担当起来。
　　蒋介石如何找到李秉中出面施放国民政府对鲁迅的所谓“善意”，至今尚未见直接的有说服力的考证。但从李秉中信的内容看，显然是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向鲁迅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但大致可以认定，如果鲁迅“同意”，“通缉令”的解除即可制造出鲁迅已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解的结果。鲁迅显然对此了如指掌，由于当时正在病中，因此请许广平代笔婉言谢绝了李秉中的“好意”。1936年10月19日，鲁迅背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令”，留下“一个都不宽恕”的遗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鲁迅病逝，举国同悲，世界震惊。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周树人(鲁迅)的病逝发出了3份著名的电文；其一是“致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的慰问唁电”；其二是“《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的通电”；其三就是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十分尴尬的“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电文”。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国民政府为鲁迅先生举行国葬等，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蒋介石只是让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花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以个人名义送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到此，鲁迅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或许算是画上了一个尚未完结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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