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城镇转型的依据\内涵及模式】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

　　 　　 　　 　　 　　[摘 要]乡村-城镇转型是工业化中后期必然形成的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其内涵是人口结构的转化，经济结构的转变，空间地域结构的转变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实质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变，表现为城镇生活方式的扩散和普及，城镇文明向乡村广泛渗透的过程。乡村－城镇转型模式可分为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乡村地区转型模式、集镇转型模式、城市边缘区转型模式以及农业发展型、市场拉动型、现代工业催生型、旅游开发型和城市辐射型。
　　 [关键词]乡村－城镇转型；城镇化；内涵；模式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3007905
　　
　　 城镇化是人口和资源在城乡空间上重新布局的一个永恒的过程。城镇化可以是工业革命以来乡村人口向城市核心区集聚的经典模式，也可以是后工业化以来农村人口向乡村中心居民点集聚的后现代模式[1]（P126）,当前从整体上看，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城乡发展失衡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因此，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研究不仅要继续着眼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变化问题，而且也要注重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发展问题。
　　
　　一、乡村－城镇转型的科学依据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城乡对立实则是受早期工业化条件的限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城镇化恶果。在这种城镇化发展中，各种有效生产要素和良好发展条件都向城市集中，同时使农村经济社会极度衰败，变成与城市完全相反的另一种世界。所以，“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就是“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2]（P104），分别成为“两个不同的阶级”[2](P243)。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作为革命目标性的未来社会的城乡关系，一定要消除这种长期形成的城乡对立。到那时“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3](P57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2](P294)。因此，消灭城乡对立、实现城乡一体化，“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2](P243)。每个人都成为“全新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4](P223224)，这属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5]（P12）的整体性、本质性变化，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共产主义理想观出发看待城乡关系的变化的。同样，与共产主义理想观的客观规律性相统一，他们关于城乡关系的分析，也在历史的客观趋势中揭示了城镇化变革的规律性，并告诉人们这种规律与革命进程的高度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英明预见，为我们关于城镇化模式创新的探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从实践的进程看，与马克思主义的预见相一致，国际城镇化从城乡关系变化的特征去分析，大体也经历了“城市瓦解乡村”（工业化早期）——“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化中期）——“乡村-城镇转型”（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性模式的变革。特别是第三阶段模式，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事实上具有现代意义的城乡一体化的特征。权威性的国际考察证明,发达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率在达到50%以后，其有关乡村建设的政策变化，可以分为5个“里程碑”式的演变，而最后（第5阶段）即进入“城镇区域化阶段”。“事实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城镇正在进入一个区域化的阶段”，这属于“后现代城市的特征。”[1](P144)依据这个权威考察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城镇区域化”的“后现代城市”大体可以归结为五个特点。第一，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一体化，城市中享有的各种设施条件，在普通的农村都可以享有，包括家庭污水处理、村庄游泳池、湿地花园等近乎奢侈的设施，在农村都一应尽有。更重要的是农村已很好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酷似自给自足的‘桃花源’，但是，那是一个现代技术下的‘桃花源’。他们否定了现代化的弊端，接受了‘桃花源’天人合一的自然观”[1](P144)。第二，在城镇化道路上都经历过“城市病”困扰，然后都采取了由集中到分散，由重点发展大城市到重点发展郊区、卫星城市和小城镇，由忽视农村建设到强调“城乡等值”和“城乡均衡”的调整和转变，并且开始了一条城镇化的新路径。“二战后50年，老欧盟的城镇化主流方向是原先的乡村人口就地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口不一定是向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转移，而是留驻在原先的乡村地区，在那里建设起一座座‘新城镇’，以致造就了‘无尽的城镇’”[1](P111)。第三，在居住上都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许多人工作在城市，而居住在农村，农村成为富人首选住地。据欧盟2005年统计的数据，尽管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整个就业人口的比例在3%～4%不等，但是欧盟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占国土面积90%的农村地区，而另外50%的人口居住在占国土面积10％的城市地区[1](P133)。第四，众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有的已实现城乡收入基本均等，农民的收入中很大一块是从国家的资助或补贴中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也与城市人口没有什么差别。第五，鉴于城乡差别的化解，对城、乡（村）标准的划分，转变为按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的数量来确定，即从人口居住密度上加以区分，而不是从其他什么差距上确定。按照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标准，人口密度小于每平方公里150人，就是乡村[1](P36)。
　　 显而易见，国际“城镇区域化”的发展同我国提出“城乡一体化”战略以及本文称之“乡村-城镇转型”的城镇化模式，在发展趋势上是完全吻合的，表现出城镇化道路的否定之否定演变。早期的城镇化与早期的工业化相统一，其所需要的条件只能来自传统的农业，只能走生产要素由乡到城集中的路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采取集中的方式组合生产要素，才能形成生产能力的创新，实现经济效益最优。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把生产要素集中于一城一地，便不会有工业化的成功推进。因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瓦解”农村是城市发展所必需，现代城市的产生与城乡对立的出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结果。由于早期工业化和城镇化造成的城乡发展中的双向弊端和压力，自然地引发了先集中、后分散，先剥夺、后反哺，先污染、后治理的回馈性政策调整，从而也就形成了城镇化路径和模式的转变，其最终结果是推动了新阶段模式的出现，并逐步地由部分性、政策性调整，演变成为整个城镇化理念和整体路径的创新，即进入“城镇区域化阶段”和建设“无尽的城镇”的路子。总之，在经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之后，城乡关系便由早期的对立，又回归到了“一体”，但这绝不是退回到城镇化发生前的“一体”，而是一种经历了新“否定”之后的新的“一体”，是一个历史性进步。
　　
　　
　　二、乡村－城镇转型内涵的界定
　　 乡村-城镇转型的提出是基于国际城镇化历史演变的一般趋势，更是基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积累与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途径。目前与乡村-城镇转型相关的概念或者相同、相类似的提法也有一些，但其在内涵与外延上还有一些细微差别。乡村-城镇转型的具体含义体现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乡村-城镇转型简单地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镇社会的转变。但乡村-城镇转型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包含诸多方面内容的、动态的演进过程。要理解乡村-城镇转型这一概念，就必须了解乡村-城镇转型的内涵及其演进路径。
　　 首先，乡村-城镇转型作为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包括人口、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结构转变的内容，其内涵丰富。概括起来，乡村-城镇转型包含着四层含义。1人口的转变，即农村人口不断向中心居民点和城镇转移的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人口结构的转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口城镇化或人口的转变。2经济结构的转变，即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非农产业不断集聚的过程。表现为劳动力、资金、商品等经济要素在中心居民点和城镇的集聚，不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由此引起生产方式由分散的乡村自然经济向集中的社会化大生产转变，即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也可以说是经济结构的转变。3空间地域结构的转变，即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逐步转化的过程。表现为在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剧增、规模上的扩大以及区域城镇村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即城乡地域空间结构的演化。4基础设施的完善，即道路、交通、供电、供水和供气等的配套，公共设施的完善，实质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变[6](P73)，又表现为城镇生活方式的扩散和普及，城镇文明向乡村广泛渗透的过程。这四个方面概括了乡村-城镇转型的典型特征，或者说是转型的具体标志，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发生，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为乡村-城镇转型，如果四个方面都发生了，也就意味着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其次，乡村-城镇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复杂过程。乡村-城镇转型的推进过程，受到经济水平、自然条件、人口状况、政策、体制等自然、经济、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及其组合的复杂多变，造成了乡村-城镇转型动力机制的复杂性。而乡村-城镇转型动力机制是决定乡村-城镇转型进程的基本力量，也是乡村-城镇转型路径形成的动因所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乡村-城镇转型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乡村-城镇转型模式和路径。乡村-城镇转型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乡村-城镇转型路径的差异性，不同地区具体实现乡村-城镇转型的过程是不同的，是存在相互差别的发展模式。
　　 最后，乡村-城镇转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的历史演化过程。从乡村-城镇转型的发展过程来看，乡村-城镇转型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内容特征、表现形态和动力机制都在发生着变化。反映到乡村-城镇转型的路径上，不仅具有静态的特征，而且表现为动态的演进过程。乡村-城镇转型演进的动态性，决定了乡村-城镇转型路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同一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乡村-城镇转型路径必然有所不同，但终结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实际上乡村地区某一方面城市化特征的表现，也应该包含在乡村-城镇转型的范围之内，当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接近，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接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化地区转移，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照样还是有城有乡，但原来意义的穷乡富城、城乡差别、城乡分割状态和关系性质已经基本不再存在。应该说也实现了乡村-城镇转型。
　　 综上所述，乡村-城镇转型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发展的内容特征、动力机制和演进过程的概括和总结，它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从乡村-城镇转型的实现过程来看，各国各地区乡村-城镇转型总的趋势和方向是一致的，即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镇社会的转变，并且遵循一定的共性规律。但同时，由于乡村-城镇转型内容特征的多样性、动力机制的复杂性和演进过程的动态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其推进方式和实现途径及其表现形态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乡村-城镇转型既包括乡村-城镇转型自然演进过程的规律性，又体现乡村-城镇转型路径选择的特殊性。乡村-城镇转型研究的实质就是在乡村-城镇转型进程及其变革中寻找乡村-城镇转型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在个性特点上发现共同的演进规律，从共性的原则中辨析地域发展的个性特点。
　　
　　
　　三、乡村－城镇转型的基本模式
　　 乡村-城镇转型的模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按照乡村-城镇转型的各个方面的各种不同的特征，分成各种不同的模式。
　　 首先，按照乡村-城镇转型的主导力量和组织管理的方式，乡村-城镇转型模式可以分为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
　　 市场主导型乡村-城镇转型是指在乡村-城镇转型进程中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各种资源、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各种问题，政府或者给予必要的宏观调控，或者放任自流、完全由市场调节。其典型特征是：在乡村-城镇转型过程中，与乡村-城镇转型相关的人口、土地、资本等经济要素能够自由流转和配置，市场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乡村-城镇转型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民间，自下而上的力量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体制是这种模式产生的根源。但市场主导型乡村-城镇转型也分两种：以欧美和日韩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乡村-城镇转型，以拉美各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乡村-城镇转型。西欧、日本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在这些国家的乡村-城镇转型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则通过适当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乡村-城镇转型健康发展。而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缺乏必要的调控和干预，没有及时对乡村-城镇转型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乡村-城镇转型发展的自由放任，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研究表明，完全由市场引导的乡村-城镇转型，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乡村-城镇转型进程中存在资源配置失衡和低效率的问题，存在着诸多弊病和复杂的社会矛盾。
　　 政府主导型乡村-城镇转型是指乡村-城镇转型进程中的资源配置、各种问题的处理和利益关系的协调等都是由政府决定和安排，政府是乡村-城镇转型进程的主导力量，市场或者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被完全排除在外。其典型特征是：政府在乡村-城镇转型的要素配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人口流动和土地供给受到政府的调控；乡村-城镇转型的速度、城镇人口的增长、城市规模的扩大，城、镇、社区的空间布局等，都是在政府行政调控和政策安排下进行；城镇与社区的投资建设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实施，计划性强，目标明确具体。计划经济体制是这种模式产生的根源，计划经济国家多采用这种乡村-城镇转型模式。实践表明，政府主导型乡村-城镇转型缺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内在机制，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造成乡村-城镇转型的偏差。
　　 其次，按照地域景观特征，可以分为乡村地区转型模式、集镇转型模式、城市边缘区（或者城市郊区）转型模式。
　　 （1）乡村地区转型模式。乡村地区转型“主要是通过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农业；发挥本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发展乡镇企业；办开发区等方式来促进转型。”[7](P1)乡村在某些较好区位或非农产业发展较好、具有一定聚集规模的农村、集镇、城镇已经或正在发展成为小城市、实现城市化。对于大多数乡村地区，随着经济发展、财富积累，交通、金融、通讯以及居住、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改善，农村本身的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也相应改变。乡村向城镇转型，最终目的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向城镇转型也分为几个层次：产业转型、基础设施转型、地域景观转型、生活方式转型、价值观念转型等几个方面[8]（P63）。可能是实现全面转型，完全的城镇化过程，也可能是实现部分的转型，如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所改善，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上有所改善，非农产业有一定发展。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以及剩余资金直接向大中城市迁移，实现城镇化过程；一部分基础较好的村、乡、镇转化为小城镇、小城市；大多数乡村地区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即以缩小乡村与城市在经济和生活方式上的差距为目标，而不是追求城市“名义”的一种城市化模式。对中国绝大多数乡村来说，其乡村-城市转型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
　　 （2）集镇转型模式。农村城镇是城镇现代化要素向乡村扩散和辐射的中间环节。农村城镇的城镇化水平直接影响到城市现代化要素向农村的发展和辐射能力，因此，必须加强农村集镇的城镇转型，特别是要重视县城和重点镇的建设，使之真正具有城镇功能。
　　 （3）城市边缘区转型模式。城市边缘区转型是以为城市服务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城市化模式。由于城市周围的乡村具有与城市地域上联通的地理优势，有的还在行政意义上隶属于城市，其转型方式主要靠发展三高农业，向城市提供农副产品；与中心城市联合发展工业，成为中心城市的工业发展基地，通过产业链条加强城市与郊区的联系；借助接近中心城市的优势，向城市输送劳动力，提供城市发展用地和分散城市部分功能。
　　 最后，按照乡村-城镇转型的主导产业和发展方式可分为农业发展型、市场拉动型、现代工业催生型、旅游开发型和城市辐射型。
　　 （1）农业发展型。这种类型的特点是：从本地的农业资源优势出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特色农业，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逐步形成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构筑乡村-城镇转型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化平台，依靠农业工业化推进乡村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这种类型的关键是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工业化，通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形成成为可能，通过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工业化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化和农民职业转换，与此同时，也增强了城镇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承载能力和集聚能力。我国中部地区的“襄樊模式”，西部地区的“富平模式”就是典型代表。
　　 （2）市场拉动型。这种类型的特点是：以本地的传统的商业文化积淀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主要以民营经济为主，通过发展家庭工业和民间交易建立货物批发市场，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辐射能力的区域商品集散地，进而发展成为各项配套服务和功能较为完善的城镇。通过市场培育形成流通贸易，经济因市场贸易而繁荣，人口也因经济繁荣而聚集。这种“小商品，大市场”、“小城镇，大战略”是一条乡村-城镇转型的可行之路。这种类型以“温州模式”最为典型。
　　 （3）现代工业催生型。这种类型的特点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退二产进三产”的产业结构调整，一些工商企业迁到了城乡结合部，从而成为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带动了该区域人口的集聚。人口的集聚又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并逐步促进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苏南模式”就是现代工业催生型的典范。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这种以现代工业催生的乡村-城镇转型的典型，如陕西的庄里镇、大柳塔镇等。
　　 （4）旅游开发型。现代社会，虽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随着社会发展速度和人们的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都市居民的工作压力、心理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到郊区、小城镇乃至乡村的自然空间去旅游便成为都市居民放松精神、缓解工作压力、心理压力的一种普遍方式，形成了一种新消费文化主义。适应这种新的消费需求，各地纷纷开发当地旅游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这种类型的特点是：依托当地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通过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一条旅游业产业链，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转变、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载体，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小城镇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加快了乡村-城镇转型的进程。这种类型的典型有：上海的周庄，浙江的乌镇，山西的平遥古城，陕西的凤县和柞水等地。
　　 （5）城市辐射型。这种类型的特点是：随着城市经济活动聚集程度和人口密集度的提高，城市中心区的交通、企业、住宅以及环境承载力都出现了高度饱和状态，这种情况下，城市中心区的环境开始恶化，各种要素开始向城市的外围转移，由此推动了城市郊区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这种推动作用的不断增强，会在郊区形成多个卫星城镇，并逐步发展成为城市群，在城市群环抱中的乡村可以凭借周围城市的辐射作用，利用便利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接受中心城市的科技和经济的援助以及产业转移，进而推动本区的产业扩张和经济增长，最终完成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实现整个区域的城市化。这种类型的典型地区有：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及闽南三角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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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