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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 教育家 思想家 [第七讲: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下)]

    时间:2019-02-25 03:23:4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他目睹旧贵族在政治动荡中的沉浮,如晋国当过权的贵族栾、�、胥、原、狐、续、庆、伯等八氏,都沦落为奴隶;反之,如齐国的鲍子文、鲁国的婴齐、晋国的州绰和竖头须等,原来都是奴隶身份,却当了“常隶”“守藏”等职。周礼在当时已经失去了规范社会的作用,于是孔子提出了以“仁”这一范畴为中心的实践理性学说,作为传播思想“礼”的具体化。
      
      三、孔子的为仁思想
      
      按孔子的解说,“仁”的含义非常丰富,包括着宗法思想的孝道和忠义,也包摄着知识的智慧和为人处世的表德。总之,“仁”就是“人”。
      
      (一)“礼”摄“仁”,“仁”辅“礼”
      当时的政治形势很复杂,公室削弱而私家强盛,孔子的弟子再求帮助鲁国的豪门季孙聚富敛财,孔子十分生气。《论语・先进》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见孔子的“仁”是包含于“礼”的大前提下。所以他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意思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回复到原有礼制范围,这才叫“仁”。
      颜渊追问老师什么是“仁”的详细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礼”和“乐”在当时社会是士人最高的思想境界,既然不守礼,不懂乐,必然不能约束自己,所以有修养的人时刻不违背仁的道理,“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总而言之,一切必须以维持传统礼制为前提,以“礼”摄“仁”,以“仁”辅“礼”。
      
      (二)“仁”与宗法思想的孝道、忠义
      孔子的学生宰予的父母死了,按礼仪规定要服丧三年,他觉得太长了,想服丧一年。孔子知道后很是不满,认为其大为不孝,就痛斥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可见“孝”是被孔子列入“仁”的,而且把血缘联结的亲情看得高于一切,这是以宗法关系为主线的纵向脉络,对氏族的祖先行孝道,显然是团结、巩固和维系氏族的重要纽带。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说明孝道是“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在位的君主如能笃爱自己的亲属,能对故旧无所遗忘,“则民兴于仁”“则民不偷”(《泰伯》)。孔子教训弟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与“孝”并行的宗法传播思想是“忠”。孔子曾举了两件历史事实:一是“殷有三仁”,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人都是商纣王的好臣子,他们见纣王无道,微子愤偾出走,箕子装疯做奴隶,比干不顾一切地劝谏遭受杀身之祸。他们的举止各不同,但对纣王的忠诚是无可非议的,所以称为仁人。二是管仲没有为他原来的主子殉难,却投诚齐桓公。子路觉得管仲有点不忠,孔子则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子贡也觉得管仲不够仁,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从管仲相桓公而功于天下的表现看,管仲可以说是很“仁”的。说明孔子所谓的“仁”包含着广义的“忠”,就是要忠于有道之君。
      
      (三)注重道德的“仁”与重视修养的“知”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知”和“仁”,孔子回答:“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凡人都有应该做的事,能把分内应该做的事尽心尽力去做,设鬼神之事是为了惩罚罪恶,鼓励善良,所以要敬重鬼神但不要迷信,这才是明智的}至于仁,仁是很精深的道理,先要专心从艰难处研究然后才会有所收获,这样做可称得上是仁德的人。“知”和“仁”的关系又如何呢?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以山和水来比喻“仁”与“知”的静动变化关系,非常生动形象,说明了“仁”是人际的内在思想,具有内在本质属性和稳定性,而“知”是人际的外在表达,具有外在形式特征和灵活性。所以思动的人不受外界拘束,胸襟开阔洒脱,使人乐以接受“知”的效验;思静的人精神凝聚且涵养丰富,轻易不为外界所动,故“仁”能达到“寿”(恒久)的效验。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子罕》)聪明使人不受诱惑,仁义使人无所忧虑。但是,“知”的根本则是“知人”,亦即知仁。子夏对“知仁”作了如下注释:老师指出“知人”就是要推举正直的人来矫正政治错误,这是非常富有见解的理论!舜统一天下,从民众中选拔了皋陶,排除不仁的人;商汤统一天下,从民众中选拔了伊尹,排除了不仁的人。舜和汤都是“知人”的仁爱君主!因此在孔子眼里,“仁”和“知”是一组既对立又矛盾而不可分割的概念。修己治人的道理是一致的,能修己的也能治人。一个人聪明有知识,但却被私欲牵缠,在道德上不能自守,这种人即使有所得,终究难免失;不是用礼仪去鼓动百姓,就不可能尽善。所以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仁”就是“人”,所以一个完美的人才是“成人”。孔子教导子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真正的“知”同样也必须是既能立言,又能成人。
      
      (四)“仁学”包摄的六种表德
      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宪问》)在回答子张时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此五者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说明“仁”的范畴中,还包摄着勇、恭、宽、信、敏、惠六种表德。
      所谓“勇”有两类,一类指不受礼制约束的破坏性行为,孔子痛斥为“乱”、为“盗”。“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勇而无礼则乱”(《泰伯》);一类指礼仪约束下的规范行为,即仁者之勇,君子之勇。孔子把“勇”与“仁”“知”并列为君子三道之一,曾多处强调“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并指出“勇”与“仁”的关系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
      “恭”是谦恭;谦恭待人,才不侮辱人也不被人侮辱。“宽”是宽厚;宽厚待人,才能得到人心。“信”是立信;言语必讲信用,才能使人信任。“敏”是顺时而动;行动能适应形势,才能取得客观效果。“惠”是施惠;施人恩惠,才 能使人归顺。虽然这一些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礼”的立场上说的,但对提高传播效果,缓解人际关系无疑是十分有用的,因此这些传统表德长期以来被中国人民所尊重和传播,一直发挥着作用。
      
      (五)“仁学”的主旨和六大要点
      孔子的“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学生有子所转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是孔子对颜渊所说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以说“孝”和“弟”(悌)是“仁”的根本,“孝”维系着纵向的宗法关系,“弟”维系着横向的宗法关系,以此构成一个庞大的以血缘为网络的系统,形成几千年来稳定中国社会的基础。至于“克己复礼”,即要求宗族内部克制私欲和加强自我修养。
      如何做到“仁”,孔子与子路有一段极其深刻的对话: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指出了人的六条基本美德――“仁”“知”“信”“直”“勇”和“刚”;同时指出六种弊端:喜欢仁爱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愚蠢;喜欢聪明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放纵;喜欢信实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狭隘;喜欢直爽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急躁;喜欢勇敢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闯祸;喜欢刚强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狂妄。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强调“学”是知识的起点,所以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四、孔子的“尊天事人”思想
      
      在孔子以前的思想传统里,人们称“天”为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把支配社会生活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人际间的一切行为都在“天”和“命”的控制中进行。孔子根据他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接受了这个传统,把“天命”当作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他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又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另一方面,他常常把“天”和“命”分离成两个概念来使用,各有不同的含义。
      在孔子眼里,“天”有时是作为具有意志的人格神,它能对社会或人们降下祸福,实施赏罚。《论语》中孔子有这样一些话:
      子曰:“……获罪干天,无所祷也。”(《八佾》)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其中有孔子对自己失意发出的感叹,有对人世起伏和社会变迁的愤懑,也有对自己道德文章的自信。比如子路对他去拜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非常不满,因为南子是个淫乱的女人,孔子连连发誓说:“如果我做了不道德的事,上天一定会厌恶我,一定会厌恶我!”又如他的得意弟子颜渊死了,他频频感叹说:“啊!上天要伤害我,上天要伤害我!”显而易见,“天”在孔子的哲学观念中,更多地表示一种约束人类行为的力量。
      例如司马牛的哥哥司马向(鬼隹)作恶多端,将被处死,他忧虑地对子夏说:“别人都有兄弟,而我却没有!”子夏劝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陈子禽问子贡;“你对老师如此推崇,难道孔丘比你还要强吗?”子贡说我怎么赶得上我老师?“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期行,绥之期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子张》)说明孔子弟子把“天”和“命”分开的,“天”只是一种力量的代称而已。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孔子强调人事的作用,他常以“天”来歌颂古代的圣哲:“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平,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古代帝王最伟大的莫过于尧,也只有尧的德能才可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天”相平等。他借用尧的口吻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表示尧把帝位让给舜是执行上天的意志,舜即位后“允执厥中”是在尽人事。实际上已把“人事”放在“天道”之上,人间圣哲不过是在替“天”行“道”而已。
      孔子强调“人事”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排斥“尊天”。时代发生了急剧变化,历史发展趋势无可挽回,使孔子感觉到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力量在左右着一切,他把这种不可理解的力量称之为“命”或“天命”。他曾经叙述自己的生活经历,这样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腻,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什么是“命”呢?孔子的学生冉耕生了严重的疾病,孔子前往探望,从窗口握着冉耕的手,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有斯疾也!”(《雍也》)像这样好的学生竟然会患上不治之症,简直不可想象,孔子连连感叹:真是天命啊!颜渊死的时候,他也大声感叹:天丧我!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死亡和出生只能归结为天命,是能够理解的。
      孔子的“天命”观念本源于“尊天”,从哲学范畴来讲,尊崇有意志的“天”和服从无可抗拒的“命”,都是一种客观精神。但是孔子自己最心爱的弟子颜渊过早地死去,好学生冉耕患上了恶疾,他只能有一个解释:“命矣夫!”孔子虽然信奉“天”,但不说“天道”。他倡导用命来引导人们的心志。所以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孔子几乎不提“天道”,而改说“大道”。“大道”是依靠人事使民众受教育的。
      孔子的“尊天”思想也和“敬鬼神”的思想有所联系。孔子曾对樊迟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曾问孔子怎样敬事鬼神,他很不高兴,干脆反问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似乎还不明白,又追问“死”是怎么一回事,孔子仍然给他一个反问:“未知生,焉知死?”(《先进》)意思是说,对活着的价值还不明白,去了解死人的事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孔子还不是无神论者,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要求孔子对鬼神抱批判的态度。但是他能在社会变动的冲击下,提出重人事、轻鬼神的看法,具有积极的方面。孔子并不主张废弃祭祀鬼神的形式,但更讲究祭祀的实用目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所以孔子讲鬼神是为了推崇事人。
      孔子的思想尽管充满了矛盾方面,但他尊天命、行仁道的政治主张,远鬼神、近人事的实践观念,重求知、持中庸的认知理论,这一些都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和积极作用。孔子是新旧社会交替、方生未死的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儒家学派。从文明传播角度分析,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的原始传播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第一次把“人”看作主体,“仁”是人的异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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