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代的火红故事,五一节的特殊记忆] 火红年代

　　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在京的各界名人，他们向本报独家披露了最难忘、最特殊的五一节记忆，那激励人生的件件往事，那鲜为人知的动人情景，那火红年代的赤子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愈发珍贵、浓烈、耐人寻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五一节，歌唱家叶佩英第一次到中南海演出；舞蹈家资华筠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文化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康式昭首次披露了58年前的五一节前夜和同学一起在徐悲鸿家的画室打地铺、等待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往事；而令评剧艺术家谷文月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五一节，她和乐队下到500米以下的矿井内，给矿工师傅演唱《杨三姐告状》选段……
　　歌唱家　叶佩英：五一节，第一次进中南海演出
　　1980年随着电影《海外赤子》的放映，叶佩英用热烈奔放的感情，高昂激越的歌声，把主题歌《我爱你，中国》唱响中华大地，从此这位归国华侨的名字也扎根在全国人民心中。虽然此后叶佩英先后有《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塔吉克人民怀念毛主席》、《送上我心头的思念》等代表曲目，但每次出去演出，观众都要点《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华侨们更是被她的歌声感动，他们说叶佩英是在捧着自己的一颗心歌唱，她就是代表华侨们表达赤子之情的百灵!每次演唱叶佩英几乎不是在歌唱，而是满腔深情地倾泻着她对祖国母亲的一片赤诚。从小爱唱歌的叶佩英如今每天坚持练唱，她说只要能唱她会一直唱下去。
　　1935年夏天叶佩英出生在马来西亚(当时叫马来亚)吉隆坡的一个华侨家庭。1951年夏，15岁的她漂洋过海辗转来到北京并进入华侨补习学校补习，入正规学校前，老师问她想考哪个学校，她问老师哪个学校最棒，得到的答复“当然是师大附中”，后来她真就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那时叶佩英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后来叶佩英还曾立志成为军人、当名地质工作者，可是在高中时，她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生广播合唱团。从小就热爱的歌唱从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来华演出时，著名指挥家斯捷潘诺夫听完叶佩英的领唱后，表示赞赏。斯捷潘诺夫认为，她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歌唱家。
　　有一年五一，叶佩英接到了一个到中南海怀仁堂去演出的任务
　　为欢迎世界青年来华访问而举办的文艺晚会。这也是叶佩英第一次到中南海去演唱：“在演出前，我们早早来到中南海彩排，休息时问工作人员哪张椅于是毛主席坐的，哪张椅子是周总理坐的，大家就抢着去坐坐，觉得很幸福了。我记得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两大木箱热腾腾的点心，说是周总理给我们的，大家吃着觉得特别香。”这是叶佩英第一次去中南海演出，此后她又两次进入中南海演出，并受到过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多位领导人的接见。
　　1979年5月叶佩英接到了作曲家郑秋枫的来信，询问她能否为电影《海外赤子》的几首插曲配唱。她欣然同意了。当她一口气读完剧本时，已被感动得泪如泉涌。剧本写出了同叶佩英一样的千百万华侨热爱祖国的炽烈感情和一片赤诚，她觉得自己与剧中人黄思华的心处处相通。尤其是主题歌《我爱你，中国》，使叶佩英感到，它也是自己的心声。
　　尽管歌词质朴无华，却有动人心魄的激情。这曲《我爱你，中国》把海外游子眷念祖国的无限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叶佩英在演唱的时候，一开始她就用热烈奔放的感情，高昂激越的歌声，唱出了“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这歌声一下子就“钻”到听众的心坎里去了。
　　随着电影好《海外赤子》在神州内外的放映，叶佩英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歌唱家了。80年代南斯拉夫演出团来华演出，叶佩英也被邀请前来交流，令她惊讶的是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竟然点了叶佩英的《我爱你，中国》，他说这首歌他天天听：“所以我觉得音乐是无国界的，尽管我们语言不通，心灵也是相通的。”
　　此后叶佩英在五一时经常去演出，而且不论是到国外演出还是国内演出，观众一定要点她的《我爱你，中国》，但她印象深刻的仍然是第一次到中南海演出的经历。
　　董岩
　　舞蹈表演艺术家　资华筠：60年前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早在20世纪50年代，她的舞姿就首次亮相维也纳“金色大厅”；她被卡斯特罗誉为“古巴姑娘”；她曾教帕花黛维公主跳孔雀舞
　　她就是新中国第一代舞蹈表演艺术家资华筠。
　　1952年5月，那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了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
　　中国青年文工团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执行国际交流任务的大型艺术团。当时集中了全国各大区(含部队)的文工团团长和各种门类的优秀艺术家，最著名的有：李焕之、王昆、郭兰英、陈强等。带去的节目除两套大型综合歌舞晚会外(含京剧、音乐、舞蹈、杂技等)，还有歌剧《白毛女》、《打击侵略者》等。参加世青节比赛后，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巡演，最后一站是维也纳。他们在那儿驻留了两个星期，在“金色大厅”(正式称“大音乐厅”)演出综合晚会，那时他们每个人都激情似火，剧场效果也很热烈，总谢幕竟达8次之多……她说，谁是国内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首演者，其实并不重要，但廓清这段历史，这次演出把新中国艺术团体首次进入“金色大厅”的日期提前了近半个世纪。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应该是金色大厅的骄傲。
　　1954年，筹备成立北京舞蹈学校。资华筠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此时她正在排练女子双人舞《飞天》，准备再次参加世青节国际比赛。当时，苏联专家看上了她的身体条件，认为是“学芭蕾的好苗子”，戴爱莲先生也表示：“如果你想上学，我们可以保送，不要因为《飞天》是我的创作而耽误你。”她坦言：“当时我确实爱上了舞蹈《飞天》，同时也存在很幼稚的想法，觉得不断参加国际比赛获奖，就可以成为舞蹈家了。”但是，《飞天》参加华沙联欢节比赛，评委会虽给了金奖，却因种种原因经“内部调配”为铜奖。此后，她因“工作需要”再也没有脱产进修的机会。不过，这使她较早地对比赛采取豁达的态度，并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精神，在艺术实践中磨砺舞艺。而能够作为中华民族20世纪经典舞蹈《飞天》的首演者，她感到幸运。这是她最有代表性的舞蹈，从18岁演到51岁，先后换过5个“舞伴”，演了不下干余场!她说：“自己内心深处认为获得的‘最高奖赏’是叶伯伯(叶浅予)1979年赠我的那幅画《飞天》，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敦煌有飞天，华筠能舞之。”
　　还有一件让她难忘的事就是教帕花黛维公主跳《孔雀舞》。《孔雀舞》自1956年首演以来，不仅在群众中受到广泛欢迎，而且是招待国宾晚会的指定舞蹈，所以才会被公主选中。公主的胃口很高，要求尽量按“原版”教授，只是她的侍女没带那么多，所以把原本由12名女演员表演改为9名，公主当然是担任领舞。她为公主设计了一套简化而不失艺术效果的动作，但公主却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学习，尤其在时间安排上随性子。于是，资华筠被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实行“全天候”排练，但公主似乎夜间的精力更旺盛，于是她只能白天休息，晚上夜战
　　当这个舞蹈最终在西哈努克告别宴会上得 以演出并获得成功，周总理对她说“老师有功”时，她才感觉舒了一口气……
　　彭立昭
　　评剧艺术家　谷文月：难忘那一年到500米矿井下演出
　　在评剧艺术家谷文月的记忆里，从艺以来的每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都是在下基层慰问演出中度过的。
　　谈及印象最深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谷文月说：“我退休前的那些年，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都会去厂矿企业或武警军营及医疗卫生等服务战线，带着我们的乐队和作品给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们送去欢乐，同时我们也会有机会接触到工作在第一线的工作者，并有机会亲身体验他们工作的艰辛。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我随剧团去北京门头沟煤矿慰问演出。由于白天有很多工人在井下作业，无法观看我们的演出，于是我和我们的乐队一起就换上矿工的服装，坐上升降机下到500米以下的矿井内，给在井下作业的矿工师傅们演唱了《杨三姐告状》的选段。记得当时矿工师傅们非常热情，也特别喜欢评剧。由于矿井下巷道纵横，矿工师傅们分散在各处作业，于是我们就爬过狭窄幽深的巷道，把演出送到每一个作业区。由于当时井下的设施还很落后，条件也很差，我们赶到作业区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一身煤灰外加一身污水，工人师傅见到我们时都戏称我们已经成了标准的‘煤黑子’!我们在演出之余，还加入到工作行列，我有幸也拿起风镐和充气电钻实践挖煤的过程，这才真正体验到工人师傅工作的超强度及付出的艰辛，这个记忆至今难忘。记得当时演出后，我还被聘为‘名誉矿工’。如今，由于当地煤炭资源开采完了，据说现在门头沟煤矿已经没了。”
　　在戏曲界，被誉为“平民艺术家”的谷文月素以勤奋执著平易随和著称，退休之后的谷文月“退而不休”，她依旧为评剧艺术的传播辛勤付出着。在各种事务性工作之余，谷文月还担任了回龙观云趣园社区居民评剧艺术团的艺术指导，同时也成为社区的义务劳动带头人，每年为迎接五一等节日，社区都会组织爱国卫生活动，这样的社区公益括动谷文月都积极参加，如检查运动器材、扫大街，填粪坑的事儿她都去做。
　　邢大军
　　原央视播音员　吕大渝：59年前，我向印度尼西亚总理献花
　　中央电视台最早的三位播音员——沈力、赵忠祥和“小辫儿阿姨”吕大渝，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几乎无人不晓。在前几年的采访中，记者听她讲述了以下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曾是我人生中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1953年暑假，我九岁多了，五年级的时候，从汇文转学到东四一中心，开始了我的少年时代。每到五一和十一，白天都要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庆祝游行；晚上则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大喇叭播放着音乐，人们一曲接一曲地跳着集体舞，直至深夜。一到那个时候，一中心都会接到去天安门广场观礼的任务。观礼的同学一律白衬衫、红领巾、白袜子、自球鞋，男生是蓝长裤，女生穿花裙子，人人手执一束纸制的粉红桃花。虽然从天安门向下望去，广场上是人的海洋、花的海洋，但站在广场后排的孩子却不可能看清楚游行队伍，但每个孩子都兴奋异常，觉得那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
　　在每所学校队伍的最前面，总由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孩举着星星火炬为标志的队旗，只及他肩高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两旁，名曰“护旗”。我是幸运的，因为学校每次都让我护旗，我就总能站在第一排，放眼望去，一览无遗。当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和学生等群众队伍过后，全体在广场上观礼的少先队员便一起举着桃花，欢呼着奔向金水桥畔。那成千上万个童音发出的“啊”的长音，令人震撼，催人泪下。这时，穿着银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就会走到天安门城楼的东西两侧，摘下帽子，缓缓地向人们挥手致意。全场的大人、孩子一起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许多人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有一天正在上课，突然有人进来说：“吕大渝，杜主任让你到教导处去一趟。”我吓坏了，心“咚咚”地跳着离开了教室，一边跑，一边琢磨着自己最近犯过什么“错误”。等我到了面对着学校大门的教导处，见到杜主任和金主任两人都等在那里，吓得哭了起来。瘦瘦的金主任笑着告诉我：“别害怕。”她说：“你快回家换身衣服，有任务。”
　　那阵子，母亲正因高血压病休在家。我一溜小跑，进了大门就嚷：“妈，金主任让快换衣服，有任务。”但究竟是什么任务，我也说不清楚。我换好衣服回到了教导处，金主任就让我跟着陌生人坐上汽车离开了学校。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又换上了公家的衣服，是白绸子衬衫、毛料红短裙。接着，我们就去了飞机场。我的任务是给来访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献花。阿里留着大胡子，头上裹着白布，他是印度尼西亚的总理。我按着大人们的要求，捧着一大束鲜花，跑了上去，先敬一个队礼，接着把鲜花递给了他，然后再敬一个队礼。我完成了任务，扭头就跑。“哎!回来，回来。你怎么不理我呀?”突然，身后有一个人喊住了我，我这才看清了，原来在阿里旁边，还站着周恩来总理。我不好意思了：“我没看见您。”他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大渝。”他笑了：“你为什么不叫小鱼呀?你为什么不叫大虾呀?”我说：“因为我生在重庆，渝是重庆的简称。”他又笑了。我觉得周总理问我为什么不叫“小鱼”和“大虾”的话很好玩，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母亲。周总理可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首都儿童向阿里献花的新闻照片。周总理在照片里微笑着看着我。虽然我只是个背影，可公家的那条裙子特别醒目，我想，真挺括呀，毕竟是毛料的。后来，母亲剪下了这张照片给远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父亲寄了去……
　　彭立昭
　　歌唱家　姜嘉锵：追忆中山公园群众游园演出
　　在老歌唱家姜嘉锵的记忆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激情似火的年代，尤其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市内各种大型群众游园活动更是搞得如火如荼，虽然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其热闹程度却绝非今日可比。
　　身为歌唱演员，当年的姜嘉锵不但是各个公园游园活动上演出的演员，同时也是那个年代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的见证者。姜嘉锵说：“那一时期，每到五一节，市内各个公园都组织大型群众游园活动，可谓盛况空前热闹非凡，那时国家领导人也会加入到游园的群众当中来。当时各个文艺团体也会组织节目到各个公园的舞台上为群众演出，我所在的中央歌舞团就曾在中山公园演出过多次，当年很多来游园的国家领导人和群众就坐在台下看演出。当年的演出条件很简陋，那时的中山公园音乐堂还没建成，当时只是一圈围墙围成露天场地，舞台就是个水泥台子。底下也没有观众座椅，大家都是坐在土地上看演出，但反响却很热烈，也很亲切。记得一次是我们男声三重唱，演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台下的人也跟着一起唱，那一幕至今都难忘。
　　由于当时条件艰苦，物质生活并不丰富，我们也跟游园的群众一样，大家都是演出完 游园散了，各自回家或回单位吃饭，但心情是愉悦的。记得当年的游园活动上不但有很多演出，也有很多反映传统文化的游艺项目，有些现在也不多见了。现代社会越飞速发展，越能显示出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珍贵。优秀的民族文化承继着祖国数千年的精华，我们这一代有责任把它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邢大军
　　文化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　康式昭：58年前的五一节前夜，我们在徐悲鸿的画室打地铺
　　文化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著名杂文家康式昭先生今年已77岁高龄，谈起最特殊、最难忘的五一节记忆，康老的思绪回到了58年前的那个五一节。“1954年的五一节，是我平生最难忘的，一是因为我第一次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游行和焰火晚会，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是，在五一节前夜，我和同学一起有幸参观了绘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室，并在画室打地铺。这个幸运的得来是源于徐悲鸿先生的遗孀廖静文大姐当时是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
　　见笔者满是纳罕的神情，康老缓缓地回忆道：“1953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我的老家是四川省资中县，到北京上学只能走水路——就是乘坐公私合营前的民生公司的轮船，而我在重庆等这个紧俏的船票就等了足足20天，所以直到10月上旬，我和几个同学才来到北京，因此没有赶上1953年的国庆游行，这对于我来说是个特别的遗憾，所以我就特别期待能够参加1954年的五一节游行。”
　　康老又介绍了有幸与廖静文大姐做同班同学的机缘。“1953年初，徐悲鸿先生正值壮年时因病去世。他的夫人廖静文大姐立志写《徐悲鸿传》，申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为她将来写作传记做准备，于是我们有幸跟廖静文大姐做了同班同学。当年我18岁，廖静文大姐比我大10岁左右，她确实像一个大姐姐，把我们这些外地来京的同学当成自己小兄弟小妹妹，生活上颇多关心和照顾。于是就有了五一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机缘，那是1954年的4月30日，五一节游行前夜，廖静文大姐特意把我们这些外地同学叫到她家里，她住在东单附近，为了方便我们第二天准时参加游行，她让我们在她家住一个晚上。徐悲鸿和廖静文的家是那种彼此连通的一长溜平房，当晚，我们十多个男同学就在徐悲鸿先生的画室打地铺，女同学则到另外一个房间。记得徐悲鸿先生的画室就像主人刚刚出门办事一样的布置，我们看到了他的许多重要作品，还有尚未完成的一些画作，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素描，还有一些画稿几近完成，显示出他去世得比较突然。零距离观赏这样一位世界级大师的画作，而且还是在他个人的画室，这种心灵的震撼和艺术的熏陶，的确是一生都难得一遇的幸事。只可惜我们都不是学画的，否则收获肯定会更大。就算都是门外汉，也依然称得上是大开眼界!那一夜，我和同学们都很兴奋，大家山南海北地聊天，憧憬着明天游行时的盛大场面，几乎都没睡几个小时。
　　“凌晨3点多钟，赶在戒严之前，我们赶到位于府右街的北京大学游行队伍的集合处，之后按顺序参加游行。我记得游行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廖静文大姐的家，晚上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大联欢，大家兴致勃勃地跳集体舞、观看焰火。第一次参加天安门广场联欢和游行，第一次看焰火，唯一一次在徐悲鸿先生的画室打地铺，这些都是我人生中的幸事。”
　　当年能够考入北京大学，其难度绝对不亚于现在，康老笑说自己是个幸运儿，“资中当时有83万人口，算是大县，但1953年全国第一次统一高考，我们资中并没有考场，我是步行50公里到内江参加考试的。我们当时的确很幸运，由于是第一次全国高考招生，每个考生都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考场，报考全国任何一所大学。当时文理不分科，一共考了11门课，足足考了5天半。资中可以说是一座文化名城，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北方的大知识分子流亡到大后方四川，屈居为中小学的教书匠，这些人解放后大都到大学任教了，因此我的中学时期可以说受教于名师，自然获益匪浅。当年第一次高考，我们班有十多人考到了北京，其中考进北京大学的就有3个人。”
　　张琳(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