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石磬的类型和序列

文◎方雪扬

中国出土有大量上古时期（新时器时代至汉代）的石磬。在商代之后，石磬与青铜钟类乐器配置组合，共同构成所谓的“金石之乐”，成为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主要物质表征。关于石磬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前人已做过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不过，目前各家对于石磬的类型学研究，无论是在型式的划分标准还是在分类的方法上，仍存在一些分歧。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考察与分析中国出土上古石磬的形制和类型，尝试构建新的石磬类型框架，探索石磬形制演变发展的序列。

中国现代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常以分类排队方式来探求器物发展的相对年代序列。不同类型的器物，形制变迁有不同的速率。其中，陶器的形制和纹饰变化最快，因此常被用于类型学排序的最佳选择。金属武器或工具的形制变化比较快，所以作为年代学标志也很有用。相反，石器类的工具如石斧，式样变化相对缓慢，因此较少用作时间推移的标志，而更适用于在较长时期之间做一般划分。①〔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7 页。石磬作为石类乐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形制和类型的变化，即便其变化缓慢，但仍然有迹可循。

一般而言，类型学研究要以一定的量作为基础，否则所得结论就可能不全面、不准确，且容易被新的考古发现所否定。②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 年版，第95 页。目前新石器时代石磬的发现数量较少，进行类型学研究尚有明显不足，但可与后世的出土石磬进行对比，尝试从中探索出石磬的不同类型。商周和汉代石磬的出土数量较多，适合做考古类型学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型式划分，并排列出不同类型石磬的发展序列。

关于石磬的形制和类型，已有学者做过考古类型学的相关研究，但类型划分方法存在差异。总体看来，其分类方法有两种：一是基于磬的制造材料进行的分类；
一是依据磬的形制和表面纹饰等所做出的型式划分。

目前看来，若单纯按磬的制造材料予以分类，则磬有五种：（1）石磬——实用乐器；
（2）陶磬——明器，非实用乐器；
（3）木磬——明器，非实用乐器；
（4）瓷磬——可能大多为非实用的明器乐器；
（5）琉璃磬③据张维、柯黎《从海昏侯墓出土音乐资料探讨海昏侯国的用乐制度》（《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 年第3 期）一文介绍，原来所说的海昏侯墓所出铁磬，经专家检测属琉璃磬，而非铁磬。故未将铁质列入造磬材料中。——可能为实用乐器。其中，陶质和木质的磬，虽然也能发出声响，但因陶磬材质易碎，属于石磬的仿制品，不可用于演奏，只是作为明器来随葬。木磬，仅能敲击出短促的噪声，亦属明器而非实用乐器。陕西西安红庙坡汉墓出土陶磬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木磬皆其实例。④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1 卷，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第171 页；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 年版，第23 页。瓷磬，发现于东南越族文化区，皆为东周时期的制品，如浙江海盐黄家山和江苏无锡鸿山越墓出土的瓷磬即是。⑤芮国耀《浙江海盐出土原始瓷乐器》，《文物》1985 年第8 期；
南京博物院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版。这类瓷磬质地较陶磬坚硬，敲击亦可发出声响，但目前测音资料阙如，是否全为明器，尚待进一步鉴定。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出土的琉璃编磬，乃琉璃质磬的典型，⑥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 年第10 期。据对复制品进行实验研究，可以发出清脆声响，估计原来有可能为实用乐器。⑦王子初《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出土仿玉玻璃编磬的复原研究》，《艺术百家》2016 年第2 期。

上述五种质料的磬，其中石磬作为“金石之乐”的主奏乐器之一，发现数量最多，分布地域最广；
而其他材料的磬发现较少，有的还较为罕见，均应属石磬的仿制品。有鉴于此，这里仅对石磬的形制和类型进行梳理分析。

较早对石磬进行考古类型学研究的是陈振裕，他以磬顶部的变化作为分类依据，将先秦时期的石磬分为八种类型，同时，也兼顾磬底部的变化特点。⑧陈振裕《我国先秦时期石磬初析》，《湖南文物》第3 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李纯一根据磬背形制变化和特点，将上古石磬划分为直背型、折背型、弧背型和倨背型四种类型，每种磬型之下还细分有亚型。⑨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 年版，第31 页。方建军以磬顶部的变化为分类依据，将上古石磬的类型划分为直顶、弧顶、折顶和倨顶四种。⑩方建军《中国古代乐器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45 页。王安潮依据磬的形态、纹饰等要素，将石磬分为四型，即模糊型、变革型、稳定型和美饰型。⑪王安潮《石磬的形态研究》，《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4 期。郑祖襄从磬的音乐性能角度出发，结合磬的整体外部形态，将石磬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不规则形、钝三角形和倨句形，分别对应悬石为乐的音高无意识阶段、钝三角形的音高可设计阶段和倨句形的特磬编磬阶段。⑫郑祖襄《出土磬和编磬的考古类型学分析》，《黄钟》2005 年第3 期。王子初以磬的倨句的形成和规范，鼓、股分离及比例，以及弧底的形成等为依据，对石磬进行断代，实际上已具备探索石磬形制和类型演变的意义。⑬王子初《石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中国音乐学》2004 年第2 期。其他一些研究，虽没有对石磬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类型学研究，但涉及了磬的形制特征等相关问题。⑭高蕾《西周磬研究综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 年第2 期；
任宏《晋侯墓地出土乐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

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和厄内斯特·亚当斯（Ernest Adams）曾经指出，器物类型的划分方法，没有本质的对与错。事实上，许多类型学研究中囊括的类型划分并非局限于一种方法。⑮W. Adams, E. Adams.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and Practical Reality: A Dialectical Approach to Artifact Classification and Sor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3.不同的分类方法，体现出不同的划分依据和标准，其侧重点也有差异，因此不能轻易判定孰是孰非。但是，就个体研究者而言，每个人对器物类型的划分，其标准必须统一，这是器物分类的关键。上述学者对磬的类型划分，即是从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出发的。相比之下，李纯一的石磬类型划分，建立在对石磬资料的全面把握之上，在型和式的划分依据上有较为统一连贯的标准，是目前比较可取的石磬类型划分。

然而，任何器物分类都不可能涵盖所有器例，并且随着石磬考古新发现的不断累积，其形制和类型的多样性愈加显现，已有的类型划分已不能覆盖现有出土的石磬。故此，笔者在各家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石磬类型划分框架。

依据形制和纹饰对石磬进行类型划分，是目前较为常见的方法。由于出土石磬多为素面，而包含纹饰的石磬发现较少，因此在对石磬进行考古类型学研究时，应以磬的形制为主，以纹饰为辅。

前文已经指出，石磬的类型划分须以一定的数量为基础。目前已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磬为数不多，且均为特磬，因此关于这时期石磬的类型划分尚不能做定量分析。商代至汉代，考古发现有大量的特磬和编磬，已经具备类型学研究的量化基础。因此，笔者将上古石磬资料统合一起，进行总体性观察，以磬的顶部外观形制变化作为类型划分的统一标准，而非将磬的纹饰和铭文等作为主要依据。按照这样的思路，把上古石磬归纳为两个大的类型，再分出若干式。

A 型：不规则顶型。磬的顶部是不规整的几何形状，依磬的顶部外观形态分为二式：A-1 约直顶式（下文简称“A-1 式”），顶部并不完全规则，整体约略显得平直（见彩版图1）；
A-2 式非直顶式（下文简称“A-2式”），顶部或略显弧度，或为其他不规则形状（见彩版图2）。

B 型：倨顶型。顶部为钝角。依磬的底部形制变化可分为三式：B-1 直底式（下文简称“B-1 式”），底边基本平直（见彩版图3）；
B-2 弧底式（下文简称“B-2 式”），底边为拱弧形（见彩版图4）；
B-3 角底式（下文简称“B-3 式”），底边形成一定的角度（见彩版图5、6）。⑯图1 为笔者摄影，图2—4 为方建军摄影，图5采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图1.9.8，图6 采自《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图四〇，1。

为避免出现一器一式及可能造成的类型划分冗杂，根据石磬顶部发展的历时性变化特点，这里统归为不规则顶型和倨顶型两个类别。不规则顶型，主要见于新石器时代至西周中期的特磬和少量编磬。这时的石磬多为打制或打磨兼制，纯磨制磬较少，故磬的表面通常凸凹不平，周边形状也不规则；
表现在顶部，或看起来略显平直，或略有弧度，或略呈折线形，但实际上均为不规则形状。不规则顶型据具体顶部轮廓分为“约直顶”和“非直顶”二式。由于它们都不是严格的几何形状，故不是过去所说的“直顶”或“直背”，这里称为“约直顶”。而过去所谓“弧顶”“折顶”等，本文则统称为“非直顶”。

倨顶型，由磬顶部的名称“倨句”引申而来。据《周礼·考工记·磬氏》所载：“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倨”为钝角形，锐角称为“句”。“倨句”合起来即指磬顶部弯曲的角度，“一矩”为90 度，“一矩有半”，即为135 度的钝角。因此，倨顶型磬即顶角为钝角的磬。据已公布的考古数据，商代至汉代的倨顶型磬，大部分顶角在100—140 度左右不等。

虽然倨顶型磬在夏代既已出现，在商代考古中也有零星发现，但是其大量应用却是从西周中晚期至汉代，这时石磬的类型基本为倨顶型。然而，同为倨顶型的磬，其底边形态却不一样，按时代早晚呈现平底（直底）、弧底和角底的发展变化。因此，根据磬底部的形态，将倨顶型磬再分为“直底”“弧底”和“角底”三式。目前来看，平底磬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春秋时期至汉代，以弧底磬占绝大多数，而角底磬在上古时期则十分罕见。其中，倨顶弧底磬发现数量最多，是发展成熟时期的磬型，其外观呈凸五边形，而角底磬的外观则呈六边形。

在所有上古磬的型式中，A-1 式磬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晚期；
A-2 式磬大约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山西襄汾陶寺M3015：17 及殷墟西区M701：72 特磬，可为A-1 式磬的代表。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版，第672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第1 期，第103 页。A-2 式磬有山西夏县东下冯H15：60 特磬，以及山西闻喜县南宋村所出特磬。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第98—99 页；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大象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 页。

B-1 式磬见于商代早期至春秋早期。如内蒙古喀喇沁旗锦山西府遗址和辽宁北票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磬，⑲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乐器史》，东方出版社1999 年版，第33 页；
郑瑞丰、张义成《喀喇沁旗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文物》1983 年第8 期，第54 页。陕西周原召陈乙区遗址以及陕西扶风云塘出土磬。⑳罗西章《周原出土的西周石磬》，《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6 期；
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 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 年第9 期。这些B-1 式直底磬的出土数量相比B-2 式磬不是很多，应为B-2 式磬之前的早期形态。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便有B-2 式倨顶弧底磬，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K3 出土的二里头文化三期特磬。㉑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㉒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㉓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㉕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 年第3 期。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㉗ 图7 采自注㉕之图二（3）；
图8 采自注㉖之图八四。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㉙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页。㉚ 方雪扬《寻访葡京的乐海遗珠——记里斯本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页。但是，从夏代至西周时期，B-2 式磬发现极少，直到春秋早期之时才大量涌现，而在战国时期和汉代继续发展，成为石磬发展的主流形态。

B-3 式的角底磬出土数量不多，大部分属于东周时期之后的仿制品（明器）。但从考古记录来看，此式磬的实用器在西周中期既已出现，如山东胶县张家庄西周中期墓所出石磬（见彩版图5）㉒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㉒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㉓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㉕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 年第3 期。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㉗ 图7 采自注㉕之图二（3）；
图8 采自注㉖之图八四。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㉙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页。㉚ 方雪扬《寻访葡京的乐海遗珠——记里斯本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页。。可是，此式磬在西周时期很少见到，直到东周时期才有一些发现，且基本都是随葬的明器磬，不能实际演奏。如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陶磬，㉓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㉒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㉓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㉕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 年第3 期。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㉗ 图7 采自注㉕之图二（3）；
图8 采自注㉖之图八四。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㉙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页。㉚ 方雪扬《寻访葡京的乐海遗珠——记里斯本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页。浙江长兴鼻子山出土的战国时期陶磬，㉔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㉒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㉓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㉕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 年第3 期。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㉗ 图7 采自注㉕之图二（3）；
图8 采自注㉖之图八四。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㉙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页。㉚ 方雪扬《寻访葡京的乐海遗珠——记里斯本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页。山东章丘女郎山出土战国时期陶俑所击陶磬，㉕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㉒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㉓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㉕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 年第3 期。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㉗ 图7 采自注㉕之图二（3）；
图8 采自注㉖之图八四。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㉙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页。㉚ 方雪扬《寻访葡京的乐海遗珠——记里斯本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页。以及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木磬㉖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㉒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㉓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㉕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 年第3 期。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㉗ 图7 采自注㉕之图二（3）；
图8 采自注㉖之图八四。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㉙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页。㉚ 方雪扬《寻访葡京的乐海遗珠——记里斯本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页。均为非实用的明器（见彩版图7、8㉗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㉒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㉓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㉕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 年第3 期。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㉗ 图7 采自注㉕之图二（3）；
图8 采自注㉖之图八四。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㉙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页。㉚ 方雪扬《寻访葡京的乐海遗珠——记里斯本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页。）。虽说陶质或木质的明器磬是仿自实用的石磬，其外形当有所据，但是，它毕竟不是实用乐器，其形制不可等同于实用的石磬。如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战国楚墓与角底陶磬伴出有陶钟，但钟的外形显然与实用的编钟相去甚远。由此看来，从西周晚期到汉代，B-3 式角底磬是否有实用器存在，还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来验证。

从汉代之后的音乐文物资料看，B-3 式角底磬应是石磬发展的最后类型，它在明清之时成为唯一传留的磬型。这种型式的石磬曾有考古记录，如陕西延安庙沟村出土1 件明代角底石磬，上刻“泗滨浮磬”四字铭文。㉘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㉒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㉓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㉕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 年第3 期。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㉗ 图7 采自注㉕之图二（3）；
图8 采自注㉖之图八四。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㉙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页。㉚ 方雪扬《寻访葡京的乐海遗珠——记里斯本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页。另外，此型石磬在国内外均有一些藏品，如故宫博物院和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清代乾隆二十六年石磬，㉙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㉒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㉓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㉕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 年第3 期。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㉗ 图7 采自注㉕之图二（3）；
图8 采自注㉖之图八四。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㉙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页。㉚ 方雪扬《寻访葡京的乐海遗珠——记里斯本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页。葡萄牙里斯本Medeiros e Almeida 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㉚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 年第4 期。㉒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㉓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 年第1 期。㉕ 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 年第3 期。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版。㉗ 图7 采自注㉕之图二（3）；
图8 采自注㉖之图八四。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㉙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4 页；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8 页。㉚ 方雪扬《寻访葡京的乐海遗珠——记里斯本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十五年石磬》，《文物天地》2020 年第5 期，第86—87 页。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石磬形制和类型呈现出多型并存的局面，一些磬型则在时代推移中逐渐消失。到西周时期，只有A-2 式和B-1 式磬流传下来，而其他如B-2 式和B-3 式磬则处于发展早期，在西周时期稀见。值得注意的是，在磬的多型并存时期，石磬由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单件特磬，演变为商周时期组合演奏的编磬，并在西周晚期至汉代成为磬的发展主流。绝大部分的单件特磬，在东周初期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明清时期却又重新回归，形成特磬和编磬并用。

中国出土上古石磬发展序列图

从新石器时代到西汉时期，除磬的顶部外，磬的底部形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早期磬的底部和四周边缘均不规则，后来，磬的底部逐渐变得平直，其外观呈凸五边形。从商代至春秋早期，均有此类倨顶平底磬的发现。但此型磬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别，如陕西澄城刘家洼出土的春秋早中期编磬，㉛㉛ 王清雷等《对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中国音乐》2019 年第4 期。㉜ 同注⑨，第54 页。㉝ 李清《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音乐探索》2014 年第3 期。㉞《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 页。㉟ 李学勤《秦怀后磬研究》，《文物》2001 年第1 期。其中M2 出土的部分编磬型式属B-1 式，然而其样貌与普通B-1 式直底磬略有差异，它的鼓博和股博呈现一定弧度，且分别与鼓、股上边交界处形成反向折角，但这并不影响它倨顶直底磬的类型归属。

东周至西汉时期的编磬，弧底及平直的鼓、股上边成为发展主流，但底部弧度有一定变化和差异，即底边凹弧的高度有小有大，这可能因磨底调音的程度不同所致。考古发现表明，直底磬早于弧底磬。弧底磬之所以能够成为编磬的发展主流，就其外形而言，当是因其结构合理，悬起后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既牢固稳定，又便于击奏下垂的鼓部。㉜㉛ 王清雷等《对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中国音乐》2019 年第4 期。㉜ 同注⑨，第54 页。㉝ 李清《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音乐探索》2014 年第3 期。㉞《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 页。㉟ 李学勤《秦怀后磬研究》，《文物》2001 年第1 期。

东周时期，以B-2 式磬的应用居多，达到发展的顶峰。但考古发现也偶见此式磬的变例，倨顶弧底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如安徽蚌埠双墩M1 出土的春秋早中期编磬，股上边及股博处有小豁口，整体形似龙首；
㉝㉛ 王清雷等《对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中国音乐》2019 年第4 期。㉜ 同注⑨，第54 页。㉝ 李清《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音乐探索》2014 年第3 期。㉞《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 页。㉟ 李学勤《秦怀后磬研究》，《文物》2001 年第1 期。陕西凤翔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春秋中晚期编磬的形状十分特殊，它的鼓、股上边呈现出内凹的弧形，不同于常见磬的直边。㉞㉛ 王清雷等《对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中国音乐》2019 年第4 期。㉜ 同注⑨，第54 页。㉝ 李清《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音乐探索》2014 年第3 期。㉞《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 页。㉟ 李学勤《秦怀后磬研究》，《文物》2001 年第1 期。这样形制的磬，在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也有著录，据李学勤对石磬铭文的研究，磬的主人乃一代秦公的夫人，磬很可能即出自秦公夫人之墓。㉟㉛ 王清雷等《对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中国音乐》2019 年第4 期。㉜ 同注⑨，第54 页。㉝ 李清《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音乐探索》2014 年第3 期。㉞《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 页。㉟ 李学勤《秦怀后磬研究》，《文物》2001 年第1 期。可见，尽管B-2 式倨顶弧底磬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中即已出现，但直到春秋早期，才占据主流。商西周时期较流行的是B-1 式倨顶直底磬，而B-3 式角底磬似乎是昙花一现，目前仅见一例西周的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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