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次战役 [红军长征中的一次“斩首行动”]
时间：2019-04-08 03:20:3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35年3月，毛泽东指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行了一次精彩的“斩首行动”，那就是直扑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 蒋介石“御驾亲征”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进入贵州。蒋介石对此大感意外，因为在探讨红军前进方向时，他的一位高级幕僚曾经提醒说，红军未必直奔湘西，完全有可能进入贵州，应及早对策以防万一。但对这个建议蒋介石不屑一顾，认为红军绝不会走当年石达开的老路，只有到湘西与贺龙会合才是出路。因此他对红军突然转向入黔又气又喜。气的是，他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湘西布下的大口袋算是白费了，还让他在幕僚面前多少有点下不了台；喜的是，红军竟然走上了当年石达开的老路，那就难逃石达开的命运了。
正当红军从云南扎西向东二渡赤水，准备再占遵义在黔北建立根据地时，蒋介石产生了赴贵阳“御驾亲征”的念头。这个念头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也许是可以实地督战，更严密地监控战场动态——因为蒋介石并不信任地方军阀，担心他们为了保存实力不肯认真作战，甚至怀疑他们可能暗中通共，否则红军怎么可能屡屡化险为夷；也许是可以更好地协调指挥，统一各部队的行动——因为这次追剿是中央军与地方军阀的联合行动，军阀与军阀之间，尤其是军阀对中央军的指挥还是破天荒的第一遭，相互间根本不卖账；也许是以追击为名，力图染指甚至铲除地方军阀的势力——因为西南地方军阀实力雄厚的武装割据，不仅对南京政府构成威胁，也是对日抗战的巨大障碍；也许是可以亲自给红军最后一击，出一口多年来屡战屡败于毛泽东而憋于胸中的恶气。也许，还有更为隐秘的考虑，作为一国领袖，蒋介石不得不权衡方方面面的利害得失，尤其是在日本咄咄逼人之际与苏联的关系。毕竟，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危机并没有，也不可能袖手旁观。总之，虽然已经难以确认蒋介石当时的内心世界，但他“御驾亲征”的这个念头，却实实在在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
就在蒋介石向部下透露这一念头之时，红军也即刻得到了这一理应属于最高机密的消息，并出现在时任红一军团红一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肖峰1935年2月26日的日记上：“薛岳纵队围追堵截，并企图在长江南岸消灭红军，敌人又在做梦。我们又转到贵州建立根据地，不过长江了。听说蒋介石在贵阳督战，我们的口号是：‘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王家烈！’”
蒋介石的这一绝密行动几经周折，传到红军一名普通干部耳里时，虽然有些走样，但还是八九不离十。因为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到贵阳，只是流露了这一意向，却万万没有想到已经提前成为红军鼓舞士气的口号，甚至成为红军想要活捉的对象。足见当时红军的耳目是何等的灵通和快捷。
就在这名红军干部写下这篇珍贵的日记之时，红军取得了桐遵大捷。这是红军自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蒋介石闻讯后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3月2日，桐遵之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赶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起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3月3日，蒋介石迅即发布了独揽军事指挥大权的命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仅仅几天后，我重庆地下党就设法获取了蒋介石在重庆刚制定的作战计划和作战命令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以保证在黔北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开始了自长征以来的首次主动求战，准备把已经赶到黔北鲁班场一带，正忙着修工事筑碉堡的中央军周浑元部4个师引出阵地，以便利用情报信息的优势在运动中逐个加以歼灭。但很多天过去了，周部奉蒋介石之命一味巩固阵地拒不出战。眼看周围敌军日益逼近，红军不得已于3月15日发起了鲁班场攻坚战。血战一整天后，鲁班场战役失利，红军无法在黔北立脚，被迫于3月16日向西三渡赤水另做打算。
蒋介石接报后大喜过望，认为红军除了再次设法北渡长江已别无他路。于是，他一面接连下令要求空军加紧轰炸和侦察，地面部队务必广征民工星夜作业，限3月22日前在赤水河沿线完成火力相连的碉堡群，彻底切断红军在赤水河两岸的运动路线；一面决定尽快赶到贵阳就近指挥部队，以便直接掌控战局的进程。
毛泽东“四渡赤水”
3月17日，中共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挂帅，使得蒋介石重又遭遇了一直使他心惊肉跳的老对手。
而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了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成竹在胸——他决定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展开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
3月18日，毛泽东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决定：一是命令部队停止向西北行动，准备掉头向东第四次渡赤水，而红九军团则继续朝西北方向佯动以迷惑敌军，让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要从宜宾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二是命令红一军团组织先遣部队秘密南下，3月26日前在草木、九庄间先行渡过乌江向贵阳前进。这道命令今天看来，毛泽东很可能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预测红军到达贵阳所需要的时间，可以掌握行动的时间节点；二是试探乌江守敌的虚实，毕竟能否顺利渡江将直接影响行动的成败。
毛泽东决定部队南下，长途奔袭贵阳，这一突如其来的大胆计划，是因为在3月16日前后，红军截获了蒋介石就要到达贵阳的重要情报。据肖锋的《长征日记》3月20日记载：“据师通报，蒋介石来到贵阳督战，敌人新的进攻又开始了。”
蒋介石是3月24日到达贵阳的。按照惯例，这肯定是要提前一段时间通知地方当局。而红军的一名普通干部在20日就得到了下达的消息，军委截获的情报显然还要早几天。
兵出贵阳直接威胁蒋介石本人的安全，无疑会促使战局出现很大的变数。而且，这一擒贼先擒王的“斩首行动”不管结果如何，都将给敌军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慑。
3月19日23时，毛泽东又向各军团发出命令，要求20日白天一律停止活动，原地隐蔽待命，让敌军无法摸清红军下一步的动向，以绝对保证红军即将采取行动的机密性和突然性。 3月20 日，红一军团用两个团及全部工兵连夺取太平渡、林滩两个渡口并架设浮桥，准备向东第四次渡赤水，同时用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佯动以迷惑敌人。17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联名向各军团发布命令：“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并且强调“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与此同时，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四渡赤水的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这两道命令有些异乎寻常，不仅以红军的最高组织形式发布，而且措辞严厉语气紧张，其目的显然不仅是针对四渡赤水本身，更是针对四渡赤水后的行动。毛泽东奇袭贵阳的“斩首行动”正式开始。
3月22日上午，红军及时准确地抢在敌军碉堡合拢前全部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并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似乎要三占遵义，以隐蔽自己向南出击的真实方向。敌军确实被蒙在鼓里，根本不了解红军的真正意图。
这里必须指出，“斩首行动”的成功关键，是制造红军继续北上的假象。如果让蒋介石觉察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红军有南下乌江的危险，他肯定就会立刻改变亲赴贵阳的计划，那毛泽东的好戏就唱不成了。因此，那半个月里红军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迷惑敌人，特别是要稳住蒋介石，给他造成红军不可能南下的错觉。
尽管当时红军锋芒所指一直是乌江南岸的贵阳，但为了防止天机泄漏，军委在下达的各种命令中一律以“寻求机动”为目标，红军的行动也远离乌江，以尽一切可能保证蒋介石能够在3月24日准时到达贵阳。
当时秘密南下的先遣部队是红一军团的一师三团。按毛泽东的计划，是要求其在3月26日，也就是在蒋介石抵达贵阳以后再南渡乌江。不料，红三团不明其中奥妙，在18日领受任务后竟马不停蹄日行百里，于22日就渡过了乌江。先遣部队的行动神速是毛泽东事先没有料到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毛泽东命令红军主力远离乌江，并朝东北方向的遵义佯动，以免引起敌军怀疑。
所幸，小股红军南渡乌江并未引起敌军重视。3月24日下午4时，蒋介石携夫人一行按原定计划从重庆飞抵贵州清镇平远哨机场，受到薛岳、王家烈等人的迎接，随后乘车到贵阳绥靖公署下榻。毛泽东见君已入瓮，立刻于当晚23时命令一直在等候消息的各部红军，“以遭遇敌人姿态”，迅速“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并要求以后“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在白天飞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加意对空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并要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努力争取南下先机。”而红九军团则继续向东北佯动以掩护主力的行动。
为了欺骗敌机的空中侦察，红军在那些日子里采取了一些简单而又实用的招法，如行军途中敌机突然飞临而来不及隐蔽时，部队就在统一号令下来个全体向后转，使原本的南下变成了北进。
3月28日，红九军团奉命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地北进以做最后的战略欺骗；主力红军则迈开大步急速南下，以实现真正的战略目的。一时间，红军似乎同时向西北、东北和南面出击，使得蒋介石狐疑不止，一时吃不准究竟哪个方向才是红军主力真正的目标。
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并且一反常态大张旗鼓地亮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以尽可能打乱敌军的军心和部署。
4月2日，红军前锋逼近贵阳，转眼间兵临城下。
毛泽东、蒋介石“三调滇军”
在目前四渡赤水的研究中，对毛泽东入滇前对滇军的调动往往理解得不够准确。不少研究和回忆录都用了毛泽东的话：“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然而在解释这句话时，不是误解为把滇军从云南调出来，就是含糊其词。其实，毛泽东的话是有针对性的。
第四次渡赤水后，毛泽东在指挥红军奔袭贵阳的过程中，最为精彩的是牢牢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与蒋介石“联手”三调滇军。
一调，把滇军从云南边界远调到贵阳西面20余公里的清镇。1935年3月28日上午8时，蒋介石给滇军司令孙渡发电报：“务望兄部速取直径，用最快速度，于本月31日以前，赶到打鼓新场与西安寨间地区，俾得按期协剿，完成革命也。”此时，蒋介石显然还没弄明白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更没料到红军竟然敢奔袭贵阳，因此令滇军赶往打鼓新场。3月29日，红军逼近乌江，蒋介石给孙渡的电报判断依然错误：“望孙司令速率所部，31日结集黔西，并望先就道一部，兼程前往黔西堵击为要。”表明蒋介石还是被毛泽东蒙在鼓里。3月30日，红军来到了乌江边，蒋介石的第三次急电有点不客气了：“查匪主力，29日已到安底、茶园一带，此时必续向西南急窜。唯恐黔西将于1日为匪所占。务希孙纵队本日到达大定之安旅，31日急速到达黔西。”这表明蒋介石还是认定红军会兵出黔西，根本没有料到红军会南渡乌江。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蒋介石见自己判断失误，赶紧急电孙渡：“昨派白腊坎部队现可收回，望兄速率全部向鸭池河、镇西卫、清镇前进。并望激励将士，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蒋介石此时如梦初醒，又开始称兄道弟让孙渡所部向东南方向急援贵阳。口吻尽管客气，却首次在电报末尾加了两句话：“盼立复。中正手令。”短短7个字，杀气已经跃然纸上。但蒋介石仍不放心，当天下午又急电孙渡：“望兄部星夜兼程，经黔西，限明日到达镇西卫待命。盼立复。”为了让滇军能抢在红军前面，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不许滇军睡觉了。
这是滇军与红军拼体力、拼毅力的一场赛跑。滇军南下的路线偏向东南，力图从侧后拦截红军。红军为了避免被拦腰截断或遭到尾击，南下的路线也开始偏东。这样，滇军与红军的南下路线就成了两条稍为偏东的平行线。
二调，把滇军从贵阳西面的清镇东调进入贵阳。4月6日，红军前锋红二师已经拿下了贵阳东北约30里的水田坝，此时身在贵阳的蒋介石大致做了3件事：一是加紧催促“勤王”部队速到贵阳；一是加紧城防工事；一是准备逃跑。据时任贵阳市公安局长兼警备司令的王天锡回忆，蒋介命令王天锡：“你去准备一下，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2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然而，红军并未直接攻城，而是主力来到贵阳东面的贵定一带，同时让小股部队在贵阳附近虚张声势，摆出即将攻城的架势。 当孙渡部队以每天100多里的速度急行军400多里到达贵阳以西的清镇时，云南王龙云已经深感不安，因为清镇离云南边界太远，如果红军突然调头入滇，孙渡就难以迎头阻挡。故此，他令孙渡立刻率部退向清镇西南的安顺以防万一。但蒋介石却以加强城防为由，下令孙渡立即把部队开进贵阳。据时任孙渡纵队第二旅旅长的安恩溥回忆：“连日红军在贵阳附近盘旋，形成围攻贵阳之势。蒋介石极感不安，乃急调已到清镇第三纵队全部入贵阳。适龙云电令孙纵队退驻安顺，意在不要太被蒋介石抓紧，好机动拥护云南。孙渡权衡后，为有利于云南计，仍允遵蒋令全部去贵阳。”显然，孙渡不敢公开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而如果遵照龙云的命令，安顺在贵阳西南50余公里处，那就正好扼住红军即将入滇的要道。
对孙渡的遵命，蒋介石大喜过望。当孙渡一进城内，蒋介石便立刻接见，大加赞赏之余，特犒赏每团猪肉300斤、现洋60元、票洋100元，以后又颁发奖金3万元。
三调，把滇军从贵阳调到贵阳以东偏南30多公里的龙里县。当时孙渡部队虽然已经远离云南，但如果红军要从贵阳东面60多公里的贵定向西南方向前进，驻守贵阳的孙渡还是可以迎头拦截或中间截击，挡住红军入滇之路。因此，当时红军要向西南前进，就必须想办法把贵阳的滇军再往东面调一调，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毛泽东这里所强调的“调出来”，并不是指把滇军从云南调出来，而是要把滇军从贵阳城里调出来。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红军在贵阳东面进入湘西的必经之路清水江上开始搭建浮轿，摆出了一副进军湘西的架势，似乎又要前往湘西与贺龙会合，以引诱滇军追击。
蒋介石果然命令孙渡出城。刚受到蒋介石重赏的孙渡也急于表忠，亲自率队东进，准备在清水江边与红军决战。然而，当孙渡纵队行至半途，清水江边的红军突然调头西进，直扑贵阳。据孙渡回忆：“我部队受到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搞得手忙脚乱，我在贵阳以东观音山黄泥哨跳车逃跑，几乎被活捉。”但与滇军插肩而过的红军虽然兵临城下却并未攻城，而是绕过贵阳，把滇军远远甩在身后，朝西南方向急速入滇，令孙渡心惊肉跳，令龙云大惊失色。
龙云之所以没有坚决反对孙渡所部远离云南，甚至抗他之命进入贵阳而不是退守安顺，显然是因为他觉得滇军的位置一直在红军的西面，即使在贵阳也一样能挡住红军向西的入滇之路。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孙渡竟会出城尾追红军而洞开云南大门。
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当时，在清水江边的红军指挥部里气氛凝重、鸦雀无声，因为滇军能否如期出城东进，毕竟还是个未知数。当电台侦听到滇军果然东进的消息后，指挥部顿时一片欢腾，眼看陷入绝境的棋局由此而满盘皆活——毛泽东的“斩首行动”达到了预期目标，红军入滇后又出其不意地北渡金沙江，就此跳出了死亡的包围圈。
毛泽东的智慧有目共睹，问题是蒋介石是否真的如此愚蠢。如前所述，蒋介石几次三番远调滇军，使其无法拱卫云南。当龙云深感不安，唯恐红军入滇之际，蒋介石却继续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尤其是孙渡已经入城，蒋介石的安全已经不成问题，只要守住贵阳，卡住红军入滇之路，或静候援军合围，或迫使红军入湘，可以说胜券在握，只需时日。因此，如果蒋介石命令赶到清镇的孙渡必须连夜东进入城是为了“护驾”的理由还算说得通，那么急于让孙渡出城继续东进而让开入滇大路，就显得匪夷所思了。难道蒋介石真的那么短视，等不得三五天了？除非蒋介石有意为之，以便能够跟随红军，堂而皇之入滇，伺机收拾龙云，就像跟随红军入黔，伺机收拾了王家烈一样。把红军逼进云南，继而逼进金三角，使其远离中国本土而难有作为，如此一来，既解除了红军的威胁同时又乘机掌控了云南，还不会过度得罪苏联，蒋介石算是一箭三雕。因此，当红军大步入滇时，蒋介石很可能自以为得计而在暗中窃笑。只是，蒋介石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红军竟然会毫不留恋可能攻克大都市昆明的诱惑，突然反身北上，义无反顾地渡过金沙江，踏上蒋介石认为绝不可能选择的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北上险路。于是，蒋介石的一箭三雕顿时化作了泡影。看来，蒋介石围堵红军的失败，关键的原因之一，实在是因为过度沉溺于自作聪明的雕虫小技，根本不理解红军的智慧与抱负，以及由此产生的坚毅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