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层透明度的作用【公司信息透明度治理作用的相关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认为，透明的公司信息除了通过降低投资者的估计风险和提高证券流动性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以外，还具有公司治理功能。信息透明度的公司治理功能，即信息透明度有助于解决代理冲突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经理激励契约的约束有效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对于中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保护及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公司信息透明度　公司治理　会计信息　契约有用性
　　
　　一、引言
　　
　　信息披露的欠缺和不完善而造成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了影响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成为证券市场有效运转的主要障碍。近年来美国爆发的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财务舞弊案、国内“银广厦”虚假信息案、“蓝田”业绩造假案等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这都充分说明信息完全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信息披露的欠缺而造成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了影响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成为证券市场有效运转的主要障碍。这也使得各国的相关监管部门和投资者都充分认识到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性，对于信息透明度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而相关也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严重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Morck、Yueng和Yu(2000)和Jin和Myers(2006)的研究表明，美国、英国等成熟的证券市场股价波动同步性都非常低，而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同步性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股市同涨共跌的现象依然明显。游家兴(2006)在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研究发现股票价格对公司特质信息的吸收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也这预示着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低下，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这也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上述研究说明了我国证券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方面还十分薄弱，因此，在内部交易管制、投资者保护机制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法律保障和执法力度，将会推动资源优化配置目标的实现。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投资者保护等重要问题。Bushman和Smith(2003)概括了公司信息通过三个渠道降低契约各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来提高资本市场的经济表现：帮助经理和投资者鉴别投资项目的好坏，减少投资者对项目价值的估计风险，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减少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和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风险，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约束经理的决策以减少其对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侵占，改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投资者所要求的额外风险补偿。大量中外相关研究集中在前两个渠道的预测理论，而本文将从高管激励契约角度来讨论公司信息在第三个渠道中表现的公司治理作用。
　　
　　二、信息透明度文献综述
　　
　　(一)信息透明度定义　“信息透明度”受到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对于信息透明度的定义不同的机构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理解。针对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Bushman,Pioytodki和Smith(2004)将其定义，即公众上市公司的特定信息相对于公司外部人的广泛可获取性，它是信息系统中各信息元件相互作用的共同产出，即在这个系统中，各信息元件共同地生产、集合、验证相关信息，并将最终信息传播给公司外的市场参与者。同时他还指出，一个完善、有效的公司信息透明指数不仅要关注信息披露和传递的数量，更要关注信息披露和传递的质量。对于信息透明度的衡量，Bushman & Smith(2003)提出可以从以下方面：公司报告的质量，包括上市公司披露的密度，计量规则，及时性和可靠性(审计质量)；私有信息的可获得性，包括分析师追踪，合并投资计划和内部交易的公开；信息的扩散性，包括信息的渗透和媒体私有和国有性质。张程睿和王华(2006)在对信息透明度的阐述中指出公司信息透明度具有相对性，它既不可能是绝对不透明(至少有管制的原因)，也不会达到理想状态的完全透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它总是属于两种极限状态之间的某一个状态，环境或公司策略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不同，或者使同一公司在不同时段表现出不同的信息透明度。所以公司信息透明度是动态的，相对的，随着时间、环境和公司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制度保障程度对于信息透明度的具有重要的作用，信息透明度的研究将对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起到指导作用。
　　(二)信息透明度的经济后果　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投资者保护等重要问题。Bushman和Smith(2003)概括了公司信息通过三个渠道降低契约各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来提高资本市场的经济表现：帮助经理和投资者鉴别投资项目的好坏，减少投资者对项目价值的估计风险，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减少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和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风险，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约束经理的决策以减少其对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侵占，改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投资者所要求的额外风险补偿。国外相关文献主要针对上述第一个渠道和第二个渠道的理论预期提供了相关证据(Bushman和Smith，2003)。如(图1)所示，三个渠道结果都可归结为资本成本的降低。而中外相关研究也为前两个渠道的预测理论提供了证据，有关信息透明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方面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可以减少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不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潜在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公司，从而增强了股票的流动性，降低了权益资本成本和证券交易成本(Glosten and Milgrom，1985；Diamond和Verrecchia，1991；Lang和Lundholm，1993；Leuz和Verrecchia，2000；Verrechia，2001；曾颖和陆正飞，2006；张程睿和王华，2007；张程睿，2008a，b)；另一方面，信息披露的影响体现在信息环境上，而相关研究主要是分析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方面，信息透明度的增加可以提高分析师对公司财务的预测精度，从而降低投资者的预测风险及权益资本成本(Lang和Lundholm，1996；方军雄，2007)。
　　
　　三、信息透明度公司治理作用分析
　　
　　(一)信息在资本市场的作用　信息对市场的核心作用在于改善市场信息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理论和当代会计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结合点是公司更高水平的披露可以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资本成本的信息不对称(Leuz和Verrecchia，2000；Verrechia，2001；曾颖和陆正飞，2006；张程睿和王华，2007；张程睿，2008a，b；等等)。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企业的本质视为契约关系，即企业完全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联合，是实现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方式的运行机制。在这一契约结合体中，与企业有利益关系的股东、债权人、经理人、政府和职工等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契约的缔约者。Coarse(1937)从交易成本出发将企业的性质概括为，为节约交易成本，由要素所有者签订的一组契约。一个设计良好的企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所包含的契约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有好处，从而使得每一个人执行契约比不执行契约要好。相应地，一些契约参与者因短视或不可预见的事件等 不执行契约的风险是始终存，比如说经理层自利的机会主义败德行为。在企业内外相关者签订合约并履行的过程中，会计的作用不可或缺，管理者通过会计信息向其他利益相关者传达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业绩。除了会计财务报告之外，Healy和Paiepu(2001)指出信息披露也是公司作为与外部投资者进行沟通公司业绩和治理的有效途径。他们认为信息披露以及相关披露机制在缓解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代理问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游家兴(2008)在承袭Wurlger 2000年的资源配置效率估算模型，以我国2001～2005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股价波动同步性作为市场信息效率衡量指标，发现随着市场信息效率的提高，资本更快地实现由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的转移，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有效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透明度的研究也正是起源于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代理问题。如(图1)所示，投资人和债务人通过其所获得直接获得和间接获取的公司信息来进行投资决策，并通过合同契约来约束双方的资金关系，这些契约往往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信息透明度是否能通过提高会计信息在经理激励契约中作用，以此来检验信息透明度的治理作用。
　　
　　(二)会计信息的公司治理作用　从代理理论的角度来看，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涉及到一系列冲突。公司的一些控制机制用来规范经理人员行为。这些控制机制包括内部控制机制，诸如管理人员激励计划，董事会监督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外部控制机制，诸如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的监督，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的竞争，外部劳动力市场和证券法律法规。会计信息是公司内部财务系统和外部报告系统得共同产物，可以缓解代理冲突问题和促进人力资本和资金向有前景的投资机会流动提供证据。会计可以直接为内部控制提供信息，为通过股票中蕴含的会计信息间接为外部控制提供信息来源。会计信息通过气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作用来促进在经济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Bushman＆Smith(2003)概括会计信息的公司治理职能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可以帮助股东监督经理人员并有效的行使现有证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二是能够帮助董事会对经理人员决策进行建议、核准和监督从而提高股东的价值；三是为高管人员激励合同以及投资者分红合同提供一系列的合同依据。第三个途径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和经理潜在自利行为的存在，代理理论认为来自外部投资者和契约安排的压力促使经理人员追求投资价值最大的政策。Ball(2001)也指出在财务报表中及时披露损失(即稳健性)能够提高公司治理、薪酬体系和债务合约在激励和监督经理方面的效果。他指出这可以降低经理人员选择负的净现值项目(NPV)而这一项目盈余结果将由后任经理人员承担的可能性；同时提高现任的经理人员放弃可能导致负的净现值的投资和战略的激励。
　　(1)会计信息在管理人员薪酬激励合同的运用。从代理理论看，不拥有公司全部股份的董事或经理并不承担他们管理公司决策的所有后果。为了更好地使董事或经理和股东的利益一致化，代理理论认为需要建立各种市场和合同机制来激励和监督董事和经理人员。在众多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中，经理报酬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基于可观测性及其与经理人员努力程度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会计业绩普遍被用来衡量经理人员行为和努力程度(Watts & Zimmerman，1986)。会计信息作为一个可靠信息来源可以支持一系列强制性合同的执行，包括薪酬契约中由业绩指标来决定经理人员的支付，董事会和外部投资者和监管者对于经理人员的监督，现行法律下投资者权利的执行(Bushman & Smith，2003)。大量的研究显示公司在薪酬计划中使用会计数据。比如说，Murphy(1999)发现在在其调查的177个企业中，有161个在年度分红计划中至少使用一个会计利润指标。同时他们还发现样本中有68个企业使用单一的业绩指标，而其中65个企业使用的是会计利润数据。虽然薪酬契约合同使用会计计量往往是利润额，但是Murphy也发现了利润使用以每股收益，回报率以及增长率形式呈现。Itmer et al.(1997)在调查了317家美国公司年度奖金计划，发现有312个企业至少是用一项财务指标。多于四分之一的公司在年度奖金计划中使用每股收益、净利润和经营性利润。整个样本中，有86.6％的年度奖金计划是以财务会计指标，而62.9％(114个公司)选用了一些非财务指标。Murphy(1999)和Ittner et al.(1997)都没有发现在经理人年度奖金计划中使用股价表现的证据。除了上市公司的管理人激励合同，研究还发现在IPO前公司也同样在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合同中使用会计数据。大量的研究也显示高管变更也受到财务业绩表现的影响，盈余表现差会增加高管变更可能性(Bushman，2003)。
　　(2)会计信息的薪酬契约有用性(会计业绩的敏感性)。会计信息在契约中有三个基本的作用：直接提供管理层的行动激励，排除其他业绩衡量标准的干扰(例如，股价)以及重新平衡在各种活动中管理层努力程度(Bushman & Smith，2001)。作为评价和激励经理人的业绩基础，应尽可能敏感地、准确地反映经理人的努力。Murphy & Oyer(2001)研究表明合适的业绩评价指标可以使高级管理人员在激励与风险中达到均衡，从而使得高级管理人员与股东达到激励相容。在综合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Bushman和Smith(2001)的研究结论显示，根据最优契约理论，经理人激励的业绩基础选择的基本原则：当某种业绩基础能更有效、更敏感地反映(捕捉)经理人的经营行动时，经理人的激励机制设计就需要更倚重于该业绩基础，即其在经理人激励合约中的权重更大；当某种业绩基础更难被计量、更多噪音、更不敏感时，经理人的激励机制设计就需要更倚重于其他业绩基础，即前者在经理人激励合约中的权重更小。Algood and Farrell(2000)指出，由于股票业绩是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决定的，而预期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公司目前的经营现状，也就是会计业绩状况，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会计业绩更加恰当地衡量了高管层的治理公司的能力，也应该作为衡量其个人业绩的指标。Sloan(1993)对会计收益在报酬契约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他发现会计收益指标可以减少契约中仅采纳市场指标所产生的噪音，改善报酬契约的有效性。可以说，会计信息是公司契约达成和执行的工具，是企业合约履行程度与效果的度量工具(刘建秋和刘冬荣，2004)。Kimand Suh(1993)所指出的，市场业绩基础(股价业绩)包含投资者的所有信息(其中包括会计盈余信息)，其对订约的意义在于其提供了会计盈余之外的增量信息，而直接研究经理人报酬与市场业绩基础之间的敏感度而非经理人报酬与市场业绩基础的增量信息之间的敏感度以及直接研究会计盈余与市场业绩基础在经理人报酬合约中的相对权重，可能会严重夸大市场业绩基础在经理人报酬合约中的相对重要性，而由于股价提供的增量信息难以观察使得绝大部分经验研究都是直接研究股价与经理人报酬之敏感度，这也就说明 经理人更理解如何增进会计业绩指标，经理人的激励其实主要来自会计业绩基础。Core etal.(2003)研究发现相对非现金报酬的激励，现金报酬是更好的经理人总报酬代理变量，这也就说明了即使经理人持有很大的股票及期权组合，但很可能经理人几乎所有的激励都是由适度规模的奖金计划来提供的，来自现金报酬的证据就应比来自非现金报酬的证据更受重视。一般来讲，经理薪酬契约可以通过让经理参与公司剩余收益的分配，实现经理个人和公司目标的利益兼容(Holmstrom，1979)。Murphy(i985)利用1964～1981年美国73家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的样本，分析了管理者薪酬与股东收益之间的关系，发现管理者报酬对股票绩效的弹性较强，且在统计上显著。JansenandMurohy(1990)估计了报酬绩效敏感度，他们发现股东财富每变化1000美元，CEO的财富变化仅约3.125美元。换言之，各种来源的财富激励提供了相当于0.1325％的企业股票的奖励，这也说明了经理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弱。针对中国市场，高雷和宋顺林(2007)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上市公司股东价值每增加100万元，高管平均报酬仅增加3.8元；上市公司市场异常收益率每增加10％，高管平均报酬增加1.58％，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变化与当年的会计绩效显著正相关，但是却与会计绩效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稳定。除了业绩因素，Agrawal(1994)提出了高管报酬的决定因素有公司规模、成长性和公司业绩。国内学者研究也进行了相关研究。魏刚(2000)、李增泉(2000)研究发现高管年度报酬与公司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公司规模和地区差异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陈志广(2002)发现高管年度报酬与企业绩效、规模和法人股比例等存在显著正相关，以及行业、地区对报酬有影响。谌新民等(2003)发现资产规模、行业特性、区域范围和股权结构对经营者年薪有深刻影响。会计信息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Bushman和Smith(2001)提出会计业绩作为业绩评价基础会存在以下两个主要缺点：一是会计盈余数据容易受到操纵；二是会计业绩不能完全反映经理人员当期的努力程度。因此，会计信息的特征将影响会计业绩指标作为薪酬契约中业绩度量的质量，进而对经理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影响。Bushman和Smith(2001)用价值相关性反映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发现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与经理薪酬业绩敏感性正相关。Gibbs等(2003)发现，会计业绩的及时性越差，对经理人员业绩的反映程度越弱，经理薪酬业绩敏感性越小。在中国，近年来也有相关经理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因素的文献。毕晓方和周晓苏(2007)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可靠性对经理薪酬契约――会计业绩的敏感性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刘凤委、孙铮和李增泉(2007)针对国家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行为改变了会计业绩度量特征，提高了以会计业绩为基础的薪酬契约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会计业绩在经理薪酬契约中的作用。
　　(3)会计信息与高管变更约束有用性。为了减轻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所导致的代理成本。现代企业往往将决策控制权与决策经营权相分离，由董事会代表股东行使决策控制权，而由企业经理人行使决策经营权(Fama，Jensen，1983)。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人力资本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公司治理研究发现存在各种各样的激励约束机制能使公司管理者行为满足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其中内部机制包括积极的董事会、管理者持股和报酬计划，外部机制包括控制权竞争市场、机构持股者等等。这些公司治理机制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还取决于公司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如何评价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显得更为复杂。Jansen和Warner(1988)指出的公司高层的更换是“理解约束经理人的力量的关键变量”。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公司高管变更主要是内外部公司控制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公司高级管理者应该对公司的经营负责，当经营业绩低劣时，自然应被更换，所以通过检验经营业绩和公司高管变更之间关系是评价公司治理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国外关于高管人员更换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经营业绩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之间的关系，分析经营业绩在更换高级管理人员中所起的作用。Warner，Watts和Wruck(1988)随机从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交易所(AMEX)选取了2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总经理的变更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发现总经理变更与公司当前股票收益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与之相似，Weisbach(1988)使用1973年至198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367家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总经理变更的概率与公司的业绩存在反向关系。根据其样本，Weisbach指出，凡股票收益率低于市场收益率33％的公司中，总经理变更的概率约为6％，相比较而言，股票收益率高于市场收益率70％的公司中总经理变更的概率仅为3％。而在经营业绩衡量中，会计业绩信息得到大量的使用，大量的研究也显示高管变更也受到会计业绩表现的影响，盈余表现差会增加高管变更可能性(Bushman and Smith，2003)。Weisbach(1988)认为，由于股票价格会反映CEO离任的市场预期，因此不能真正代表与CEO行为相挂钩的企业业绩情况，他建议用公司会计指标――同行业中资产回报来代替公司业绩。通过美国1973―1983年286个高管人员变更的研究，他发现CEO离任前的1―3年该公司资产收益率(ROA)显著低于同期的行业中值。Murphy andZimmerman(1993)同时使用了会计业绩和股价表现来观察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发现会计业绩比股票业绩更能够解释高管变更。Martin和MCconneH(1991)研究了控股权的转移是否会影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研究结果表明经营业绩低劣的公司容易发生控股权的转移，同时控股权的转移将增加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的可能性。Anderson，Jayaraman和Mandelker(1993)以1984年至1989年穆迪国际报告中的207家日本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股票收益、资产收益和流动性对董事长、CEO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高层变动与资产收益和流动性负相关，与股票收益无关。Kaplan(1994a，b)发现日本和德国的高管的变更的可能性与会计盈余和股价表现都显著相关，这就说明了股票回报率和负的盈余对高管的变更的决定性因素。针对在中国市场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公司会计业绩与高管变更具有一定相关性。龚玉池(2001)研究发现，高管非常规变更的可能性与经行业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负营业收入显著负相关。朱红军(2002)认为，高管的年龄、以前年度的经营业绩和大股东的变更是影响高管变更的重要原因。宋德舜和宋逢明(2005)发现，公司绩效恶化与董事长被免职正相关。皮莉莉，Lowe和O’Connor(2005)从在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选取了从1996年前上市的530家公司中选取了489家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业绩与总经理的强制性变更和正常性变更的关系。通过样本发现从1997年到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高层发生了大量的变更， 总经理的变更率达到27.96％，即每4个总经理中有一个发生了更换，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强制性总经理变更作为最极端的约束手段能够约束业绩差的总经理；差的业绩并不是导致总经理变更的原因，公司业绩差是强制性变更的重要原因。潘飞，石美娟和童卫华(2006)研究发现我国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评价主要依赖财务指标(净利润、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非财务指标与主观评价指标在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评价中使用较少。赵震，杨之曙和白重恩(2007)考察了1999年至2003年度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职位变更的情况，结果显示，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层职位的升迁或降职与公司业绩正向相关。姬美光和王克明(2008)以2002年至2004年除金融类的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绩效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高管变更的可能性与公司会计业绩显著负相关，特别是用经行业调整并剔出盈余管理后资产报酬率计量公司业绩时，其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在本文前面讨论了会计信息特征度会对高管薪酬契约业绩敏感性产生影响，继承同样的逻辑会计信息特征同样会对高管变更的业绩敏感性产生影响。Engel，Hayes andWang(2003)用了1975年至2000年福布斯年度调查中的1293个CEO变更的样本，分析了高管变更中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在业绩评价中的权重，发现作为度量指标的会计业绩越准确、越敏感，其在高管更替决策中受到依赖的权重越大。Defond and Hung(2004)发现，在缺乏法律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的市场环境中，会计业绩对于CEO变更的解释力度或者说预测能力更强，因为股票业绩在市场监管缺失、投机过度的环境下是“失真”地反映CEO的内部能力。在中国，关于高管变更业绩敏感性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李增泉，杨春燕(2003)以1997年至2000年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16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控制权转移及其特征对高管变更和企业绩效的作用，结果发现，高管人员变更的概率与控制权转移前的企业绩效负相关，说明了外部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能提高高管变更的业绩有效性。
　　
　　四、结语
　　
　　透明的公司信息能够降低契约各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有利于股东和监管者获得相对充分的信息以准确观察经理人员的行为，评价经理人员的努力程度，决定是否变更现有管理人员。信息透明度通过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影响了会计业绩指标作为契约业绩度量的质量。信息透明度的改善有助于增强会计业绩在高管激励契约的作用，提高契约业绩敏感性。这对于中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保护及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深远指导意义。
　　
　　(编辑　聂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