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中反面小人物探析]三严
时间：2019-03-31 03:12:2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三言”中人物形象丰富、种类繁多。在作品中居于次要地位的小人物特别是反面小人物，是小说中一种独特的人物类型。这类人物在小说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反面小人物促使故事情节有波澜有悬念的发展；利用反面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来达到作者所要宣扬教化思想的目的；通过对反面小人物的描写来衬托主要人物，点明主要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优势。
关键词：反面小人物 情节 教化 衬托
在叙事类作品中，人物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行动要素，人物塑造依托于其所在故事的位置，所处的故事背景，因此其作用势必又会与情节、主题及其创作初衷产生一定的关联。俄国普罗普的叙事理论曾谈及人物是从属于行动区域并根据表现的七种一般角色加以分类，其中存在“坏人”这一类，等同于反面人物。在作品中居于次要地位的“坏人”称之为反面小人物。小人物特别是反面小人物在以封建社会为创作大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但他们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尽管他们处于反面、次要的地位，却是小说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曹雪芹自己的小说中论及之前的“佳人才子”小说时说：“不过是作者想要写出自己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1]虽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但也指出这是古代小说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言”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是冯梦龙对宋元旧本的汇辑和新作创作的集合，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故事以明代中后期市井文化为背景，集中而广泛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百态，塑造了商人、妓女、官吏、市井无赖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同时作为晚明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其思想及其人物、情节的创作也能被广大市民接受。像“三言”这样的故事性作品，对于人物的描写刻画非常多，也非常全面。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不管是线索人物，还是背景人物，或者是具有其他类型人物对于叙事文学的作品本身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作用。而其中反面小人物是这样的一类人物，在故事中不是主要人物，但对故事的情节、故事的主题、作者所要体现的教化思想及衬托作品主要人物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反面小人物的研究出发，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三言”这样的叙事作品，进一步了解故事的叙事结构，故事人物之间的关系，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所要反映的主题思想。
一.反面小人物与故事情节的发展
“三言”中反面小人物对于每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都是大同小异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故事情节上的功能是一样的，只是所代表的具体身份发生了变化。俄国结构主义家普罗普的叙事理论在论及“功能概念”时认为“故事里的人物无论多么千姿百态，但常常做着同样的事情。”“功能的重复性是十分惊人的。”[2]故事情节中人物身份虽有改变，但其基本作用或功能是一致的,即它们在整体故事中承担着相同的职能，因此它们可以被归为同一个功能单位。在不同的故事中，同一功能单位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同样一个功能单位，之所以在不同的故事中会由不同的角色来扮演，是因为受地方习俗、宗教、仪式、文化背景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也就是“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故事常常将相同的行动分派给不同的人物。[3]从普罗普的上述观点中我们就可以将“三言”中的对情节发展产生作用的反面小人物归结为一个功能单位。
反面小人物对于故事情节的推动、发展及其承接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三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陈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李荣，《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的静山大王，《苏知县罗衫再合》中的徐能，《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的张公、大保、二保等他们都是故事的反面小人物，但同时也是故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情节人物，缺少他们故事很难有波折地发展下去，故事的耐读性与吸引力就会降低。在《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故事中，若是没有剪径的静山大王，故事情节的发展就不会这样的曲折，陈贵不会死，崔宁和陈二姐也不会曲打成招，被判死刑，做了冤魂，并且在此之后若是没有他在巧合之中强抢王氏为压寨夫人，并在酒后吐真言，最后王氏也不会知道实情，崔宁和陈二姐也不能昭雪洗冤。故事情节抢劫场景的反复出现以及各种巧合的安排都离不开静山大王这一反面小人物。其他故事中的同类型人物，如，薛婆、孙富、李荣、徐能、张公、大保、二保等在故事情节上有着相同的作用。一般来说，作者对于小人物的塑造并不是着眼于小人物本身的性格和命运，而是在于推动情节有波澜地发展。根据普罗普的“功能概念”观点，这些小人物在情节上的作用都是一致的，在“三言”中的这些反面小人物在情节上使原本是好的事情变坏，使得原本不好的事情变得更坏，使故事的发展出乎人的意料，使故事的情节存在波折，使故事更具有耐读性，因此在情节上，这些反面小人物的作用不可小视。
二.反面小人物与作品主题的宣扬
明晚期的共同思想文化背景，一是阳明学说兴起后儒家伦理通俗化的运动，二是儒家思想在由上层向下层传播时所发生的世俗化转向。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使得明末拟话本小说的创作者均热衷于宣教、劝惩，善恶有报。“三言”很重视“因果报应”，这是冯梦龙“三言”教化观的一个方面。佛教哲学讲究“因果报应”。所谓“‘因’，亦可以称为‘姻缘’，泛指能产生结果的一切原因，包括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切条件；所谓‘果’，亦称为果报，即是从原因而产生的一切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任何思想和行为，都有会导致相应的后果”[4]“三言”中反面小人物的命运都是以悲剧的方式结束，这是因果报应的一个很有力的表现。
“三言”竭力附着道德说教，冯梦龙在《喻世明言·序》中借助佛教因果报应观劝诫人们：“默结善缘以求来日善果，实现人生的救赎。并在《警世通言·序》中明确提到书中的内容‘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创作是为了达到‘前因后果为劝惩’的目的。”[5]“三言二拍”这系列的故事是宣扬教化的。“三言”中反面人物的悲剧命运也是教化作用体现的途径之一。薛婆的结局：“兴哥领了一伙人，赶到薛婆家里，打得他雪片相似，只饶他拆了房子”“那个婆子被蒋家打得片瓦不留，婆子安身不牢，搬到隔壁县去了”。（《喻世明言》第一卷）孙富的结局：“旁观之人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孙富自那日受惊，得病卧床月余，终日见杜十娘在旁诟骂，奄奄而逝。”（《醒世恒言》第三十二卷）李荣即李都管其结局就是“李都管自知惭愧，安身不牢，反躲避乡间，李都管家宅反归刘氏。”（《醒世恒言》第八卷）剪径的静山大王的结局：“府尹见他情词可怜，即着人去捉那静山大王到来，用刑拷讯，与大娘子口词一些不差。即时间成死罪，奏过官里。待六十日限满，倒下来圣旨来，堪得：‘静山大王，谋财害命，连累无辜，准律：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斩加等，决不待时’”（《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徐能以及那伙强盗结局：“上书知会扬州府官、仪真县官将强盗六家预先赶出人口，封锁门户，纵有金家如山，都为官物，家家女哭儿啼，人离财散。”（《醒世恒言》第十一卷）张公、大保、二保等结局：“张公谋财故杀，屈害平人，依律处斩，加罪凌迟，剐割二百四十刀，分尸五段。黄大保、小保贪财杀父，不分首从，俱个凌迟处死，剐二百四十刀，分尸五段悬首示众。”（《喻世明言》第二十六卷）陈商、李荣、剪径的静山大王、徐能、张公、大保、二保等这些反面人物的性命都是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这也体现了“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和“积恶逢恶”的传统思想观念，警戒世人要行善弃恶。 冯梦龙受晚明思想和几千年封建社会伦理的影响, 在进行创作、编辑活动时，难以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在理论上提出以通俗小说来教化民众，同时也在创作实践中贯彻了这一教化原则。[6]这通过他对反面小人物的塑造及其命运的安排上都可看出。冯梦龙有意识地将反面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揉入故事中来传达和强化故事所要宣扬的思想，从而强化了作者创造的初衷即达到宣扬教化作用：劝善惩恶。
三.反面小人物与主要人物的关系
在刘世剑的《小说叙事艺术》中曾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了分类，在这里采用了主次人物，以及正、反面人物的相关的概念。“主次人物是根据人物在小说中形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确定的，主要人物处于结构的中心位置，代表着人物关系的主要方面。次要人物就是指与主人公发生不同关系，在小说中有各种作用的非主要人物。他们各自的言行及其相互关系构成小说主要人物生存和发展的最生动人文环境，他们通常不是在基本情节或是主要矛盾中，而是在插曲或是次要矛盾中。”[7]他们所说的次要人物就是我们所定性的小人物。“正面人物是指作者从人的本质上给予不同程度的肯定、赞扬、同情、理解或认同的人物；反面人物就是指从人的本质上给予揭露、抨击、讽刺、否定的人物，不等于绝对恶地人物他们也有性格和心灵的辩证法。”[8]
小说对小人物的描写往往不会很细致，也不可能浓墨重彩地进行刻画，一般只采用白描的手法。在“三言”中对反面小人物的描写也是抽象简略的，即便是这样，反面小人物与主要人物之间还是存在相应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反面小人物的出场及其行动为主要人物出场的时代环境特征给以一定的暗示，也反映了当时主要人物生活的社会风貌，社会风俗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的形象与《水浒传》中王婆的形象类似，都是破坏别人家庭，诱使良家妇女背叛丈夫的媒介所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主要人物生活的那个时代，这样现象的常见性，当时社会风气的衰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为什么能够说动李甲将杜十娘卖给他，就是因为孙富知道当时社会上的舆论肯定是不准杜十娘和李甲有完美的结局，孙富在言行中就点明了当时社会对于青楼女子从良嫁人还存有一定的偏见以及当时社会伦理纲常制度和礼教的残酷。《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剪径的静山大王，《苏知县罗衫再合》中的徐能，《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的张公、大保、二保等几篇中都出现过强盗土匪的踪迹，这些例举出的反面小人物的行为举动都与金钱有着密切的关系，都体现了金钱的力量是致命的，也从另一个角度点明了当时主人公生活的社会状况。
其次，反面小人物的行为与主要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主要人物的性格的主要方面更加突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与三巧的形象是极强的反差对比，薛婆的世故与三巧的纯情羞涩形成对比，三巧之所以背叛了蒋兴哥，主要原因是受了薛婆的诱骗；陈商与蒋兴哥的对比更加鲜明，同样是作为商人，陈商诱骗别人的妻子，蒋兴哥只是一心一意做买卖，期盼早点回家，这样的对比使得蒋兴哥的真性情的一面更加耀眼，其形象性格特征更加明显。《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与杜十娘的形象也是一种衬托的作用，孙富与李甲商议用金钱来交换杜十娘，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两个行为形成对比，衬托出杜十娘的厌恶世俗的金钱的气息，也看出孙富与李甲的世俗市侩。《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李荣自以为是一个明白人，其实只是一个告密的小人，这样的性格与乔太守的“大智若愚”以及后来的“乱点鸳鸯谱”产生鲜明的反衬作用，增强了乔太守“大智若愚”的实在性等，由此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反面小人物性格能够对主要人物的性格产生一定的衬托作用。
总的来说，一部成功的小说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离不开小人物，主要人物的塑造与小人物的衬托作用有着明显的关系，这也是“三言”中那些反面小人物对主要人物衬托的作用。另外故事情节有波澜有悬念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这些角色，他们在故事情节波澜和悬念的促成上就显得至关重要。典型环境与主要人物的描写是构成故事整体发展的一个主线，但是反面小人物的破坏作用就会使得情节偏离人们正常思维，就会变得出乎人们的意料，这就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像“三言”这样的通俗小说反映的也必然是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那就少不了关于反面小人物的描写，“三言”中所反映的教化思想有一部分应该是利用反面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或是因果报应而体现得更加真实，这样就达到了宣扬教化的作用。
注释：
[1]（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邓遂夫校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2][3] (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
[4][5]赵玲霞.《浅论因果报应观在三言二拍中的表现及原因》.安徽文学，2008年第4期，第55页.
[6]胡莲玉.《型世言》与《三言》《二拍》创作思想差异探源.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第231页.
[7]刘世剑.《小说叙事艺术》.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页.
[8]刘世剑.《小说叙事艺术》.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5-106页.
※ 本研究获襄樊学院大学生科研基金资助。
叶婉，襄樊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