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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纪录片栏目《唐人街》的民族志分析】 唐人街探案3(续)东京篇

    时间:2019-04-08 03:23:2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6-0037-02  1922年,弗拉哈迪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被公认为是民族志影像的开山之作,此后,理斯芬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国内近二十年来的纪录片,如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武汉记者陈为军描述艾滋病人生活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央视大型的纪录片《再说长江》等,均在不同层面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进行了各自的诠释与延伸。
      2002年,凤凰卫视拍摄的《唐人街》大型记录栏目,采用“民族志”方法在全球五大洲40多个华人集中的国家展开拍摄,以海外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主线,以华人的风情为辅线,以华人的移民历史为背景,全景式地展示华人真实而多彩的海外生活。将狭义论中限于乡村、部落的“田野民族志”扩展到国家、洲际“地球村”的广度,令人耳目一新。
      一、释义“民族志”
      “民族志”是人类文化研究对异文化考察时所采用的一种质化方法,是指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描述和分析。它是描述性的、文字性的,主要指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作田野调查,深入到其特殊的社区生活中,以“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通过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对这些民族志描述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此文化的基本概念。1
      (一)记录栏目《唐人街》中的民族志特点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随着华人的移民而向世界各地散布。目前,华侨华人广泛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华人族群是一个庞大的分布极广的群体。
      由于西方社会反映华人内容的不客观性,华人形象在世界范围里面临着严峻的境况。凤凰卫视在这个背景下制作了长篇幅、大跨度的系列纪录片栏目《唐人街》,《唐人街》摄制组依次走访非洲、西亚、欧洲、大洋洲和亚洲的近40个国家,深入探访各地唐人街、华侨社团社区和家庭,接触超过100名海外华人华裔人士,题材涉及华人参政、移民史、新移民生生活等。
      《唐人街》选择用最平实和平静的拍摄手法深入到华人生活中记录下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个体命运与生活过程,进而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更接近生活本质的群体面貌。
      1、 强调情节化描述
      人文学科是需要描述的。没有描述,研究者就不能记录大量生动的、情感的、个性的人文现象,也就不实事求是地对人文现象做分析和研究。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民族志是深描。所谓的“深描”民族志方法,是阐释性的描述,是把文化象征符号(或文化行为)放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意义结构中进行综合考察,通过一层又一层地揭示这些象征符号或行为的背后真正意义。2
      情节化描述的提倡也是我国纪录片创作者对于纪录片主观认识的一个转变。过去对于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认识过于狭窄,对于纪录片精英文化和意识则过分强调,而忽略了纪录片中的故事、情节,限制了纪录片多元化的表现形式,限制了纪录片自身的发展。随着西方纪录片传入国内,一些新的纪录片创作理念随之入境,对国内的纪录片创作者形成了很强的冲击。
      我国的纪录片工作者重新定义了纪录片的真实性,他们意识到纪录片实质上是在真实的生活蓝本基础上运用多种方式,传达给受众生活的意义,传达给受众美的享受。纪录片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内容的多元化要求形式也应多样化。在这种背景下纪录片的情节化描述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唐人街》的影像中曾反复出现过“家书”“钢笔”等生活中细小的物品,且对这些物品进行过反复的拍摄以及表现。这些细节描述旨在通过对这些物品的深描,表现流落在海外的华人对故乡的思念以及自身身处于海外的“异文化”中的不适与无奈。
      分集《温哥华:秋天的选举》讲述的是温哥华华人周炯华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温哥华市议员的故事,全片具有很多的细节描述。这一分集的叙事是以时间顺序来组织的,但不完全遵循现实时间流程的发展,而是以竞选活动当天为时间标,展示时间不断向竞选当天临近的倒计时过程,描述“距竞选还有12天”、“距竞选还有8天”等时间线上人物的相关活动和人物心理的变化细节,全片叙事形成一种紧迫感和庄重感,而这些细节也透漏出华人在温哥华政治生存空间小、自身权益得不到保证等问题。
      2、 介入者身份的双重性
      Anderson(1991)指出:民族志的田野工作固有的辩证就是研究者影响及被他期望了解的现象所影响;这个研究者及参与者的双重性导致更深入地了解特殊文化现象之变迁。
      《唐人街》分集《留在缅甸:中国远征军的最后故事》,讲述的是李锡全等流落在缅甸的原国民党军人在异乡的生活。在这期节目中节目的采访者作为个体介入到这些老兵的生活,跟随着他们一起去寻访老兵故友。在采访者的影响下,年过花甲的老兵们忆及故土,讲述起60年前的往事。这个过程中,采访者的到来又唤起老兵们多年“回家的愿望”。另一方面,老兵们在异国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对祖国的依恋和向往之情也深深的影响着采访者。他们回国后致力于完成老兵们的心愿。2009年,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他们终于收到了由胡锦涛主席签发的抗日战争纪念奖章。这是中国远征军老兵的回家心愿达成的第一步。
      3、对“他文化”的一种探索
      《唐人街》所探寻的地点是远离传统中华文化、且没有遭受中华文化强势占领的地域。在这些地域内生活着一群华人,这些华人原本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新的地域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中华文化的“他文化”,这种“他文化”根源于中华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亚文化”,但是又受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的影响,使之异变为一种不同于中华文化的“他文化”。
      之前传统的民族志关于这类人群的生存状态以及文化的研究都是来自西方社会的描述,这些描述、民族志记录带有很重的倾向性、歧视性。这种以中国人的视角描述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更加客观。但同时又是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对另一种文化的探索。《唐人街》以中华文化的视角对这些“异文化”进行探寻、分析,比之西方学者更加具有文化基础,同时更容易产生文化共鸣。   4、强调特定的社会和时空
      现代民族志写作将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规定在单一的社会和时空,它的优点在于使人类学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处的社会场合和时空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学者能采用被研究者的观念分析“他文化”。这样也避免了民族志中的现实关切导致的不真实性。
      分集 《活在东京歌舞妓町》讲述的是自费来到日本留学的李小牧,因东京巨大的生活压力,使他不得不放下曾是芭蕾舞演员的清高,寻找每一个可能的工作机会,最终成为了一名歌舞伎町的皮条客。在这一分集中,采访者很明确的将环境和背景交代的很清楚,即所在的背景为日本的歌舞伎町,在这里皮条客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这种背景的交代以及限定的社会和时空,有利于采访者能够以一种采访对象接受的观念对其进行采访,采访探寻到被访者最深、最真实的内心感受。同时,这也是能使采访者能深入的了解在这种环境中的“他文化”。
      三、《唐人街》与“海外民族志”
      所谓“海外民族志”,是我国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海外民族志”是一个中国现象, “海外民族志”是相对于中国人类学通常作的“乡土研究”而言。旨在以中国的学术语言描述和分析非中国文化。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以中国为处境,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研究与论述方法,这种民族志所描述的人、事、物,主要存在于中国之外。那么《唐人街》即属于“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范畴。3
      在纪录片《唐人街》中,研究记录的不是马来人,不是美国人,而是海外华人,就这一群体东西方的学者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西方学者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当作是当地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来对待,而中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是习惯把那个群体社会当作是中国社会的延伸,有一点像是嫁出去的女儿建立的另外一个家一样。慢慢地,这种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有所变化了,中国学者逐渐地把这一群体社会看作了一个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异文化”社会。
      从《唐人街》的研究记录来看,经过漫长的国家认同的转变,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群体无论其民族心理,还是文化特质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中的很多人的婚姻、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他们在海外的家庭越来越多,而在中国的家庭关系却越来越少。《唐人街》对世界各地的华人的研究记录是表明他们与当地的南亚人、欧洲人、美洲人等有区别,在文化上是存在着差异性,是为了探寻这一群体人们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为了强调他们与中国有怎样的亲缘关系。
      四、结语
      在多元化的学术语境中,民族志已渐与社会学、传播学、文艺学等学科结合,变得生机勃发。“民族志”引入纪录片创作,为纪录片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为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有其值得肯定的存在价值。
      注释:
      [1]李 潇.新闻传播学方法论研究——论“民族志”方法论[J].大众文艺.
      [2]邱建彬.浅论格尔茨的民族志方法——深描[J].大江周刊·论坛,2011年3月
      [3]王铭铭.所谓“海外民族志”[J].西北民族研究, 2011年第二期
      参考文献:
      [1]王晓江.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新方法的引入——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例[J].新闻前哨,
      2011
      [2]何虹.纪录片栏目“唐人街”的叙事研究[D].硕士论文
      [3]高飞飞.从“民族志”视角析“大国崛起”与“中国崛起”[J].新闻传播,2009年第五期
      [4]张瑞静.民族志方法在电视与乡村社会研究中的运用[J].新闻界,201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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