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都市小说【论沈从文都市小说创作的空间环境和文化心理背景】
时间：2019-05-15 03:17:5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沈从文的小说以乡下人的视角构筑了乡村美和都市恶两个世界。刘西渭称“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他以“乡下人”自许，又以“无从驯服的斑马”自喻。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曾预言：“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创作历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都市小说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仅仅是作为一个陪衬和注脚。事实上，都市生活给沈从文带来的感受和冲击是最强烈的，都市小说是认识和全面了解其创作走向和价值的一个切人点。本文主要从沈从文都市小说创作的契机，即空间环境背景和文化心理背景方面探讨都市小说创作的最初动机。
一、离乡进城的选择——从湘西到北京
1923年夏天，沈从文因为“看到的好的农村种种逐渐崩毁，只是大小武力割据统治做成的最愚蠢的争夺打杀”。这种“混合愚蠢与堕落的现实，流注浸润，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方从那个半匪半军部队中走出”“不意一走便撞进了住有一百五十万市民的北京城”。沈从文想“来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用“文学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可以看出，沈从文是“因为厌恶而离开”并“带着一脑子不切实际幻想入北京城来”，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他远行的直接动因是要远离湘西的一切给他限定的必然命运，他想要他的生命中有一些更新、更有意义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来看，沈从文的这次远行实际上是充满了青年式的冲动的，他对现实的判断没有参照，他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一切都出于他已经读过的一些启蒙读物所支撑起的“外面世界”的想象。他渴望在新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凌宇说：“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湘西生活的独特经历和湘西文化的熏陶，使沈从文具备了因这个空间上的跨越，使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产生碰撞的可能，这次离乡进城的选择，是非同寻常的一次远行。从此，乡下所有各样熟悉的亲爱东西，将随魔笛奏出的送别之歌远去。
二、都市生活的窘困——面I临生存的危机
沈从文到达北京后，暂住在酉西会馆，街道边有几十家大小古董店，使沈从文“忘却一切，神往倾心而至于流连忘返了”。向东走约20分钟，就可到前门大街，一切还保留明清600年前的市容规模，使得他“这个来自六千里外小小山城的‘乡下佬’，觉得无一处不深感兴趣”。这是刚到北京的沈从文对北京的印象，可以看出在新的环境里，他最初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他终于可以摆脱过去生活的限制，自由独立地生活了。但是不久，沈从文就开始面临都市生活的重压，他最初可以得到的资助，后来由于变故而中断。他必须要完全独立地面对生活。“摸摸身边，剩余七块六毛钱。”这样的情形对于他是常有的事情，在沈从文看来，北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理想化，相反，“面前过日子就是一种严酷现实教育，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把日子维持下去，由当天到明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没有一本书可以指示”。渴望投入城市怀抱的他“手上没有文凭，他坐不上大学的讲堂，囊中空无一物，他甚至付不出房租，街上的摩登女郎，向他投来鄙夷的目光，就连寒风也仿佛欺他无力购买冬装，放肆地拍打着他的门窗”。而对于文学创作，他自己承认是连标点符号都要从头学起的。因此，对沈从文如此有勇气来北京的举动，他的亲戚这样说：“人家是带了弓箭药弩入山中猎取虎豹，你倒赤手空拳带了一脑子不切实际幻想入北京城作这份买卖。”。尽管面临如此多的压力，沈从文还是执著地开始了“向现实学习”的生活。他经常是在饥寒交迫中创作出各种作品寄给各个报刊杂志，在无望无助中等待着消息。都市生活使沈从文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他既然选择了离开乡土就没有退路，他必须拿出湘西人的勇气和韧性来面对都市生活。此时沈从文是出于本能的生存意识来面对眼前的生活。
三、都市文化的强烈冲击——文化自卑的形成
在都市的生活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了都市人对于自己而言的优越感。沈从文没有高小毕业，也没有留学的经历，他想在当时的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称要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沈从文所指望的“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我们可理解为对城市进步文明的学习，他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充实和完善自己。城市文化在沈从文的心里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生活中的种种冷遇让他不得不失望地打量这城市；另一方面，文化心理的自卑又让他拼命地学习让他羡慕的那部分城市文明，这是沈从文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与他乡下人身份有直接的关系。为了超越这种自卑，他必须找到化解自卑的方法。这就注定了他将在“荆棘塞途的僻路上”，用自己的“执拗顽固”“完成自己所能走的一段路”。
他无法让自己在这种落差里找寻平衡的动力，于是一方面，他把视野集中在他已经远离的湘西土地，回想过去生活的得失哀乐成为他最大的快乐和支柱。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合着真实和幻念，掩饰了对现实生活的痛苦印象。“把属于自己的病苦和寂寞镶嵌在各个不同自然景物中，一再温习。尤其是儿时无拘无束的生活，所保留的新鲜快乐印象，可以把当前的绝望勉强稳住。”可见，乡下的生活回忆是沈从文都市生活的一剂减压良药。另一方面，他以自己的都市生活体验和感受为基础，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年轻人苦闷、彷徨的小说，缓解这种来自都市生活的压力和苦闷。他痛苦地写道：“我有点忧郁，有点不能同年轻人合伴的脾气，在军队中不大相容，因此来到都市里，在都市中又像不大合适，可不知再往哪跑。我老不安定，……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千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可见，在沈从文和都市的接触和碰撞中，都市文化强烈冲击着他的灵魂，文化的自卑和对现实的焦虑使他感到生活的不如意与不调和。
四、站在都市文化的对面——重拾的文化自信
都市生活的重压和文化的冲突使沈从文个人的生命无法稳定，作者人格上的自卑情绪也在增加，他期待通过文学上的成功来消解自卑。恰恰此时，随着出版业中心的转移和众多文学刊物和社团的南迁，使沈从文有机会在1928年由于“文学作品和商业资本初次正式结合”的影响，来到一个更大更现实的都市上海。在上海，沈从文开始了新的更加现实的一课。上海当时文坛的情形是作家“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文学是“求发展求生存的工具和装饰”。面对上海文坛的纷争，他坚持要“凭了人的灵敏的感觉，假借文字梦一样的去写，使其他人感到一种幽美的情绪，悲悯的情绪，以及帮别人发现那超乎普通注意以外的一种生活的味道”。 上海是个金钱至上的都市，在上海，他和一个出版社的经理见面，经理假装亲热的举动让他很不舒服。但是为了生存，他充当了“文化工人”的角色。面对上海不同于北京的都市背景，沈从文对都市的体验发生了改变。上海的都市文明是腐烂的文明。人们表面上有迷人的风度，实际上是无任何血性的。面对这样的都市文化，他敏锐地感受到湘西文化里生命力的雄强，人性的自然所散发出来的活力与生机。一个清晰的文化立场在沈从文的文化判断体系中确立。上海创作的走向，摆脱了以往倾诉苦闷的阶段，显示出讽刺的倾向，这时才是真正意义上将“湘西世界”构筑起来，来对比现实中的“都市文化”。正如赵园所说：“都市世界”使“湘西世界”具有理想化形态，而“湘西世界”则使“都市世界”真正呈现出病态。李有成也曾说过，“对弱势族群而言，‘美丽而辉煌的过去’似乎具有疗伤止痛、重建自尊的功能——重新经历民族记忆之后，终于能够排除文化上的自卑，坦然抗拒来自强势种族的文化压制”。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已经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以他特有的方式征服了都市。乡下人审视都市的视角使他在文坛受到了应有的关注。沈从文不仅仅要用自己的笔记录下湘西的种种，同时最重要的是他要在构筑湘西世界的同时展示一个都市的世界，让人们在两个世界的参照里，看到都市的丑与恶。至此，沈从文终于可以站在都市文化的对面，以一个“乡下人”所特有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都市生活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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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双昊(1970)，女，吉林工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