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摘要:知识教育和信仰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两个重要环节,二者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知识教育是信仰教育的原生形态,是信仰教育的逻辑表现形式;信仰教育是知识教育的价值取向,是知识教育的最终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该坚持知识教育统一于信仰教育的原则,经由知识教育层面上升到信仰教育层面。
　　关键词:知识教育; 信仰教育;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59-04
　　
　　知识教育和信仰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经常会碰到和反思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究竟是什么教育?是以知识教育为主还是以信仰教育为主?二者又是统一于谁?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因为它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价值取向,更决定了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知识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学生头脑的任务。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人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如何,关系到能否培养出大批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关系到党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能否实现。从这个定位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课程所无法比拟和取代的。
　　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和作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首先不是取舍教学内容、通悉教材教法的问题,而是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到底是什么教育的问题。只有首先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什么教育,才可能正确地展开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其他任何课程所无法比拟和取代的,这说明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独特性,一种个性,而个性是寓于共性之中的,个性只是一事物区分另一事物的属性和标志,共性才是决定事物产生的依据。那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共性究竟是什么呢?显然,这个共性的探寻不是静止的求异过程,而是发展的求同过程。既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而存在的,它理所当然地与其他课程有共同的作用机制,这就构成了探寻思想政治理论课共性的突破口。从作用机制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课程一样,首先应该是知识教育,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人类知识的结晶和总结,课程是以知识形式呈现的;从人自身来看,人成长成才首先也是以概念的形式去掌握的,试想一个人一出生就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而决意奋斗终生,那该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
　　从教育教学的发生学意义上讲,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是一种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原生形态。[1]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完成对人的思想武装、提高其思想认识态度和觉悟的人类教育活动,这个过程的实现是以人的知识底蕴和知识视野为基础和平台的。一个事先毫无知识存量和根本不具备知识头脑的人是不可能自觉完成这个转变的,否则是一种盲从、愚昧或宗教的狂热。只有在一个人具备了必要的知识视野和知识底蕴,并且具备了运用一定知识视野和知识底蕴去理解、解释周遭事物的能力,他才能完成向符合特定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的转变,从而把思想觉悟统一到社会主导价值取向上来。也就是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知识教育,是关于理解周遭事物的知识教育。正是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自从产生起就一直没有以抽象的形式单独存在和展开,而是寓于知识形态的教育活动中的(如现行高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抽象展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下去。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知识教育,但这种知识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思想政治素养教育,作为知识的是思想政治素养。政治社会构成了人的生存境遇,人一刻也不能离开对这个境遇的理解和把握。只有理解了,把握了,人才能构筑自己的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日常生活体系,才能纳入有序的社会生活轨道上来。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理解、把握,就是因为他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正确的认知态度和审视视野,他能意识到社会对他的要求以及他自己应该对社会所担负的态度和责任。也就是说,这种理解、把握是建立在思想政治素养的知识平台上的,是作为知识的思想政治素养在运用知识的力量理解社会、解释周遭事物。这种解释、理解的过程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教育在人那里的作用过程。
　　当然,我们不排除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大量没有经过这个发生学路径,没有形成必要的思想政治素养知识,没有掌握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知态度和审视视野的人仅仅运用自己的崇高思想政治素质就能完成社会公共理性的内化,获得自身思想觉悟的转变和认识水平提高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年代一个没在大学系统接受过知识教育的革命者经过革命的锤炼也能具备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信仰的问题,因为信仰和知识是相互的,有时要理解了才信仰,有时要信仰了才理解。也就是说,信仰可以帮助、促进知识的理解,信仰本身也构筑了一种知识素养的理解平台,成为一种认知态度和审视视野。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我们并不需要宗教式的信仰狂热,我们可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教育中完成对象主体对思想政治素养的吸纳,使他们获得这个理解和认知平台,从而构筑当代大学生的社会政治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信仰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共性在于知识教育的原生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独特性或者个性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信仰教育。也就是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知识教育更是信仰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所有课程设置中是最能直接体现大学教育的理念的,这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独特个性所决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坚持“教书育人、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的理念,承担着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大学“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的大学培养的人才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健全人格,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就是失败的,至少是充满危机和风险的。在这个方面看,纽曼从大学追求科学知识的垄断地位中,给我们揭示了知识教育的危机和风险。纽曼认为,人认识宇宙、认识自己,需要两部分知识,即“造物的知识”和“造物主的知识”。前一部分是知识教育,传授科学知识,使人获取谋生技能,提高生存能力,这是教育的世俗目的;后者要求大学传授宗教教义或基督教知识,使教师、学生知道、认识关于造物主的知识,进而能够信仰上帝,消除人的不安全与无助感,这是信仰与价值观的教育,是教育的永恒目的。纽曼认为信仰与价值观是发现、探索、应用自然科学知识的“条件”。这样,确保大学培养心智健全的人,就要求教授全面知识,使师生掌握这两种知识,以避免因为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而出现负面影响。[2]尽管红衣主教纽曼是从宗教角度定义大学理念的,但是我们给它完成宗教的“祛魔”之后,将宗教拉回人间,会发现我们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是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知识,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引导学生确立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科学的共产主义信念。纽曼强调信仰教育(也是一种知识教育)对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性,并将信仰教育这种知识教育作为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坚持这一点,就会培养出有知识有能力但缺失道德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教育就出现了危机。
　　要避免高校因为片面科学知识传授而出现负面效应,防止大学危机的发生,重视道德、价值、理想信念的信仰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关键,只不过这个关键对我们来说,不是靠纽曼的神学来完成的,而是靠思想政治理论课这种中国特色的唯物主义主渠道来实现的。只有信仰教育,才能提供人生的价值向度,为人从事科学知识的探究提供世俗关怀,是推动科学知识发展的内在动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通过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去武装人、改造人、塑造人,培养有能力有信仰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知识教育又是信仰教育,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独特性在于它并不是停留在知识教育的层面上,而是沿着这个路径继续向上提升到信仰教育层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每每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是成功的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经由知识教育上升到信仰教育,也正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生发机制。
　　随着技术垄断时代的到来,知识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支配力量,但是人们也越来越发现知识和技术带给人们的不是越来越便利,而是越来越挥之不去和弃之不舍的烦恼和精神痛苦。在这种痛苦的旅程下,今天的人们基本上已经明白,纯科学和知识教育所培育出来的人只是一个有能力的而不是一个有美德和信仰的人。纯知识的时代日益走到了尽头,精神空虚正威胁着人类社会,腐蚀着人类的心灵。针对这种信仰危机,有些人试图用宗教来填补这一空虚,其结果是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而另外一些人则企图以哲学、文学、艺术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殊不知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生存方式是需要精致的心灵通道的,对于一个不能在生活的艰辛之余举目仰望星空而诗意地栖居的芸芸众生来说,显然是与这种精致的心灵通道格格不入的;还有部分人走复古路线,力图以复兴国学来拯救这种盛世危机,但是由于国学之清净与市场之喧闹的矛盾而使国学处于尴尬的境地:要么国学被市场嗤之以鼻,要么国学充当了市场的噱头,最终都伤害了国学的尊严。
　　其实,拯救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危机,我们并不需要走极端路线采取哲学、艺术、宗教、文学、国学等方式,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应该而且能够担负这种信仰教育使命。之所以应该,是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之所以能够,是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当我们理解并接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过程”等知识概念时,有谁能说这个知识概念不是信仰理念呢?理解一种知识、获得一种评价本身就已经变成了一种立场和信仰。可见知识和信仰是分不开的。当然这里只是从地位和作用上分析了为什么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信仰教育的道理,至于从内在结构上为什么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知识教育就是一种信仰教育,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知识教育与信仰教育二者统一的价值取向。
　　
　　三、知识教育与信仰教育统一的价值取向
　　
　　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知识教育也是信仰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我们要坚持二者的统一,不可偏废。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那就是知识教育和信仰教育的统一究竟统一于什么?是知识统一于信仰呢,还是信仰统一于知识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必然会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论。
　　强调知识教育与信仰教育应该统一于知识教育,是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不变的概念和体系,以概念分析、概念演变、体系结构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内容,强调知识的逻辑关联,而把信仰教育作为知识教育的条件看待,用知识取代信仰。现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用知识衡量了信仰,使信仰沦落为一个可检测的工具。这种方法本质上属于逻辑主义的方法,相信信仰是逻辑推导出来的。与之不同,强调知识教育与信仰教育应该统一于信仰教育,是把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内容,强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这些问题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和提问方式以及相应的思考范畴体系和方法,把知识这种逻辑的东西从属于信仰这种历史的范畴,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一代又一代的探索和思考与社会发展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注重知识教育背后的历史动态考察,主张核心问题的历史对话和平等沟通。这种方法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相信信仰是理解体验出来的。对比这两种方法,教学方式不同,教育效果也完全不同:前者把信仰理解为逻辑范畴,与知识并列,追求知识的单一形态,强调生硬地灌输,其效果有时是口服心不服;后者把知识理解为历史范畴,与信仰同源,追问信仰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因历史主题变换而变换的历史逻辑,强调历史体验和平等对话,其效果往往是心悦诚服。
　　事实上,信仰并不是不需要灌输,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思想不能自发产生,只能靠灌输。然而列宁所讲的“灌输”绝不是生硬地灌输,而是在特定的历史体验和事实中受到教育和熏陶而理解出来的,也就是说信仰是历史灌输出来的,而不是知识概念考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作为逻辑范畴的知识教育方法,而是强调知识作为逻辑范畴的运用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知识只能充当清理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概念、思想的逻辑进程,发现其产生和变化的内在必然性的工具,或者作为叙述方法,展开已经形成的信仰理念。知识教育的逻辑主义方法运用范围仅此而已,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加以运用,就会显得十分荒唐。如我们通过考试把信仰当作可以检测的东西时,就会发现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只是一群有智商而没有理性、有知识而没有礼貌、有文化而没有教养、有追求而没有理想、有目标而没有信仰的片面的人。情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逻辑主义方法自身的缺陷所决定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信仰教育问题上,逻辑主义方法具有两个显著缺陷:首先,以预设的概念或理念为逻辑前提,探讨知识概念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这种叙述或教学方法把信仰变成了知识概念的演绎,从而把信仰教育封闭在知识概念的逻辑体系中,切断了信仰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在概念的推导和循环运动中理解信仰。当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时,我们习惯把近代历史事实分割成一个个知识点,学生只要能答出一个个知识点就说明学生掌握了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是在通过概念逻辑证明这个历史结论,而忽视了引导学生进行特定的历史情境体验。其次,为了满足逻辑构造的需要,不得不撇开历史事实,虚构一些逻辑环节,从而使信仰的确立缺乏根据,甚至会得出许多荒诞的结论。[3]如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真理或历史信仰,在实际教学中部分学生甚至个别老师经常出现费解,他们的理由是:在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还会有其他党派,他们也能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结论何等荒谬!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避开了历史事实而虚构了逻辑情节,用虚构的逻辑情节来检验历史结论,也就是说他们把信仰抽象化为概念的推演了。知识是可以用逻辑推理的,通过考试而达到外在灌输的目的;而信仰无法实证,更不能虚构,只能通过体验、理解、沟通、对话而内在灌输。知识在头脑中,而信仰在心里。
　　正是由于这两个缺陷,所以逻辑主义的方法只能适用于梳理某一概念内部中的某些观点或概念的历史考察,或如马克思所说,只适用于叙述研究分析的结果[4],而不能用它替代特定的历史或社会情境体验和心灵的理解及回应,更不能用知识的逻辑来检测信仰。可见,作为知识教育的逻辑主义方法由于自身局限性是不能用来论证信仰的,不仅如此,作为逻辑范畴的知识也是无法言说信仰的,因为知识本身无法提供信仰。知识是通过理性获得的抽象概念,是动态的抽象过程,不能一劳永逸,常常在冲突中接受挑战;而信仰是通过启示获得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是不易动摇的内心安宁和和谐。知识的作用非常有限,任何人或任何知识不可能对宇宙中的每种事物或现象都进行预测、解释。这样,人就需要得到一种信仰,使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就不会慌乱、迷惑。知识时代和纯知识教育夸大了知识和科学的统治功能和工具理性功能,挤压了人的精神生存空间而出现精神危机。针对这种“知识”压抑“信仰”、“工具理性”淹没“价值理性”的时代,康德呼吁“推拒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出空间。”知识的局限性决定了信仰的无限性,知识的堵塞赋予了信仰来临的通道。我们必须把知识过程推到极限,如果我们不承认知识是有极限的,我们就得不到信仰。只有在认识到知识的极限之后,在试图向着“极限之外”去思考的时候,人才获得信仰。[5]正如康德的墓志铭所说:“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得神奇,心中也常充满敬畏之情,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心中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证明:上主在我头顶,也在我心中。”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宗旨和使命就是要从时代思维的角度,立足于培育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的既有知识和能力又有理想和信念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能运用信仰教育统一于知识教育的逻辑说理方法,仅仅停留在知识教育层面,而必须运用知识教育统一于信仰教育的体验理解方法,从知识教育层面上升到信仰教育层面。
　　
　　参考文献
　　[1]胡沫,彭智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进路――政治素养教育[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2):34-35.
　　[2]舒志定.知识与信仰的辩证:大学危机的防御――解读纽曼的《大学的理念》[J].江苏高教,2006(3):15-17.
　　[3]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问题与视野[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27-3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22.
　　[5]汪丁丁.知识,为信仰留余地――读布伯,哈贝玛斯,汉娜.阿伦特[J].读书,2000(2):40-47.
　　 [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