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狐狸洞主” 洞主

　　希腊有一则寓言叫《刺猬与狐狸》。自由主义先驱之一的以赛亚・伯林从这则寓言中得到启发,把人划分为两种类型:狐狸型和刺猬型。李欧梵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为,又自嘲为“狐狸”的学者。他是哈佛大学名教授,一手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现代”维度,一手把尤物、游手好闲者领入学术殿堂。热爱声色,喜欢美食,不道貌岸然,不装腔作势。刘再复曾评价李欧梵是一个永远未完成、永远没有终点的过客。他栖于汉语世界,又栖于英语世界;栖于中国文化,又栖于西方文化;栖于雅文化即贵族文化,又栖于俗文化即大众文化;栖于历史,又栖于文学;栖于文学,又栖于艺术。不管是他评还是自嘲,这只“狐狸”总是能立刻吸引我们的眼球。我们关注“浪漫”生活的“狐狸”,但更关注那个带着独树一帜“偏见”的“狐狸”。
　　(编 者)
　　
　　作 家 档 案
　　李欧梵,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外电影。生于河南太康。后随家迁台湾。台大外文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著名女作家聂华苓的女婿。曾与作家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同学。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哈佛大学。2004年8月自哈佛大学退休。主要著述包括《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寻回香港文化》《未完成的现代性》《清水湾畔的臆语》《我的观影自传》《我的哈佛岁月》等,小说有《范柳原忏悔录》和《东方猎手》两部。李欧梵先生的重要著作,多半以英文发表。散文及评论常见于《亚洲周刊》《信报》《明报月刊》及《瞄》。
　　
　　作 品 在 线
　　
　　费正清教授
　　李欧梵
　　
　　到哈佛念中国近代史,主要的目的就是跟随费正清教授。我当年亦有此想法,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更接近思想史,所以后来拜史华慈教授为业师,然而在考博士口试时仍请费教授主考我的中国近代史,以示对他的尊重,其实我并没有选修他太多的课,大多是旁听。
　　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此乃举世公认,我们学生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作为他的绰号。他为哈佛本科生开的两门课最为叫座:一为“近代东亚文化”(俗称“稻田课”);一为“中国近代史”。前者是和当年日本研究的泰斗(后任美国驻日大使)赖世和教授合开的,两人为此课所写的两本教科书:《东亚:大传统》和《东亚:现代的转化》也是我们当年研究生必读的“圣经”,前者为“旧约”,后者为“新约”,可见其内容之详尽。尤其是后者,我们都把它当“史实”来读。所谓“historical facts”,当时我们确信不疑,所以事无巨细,我们都读得滚瓜烂熟,甚至连费教授的简单有力的文体也背下来了,譬如讲到1870年“天津教案”的一段,就说(大意如此)“英国领事举枪向……射击,不中,再射一枪,击毙……”当时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不中”一语,英文只有一个字――“Missed”,传神之至。
　　这类历史细节是费教授的特长,他授课也是如此,语调干枯而细致,面孔毫无表情,上课开讲先来一句:“Ladies and Gentlemen”,立刻进入正题,毫不浪费时间,更没有废话或“转弯”(digression,这一点和史华慈教授恰恰相反)。据闻他第一次开“东亚文化”大班课的时候,为了引发低班学生的兴趣,时常辅以幻灯片,他在第一堂课放的第一张幻灯片就是一张中国的稻田,然后他不动声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块稻田,这是一头水牛……”学生们因此把此课叫做“稻田课”,是哈佛有史以来持续最久(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现今)的课程之一。
　　费教授教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更加仔细,其中尤以传教士的活动以及晚清自“同治中兴”(大概想要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比美)以后的改革运动最为详尽,所以学界往往把费氏的理论归纳为“西方影响与中国反应”的模式,后来引起不少批评,无须我在此赘言。他的这个模式,显然得自当年社会科学上极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也许受了韦伯的影响,特重制度上的“合理化”和“效率化”,而没有“人味”。换言之,他没有把人的因素和文化的复杂性列入考虑和讨论的范围,所以他的书读来枯燥无味。所幸他的英文文笔甚佳,因此我竟然把他的教科书作为我的“英语读本”,配以史华慈的名著《富强的追求:严复和西方》,一简一繁,相得益彰。我的英文学术文体,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是从这两位老师的文体学习演变而来的。后来又加上夏济安和夏志清二师的文学笔法,经我多番吸取磨炼以后,都成了我的写作文体。有人说我的英文写得不错,其实都是苦练――背诵、模仿和吸取――出来的,如果有迹可寻的话,这条线也许可以从台大外文系课上学来的兰姆和丘吉尔(大四选曾约农先生的翻译课,以丘翁的演说词为教材),拉到在美留学期间的汉学界巨擘,再引到后来读过的一批人文气息较浓的批评家如崔林、巴赞和史丹纳等人,我往往把他们的书翻来覆去地读,逐渐体会其行文和推理的妙处,然后再据为己有。我的学习语文心得是:只要下苦功,对文本甚至一知半解都要死背,日久就会见效。看来如今的年轻学子比我聪明多了,所以不肯下这个死工夫。
　　从费正清的治学转到他的文体,似乎和我的主题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恰是我的主题。从在哈佛第一二年向费正清教授求学的经验,我逐渐悟出另一个“真理”:其实历史也是写出来的,一个学者的写法往往和他写的“史实”之间有密切关系。后来读到海登・怀特的“后设史学”理论,讲的正是这个道理。费正清的文体是从“史实”的叙述出发,或将之放在“前景”,而在史实的背后衬以“现代化”的理论。如果他读过韦伯,也是为了学以致用,而没有看到韦伯“现代化”理论的另一面――所谓文化上的“disenchantment”――一种传统世界观的“去魅”,这是个极大的危机,但费氏在坚固的史实叙述中没有把这种危机感表现出来,这是我读完他的论著后不满的原因之一。另一个理由是他把制度的改革置于“人情”之上,西方的制度进入中国以后,产生的反响也是相应的制度,譬如他大书特书的清朝外交“朝贡”制度和西方之不合,以及同治中兴以后应运而生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关,皆是明显的例子,后者的总监Robert Hart最后甚至成了费氏心目中的伟人。
　　我的这种思想上的不满情绪,和费教授的政治立场无关。我似乎早已把我的外交官梦忘得一干二净。我领悟到的费教授其实是清史专家,而不是外交顾问(虽然他以其地位之尊不得不扮演这个角色),而他的学问在给研究生上的“清史档案”一课上才展露无遗,因为他可以从大量的档案中探究清代统治阶层对付西方列强的方法。可惜我自己没有选这门课,如今思之懊悔莫及,否则我大可细读这些“文本”,进而从清人文体形式中去体会当时的政治思想。至今我仍然认为治中国近代史的史家对于“文体”不够重视,也许这又是我的文学细胞在脑中作祟吧。
　　我终于忍不住向费教授发炮了。在他开的一门阅读课中我大胆地借义和团为题发表我的谬论:为什么费氏的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论述基本上都从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出发?为什么义和团的“奉民”都是没有嘴脸的暴徒?这批下层人物的“心灵世界”该如何描述?他们的入教仪式(和太平天国一样)是否值得仔细研究?换言之,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怎么没有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而只是一味抄袭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最后我竟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里?”此语一出,班上的同学都很惊愕,觉得我这个后生小子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然而费教授听后,非但不以为忤,还露出他罕见的笑容对我说:他也感觉到这个缺点,所以正想说动史华慈教授和他合作,另写一本教科书。
　　从此之后――大概是在我入学后的第三年――我和费教授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他公开称我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可能指的是我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吧,我从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渐在思想上独立起来,不再完全相信老师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而费教授似乎也对我另眼相看,非但请我(当然也有其他人)参加他家的茶会――每周三下午定时举行,我也因此认得他的夫人费慰梅女士――还不止一次请我和少数研究生在周末到他的避暑山庄(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弗兰克林)去小住,因此我也认识他夫妇收养的两个女儿,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费教授人情味的一面:对他的女儿平易可亲(其时他已六十多岁,而他的两个女儿尚未成年),而对他的夫人和老母更是敬爱有加,在这一方面他是典型的正人君子。因为他出身寒微,所以自小养成生活朴素的习惯。我们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他就带着我们去砍柴,体力劳动数小时,有一次他还率先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池塘中,要我们先洗一个“自然澡”。劳动过后,简单的晚餐吃得也格外开心,晚餐后闲谈一阵(往往是他夫人的话多),他就早早就寝了。第二天清晨他一早起身,立刻到他的小书房(在住屋附近)去工作,整天除三餐外足不出户,据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费教授在周末以外的工作日生活更是严谨,每天清早起身,大概在六时左右、七时不到――甚至在洗漱时――就开始一一打电话给他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写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写完?有什么问题?我个人后来写博士论文时也有此经验,他的学生无一幸免。上午四个小时他决不上课或见人,而是独自躲到他在怀德纳总图书馆的书房中去看书,每天下午才去上课、上班和处理公务。他的住所――Winthrop街四十一号――距离图书馆仅数百步之遥,散步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后来他对我说:“几十年来我省下不少时间!”又谆谆告诫似的说:“以后你们教书忙起来,每天能抽出两三个小时读书就够了!”我至今奉为金科玉律,但读起书来恐怕没有他那么专心。
　　费教授办事效率之高,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女秘书亲口对我说:他每天要口述录音数十封信,由她打字后当天或次日一定签名寄出,而且有信必复。我后来也和他通过信,并从他的复信中学习他如何造词用字。他办事条理井然,而且事无巨细一定亲自料理。后来我毕业前任教时发生在美居留问题,他竟然为这小事亲自打长途电话为我向华盛顿的官员求救,解决了我的问题,更勿论其他学生的就业、求职或申请研究费等等杂事了。他的学生甚多,结果每人都顺利找到工作,独我例外,因为我不想找工作,后来还是因为别人不能到任而被逼去附近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去教书。记得我当时论文尚未完成,百般无奈,竟要求先到欧洲去“游学”半年,并找寻写论文的“灵感”,然后才去教书。费教授非但欣然答应,还为我弄到两千美元的奖学金去欧洲各国游历。记得我成行前去见他致谢,他给我三封信,要我在适当时机交给他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后以研究毛泽东享誉学界),记得我把费教授的信拿给他,他看后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这一段故事,其实在我和陈建华的“座谈书”《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湾正中版,75～77页)中早已讲过了,此处重述,反而没有以前那么生动。值得在此补述的是费教授一家人对我的知遇。我并非他的及门弟子,但他却处处不忘提拔我,他的夫人费慰梅(我一直叫她慰玛)更是如此。缘由之一是我的博士论文,我想研究至少五六位“五四”时期作家的浪漫心态,而费教授只要我研究徐志摩,当然我又没有听他的话。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才得知费氏夫妇年轻时曾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挚友,我甚至猜测连费正清也和当年仰慕林徽因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慰玛更是林徽因的闺中密友,两人数十年间一直有书信来往,后来慰玛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写成一本书,就叫做《梁与林》。后来我受慰玛之托联系中文译本的事,因此几乎每周日都会去拜访她,那时(千禧年前后)费教授已经逝世,慰玛把他的照片和著作放在床边,不时拿来看看,令我十分感动,更从慰玛的点点滴滴的口述中,感受到这位大教授人情味的一面。他的两个收养女儿更是对他的恩情念念不忘,她们两人(Laura和Holly)一直事父母至孝。大女儿学护士,二女儿学舞蹈。父亲在他们的农庄特别为二女儿建了一间面积颇大的练舞室。大女儿后来也子女成群,住在附近,时而和我见面,我因此也逐渐把慰玛视为母亲,甚至比对我自己的母亲更亲。
　　费正清教授逝世前数年曾有一次患心脏病,幸而康复,他痊愈后发给每人一封公开信,信中叙述他大难不死的经过,极为幽默,妙趣横生,对于家人更是亲情备至。他逝世前一个礼拜才刚完成一本书的稿子,据慰玛说:他亲自把书稿递交哈佛出版社后就平静地过去了,似乎大功已经告成,了无牵挂。前年慰玛以九十余岁高龄去世时亦是如此,Laura告诉我说:慰玛饱受病痛之累,有一天她把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家人都叫到身边,宣布说自己再活下去已没有意义,于是当晚就平静地过世了。
　　当时我人在香港,后来她的追思会我又未及参加,所以特别写了一篇祭文,表示追悼之意。费教授在世时曾写过一本自传,书名叫《归于中国》(China Bound),据说出版后他的学生都纷纷在书后查找有无自己的名字。我当然无此非分之想,只是对费教授多年的提携和照顾感到一份歉意。据说在他葬礼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来了,我又缺席。也许,在他面前我总有一份腼腆,不像和慰玛相处那么自然。
　　
　　作 家 故 事
　　
　　李欧梵:“狐狸式”文字生涯
　　孤 云
　　
　　华裔学者李欧梵得以确立其学术地位以及在美国大学里安身立命的现代文学研究,除非专业人士,想必多数读者兴趣不大。他那本研究鲁迅的大作《铁屋中的呐喊》,知道的人不多,而他的文化随笔倒是大行其道,从前几年的《狐狸洞呓语》《音乐的遐想》《过平常日子》《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到近期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我的哈佛岁月》《清水湾畔的臆语》等,出了一本又一本。他自己也是一点儿都没有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的派头,一会儿出书大曝个人隐私,一会儿对话无厘头影星周星驰,乃至被称为“小资偶像”“时髦教授”。然,从其这些文化随笔中,仍可看出他的学术脉络和个人旨趣。
　　“放荡不羁者”与“狐狸教授”
　　作为学者的一生,研究成果才是生命之花,灿烂无比,而人生经历或如缓流之江水,表面平静、方向明确,偶有暗流潜底、激荡不已。
　　或曰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李欧梵身上再恰当不过。李欧梵十分服膺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之说。狐狸狡猾多变,刺猬专一精深。李欧梵常以“狐狸”自喻,所以在学术上每每“喜新厌旧”“东摸西碰”。实际上,应该是先有李欧梵性格上的“狐狸”式之多变,才有其学术上的“狐狸”式之研究。李欧梵大半生经历与治学与此休戚相关。李欧梵大学毕业之时,决定他前往美国留学的原因并非有明确目的,而是“当时到美国读书是一种风气”,以至于到美国后究竟该学什么,他自己都迷惘不已。于是,也才有先到芝大读国际关系学,而后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转哈佛大学学历史,再转而随史华慈教授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最后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却又兼顾思想史与文学的这么一连串“变数”。把握此一关键,于李欧梵的求学、教学、治学等一系列问题,便可了然于胸、无所滞碍。就连他在学生时代,为什么会上午到一图书馆,下午到另一图书馆,晚上再换一图书馆这样的小细节,都可以此观之。而他为什么前前后后执教的大学达七家以上,也不难理解了。
　　李欧梵的哈佛求学生涯,一言以蔽之,可以用费正清教授对他的称呼――free spirit(放荡不羁者)来形容。这指的是他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所以,在博士资格口试的时候,费正清狠狠地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破天荒地考他历史的具体日期这一类细节问题――据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把他考得个丢盔弃甲,斗志全失。不过,费正清还是让他通过口试,并反过来安慰他“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云云。让人艳羡不已的是,伴随李欧梵整个求学生涯的,是一位又一位的大师、名家。从就读于台大时的英美文学著名学者夏济安,到进哈佛后的费正清、史华慈、杨联墅,乃至对他产生实质影响的普实克教授等等,大多是一代学术巨擘。这在一般人眼里,恐怕是想也不敢想象的。不过,所谓名师出高徒,李欧梵却似乎并未追从上述诸大师的脚步,却拐到另一条路上去了。
　　李欧梵当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时候,美国这方面的专家屈指可数。但总体来讲,在具体教学上,李欧梵并非十分出色。特别是教本科生班,自己也承认失败。唯有五六人的小班,他得以因材施教(又是“狐狸式”的教法),故有“狐狸教授”美名。
　　二流学者与一流作家
　　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这话的确精当,与李欧梵自称为“狐狸型”学者可谓款曲暗通,遥相呼应。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李欧梵的著作更是纷芜庞杂,极尽“狐狸”之所能。
　　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中的呐喊》就把鲁迅打回“人形”。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大陆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虽然有人说毛尖女士译得不好,并挑出毛病不下50处,但依旧让人心潮澎湃,茅塞顿开。特别是将《子夜》里的小资成分“揭发”出来,以及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为之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
　　在某种意义上,李欧梵并非甘于固守书斋学院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现代性理论是他的“手术刀”(当然不止于这一把,“狐狸型”学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理论之“刀”又多又快),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现在有转为“正业”的趋势)。对此,俨然已是老“狐狸”的他,当然深自明了。
　　有人称李欧梵为“二流学者”,而他却变本加厉地自嘲为“二流学者、三流作家”。如果将李欧梵与他的业师们比起来,“二流学者”他是当定了(这就是吃了“狐狸”的亏)。然而,就写作水准与写作数量来说,李欧梵不遑多让,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流作家,包括他的情书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