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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龚维斌,理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时间:2019-04-24 03:26:3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理想,不是宏大的远景,不是海市蜃楼的漫天想象,是一步一个脚印,是认真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态度  其实,这些年他也有过去地方单位任职或者去国家部委工作的机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还是选择留在这里。“中国人自古就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士大夫的情怀大约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但实现的路径方式可能多种。我可能找到了比较适合我的那一种。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很不错。”
      梦想与现实的话题,一直被讨论,从未有过时。从学校毕业,跨出校门,迈进社会,一向被看成是人生中关于梦想与现实一个关键的分割点——有人将它们视为磁石上南极与北极,以为中间有不可逾越的沟壑;有人将它们视为星空与大地的距离,便有了仰望星空,脚踩大地诗意的坚持。
      对于龚维斌而言。梦想与现实的关系便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走,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从一个山村少年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的成长,从做一个优秀英语老师,到做一个优秀学者的职业转换。
      “或许每个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内心都或多或少地有贝多芬四重奏中最后一个主题旋律的不停回旋: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时代的痕迹
      由于办公室装修,龚维斌的办公地点临时挪到了国家行政学院附近的一个宾馆内。不大的一个房间,书架占据了半壁江山,茶几上躺着几本书与杂志,有刚刚被翻阅的痕迹。短暂的临时工作室,却透着安营扎寨的架势——他基本上每晚要呆到十点以后,没有课程的日子,这是他的根据地。
      龚维斌现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在“三农”问题、社会阶层与社会发展问题、公共危机管理以及社会管理等领域先后有过深入研究。他经常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高中级公务员授课,担任过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训班专题主讲教师,也多次为国(境)外高中级公务员讲课。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学者型培训师”,既是“学者”又是“教师”,更准确的说是从事公务员教育培训的“培训师”。但有时他也会引用别人的评价自我调侃:“半官半学”。目前正局级。
      “内心里,我自己的定位很清晰,就是一个学者。”龚维斌又一次强调。
      龚维斌1965年生于安徽省长丰县的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写着大饥荒的恐慌与文化大革命的疯狂,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既赶上了“文革”又迎来了“改革”,他们承载了过去一代人的部分苦难,又幸运地迎来了一个新时代。那是每一个人都逃脱不开的共同经历。他们比起“70后”、“80后”更多了代际意义上的共性特征,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于那是一个个人空间被完全覆盖的年代,所有人都被纳入了一个由历史强制设置的共同体内,都不得不接受一种大致相同的命运和情感。也因而,他们呈现出了比其后代际更整齐的特征,比如,有一定历史感,更有责任感,偏重集体主义,不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有英雄情结,也有奉献精神。
      那是时代的烙印。
      有研究学者曾用“689”这个概念来概括他们: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大学、九十年代登上社会舞台的正中央。龚维斌的人生履历,稍稍有一点不同——却也更能代表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孩子的奋斗历程。
      1984年,龚维斌中等师范学校毕业,通俗的说法是“中专”毕业。那是中专生走俏的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带给农村的希望常会被农民写入春联,贴到自家的大门上。那时在农村,能转上城镇户口,吃上国家统一分配的粮油,再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农村孩子最大的心愿。只要考上了中专,所有的心愿都可以变成现实——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工作。
      八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第一志愿往往是中专,对农村孩子来说,能考上中专就是跳进了龙门。上中专比上高中更有诱惑力的是,能更早出来工作,减轻家里经济负担,因此,考中专的人趋之若鹜,中专录取的分数线也比高中高出一大截。
      龚维斌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幸运地跃入龙门。三年英语专业的学习,未来的路似乎也逐渐清晰:“当一个好的英语教师。”除此之外,没做他想。那时,电视机还未普及,外界的资讯大都源于村里的喇叭广播,以及,偶尔有进城的人带回来的只言片语。关于对未来的设想,色彩并不斑驳,或者有可能是二元的——是在农村种地,还是能去城里吃商品粮?
      16岁的少年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实现了农转非。三年后,19岁的龚维斌揣着一张“报到证”去县里报道——那还是统一分配的年代,龚维斌的工作在未出校门就已经被安排好了。
      关于那张“报到证”,由于当地教育部门的“惜才”之心,被悄悄扣留了,当时的龚维斌直接去当地的一所中学当老师。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他原来被分往合肥市一个重点小学。那一年,他们学校有包括龚维斌在内10个优秀的学生分回合肥市,只有他一个人阴差阳错地没去城里工作。
      现在说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啦,当时,对他和他的家庭不能没有触动,原本是该一下就到合肥城里的,却到了一个镇上。从农村到省会,那漫长的距离,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
      还好,龚维斌不喜欢抱怨。他诚恳勤奋地工作,19岁的中专生教初中生,当年就教出一个班级整体英语成绩的大幅提高,后来,又被委以教高中英语的重任,他再次以优异的成绩堵住了怀疑者的目光。他开始拿奖,优秀工作者,骨干教师等等不一而足,还包括合肥市的劳动模范……
      但是学历像紧箍咒,卡住了职称评定,涨工资等一系列进程——进修学习!没什么好犹豫的,如果想要在教师这条路上走得更顺畅,继续学习是不二的选择,他以进修的方式,经过几年苦读,拿到了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拿到本科学位证书的龚维斌开始向更高的台阶迈进。他在闷热的夏天,挥汗如雨地学习,备考人民大学研究生,旁边是嗷嗷待哺的儿子与殷切期盼的妻子。九十年代前后,各种思潮涌动,资讯信息通道逐渐发达,个体户,万元户,以及崔健的《一无所有》潮水一样袭来,教书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教授不如剃头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开始有了第一次交锋——那是属于整个时代的记忆。   王利芬做节目好,部分得益于她对人的判断与解读。“我原来的专业是文学评论,看过很多长篇小说。文学作品也是在刻画人物,表现人生。在电视节目中我接触这么多优秀的人,我也是在观察他们的人生,他们怎样判断事物,怎样渡过自己的难关;观察他们怎样判断他人,怎样做出决策。应该说原来文学专业所学的都是非常有利于我的。你跟什么人同行,你就大概能够从什么人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
      纠结也来源于此。在《新闻调查》的三年多的时间里,王利芬一路狂奔,看不到身边的人,好像还是校园里,只管埋头苦读,能得到好成绩就是好孩子。“我真可谓埋头拉车不问路,只懂得做事,不懂得做人,只懂得向前冲,不懂得两点之前的距离有时并不是直线最短。只懂自已的能力就是一切,就象一个考高分的高中生,不懂得即使有能力,让别人的感受不好也是一种没有能力的体现。”
      长于理性分析的王利芬,多年后这样总结那段日子。不知概括性的语言背后藏着多少无奈。
      梦想是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坚持
      调查记者做得风生水起,她却又转身离开。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几年,经济改革是国家的主题,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民众迫切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机制,那么要懂经济。跟时任台长赵化勇谈完之后,王利芬接手新栏目《对话》制片人,调入央视财经频道。
      当时整个栏目组只有一部电话,一个分机,四个人——两个主编,两个助导。只过了一年,王利芬就让《对话》成为了央视二套的王牌节目。她的秘诀之一是为《对话》打造的“81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负责到人,环环相扣,无缝对接,甚至连嘉宾喝水的茶杯由谁负责都具体到专人。2001年底,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台推广的四个典型经验中,其中之一就是《对话》的管理制度。
      而后是赴美一年,学习这个传媒大国的电视理念。一年后,她回来,根据《学徒将》的节目样式,带回《赢在中国》的创意理念。
      新的梦想在心中诞生,新的煎熬、妥协、适应、拼命同样随之而来。“做《赢在中国》的过程让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知道了中间要吃的那些苦,你是不会开始,最后把它继续下去,是因为你已经不得不做了。”
      这是一段理想与现实契合度较高的时间,她说服了央视编委会三次开会讨论最终通过节目策划。王利芬又一次设计了自己的人生。不过她自己并不这么看,“看一个有智慧的人主要看他对一件事情的判断,而对一件中等事情的判断刚能打磨出这个人的对时代、对社会、对人性等等的全部智慧。而对于一个时代的感知则是智慧中不可缺少的,这也是生长其它智慧的基色。所以我总在吃力地弄清时代这条河流的走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么被它裹挟,要么被它搁浅,要么被它撞击,要么被它带着前行。”
      王利芬说,她自己也不例外,只是她在被裹挟前行之时,依然不忘自己的梦想。
      对《赢在中国》这个节目,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把握到了两个主题词,励志、创业。前者是中国人奋斗精神的承传,是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后者是我们正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保障,也是今天中国正在向商业社会推进过程中个人实现自我的最好舞台。有了这样上上下下的打量,我想将励志、创业作为我们主题的价值驱动,根据这个再来研发合适的电视表达方式。你看《赢在中国》,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看完之后有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重新的审视和要求。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在起作用,我们完全变成一个正面的来励志,来激励你的人生,靠你的能力来实现你的梦想,
      这一次,她把自己圆梦的心得传递给了更多在路上的年轻人。
      优米网年度问答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一名网友向王利芬道出困惑:“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作为不甘平庸但有时却很无奈的‘80后’来说,怎样处理现实与内心理想间的冲突和矛盾?怎样让自己的价值观能在社会共同价值观基础上达到和谐状态?”
      王利芬回答:人的理想应看作是一个人的目标,人生目标的设立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我没看到过任何人在人生青年时代就比较清晰地设立了人生目标,如果有也是大而化之的。设立之后,目标一定要与现实对接,与现实对接体现着全部的智慧,这个过程会有无数的不顺不适或者挫折,但是如果方法得当,人有悟性的话,会一点点接近目标的。
      离开央视,创办优米网,是王利芬最近一次修正轨迹。
      “我也本可以用提问来度过一生,来实现自我,但在中国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个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个人的力量在一个既定的而且需要无数年才能改变的环境和观念中显得真是无比的弱小。”
      王利芬位于东三环CBD核心区的办公室,放眼窗外,视野开阔,各式高楼,鳞次栉比,五颜六色,交相呼应;收回视线,满屋绿植,青葱盎然、舒适惬意。面前电脑,是优米网的页面,已经上传了近百位嘉宾的视频访谈。网站初步盈利,然而前方依然充满未知。王利芬享受着这种感觉:“我特别不想过一看人生就到底的生活。我宁可在一条未知的路上暴死,也不愿意在那条已知的特别清清楚楚的路上去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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