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长安》中“异乡人”空间文化表征研究】 叶落长安
时间：2019-05-15 03:25:2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叶落长安》是描述当代河南“异乡人”叶落西安的一部杰作。立足于文化研究方法，本文提出“异乡人”研究的必要性，尤其是其空间文化变迁展示的个体“异乡人”生存史，代表了城市记忆的符码。现代都市发展的范式与文本化城市不断塑造着变化的城市观念，“异乡人”阅读为未来构建理想城市提供一种解释建构的空间。空间变迁渗透着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土地财产表征的空间权利关系是城市的记忆符号，“异乡人”发声是权利的表达。职业空间的变迁再现了 “异乡人”创业的艰难，以及他们对城市的发展贡献，同时指出社会排斥在“异乡人”心理造成的伤害以及产生的社会恶果。
关键词：文化表征 空间 “异乡人” 城市 《叶落长安》
《叶落长安》是当代西安70后作家吴文莉第一部长篇小说，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后在西安文艺界引起一定反响，2011年改编为电视剧，受到大众欢迎。小说用细腻笔触叙述了以河南人为代表的“异乡人”在西安的生存发展史，跨越50多年，真实再现了他们定居西安的艰辛历程。“异乡人”在西安存在轨迹突出表征为空间流变描写，一方面以大量居住空间细节展现出来，另一方面谋生手段空间变迁也映射了“异乡人”与本地文化的冲撞、认同及融合。其发展历程对于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文化冲突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现代化大都市发展本地人作为基础发展力量，“异乡人”建设力亦不可忽视，他们来源日益广泛，情况复杂，构成对“异乡人”研究的必要性。当然，小说也是作者对西安文化状况的思考，是思考物质文化匮乏时代与当今物质富裕社会的强烈比较。正如吴文莉所说：“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仅为了活着而苦苦挣扎，却拥有着亲情和快乐；生活好起来了，有些人却迷失在物欲里，不知生命的意义，失去生活的勇气……”。[1]这一思考原动力促使作者用八年时间完成了她对河南人扎根西安的思考，更是认识和了解全球化语境下当代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魅力。她说：“任何外地人都能在西安城扎下根，包容的西安城也许是最能代表中国灵魂之地，在任何地方河南人都能扎下根，韧性的河南人也许是最能代表中国性格的群落。这样的城市和人群构成了西安城现在的风貌，也许这就是——非常中国吧。”[2]“异乡人”的韧性与西安文化的包容性共同建构了当代西安的发展，本文探讨的正是流变“异乡人”表征的城市发展史，是动态而非静止的领域。“异乡人”愈来愈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体力量，他们的城市心理，城市文化表征，引起关注，尤其是文学文本中城市空间揭示的历史变迁，充满对城市知性理解。现代都市发展的范式与文本化城市不断塑造着变化的城市观念，为未来构建理想城市提供一种解释建构的空间。
一、“异乡人”概念
随着地域交往密集型趋势加强，“异乡人”作为社会发展动力愈来愈受到关注。从古至今存在着大量离开故土追寻生活的“异乡人”，特定历史语境造就了历时性“异乡人”，与本地人相生、相成、相合。其异质性在于流变身份，他乡理想追求，遭遇冲突、冲撞，不断实践调整融合。西美尔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中提出“异乡人”概念，他认为“异乡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3]“异乡人”的流变性、理想性、现实性是其典型特征。从故乡到异地，从逃离到追梦，从理想到现实，他们成就了微观个体生存史，建构了宏观社会发展史。他们的身份流变与本土文化息息相关，成因复杂性决定建构艰难性、长久性和矛盾性。然而共性在于拥有理想，希冀在他乡实现较好生存发展，因而不是随意漫游者，而是稳固追求者。成为“异乡人”是意向性选择，是突破人生困境之途，更是理想追求之情结。异乡之美在于重生可能性，意义选择无穷性，以及忘却有效性。
“异乡人”来源复杂，历史情境造成时代标识特征。《叶落长安》关注的“异乡人”群体为外省贫困者，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逃难到西安。一方面慕古长安浓郁历史文化气息，一方面古城积淀的发展空间强烈吸他们来此创业。这是西安历史传承的独特魅力。尽管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选择无可奈何，然而落脚地选择具有强烈的表征，尤其是具备适合生存发展多元性优势。“异乡人”选择西安正是被其开放的生存空间所吸引，“能在西安城走街串巷挣钱，都算有手艺能养家糊口的能行人，就连坐在游艺市场给人缭补丁、吹糖人也能混日子。大多数人连这些也不会，就在火车站、马路边拉架子车送货，照样拉扯一大家子人。”[4]吸引他们的是无所不容的发展空间，有手艺的与无任何技能的都可以养家糊口，强大的生存空间是他们选择的首要条件。
“异乡人”初来乍到无法忘却家乡好处，忍不住对比异乡与家乡，艰难历程中会想着回归家乡，成功发展后依然忘却不了“异乡人”身份。漫长岁月，他们不断减弱“异乡人”身份特征，实现自我“净化”与“融合”，表征为空间历史变迁，然而异乡痕迹不会自动消失，而是通过文化表征遗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显在文化表征就是方言。以河南人为代表的“异乡人”说一口河南家乡话，其后代即使成为地地道道本地人也会说河南方言。“异乡人”概念难以消除，成功融入本地文化，异乡根基亦存在，无法抹去，难以消解，成为集体记忆。文学记录的“异乡人”史不仅是事实再现，更是对他们的献礼，是文本化观念对“异乡人”的再塑造。
二、居住空间迁移
“异乡人”变迁史首先突出表征为居住空间的发展，空间迁移史就是“异乡人”发展史，是社会关系变动结果。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不是简单意味着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5]“异乡人”空间流变不仅是艰难生存的见证，更是认同的渐变过程，是不平衡演变的和谐史。他们初来，没有良好居所，只能集居在边缘化及本乡人区域，以地域为单位过着底层生活，处于不利地位，这与他们收入较低，没有历史根基和良好社会关系休戚相关。最初依赖仅有的社会关系，老乡集聚区求生活。在渐进的居住空间改变历程中，“异乡人”动态地实现了物质生活改善，他们的空间从狭窄到宽阔不断强化，与此同时对城市影响不断增强，与城市发展日益相容，他们实践自我改善的同时，建构了城市发展史，相反城市进步推进他们的发展，相互促进，为构建理想城市提供了范式。
《叶落长安》以大量细节描述河南为代表的“异乡人”经历的居住空间变迁，以居住空间文化表征了他们从建国初期历经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及后改革时代西安的生存史。小说用线性方式展示河南异乡者初来时狭蹙的居住空间，在定居过程中不断改善居所，历时性再现了居住空间的变迁。河南人集聚在西安城东北河南社区。郝玉兰一家从河南逃荒到西安，一直住在小东门城墙上挖的矮土窑洞里，直到用嫁玉兰的四、五十大洋彩礼在老东关外买了个半旧的小院[6]；白老四与玉兰破产后卖掉铺子搬到河南人扎堆的锦华巷；河北人老梁木匠搬到西安城小东门外河南人扎堆的锦华巷，因为河北老乡们挤着住的小院没他爷儿俩做木匠活儿的地方。锦华巷里密密匝匝住了很多户人家，巷子太狭窄，并排走两个人都觉着挤。[7]河南人扎堆的异乡社区巷子太窄房小墙薄，住在这里谁家也没有秘密。这样的居住空间表征“异乡人”初来时对居所没有较高期望，艰难的空间生存在梦想实现过程没有受到关注，因为他们信奉“在西安你只要手不识闲儿地干，总有嘴里的食儿！”[8]。
有时他们也抱怨拥挤，老宁媳妇说：“娘那脚！谁说不是哩？开封老家住得多宽敞！现在放个屁把屋就能崩臭，说话声儿大点房顶都能震塌。”[9]即使如此他们没有逃离，没有退缩，而是意识到西安能够生存下去的魅力。居住空间大的概念在生存机会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或许这是创业起步必经阶段。可见故乡记忆遭到否定，有的是对异乡城市的认同以及追求融合的心理。
多年后，玉兰爹给玉兰二百元让他们又买回小东门里尚勤路五号的房子。因为锦华巷的房子着实太狭小了，又黑又潮。与此同时，锦华巷的住户比十几年前少了一半，搬走的就把房子卖给老住户了，所以现在每家住的房子也大了两三倍。[10]可见在长期坚守中“异乡人”实现自我发展，不断与本地文化相融合，在发展中实现了空间变迁，同时居住空间的扩大也见证了他们的发展。他们成为有房产一族，建构了一定社会财产关系。正如列斐伏尔说：“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当然是，不过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1]
改革开放后，西安城里已经是新楼林立了，小东门里旧房也开始拆迁改造。虽然玉兰家被安置了两套两室一厅的住房，玉兰看到自家门上墙上斗大的“拆”字，不快地说：“又不是杀头，家家门口些这么大个黑字，还在字外边画个打黑圈。咦！俺看了就想起新中国成立前刽子手要杀的犯人。……现在人家让咱搬走，用咱的地方盖房倒叫咱再花钱买，俺咋也想不明白。”[12]大多数住户已经安置好，还有钉子户和拆迁办讨价还价。老宁媳妇说：“……再咋还是俺的房，他们倒叫俺搬走，还叫俺’钉子’户！俺就钉在俺家的房里又碍着睡啦？”[13]空间变迁渗透着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其社会性在这里凸显出来，它是权利生产关系产物，也支持着一定社会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发展产生的结构。随着财产增多，“异乡人”日益扎根于城市，成为城市发展主力，敢于发出自己声音。土地财产表征的空间权利关系是城市的记忆符号，“异乡人”发声是权利表达。对“异乡人”社区经验记述表征了城市空间结构史变化，也是城市文化纪念碑。
三、职业空间变迁
“异乡人”空间存在的另一个突出表征为非地理性职业空间变迁。作为生存手段，他们职业空间表征的不仅是其发展艰难史，展现为异地与本地文化冲突、冲撞，同时也是城市建构的历史。社会排斥在“异乡人”不断奋斗的历程中逐渐转化为社会融合。从融合中又产生新的排斥，循环中“异乡人”生发出新的时代特征。“异乡人”迁入后展现了对本地文化的认同，但保留了象征异乡文化的方言等特征。职业空间变迁见证了他们对城市的建构作用，也展现了他们的城市文化心理。
《叶落长安》重点描述了玉兰和梁长安的职业奋斗史，他们的职业历程历史再现了那个年代“异乡人”的艰难，以及他们对城市的发展贡献。然而作者更关注长安，留给读者深刻印象的是长安的异乡职业生涯。他的职业变迁凸显了社会排斥在“异乡人”心理造成的伤害以及产生的社会恶果。“社会排斥”是“主导群体已经握有了社会权利，不愿别人分享之，”[14]集中反映在职业中是本地人作为主导群体对“异乡人”有意的歧视和排斥。长安少时跟随爷爷学了些木工活，红旗布箱厂招工，有经验的长安成功应聘。十个工人中，八个是职工子弟，异乡人不但遭遇就业机会不平等，更为长安深恶的是老魏师傅关照西安学徒方俊翔，教他技术，却有意排斥长安。无奈之下，长安只能偷学，又不断遭到方俊翔的嘲弄。“河南担！”成为贬低河南人的代名词，误认为河南人的长安从不否认自己是河南人，也说明长安对河南“异乡人”的认同和归属。
厂里本地西安人大多说秦腔，长安就收起河南话，学着说秦腔。由于业务优秀他当了供销科长又兼技术股的股长，人家说他只等当厂长啦。局里下文件把梁长安提了个副厂长，以为闫厂长退休后就可以成为接班人，却不料方俊翔被选派来当厂长。权力之争、相斗历史最终使长安辞职，但是他从未忘却对方俊翔的仇恨。在艰难办厂中，他痛恨狗日的方俊翔把好好的生活全搅和乱了！二十多年的工龄哩，恨起来，把牙咬得咯咯响。[15]把秦风厂和方俊翔挤垮，是他奋斗的动力，他咽不下这口气，虽然莲花和玉兰都劝他不要和人家斗，可是遭遇的社会排斥之痛无法消除，即使实现目标后，这种记忆也没有消解，而是以新的形式发泄。长安通过奋斗实现了平等参与社会的身份，追求财富以确保更安全的生活，却忽略新“异乡人”的平等，他遭受的不公正也要加之于人。
厂里农民工大保坚持回家收麦，看媳妇，被扣押身份证，长安拒绝还给他。愤怒之下，大保放火烧厂，长安在救厂中被烧，就剩下一口气。梁长安作为“异乡人”在个体奋斗中创造了丰硕成果，不过他没有从中获得收益，反而被强烈的复仇感所奴役，对新来“异乡人”没有同情之心，眼里只有物质利益，于是也受到激烈的报复，这就是物质化的代价。梁长安在追求极限物质中“异化”了自身，从外来者成为建立者，欺压者，从边缘者走向权利中心，忘却异乡之痛。在积极求生的挣扎中，成为创造者、剥削者，最终积极的建设者转变为物质欲望的奴隶，显示了生活物质丰裕时代精神上的孤独。长安由认同现代化到同化为城市的主人，转而否定“异乡人”身份，无疑是丧失自我身份，完全忘却自己也曾是城市的“异乡人”。农民工作为新时代“异乡人”一方面渴望城市富裕，另一方面也难以割舍与故乡的联系。他们游离于城市与农村，当他离去的自由被否定时，激进的行为成为必然。正如伊格尔顿所说“那些沦落到了社会制度底层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受制度的约束，因此也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建立新的制度。”[16]贫与富，城与乡的不平衡、不平等，形成了冲突和暴力。农民工是城市直接生产者，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他们处于体力劳动阶层，他们的生产作用总是被忽视。城市的建构依赖他们基础体力劳动，但却视他们贡献不见，导致贫富差异继续扩大，于是穷人想要对抗的怨恨正在增长。“富人与同情心隔绝，是因为财产太多，而使穷人身体虚弱的，正因为财产太少。要让富人修复他们的情感丧失，就要让他们感受他人的穷困。”[17]长安在大火中死而复生，失去了财产，身体残疾，作者不仅让长安体会物质化遭受的代价，而且理想的让他再次经历困窘之境以获新生，这是作者描述的生活主流，无论是玉兰还是莲花对长安、对生活都怀揣着无限希望。
四、结语
“异乡人”发展迅速，但发展分异和极化不断增强，从“异乡人”视角为阅读城市文化表征提供了新的视角及关注焦点，并进一步思考“异乡人”心理发展模式对城市的建构作用。阅读文本成为阅读城市的活动,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18]“异乡人”阅读是其活命文化记载，书写了城市历史记忆，让新一代对上一辈生活有所理解。“异乡人”成为城市发展主动脉，尤其是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无数“异乡人”，他们的城市空间变迁和城市心理对于有效制定城市发展宏观策略提供了和谐基质，文本化阅读也建构了理想城市范式。《叶落长安》的河南“异乡人”，居住、职业空间变迁表征了其身份的升迁，彰显着身份与价值观的转变。“异乡人”与本地人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提供了研究“异乡人”必要性，他们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然而其更深层心理是趋于认同、融合。“异乡人”与西安城市文化接触后有了交流、碰撞、反思、融合的经历，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是其不断获得认同的历程。所有人都应积极参与“异乡人”文化建设，因为成为“异乡人”是人皆可能的经历，对他们的排斥就是对自己未来可能的否定。
“异乡人”空间的升迁并不是绝对的发展，小说批判了对欲望空间的无限追求。作为任何人都可以生存的城市，这是一个怀揣理想、高度物化的城市。而一旦现代个体物化为金钱的奴隶，这种欲望会沦为无底深渊，使现代人对现代生活彻底失望，产生空虚与无聊。吴文莉试图向我们展示一幅当代西安的全景图，她对西安内心的领悟，使读者看到的是平凡中“异乡人”对西安的向往、依赖，表征了西安在当下存在的方式。国际化大都市文明的理想是我们追寻的和谐社会理想，“异乡人”在探索自己流变的身份中实践了城市新语境下多元的建构关系。
注释：
[1][2][4][6][7][8][9][10][12][13][15]《叶落长安》，吴文莉著，第284页、第283页、第8-9页、第1页、第3页、第65页、第5页、第164页、第239页、第239-240页、第210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版。
[3]《社会学》，西美尔著，林荣远译，第152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5][11]《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吴治平著，第2页、第15-1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4]《社会学》，戴维著，李强等译，第19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17]《理论之后》，特里·伊格尔顿著，商正译，第212页、第177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8]《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理查德·利罕著，吴子枫译，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赵那（1976-），女，汉族，山东省平阴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生，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