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山》“没有一笔不是极大胆的”,李可染:用黑与红描绘无限江山|韶山
时间：2019-05-08 03:30:3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国画大家李可染生前曾说：“我们中国画的价格始终是远远低于它自身的艺术价值的。我们杰出的古代名家之作，论价值绝不逊色于凡高、雷诺阿，以及马蒂斯等西方画家之作。” 李可染也许没有想到，离世20多年后，自己的作品已同那些西画一样，卖出了“大价钱”。5月12日，中国嘉德夜场，李可染的革命圣地画《韶山》经过30多次叫价，以1.24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落槌。中国嘉德2010年秋拍中，他的《长征》曾以1.0752亿元成交，创当时中国近现代书画纪录。
李可染以传统中国画启蒙，兼学水彩，后又改学油画，转投过多位名师，曾是林风眠的学生，与徐悲鸿关系密切，拜师齐白石，师法黄宾虹。在李可染的心中，没有门户之见。
被林风眠破格录取
1907年3月26日，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平民家庭，兄妹八人中排行老三。父母目不识丁，家中连笔墨都没有，他们不希望孩子做个睁眼瞎，李可染7岁被送到私塾读书，13岁时学画山水。
1925年，李可染从上海美专毕业回到徐州后，很想去西湖国立艺专深造，母亲倾力拿出20元大洋让他去报考，只有相当于初中二年级学历的他，被校长林风眠破格录取为研究生。李可染学习一年后，学校改名为杭州国立艺专。
李可染学的是油画专业，他的山水画受老师林风眠影响很大，林风眠的画风类似于西洋画法，但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李可染个性内向，反映在作画上就是不爱用鲜艳的颜色，专爱用黑色。老师克罗多曾提出批评，但后来又改变了看法：“上次见你用黑颜色作画批评你，后来我想你是东方人，东方人作画的基调就是黑色，……以后照样用吧。”
李可染在班上素描底子算差的，每到周末讲评，总是不好意思地把画反贴着，等老师走过来才把正面露出来。他日夜苦学，终于在班上名列前茅。晚年李可染说：“我学中国画数十年了，早年也学过短期的素描，现在看来我学习的素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曾有补习素描的打算，可惜晚了。”
徐悲鸿牵线拜师齐白石
1943年，李可染已是重庆国立艺专的讲师。美术界认为，李可染的人物画更胜于他的山水。老舍说：“中国画中人物的脸是永远不动的，像一块有眉有眼的木板，可染兄却极聪明地把西洋漫画中人物的表情法搬运到中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永垂不朽。”李可染不善言谈，遇事爱紧张，内心却极富幽默感，那时的李可染和当时文艺界的青年一样，喜欢追求骑士风度，穿着马裤，手臂上挂个手杖，常遭到妻子善意的取笑。
抗战胜利后，身在重庆的李可染接到两份聘书，一份来自潘天寿任校长的杭州国立艺专（现为中国美术学院），一份来自徐悲鸿任校长的北京国立艺专（现为中央美术学院），都是请李可染去教人物画。
徐悲鸿曾在一次展览中见过李可染的一幅水彩画，画的是金刚坡下的景色，十分欣赏，当即托人带信给李可染，拟用他自己画的一幅猫，交换李的作品。1943年徐悲鸿住在磐溪嘉陵江边的一个高岗上，距李可染家不过一二里，一向不喜欢交际的李可染常去拜访他，欣赏徐的珍贵藏画，其中齐白石作品对他影响颇深。
徐悲鸿的盛情邀请，让李可染心动。北平是文化古都，不仅有故宫这座艺术殿堂，又有前辈大师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思考再三决定放弃母校杭州艺专的邀请，北上任北平国立艺专副教授。
在徐悲鸿的引荐下，1947年春天，李可染带着自己的20多幅画来到齐白石家中。齐白石原本是半躺在椅子上看，不久便坐直问：“你就是李可染？你的画才是真正的大写意。”两人一见如故，李可染遂拜齐白石为师。晚年收李可染为弟子，齐白石视之为人生一大快事，曾画《五蟹图》送给可染，上题：“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书画可以横行也。”
变革国画 山水写生
李可染一生尊重传统，鄙夷盲目崇拜西方。上世纪50年代，国画危机论盛行，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李可染坚决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中国画是“蒙尘的珍珠”：“中国画不强调光，并非不科学，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时间要求（如朝霞，暮霭）早上八点还是中午12点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松树的精神、实质。”
李可染刻下两方印章：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他决心要为变革山水画寻找生路，改变以往画家只观察、速写而不对景落墨的传统写生法，他像西洋画家那样当场作画，又不局限于焦点透视和对眼前景物的模拟。
要写生当然要走遍名山大川。1954年，李可染和画家张仃、罗铭结伴外出写生，一走就是三个多月，足迹遍布黄山、绍兴等江南一带。黎明即起，白天画画，中午也不休息，饿了就啃干粮，晚上聚在一起研究改进。
李可染的水墨写生与旧中国画差别很多，回京汇报时，争议很大。老舍说：“他的山水……很想跳出老圈子去，不论在用笔上，意境上，着色上，构图上，他都想创造，不是摹仿。”但是也有人说“这叫什么中国画！”
自嘲是“旁门左道”
在李可染看来，写生是一个富矿，但要成为创作，还要冶炼矿石，“采一炼十”。他开始跳出对景创作，在画中融汇画家的经历和文化素养。李可染山水画作缘于古人，却借鉴西法，被称为“李家山水”，画作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主，浓重浑厚，效法黄宾虹“黑墨用之得当，变墨为亮，可称之为亮墨”的积墨法理念。
他“几乎没有一笔不是极大胆的，可是也没有一笔不是指挥若定的，已经完全是他自己的了”。对李可染画作的争议，即使是在60年代他艺术成熟期，也从未停止。李可染在《午困图》上自题：余学国画既未从四王入手，更未宗法文沈，兴来胡乱涂抹，无怪某公称为左道旁门也。
1949年以后，李可染和同时代的许多中国画家一样面临旧传统与新生活，现实生活与艺术境界等矛盾。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首先针对诗歌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
两结合文艺创作方法为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创作指出了一个方向，在中国美术界，毛泽东诗意画和革命圣地画创作进入一个高潮。继傅抱石首开毛主席诗词创作之先河，中国的山水画家如钱松喦、陆俨少、关山月、潘天寿等，几乎人人都画毛泽东诗意山水画，李可染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力，他还刻了一方印章：“为祖国山河立传”。
1963年，李可染以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意创作了《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是其毛泽东诗意山水画的成熟之作。画家采用积色法，大量使用朱砂、朱膘，使画面局部产生如油画般的笔触和强烈的视觉效果，成为一个时代的“红色经典”。
“文革”作画不准署名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正是李可染创作的旺盛期，他被作为“反动权威”关进美院的“牛棚”。家里被抄，房子被侵占，东西全堆在小厨房，书则堆进过道，屋里屋外贴满了大字报。
关进牛棚的人彼此之间是禁止说话的，每天除了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扫校园、洗厕所以外，就是写认罪交待材料。本就不善交际的李可染话更少了，见人只微微一笑。屋子中间是小课桌拼成的台子，几个人就围坐在一起写。李可染写字极慢，每天都是一页纸，两三行。许多年后，他告诉当年的“室友”万青力说，那是他在“练字”呢。李可染在“文革”中坚持习字，自创“酱当体”，笔势格局，重如碑拓。
与写材料相比，被批斗更难熬。李可染头很大，高帽戴不上，红卫兵就把一盆糨糊倒在他头上。老舍跳湖自杀后，妻子邹佩珠总守在李可染身边，讲开心的事，给他洗头，怕他出事。到夜里，邹佩珠就把家里所有的书都拿出来一页一页检查，生怕下次抄家时被人发现不利的东西。
1968年，李可染和版画家古元最早被“解放”。第二年，他被召到北京饭店作画，但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又被请去补上了署名。1970年，李可染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在传达室看自行车和接打电话。
尼克松首次访华前夕，北京的宾馆、饭店到处挂着毛主席像和“最高指示”语录，周恩来认为这样不妥，“不要强加于人嘛”，请一些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一批布置画。1971年民族饭店派人去丹江口调请李可染等画家。起初干校负责人不同意，说是调走了他们，其他人会“蠢蠢欲动”，后来由国务院开具证明信，他们才得以成行，此时李可染已经64岁了。
虽然又有机会重握画笔，但他心情并不轻松，画家们被要求画“革命画”，可是怎样才算是“革命”呢？几年前，自己的毛泽东诗意画《万山红遍》、《钟山风雨起苍黄》等也被批判了。经过仔细考虑，1973 年，李可染为民族饭店创作了大幅的《漓江》，次年，为外交部作巨幅《阳朔胜境图》，历时三个月完成。
“我的画是从生活中来的”
“文革”期间，李可染一直坚持画速写、素描，不能出门去外地，便到香山、潭拓寺、十三陵、颐和园等地画。连家门也不能出时，他就对着朋友帮他找来的年历、画报上的风景照片画。
1973年，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李可染说，齐白石是传统文化的承上启下者，我们中年一代的画家如不向齐白石学习，就犯了历史错误。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因为这番话，李可染很快又以“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公开进行反攻倒算”的罪名，在中央美术学院和美术界遭到批判。
在1974年2月4日的“黑画展览”上，李可染为民族饭店画的《漓江山水》小稿，被展出示众。李可染惯用黑色表达的风格，被批判为“江山如此多黑”。当时在美院中国画系执教的刘勃舒后来说：“李先生对批黑画不服气，说‘我的画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拿出他的速写本给我们看。大家看了非常吃惊。”
1974年，李可染的巨幅革命圣地画《韶山》(141.5×243.1cm)问世（即嘉德此次拍卖的这幅），在此之前已有两幅同名作品——1969年未及署名的《韶山》(109.8×166.2cm)和1971年的《韶山》(71×107cm)。李可染在前两稿的基础上，斟酌构图，创作出了这件作品。
与前两稿相较，此幅《韶山》经过多次加工，加强了整幅画面的空间感和叙事性，是李可染同类题材作品中尺幅最大的一幅(141.5×243.1cm)。画家加强了整幅画面的空间感和叙事性，毛主席故居成为视觉的中心，背后绿树成荫，层层推向天际。在横向上，拉宽了整个画面，右侧宽阔的水田和掩映林间的新居将视线引向远方。此幅画还曾是1996年秋季中国嘉德《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的封面作品，当时以154万元人民币成交。
“文革”时，山水花鸟画被批判为软刀子，画要“搬掉”石头，只能画满山笔直生长的树木。李可染对于自己70年代中的许多作品是不满意的，认为画面刻板、意境经营不足、个性没有充分的体现。粉碎“四人帮”后，李可染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山水画的石头，他们是搬不动的，因为人类居住的地球就是一个大石头，他们要搬石头，只能砸自己的脚。”
80年代，李可染的声誉已经很高，总有外界应酬烦扰，让他不能安心作画，有时候烦了，他甚至让家人回复说他去当和尚了。历经“文革”的十年动乱，他只想抓紧时间安于创作，做一个“白发学童”。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逝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他有一方“东方既白”的四字印章，这是借用苏东坡《前赤壁赋》里的“不知东方之既白”，寓意是中国画跻身世界艺术之林的曙光一定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