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互联时代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历史、逻辑与理想

吕苑鹃

（中国自然资源报社，北京 100045）

自电视成为大众传播媒介以来，视频内容产品的制作与传播就具有很强的编辑效应。在电视时代，一方面，视频业的入行门槛极高，一般人不但缺乏必要的技术训练，面对昂贵的拍摄与剪辑设备往往也只能兴叹；
另一方面，视频传播的政策管制极严，在我国并不存在私人化的电视台或视频分发渠道。因此，视频内容的传播本身可以成为一个政策或技术问题，并不成为一个文化问题。

可是，进入DV时代之后，上述第一方面原因的门槛被逐渐打破，个体创作的视频内容逐渐增多；
而进入智能互联时代之后，第二方面的原因也不再成其为原因，因为商业化的视频分发平台已经屡见不鲜，特别是用户内容生产的平台上拥有大量个体创作的短视频或直播。面对新的媒体环境，在传统把关人效应普遍缺失的情况下，这些视频产品如何进行传播，才能在内容与主体之间实现较好的对应关系，实现信息传播、价值传播与文明传播的“三位一体”，始终是一个实践上的难题。尽管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已经可以使得内容传播实现以算法为基础的精准推送，但是，未加人工筛选的海量信息构建出来的“过滤气泡”或“信息茧房”还是“入侵”了主体日常生活，引发普通人“徒耗光阴”之感、之叹[1]。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反思视频传播的底层逻辑，构建一种计算机算法与人工编辑相统一的视频内容传播规范与生态就显得极为重要。文章尝试从媒体融合角度，分析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历程，并提出一种初步的未来传播指向，以应对当前常见的短视频算法推荐所带来的传播困境和“回音壁”“后真相”等难题。值得说明的是，文章所言的“集纳传播”是指对视频内容产品的有序生产、收集、整理与分发。如果说这一行为在电子媒体时代主要由人工编辑承担，是政策话语的体现，因而不具显豁性的话，那么，在平台时代它的天然的前置性，甚至以科技（如智能算法）的名义体现出的某种潜在的操纵性，值得加以深入分析。

从电视时代发展至今，不足百年，但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已经经过了两次重要转型，分别可以用21世纪初出现的DV时代和21世纪头十年之后出现的智能互联时代为节点。这两次转型前后，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出现了三种形态。

DV是“Digital Video”的简称，它是指以数字信息来记录动态图像的一种传播方式。1995年，索尼发布第一台DV摄像机，极大地降低传统胶片时代的技术门槛，使影像话语权的下移成为可能。有论者指出，“自2002年起，DV影像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虽然没有形成具有明确主题的一种运动，但的确已构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2]而在2002年DV技术广泛使用之前，视频内容集纳传播尚处于传统电子媒介时代，其形态可以归纳为“专业生产＋频道传播”。

这是电视时代视频内容的基本传播形态，它表现为专业队伍的内容生产与专业队伍的节目播出。在这一阶段，无论电视还是报纸，其编辑加工和刊播发行基本是同构的。以新闻节目为例，二者的集纳传播都需要至少经过“策划-采访-制作-编排-播出”5个阶段。其中，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受众”基本上是被动的，他们既不具有视频内容生产能力，也缺乏大规模传播渠道（频道）。就此而言，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是“卖方市场”，表现出很强的垄断性和控制性。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形态中，受众并非完全被忽视。不少研究都指出，受众自身可能出现的抵抗性解码，会使有着充分传播意识的传播行为整体失效，如传播学上经典的“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Osgood-Schramm’s Model）。

进入DV时代之后，大众化的视频生产逐渐成为常态，既往“高高在上”的视频内容制作“飞入寻常百姓家”，关于“民间影像”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在这一时期，视频内容集纳传播形态可以归纳为“大众生产＋融合传播”。

在生产端，数字化的影像生产一改电视时代视频专业生产的高门槛，变专业为日常，“小人物”的“生活日记”开始进入了传播主流。[3]而在传播端，视频内容产品的分发渠道则进入了基于流媒体技术的Web2.0时代。在这一大致出现于21世纪头十年的视频发展阶段，大众生产与互动式传播是一种引领性的话语。虽然视频的集纳传播还远没有充分进入全民生产时期，但敏锐的研究者已经指出，“在这种视觉化的形象狂欢中，视觉形象本身不但颠倒了各种官方文化的原则和美学标准，而且具有全民性和广泛参与性”。[4]在这一论断中，“官方文化的原则和美学标准”来源就是第一种形态中带有技术和渠道垄断属性的电视媒介。尽管在电视媒介占据主导时期的历史阶段中，分众传播（Narrowcasting，或译“窄众传播”）已经有表现，可真正使“受众”变为“传受者”（既是传播者，也是接受者）主体的，却是低成本、小巧轻便的DV摄影机。在这一阶段，视频的集纳传播是粗放式生态化的，它既可是在尚处主流的电视媒体上进行人工编辑后的传播，也可是在互联网上（如博客、播客中）实现个性化的自我传播。前者是第一阶段的延续，带有明显的编辑者意识，创作者的意图要经过编辑的裁剪，而后者则可能只是随机的、全民的传播，体现的基本是创作者的自我认识。

以2012年底安卓系统的大规模商用为标志，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时期，其基本形态表现为“全民生产＋平台传播”。从生产端来说，能拍照、能摄影的智能手机出现了，它迅速取代了曾被命名为“掌中宝”的DV摄录机，成为全民视频生产的主要工具。此外，随处可见的摄像头（探头）、行车记录仪等视频内容生产端口，也在源源不断地为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提供素材。而就传播端来说，传统大屏电视在这一阶段逐渐式微，纷纷转型，转战互联网；
在互联网上，以视频网站为代表的“平台”则开始快速崛起。于是，第一种形态的专业内容生产（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简称“PGC”）与第二种形态的用户内容生产（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在平台上相遇了。它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更孳生出“算法推荐”这一智能逻辑，使传统人工编辑、人为编排、线性传播变得愈发不合时宜。在算法分发的平台传播时代，“捧着手机看视频（追剧）”是全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专业化的电视频道（大屏）仍然存在，但影响力和覆盖面已远远比不上智能端口（小屏）。

上述三种视频内容集纳传播的历史形态，较充分地说明了传播技术的演进方向，那就是在赋予普通人以更多的话语权和表达空间的同时，“釜底抽薪”地嵌入新的技术垄断机制（算法）。

与第一阶段电视时期的视听研究主要集中于创作生产不同，从智能互联时代的后设视角看，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重点应该在集纳。智能互联技术的演进方向是让集纳与传播愈发自动化、智能化。就传播政治学而言，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拨。传统媒体传播，由专业机构进行，在传播话语权上占有优势，是为主流传播；
而进入智能互联时代，以大量用户自制为特征的自媒体传播构成了对前者的冲击，是为个体传播。而镶嵌在中间、容易遭到忽视的是以技术资本联合体为代表的“平台算法”，即智能传播或称“平台传播”。这一“三分法”背后，蕴含着智能互联时代视频内容集纳传播进入的复杂逻辑。

一方面，以权力为核心的视频内容传播仍然存在，典型例证是电视频道。早期的权力传播形态凭借技术对电视模拟信号波段的控制，实现了“一对多”的、排他的话语传播。发展到后来，尽管有观众来信、来电，以及后来出现的“摇一摇，抢红包”等传受双方的互动形式，但是，显然视频内容大众传播的“麦克风”还是处于传播者手中。尤其是线性传播的电视节目，什么时候说、说什么都由有着高度编辑意识的传播者决定。进入智能互联时代之后，不少新闻、社交或视频APP的开屏、首屏与置顶内容，也始终体现着主流传播的权力元素。

另一方面，以算法为核心的视频内容传播占据主流，典型例证是视频平台。无论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还是爱奇艺、优酷、腾讯等长视频平台，以技术资本联合体为支撑的“平台算法”都是它们得以广泛存在的基础。算法的出现，目的是吸引更多的用户聚集于平台之上，从而产生更多的注意力经济。因此，无论是用户自制与上传，还是非会员看剧中的“伸手党”，都可以被看作“无偿劳动”。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逻辑被资本逻辑悄然取代，为算法所精准预测的用户群体（圈层）打着“民主化传播”的幌子，逐渐陷入“过度的积极性”中。人们“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不能容忍一丝无聊”[5]。这种不能容忍无聊的状态，是事实上构成了当代人生活中常见的焦虑感之来源，也是“内卷”一词在晚近以来逐渐趋于社会话语核心的重要原因。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上述权力与技术两种逻辑代表了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力量在形塑视频内容集纳传播中的作用。客观看，技术进步是一种独立的力量，但从传播形态的实际演进中来说，技术进步要有巨大的资本投入才能实现。因此，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具有某种天然的正当性，甚至是必然性。只是，这种正当性造成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对人的摒弃。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算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把关人。德国学者韩炳哲说：“数字媒体的交流特点为：信息在生产、发送和接收的过程中没有经过任何中间人的中转”，“介入性的中间审级渐渐地被取消。”[6]这一说法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实践中有着部分的合理性，即“介入性的中间审级”从传统以校异同、校是非为主要工作的编辑（把关人）群体，转向了人工与智能相结合的视频内容审核。二是算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别人。在大数据时代，海量的视频产品要实现精准推送，关键前提是对视频内容进行分类和打标。而分类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重视的是群体（圈层）趣味，暗含的即是对个体趣味的忽视。

可是，对智能互联网的真实使用者来说，他们的体验未必如此。由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三种技术合成而出现的算法推荐（精准分发），使得绝大部分视频产品的用户感受到的是个人兴趣的被捕捉。一方面，个体被算法精准打标之后，确实可以被更为细分地分类管理，进入所谓“利基市场”之中，使大众传播走向分众传播。无论抖音，还是微视，视频平台总是“越用越好用”的，它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把握用户兴趣，进而实现“千人千面”。另一方面，个体的新需求可以被算法源源不断“发明”出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出现并不是在打开软件之前，而是在打开软件、滑动浏览了几页商品之后。这是人被物化的表现。当然，就此而言，智能互联网的使用者也可以“反其道”进行视频内容的创作生产，更加有效地认识圈层传播的规律，把自我兴趣与用户兴趣关联起来，进行第三种逻辑的视频内容集纳传播，即以兴趣为核心的作者传播，典型例证是社交媒体。

以兴趣为核心的视频内容传播在智能互联时代逐渐成为一种不同于主流传播、算法传播的特殊现象。如微信朋友圈的传播，尽管也可能有基于智能算法的广告插入，或受限于用户身份而转发的主流传播信息，但绝大部分视频内容是基于个体兴趣才出现的。一方面，这种集纳传播展示了个体关注，是视频内容进入“全民生产＋平台传播”阶段而出现的基于现实人际传播的新逻辑；
另一方面，这种集纳传播并没有完全脱离智能互联的时代语境，朋友圈里UGC的视频内容并非完全业余的创作，其作者在各种视频平台上的观看和接受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也就是说，对于智能互联时代的视频创作来说，算法已经成为了一种底层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批判以“大厂”和“平台”为代表的技术资本的同时，也需要对传统哲学意义上以“人”的面貌出现的、近乎“完美受害者”的受众（用户）加以分析，使个体的警惕心和资本的边界感同时成为智能互联技术的边框。

权力、资本、技术、兴趣，四者的复杂关联构成了智能互联时代视频内容集纳传播的基本框架。而在这一框架中，信息传播占据主流，价值传播与文明传播则较少得到呈现。特别是不同领域的专业传播，在智能互联时代很难得到破壁出圈，造成了传统纸媒时代大量的媒体机构（如杂志、学刊等）编辑与视频内容集纳传播的彼此隔绝。虽然不少传统媒体都在试图做出融合转型的探索，但就整体效果而言并不理想。这需要倡导一种智能互联网络的新传播逻辑，使个体兴趣与媒体机构之间能够形成充分而良好的对话关系，在广泛吸收新的传播主体（如自媒体）优势与特长的同时，避免传播场域中出现以“信息茧房”“后真相”等为代表的“劣币驱逐良币”恶性循环。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应然指向。要在权力、资本、技术和兴趣之间形成某种动态平衡，需要更为有效地利用智能互联网的底层逻辑，使技术逻辑与人的价值更相吻合。它至少包括以下几种理想形态：

一是个体趣味的重新链接。交互是智能互联网的基本特征，而由交互带来的人机互动、社交传播，都是个体趣味相互对话的技术基础。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趣味始终是区隔的表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但是，智能互联时代充分而直接的信息交换，为趣味与趣味之间的通话打开了新的可能。弹幕、网评，以及豆瓣、猫眼评分等新技术的运用，引导用户将观看的视频内容及观看时产生的想法和创意与他人分享、互动，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型的传播形态。论者更早就指出：“社交建构可以把激情、自我导向和社会连接带回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这是社交建构的最大好处。在最理想的状态下，社交建构将会使机构主导和控制向‘爱的劳动’转变。”[7]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前文提及的“无偿劳动”为“爱的劳动”取代，需要有对技术资本的高度警惕和有效监督，否则“爱的劳动”有可能变为“爱的剥削”。这就转入了第二种视频内容集纳传播的理想形态。

二是渠道形态的有机融合。媒体融合是一个常为新的老话题，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的转型已是常态，但其转型往往是弃旧迎新，特别是放弃专业优势转而试图以“网言网语网感”迎合受众。这不是一种有机融合，而是日趋同质化的竞争。所谓有机融合，关键是顺应时代与坚守本位的结合。如创刊于2006年的JoVE实验视频期刊，坚持医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领域的专业本位，并不因为要转型成新媒体而使科学传播变得娱乐化。他们顺应视觉时代的要求，利用“有图有真相”的智能互联逻辑，以5-8分钟视频方式形象直观地展现研究过程，使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学习和重复相关实验与技术，提高了学术造假的门槛，从而使科学期刊的科学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以往的专业期刊或图书中也会以镶嵌二维码的方式，让用户扫码观看相关短视频，有的在线期刊也会依托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系统提供可供读者点击的视频数据，但整体还是以文字描述为主，视频资料只以附件的形式作为支撑材料出现在电子文稿中。而JoVE则不同，它是一家彻头彻尾的“视频期刊”，是传播渠道形态的真正“有机融合”。此外，关于数字阅读的研究也早就指出，在智能互联语境中的阅读本身应该带有融合性特征，通过对视觉经验的调整，使深度阅读与浅度阅读在媒体呈现形态上能够相互补充，最终重建指向精神世界的阅读体验，避免因技术导致的浅薄化。[8]

三是传播偏向的刻意扭转。传播是有偏向的，传播学家早已指出，“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或者更进一步而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9]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达9.62亿，占网民整体的91.5%。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媒介，其导致的传播偏向至少有碎片化、强交互、低门槛、更直接等特征，其叙事往往开门见山，更易理解，从而消解了深刻，淡化了严肃。这是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的感性主义之偏向在新媒体上的体现。智能互联时代的视频内容集纳传播很容易迎合这种偏向，呈现出解构主义的姿态。面对这一现实，平台和算法都应该充分考虑价值传播与文明传播的要求，可以避免解构的危害，努力提高人文经典与深刻思想的传播空间，避免“娱乐至死”。单一媒体的传播偏向并不足以检测受众的接受水平、观影习惯。以艺术电影的排片为例，出于商业考量的院线往往对艺术电影不够青睐，但这不意味着观众对艺术电影的鄙夷。一些艺术电影的票房并不比商业电影少，正可以说明了在智能互联时代，传播偏向是有可能得到扭转的。

四是万物皆媒的场景建构。传播渠道的有机融合只是一种工具性升级，在虚拟现实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元宇宙成为基本场景，万物皆媒的传播生态是有可能结束深度与浅度阅读（思考）之间的区隔的。沉浸式的虚拟生存体验弥合了视频与文字之间的断裂，让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更加注重场景建设，5G、AR／VR以及8K高清技术的发展，使人的潜意识与显意识都具有了传播的可能。这样，价值传播与文明传播就有可能通过强感染力，让用户更有代入感地实现认同。譬如基于一个理论观点或社会现象（如伦理难题），营造出虚拟的场景，使用户沉浸于整个场景之中，更富具身性地感知新的生存体验，填补用户在平面观看视频内容的时产生的“思维断层”。同样，作为传播主体的媒体机构也可以在场景营造中建立相互的联结关系，相互推介和引流，做到用户共享、信息共享、资源共享。这样的元宇宙时代，恐怕是实现信息传播、价值传播与文明传播合一的途径。在这一方面，学者林玮的研究值得关注。他用富于学术史与前瞻性的判断，提出了“算法一代”诞生的命题，又在这一命题中注入了价值关切，使元宇宙（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具有形成充分对话、彼此关联、物物缠绕的可能。[10]

视频的集纳传播是信息传播进入电子-网络时代的特殊内容。基于这种内容传播，人类的整体文化与文明建构开始出现了重构的可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而这正需要对视频的集纳传播做更深的研究和探讨，形成更为充分、更富价值基础的架构和把握。特别是在对面向未来的网络生态构建中，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应该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形成什么样的话语与机构形态，是值得深入分析的。视听内容的集纳传播已经站在了元宇宙时代的开端，它的变革不仅值得期待，更值得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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