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建设:历程与建议: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
时间：2019-05-12 03:30:0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选修教材建设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影响选修课的质量和效率。伴随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实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开发进入一个崭新阶段，选修教材在编写理念、内容选择、编制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回顾了我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发展历程，并针对教材编写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希望有利于语文选修教材的发展和完善。
一、语文选修教材编写的历史回顾
理论上讲，教材建设应与课程的设置相伴而行，但从我国选修教材编写实际看，情况并不如此。我国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设置已有较长历史，从胡适先生1923年起草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提出开设选修课《文字学引论》和《中国文学史引论》起，至今已有80多年。但选修课教材编写工作一直相对滞后，而从国家层面系统地进行选修教材建设，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
1991年，为配合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的《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高级中学选修课教材《文言文选读》（两册），第一册供高中前两个年级选用，第二册供高中三年级选用。教材共选文60篇，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选文前有解说，介绍作家作品的文学常识，选文后有研读参考，概括知识或提出问题。这套教材编写被视为“现代语文课程教材建设史上第一次高中选修课教材编制尝试，有开创性意义”[1]。它在向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和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深受师生欢迎，重印多次，沿用了十几年。
同样是为了配合1990年的高中教学计划调整意见，199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四种语文选修教材，它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与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合作开发，使用范围主要是江苏省。这四种教材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欣赏》、《外国文学名著欣赏》、《现代文阅读》和《语言表达》。
1996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为配合这一轮高中语文课改，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与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对此前合作开发的四种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进行了修订，两家出版社又于1997年联合出版《逻辑入门》、《科学小论文写作》，2000年出版《口语交际》和《中国文化常识》，这八种选修教材满足了部分学生的语文学习需要，对必修课教材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
2003年秋，《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已经颁布，但是还没有确定试点地区，广州、天津、重庆、南京、长春、武汉和成都七个城市合作编写了高中选修课教材《交谈·演讲·辩论》、《解读与赏析》、《实用文写作》和《文言文拓展阅读（文化篇）》共四种，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套选修教材是地方高中选修课教材建设的一大成果，不仅在上述七个城市得到推广，使用范围还扩大到其他十多个省市。
2004年，高中语文新课程改革开始试点，从此语文选修教材的开发进入一个崭新时期。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五家出版机构根据《语文课程标准》设计的“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五个系列相继出版，发行了72种语文选修教材。其中的35种于2005年进入各实验区，37种在2006年投入使用。这些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教材（习惯上常被称作“审定教材”或“国家教材”）包括：人教版16种，苏教版16种，语文版14种，粤教版15种，鲁人版11种。
除此之外，根据《语文课程标准》中“学校及教师应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创造条件，建设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愿望的选修课”的要求，不少学校利用其本身及其所在地区具有的某种特殊条件，积极开发课程资源，自主研发出一些具有地方色彩和本校特色的语文校本选修教材，不断丰富着语文选修教材的百花园。
二、语文选修教材编写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可供选择使用的选修教材的主体是上述五家出版社通过审查出版的教材。这些教材的编写是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它必然带有新课程改革的强烈印记，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比如教材编写理念体现出创新性、教材内容的选择关注时代性、教材编制方式显现出灵活性等。但由于此次改革启动快、力度大，从使用反馈的情况看，不少教材在编写上由于时间仓促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需要总结反思，发现问题，逐步改进。
（一）加强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间的联系与融合
选修教材编写存在的问题之一，是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间的联系与融合还不够，主要表现为彼此关联度低，缺少内在的整体统一性。甚至同一篇文章是适合初中生读还是适合高中生读，在认识上还是模糊的。比如，同是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一文，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将其编在人教版初中必修九年级下册第一单元，而苏教版高中选修教材却把该文编在《现代诗歌选读》的“苍茫大地”单元中。
出现此种状况，一方面有《语文课程标准》表述方面的原因，“这次高中语文课程设置的必修课与选修课两者在课程目标层次上不清晰，过于模糊化，必修课目标分类是一种标准，选修课目标分类则是另一种标准；选修课五个系列的分类也不在同一逻辑层面，缺少理论依据”[2]；另一方面则与对选修教材和必修教材之间联系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度不足有关，比如必修教材主要是对学生听说读写等语文基本能力的训练，选修教材如何配合必修教材进一步强化与提高？又如，必修课教材中口语交际与写作序列的安排，与选修课教材中有关口语交际与写作方面的内容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只有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与研究，必修教材与选修教材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才会成为可能。
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之间的关系是由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课程目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构成高中语文课程总目标”[3]，“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是在必修课程基础上的拓展与提高”[4]。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应该是：必修课是选修课的基础，选修课是必修课的发展；必修课是普及，选修课是提高。既然选修课是在必修课基础上的发展与提高，那么同一套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就应该是一个统一体，两者相互结合才能共同实现课程标准关于“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目标。
加强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间的联系与融合，首要的工作是把选修教材的编写纳入整套高中教材中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既要处理好从必修课教材到选修课教材的过渡和衔接，使选修教材成为必修教材合理的有重点的延伸，又要使选修教材在必修教材基础上有新的拓展与提高。为此，必须加大对教材体系问题的研究力度，努力构建语文教材的合理序列。在如何操作方面，按顾黄初先生等人的探索，首先是把知识点按其本身的内在逻辑联系，编制出一个合理的序列；其次，对这些知识点规定听说读写等单一的或综合的学习行为，使知识点转化为教学训练点；第三，参照原来知识点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心理，将训练点进行优化组合，使之形成完整的教学训练体系。当然，这里“知识点”形成的序列远不止知识序列，它自然应包含与知识掌握、能力训练密不可分的“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就是说，选修教材在必修教材基础上的拓展与提高，“应该体现在新课标提出的‘三个维度’上，应实现拓展文化视野、丰富人文底蕴和提升母语素养的有机统一”[5]。语文学科有其自身特点，形成较为清晰的教材体系的难度比其他学科更大，这项工作相当困难，但却事关教材建设的大局。
（二）注重编者特长与学生实际需要的协调统一
教材的使用对象是学生，因此，教材编写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促进学生发展。《语文课程标准》强调：选修课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实际水平”，“不能简单地照搬大学里的选修课”；选修课的教学，“不能因其拓展性要求而片面追求新奇深奥，脱离课程目标和学生实际”，“不能单纯从教师的知识储备和喜好出发决定教学内容”[6]。后者虽是对教师的“教学”而言，但它同样是教材编者应该遵守的要求。可见，课程标准编写者对选修教材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有所估计的，而实际状况说明原先顾虑的问题并没有完全避免。比如，《〈史记〉选读》（鲁人版）、《先秦诸子百家名著选读》（粤教版）等教材“虽然充分考虑到了专业性，却极大地忽略了中学生的知识结构，尤其是心理特点。其典型表现是选文的艰深难懂”[7]；《新闻阅读与写作》（苏教版）、《比喻与创新思维》（鲁人版）等教材“内容过于艰深，学院气息太浓，完全是高校教材的下放，根本没有顾及学生的实际”[8]。这些既专又深的选修教材导致了“学术性选修课开设过多，趣味性选修课太少”[9]，本来应该提升语文学习兴趣的选修课却成了学生学习的负担。
出现以上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是编者队伍本身的因素。此次选修教材编写队伍的构成跟过去相比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语言文学研究专家教授多，而一线教师相对较少。大量专家学者参与选修教材的编写当然有利于学术界前沿的研究成果向语文教育输送和转化，体现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但是，“由于这些编写者大多不太了解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编选出来的教材多少带有大学选修课的味道，在教材的适应性和操作性方面存在很多问题”[10]。所以，要编选出更切合学生实际的选修教材，必须对教材编写队伍的结构进行合理优化。
毫无疑问，语文教研员和一线教师应是教材编写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最了解不同阶段的学生的语文实际水平和学习需求，最了解当前语文教育的现状；教材编制专业人员对不同于普通出版物的教材这种“特殊读物”的特殊性有更为深切的理解和认识，他们更善于发现和防止教材中流露出来的学术化和专业化倾向。基于此，应该通过一定程序尽量多选择优秀的语文教研员和一线语文教师加入到教材编写队伍之中，形成高校研究专家、教材编制专业人士与一线教师教研员三结合的教材编写队伍，这样才能相互取长补短，既保持学术品位，又保证教材的针对性和适切性，真正适应学生的实际需要，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和发展。
（三）确立审定教材精品化与校本教材多样化的追求指向
教材编写是一项要求标准极高的工作，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编写出如此多的选修教材，时间仓促显而易见。为追求出版时间和出版数量而匆忙赶制，必然会影响教材的质量。比如人教版高中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中《素芭》一文的译本选择就值得商榷，甚至有学者认为教材选本的译文“是浅尝辄止、未能深入原著文本的‘误读’”[11]。从外国文学作品选用的角度说，如果不能选择最优秀的译本，编写质量上乘的教材便无从谈起。
从数量方面看，众多的教材不仅没有给人以百花争艳的绚烂之感，反而让人感到重复和雷同。从已出版的教材看，仅“唐宋散文”一项就有四本之多。虽然其编写体制上有些差别，内容却大同小异。
教材的数量多不等于教材的多样化。与学生对选修教材的需求相比，选修教材的数量明显多了，“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会制定出这么多的语文选修课系列和科目，组织编写如此多的语文选修课教材”[12]。教材编写不是数量越多越好，笔者认为在选修教材建设问题上，应该确立审定教材精品化与校本教材多样化的追求指向，国家审定教材应走精品建设之路，而应通过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开发校本教材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当然这里所说的校本教材多样化，不是说一个学校要开发很多种教材，而是就整体而言，通过不同学校的不同校本教材使选修教材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实现审定教材精品化，可以进行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教育部可以从全国各地调配人员组织高层次的编写队伍，或由不同的编写组制定不同方案，通过比较优中选优；也可以根据选修课程的五个系列，一个出版社集中精力编写某一个系列的教材；还可以考虑将不同出版机构编写同一系列内容的编写人员进行合理组合。总之，选修教材的研发要压缩审定选修教材的数量，优化和精选那些在模块设置、编制方式以及内容选择方面有独到之处的教材，将那些平庸的重复建设的教材淘汰出教材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语文选修教材建设的层次和质量。
（本文为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语文新课程实施现状分析与完善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2008GZ066。）
注释：
[1][2][12]温立三：《语文课程的当代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第188页，第186页。
[3][4][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第18页，第18页。
[5]隆林：《基础性、拓展性、选择性——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语文建设，2007年，第5期，第10—13页。
[7]朱诵玉：《选修课教材编制的基本原则》，语文教学通讯，2008年，第9期，第9—10页。
[8]邓彤：《选修课十病》，中学语文教学，2004年，第5期，第7—8页。
[9]温立三：《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教材改革的历史及当前存在的问题》，语文建设，2006年，第11期，第12—15页。
[10]郑国民，尹逊才：《高中语文选修课程实施存在的问题及思考》，语文建设，2005年，第11期，第4—7页。
[11]郑可菜：《人教版选修教材的几个问题》，中学语文，2008年，第31期，第53—55页。
（钱加清，雷传平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273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