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问题与审计师选择研究]审计师应该关注的问题
时间：2018-12-23 12:41:5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选取A股市场2007年至2009年A股上市公司的4182个样本，对我国资本市场上大小股东代理问题与审计师选择 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越有动机聘请的“四大”，大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越不倾向于聘请“四大”。
关键词：代理 审计师 选择问题
一、引言
在新兴资本市场上，集中的所有权结构导致大股东强控制能力，大股东能够控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担保等手段实现掏空，企业内部没有董事会约束，外部没有接管市场，小股东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这种侵害在大股东利用所控制的企业再控制下级子公司时最终控股大股东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不一致时更为严重。理性的小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预期到最终控股大股东的行为可能会损害其利益，因而会选择折价购买或不购买该公司股票，导致公司价值降低和增加融资成本，最终降低了大股东 价值。大股东（企业管理当局）有动机引进监督或保证机制来缓解代理问题，使投资者合理确信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保护（Jensen and Meckling，1976）。Fan 和Wong（2005）也认为，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通过董事会和接管等机制难以得到减缓，审计可以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审计师之间的声誉不同，代理程度不同的企业如何选择审计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四大”享有国际声誉，一般认为比国内审计师具有更高的独立性，Teoh和Wong（1993）发现了四大比非四大提供了更高审计质量的证据。在国内，王鹏、王咏梅（2006）也发现， 中国资本市场更认同“ 四大”的审计质量。在弱的法律环境下企业一般需求低质量审计；在一个非常弱的法律环境里，选择何种审计师甚至无关紧要（Francis et al.，2002） 。DeFond， Wong 和Li（1999）运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审计师独立性增强后许多上市公司转向聘请质量较低的审计师。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在弱的法律环境下，审计师扮演着公司治理的角色，通过运用39个国家的样本数据，Choi和Wong（2004）发现，相对没有发行权益证券的公司，发行权益证券的公司要求更高的审计质量，这种增加在弱法律保护环境的国家比在强法律保护环境的国家更为明显。本文运用A股资本市场2007年至20009年的数据对我国A股资本市场上的大股东与小股东的代理问题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越有动机聘请的“四大”，大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越不倾向于聘请“四大”。本文采用了去掉自变量极端值，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二步回归，将样本进行分组等三种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审计需求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外文献 Backman （1999）的研究表明，在东亚转型经济中，企业的代理冲突并不能引发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控股股东缺乏雇用高质量审计的动机，他们甚至会雇用低质量审计以降低外部监督作用；并将这种需求不足归因于弱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以及家族企业中以关系为基础的交易和政治“寻租”行为。DeFond， Wong 和Li（1999）运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发现审计师独立性增后许多上市公司转向聘请质量较低的审计师。李明辉（2006）以2002 年7 月1 日至2004 年6 月30 日这一期间沪深两市179 家IPO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建立在英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代理理论对我国审计师选择行为的解释力并不充分。在公司规模、成长性、财务杠杆、管理层持股比例、董事会独立性等反映公司代理冲突的变量中，仅公司规模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进行审计有显著正向关系，管理层持股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审计则呈倒U 形关系，没有发现成长性、财务杠杆与审计师选择存在显著关系的证据。然而，也有较多的国外研究文献发现了代理问题与审计师选择相关。DeFond （1992） 指出，代理冲突的程度决定了对审计的需求程度。代理冲突的程度越高，代理人降低代理成本的动力也就越强，公司对高审计质量的需求就越大。在研究了131个审计师变更的案例后，作者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负债水平的变化与审计质量的变化相关。CHOW（1982）认为公司聘请外部审计师的动机是帮助控制公司管理层、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用1926年165个NYSE和OTC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负债率、公司规模和债务金额与公司自愿聘任审计师的动机正相关。
（ 二 ）国内文献 国内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了代理问题与审计师选择相关的证据。孙铮等（2004）研究表明，国有股、法人股及境内个人股股东促进上市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的动力较小，境外法人股及境外个人股股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会很积极地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促使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去选择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且境外个人股股东更有获得高质量的财务信息的要求，对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影响更大。高强等（2007）研究发现，大股东占款问题越严重的公司， 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 以发挥外部审计监督的治理作用。王艳艳等（2006）选定2001年至2003 年间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因变量为虚拟变量，代表高质量审计需求， 各企业当年被审计的事务所是“四大”（包括原“五大”） 或非“四大”时取值为1 ，否则为0。用管理费用与总资产的比例衡量代理成本，选用企业股权集中度表示大股东与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冲突。研究发现，代理冲突严重的企业有动机选择高质量审计，向市场传递信号，以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并且在我国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与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随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审计质量需求增加会加剧，支持了审计需求的壕沟效应。另一方面，在我国，高质量审计确实能够有效制约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同时市场也能够识别企业的选择行为，并对此作出积极反应，高质量审计能够提高盈余的信息含量，降低代理成本。曾颖、叶康涛（2005） 研究了大股东持股比例、负债与独立审计师需求间的相关性，认为代理成本高、负债率高的公司对高质量审计师需求更高，且第一大股东持股与独立审计需求呈倒“U”型关系。独立审计师选择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控制力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独立审计师。王鹏、周黎安（2006）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根据2001年至2004年的中国市场数据，研究了外部审计选择与中国上市内部代理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产生的代理成本越严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这种关系受到地区市场化水平、“四大”所在位置以及再融资需求的影响，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四大”所在的地区以及上市公司有再 融资需求时，“四大”所在位以及再融资藉求的影响， 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四大”所在的地区以及上市公司有再融资需求时，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和选择“四大”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通过二阶段回归，我们发现选择“ 四大”能提高公司绩效以及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大股东控制权增加会导致大股东掏空企业的能力增加，并且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越严重。而更高的现金流权会导致大股东的掏空成本更高，因而会与小股东的协同效应更大，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得以减缓。Fan 和Wong（2005）认为，在新兴市场上，只要审计师的行为被监督，审计师选择就会对公司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刘峰等（2008）通过对2001年至2005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报备资料的深入研究分析发现：审计师挡住了至少313 家公司的配股企图，减少股市“圈钱” 约1300 亿元；制止至少182 家公司虚增利润、甩掉ST、PT 帽子的企图；将700 多家客户的违规行为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方式公诸于众，体现了审计师对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所做的鲜为人知的重大贡献。王鹏、王咏梅（2006）也发现，中国资本市场更认同“四大”的审计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大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与聘请“四大”的动机成正比
（ 二 ）模型建立本文根据假设的实际情况，设立以下模型：
AUDITORit=a0+a1Vit+a2Cit+a3SIZEit+a4LEVit+a5ROAit+a6ZFPGit+a7YEAR1+a8YEAR2+a9INDU1+a10INDU2+a11INDU3+a12INDU4+eit
其中，AUDITORit：i公司第 t 年选择的审计师，当审计师为四大时取1，审计师为非四大时取0；Vit：i公司第t年最终大股东的控制权比例；Cit：i公司第t年最终大股东的控制权比例；SIZEit：i公司第t 年资产规模的对数；LEVit：i公司第t年长期债务占总资产的比重；ROAit i公司第t 年总资产报酬率；ZFPGit：i公司第t 年是否增发配股，如无发生则为0，发生多于1次则为1；YEAR1:当样本公司为2007年时取1；YEAR2：当样本公司为2008年时取1；INDU1：CSMAR库对上市公司行业分为6类：金融0001、公用事业0002、房地产0003、综合0004、工业0005、商业0006。本文剔出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公司位于公用事业行业时取1；INDU2：当公司为房地产行业取1；INDU3：当公司为综合行业时取1；INDU4：当公司为工业行业时取1。
（ 三 ）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A股市场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上市公司2007年开始执行新的会计准则，2009年为最近可获得的数据。数据来源于CSMAR，在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上市的公司及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共得到4182个样本。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上市公司选择“四大”的平均数为0.0624，即在资本市场上，平均只有6.24%的公司选择“四大”。最终控股大股东的控制权最小为1.49%，最大为100%，平均为37.8825%。现金流权最小为0.24%，最大为100%，平均为31.5526%。从平均数来看，大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相差并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股东通过上市公司再控制另一家上市公司的情况并不是很多。从（表2）Person 相关系数来看，审计师选择与最终控股大股东控制权比例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审计师选择与大股东现金流权比例显著负相关，不支持本文的假设，但结果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及控制变量之间Person相关系数较小。整体而言，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 二 ）回归结果模型回归的2Log Likelihood为1268.477，Na-
gelkerke R2为40.5%。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现金流权比例系数为-0.036，与因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支持了现金流权比例高的企业不倾向于聘请“四大”，控制权比例系数为0.038，与因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支持了控制权比例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聘请“四大”，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结果都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ZFPG的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当年增发配股的企业越不倾向于聘请“四大”，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审计师在中国资本市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 三 ）稳健性检验去掉自变量V的最大1%样本和最小1%样本，回归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相似。C的系数为-0.035，在1%的水平上显著，V的系数为0.03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文章简洁，本文没有详细报告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假设。本文选用的工具变量为公司成立年数，上市年数，资产报酬率，公司规模，收入增长率。公司规模用年末资产规模的对数表示，收入增长率为当年增加的收入除以上年收入。首先本文对V用C和上述工具变量回归，根据回归方程估计得到V的估计值VIN， 再用C对V和上述工具变量回归，根据回归方程得到C的估计值CIN，将VIN和CIN代入模型，2sls 回归的结果如下（表4）。从上述回归结果看，CIN系数为-0.055，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VIN系数为0.041，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在引入工具变量后，大股东现金流权比例仍然与因变量显著负相关，控制权比例仍然与因变量显著正相关，2SLS检验进一步支持了原假设。本文按照V〈50%，v>=50%分组进行回归 得到表5。其中，大股东控制权比例V小于50%的样本3136个，大于或等于50%的样本1046个。根据（表5）显示，在V〈50%的组中，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相似。C的系数为-0.035，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V的系数为0.048，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在V〉=50%的组中，C的系数为-0.031，在5%的水平上显著，V的系数为-0.0140，但不显著。分组检验从总体上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五、结论
本文选取了A股市场2007年至2009年A股上市公司的4182个样本，对我国资本市场上大小股东代理问题与审计师选择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越有动机聘请的“四大”，大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越不倾向于聘请“四大”。研究支持了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与聘请“四大”的动机成正比的假设。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本文的检验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审计师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且这种作用已经得到市场的认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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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聂慧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