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骑射的重要性及社会意义
时间：2022-12-07 14:2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蔡童童
(长安大学 体育部，陕西 西安 710064)
“射”是用武器击中目标而非直接接触以取胜的一种较量方式，起源于远古时期人类的狩猎，发展到商周时期，“射”与礼仪相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用以展示和衡量技能、礼仪的“射艺”，所用武器也固定为弓与箭。在冷兵器时代早期，弓箭射手是兵阵重要的组成部分。战国时期，为了应对北方游牧民族骑着快马的突然袭击，赵武灵王进行了重大的军事改革：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1]，以骑射之备来守卫国土。随着胡服骑射的逐渐影响以及骑兵在战争中的崛起，马术与射艺相结合的骑射，即骑在奔驰的马上张弓射箭的武艺，作为力量与速度、技能与装备的综合体现，成为军事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无论是汉代击退匈奴，还是北方民族驰骋中原，都与其以骑射为主的军事实力有关。唐代，骑兵极为发达，对骑射的重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骑射在唐代社会居于怎样的地位？骑射对衡量、选拔武士有什么样的意义？唐代社会又是如何通过骑射来强健体魄、保持和提高战斗力的？为何骑马狩猎是唐代流行的图画和装饰题材？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来做一些分析、探讨。
在隋代，骑兵发达的北方少数民族一直是中原政权的最大威胁，优良的马匹，快速、灵活、极具攻击力的马上刺杀、射击，是突厥军事力量的一大特点，要想取胜，必须要具备强于对手的实力，隋末在北方任职的唐代开国皇帝李渊深谙其道，他选拔善骑射的武士组建骑兵，以突厥“居处饮食随水草”的野外环境，模拟敌我双方进行围攻与突击的实战训练[2]。李渊之子李世民，更是一位精通骑兵战的杰出军事家，在征战群雄、完成唐统一大业的过程中，李世民以优异的骑兵战术取得了对薛举薛仁杲父子、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的胜利，他也因才略出众“功殊今古”，被唐高祖李渊“特置天策上将军以拜焉，位在王公上”[3]，之后能以非长子身份登基皇位也与他卓越的马上骑射战功有关。
在巩固政权、保卫京城及皇宫的安全中，精于骑射的禁卫军更是唐代皇帝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开创北军守卫皇宫之例，其兵号“飞骑”；
唐太宗还亲自带领飞骑在殿内习练弓矢，又从中精选“材力骁健善骑射者”组成“百骑”[4]，不仅在突厥寇边时带着百骑与突厥可汗见面，以示震慑[2]，在外出游猎时，亦使百骑扈从其左右[4]，百骑是比飞骑更加威武强悍也更得皇帝信任的近卫武士。龙朔二年(662)，唐高宗将左右屯营独立出来改称为左右羽林军，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将“百骑”扩大为“千骑”，中宗景龙元年(707)又改“千骑”为“万骑”[3]，景龙四年(710)李隆基以临淄王的身份联合太平公主等人，率领万骑攻入玄武门，诛灭了韦氏，他也因此功“拜殿中监，兼知内外闲厩、检校陇右群牧大使，押左右万骑”[2]，实际掌控了皇室的马匹供应及守卫皇宫的武装力量，为他进一步夺取皇帝之位铺平了道路。随后，以太子监国的李隆基又将左右万骑营从左右羽林军中独立出来，组建了左右龙武军，与左右羽林军平行并举，合称守卫天子的“北门四军”[5]。从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家时的近身护卫到统一天下后的皇宫羽林，唐代前期的禁卫军，其主力都是精于骑射的将军、武士，机构的不断扩大亦反映出其对巩固封建皇权的重要性。
至德二年(757)，唐肃宗选拔骑射高超的千名武士组成衙前射生军(亦称供奉射生官)[2]，即左右神武军，与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总号“北衙六军”。代宗李豫即位后，于宝应年间(762—763)以射生军进入禁中清难，故又赐其名“宝应功臣”；
贞元二年(786)，唐德宗又将殿前左右射生军改为左右神威军[2]。加上天宝末年因安史之乱勤王有功、代宗时又护驾有功的神策军，唐代后期，守卫皇宫的北军“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2]，虽然名称、机构多变，但均以善于骑射的将军武士为主。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左右神威总计“十军”，最盛时发展为约有数十万人的武装力量，因为守卫皇宫而被皇帝倚重。因此，在关乎皇权存亡的关键时刻，甚至是皇太子的立废更换中，常常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唐中宗的复唐，唐玄宗助力其父唐睿宗诛灭韦氏、稳固皇位，唐文宗的即位等。晚唐敬宗时的张韶之乱、文宗时的甘露之变等等，也都是靠左右神策军平息的[2]。实力强大的左右神策军，不仅是守卫京城的精锐，甚至是皇帝直接掌控的一支野战军。
早在西周时期，王室贵族就重武习射，以“射”作为“男子之事”来衡量其体能与武艺，甚至以射艺来选拔定度阶层等级：“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6]战国后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对抗北方的林胡、匈奴，骑射之风渐入北方地区。秦汉时期，随着骑兵的兴起，“善骑射”成为衡量男子体能与武艺的一个重要标准，如西汉李广因勇武善骑射，抗击匈奴有功，汉武帝时期，官至未央校尉、骁骑将军、右北平太守[1]。霍去病也因善骑射为骠骑大将军，在对匈奴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1]。汉末，董卓能搅动天下，也是因其“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7]。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8]，涌现出一大批膂力过人、英武果敢、善于骑射的武将，如北魏起家时，为“代地之人”的古弼、乙瓌、周几、豆代田、陈建、来大干、陆真、尉元等等[9]，善骑射的骑兵是北魏强大且统一北方的重要因素。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习练骑射的尚武之风弥漫天下，骁勇过人，善于骑射尤其是“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成为社会流行的对武士的最高赞美语，如北齐名将綦连猛，为代郡长大的武士，“梁使来聘，云有武艺求访北人，欲与相角。世宗遣猛就馆接之，双带两鞬，左右驰射，兼共试力挽强弓，梁人引弓两张，力皆三石，猛遂并取四张叠而挽之，过度，梁人嗟服之”[10]。不仅男子，甚至还出现“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迭双”的神奇女子李波小妹[11]。北朝时期，豪门大族骑射之风极其盛行[12]，这在《魏书》《北齐书》《北史》中有相当多的记载。西域高昌国，6世纪中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男子死后随葬的衣物疏中，随附弓箭的现象十分突出，显示出其地“便弓马好骑射”的社会风气，国家以骑射作为训练军民的基本内容，骑射成为男子必备之技能，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迁徙的影响和军事防卫的实际需求[13]。
唐代初期，延续了北朝以来的尚武传统，社会风气极其重视骑射，开创国基和有作为的皇帝，个个都是骑射高手。隋代大业十一年(615)，时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的李渊率军袭击“龙门贼母端儿，射七十发皆中”[2]；
武德二年(619)，李世民与宋金刚大战，“以大羽箭射殪其骁将，贼骑乃退”，第二年李世民在率轻骑攻打王世充时，被重重包围陷入困境，又凭藉“左右驰射”实现了突围[14]。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以“性英武，善骑射”而著称，年仅25岁就主管皇室马匹和守卫皇宫的左右万骑[2]。大臣们也不例外，守卫皇宫重任的大将军，多是善骑射的忠臣，如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因“善骑射，喜驰猎”被提拔为官位三品的右武卫将军，他也因体格强健而活到了90高寿[2]。宰相姚崇，不仅政治才能卓越，且善于骑射，常与玄宗“偕马臂鹰”一同游猎[15]。当时风气，为官者若不会骑射，则会遭到挖苦讽刺，如出身于江南的初唐宰相萧瑀，皇帝曾赐射，因“箭俱不着垛，一无所获”，被欧阳询写诗嘲笑：“急风吹缓箭，羽手驭强弓。”[16]诗人张祜也在马背上写诗戏弄骑猎中“不知弧矢之能”的颜郎中：
忽闻射猎出军城，人着戎衣马带缨；
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山狐兔当头行[17]。
不仅男性，就连宫中女性，也跃跃欲试习练射艺，王建《宫词》中就有“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18]，甚至还出现了飒爽英姿的野外骑射高手，如杜甫《哀江头》诗中有：“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中双飞翼。”[18]骑射对男子都属于难度极大的技艺，但宫中四品、五品的才人，却将它实施得近乎完美，可见唐代主流风气对女性审美追求的影响。一直到晚唐，都有与皇帝并驾齐驱骑马射猎于野外的宫中嫔妃，如唐武宗“每畋苑中，才人必从，袍而骑，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与驰出入，观者莫知孰为帝也”[2]。骑射的基础装备一个是马匹，一个是弓箭。马匹属于国家战略物资，唐王朝极为重视，通过朝贡、交换、互市、战争等方式，从北方和中亚一带获取良马，其规模之大、品种之多，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到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时，全国马的数量已经达到70.6万匹[4]，创历史最高峰。唐玄宗时期，因其好骏马，仅御厩之马就有40万[19]；
与此相适应，唐王朝也建立起一套由朝廷控制的、庞大而完善的马政管理系统，一来保证良马优先供给殿中省尚乘局，以满足皇帝为首的皇家用马需求，二来保证朝廷日常用马及国家军事用马。唐代，作为兵器的弓箭，完全由官方掌控，其制作由朝廷少府监下的弩坊署负责，“督其缮造，辨其粗良”[20]；
管理则由卫尉寺下的武库署负责，“掌藏天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数以备国用”[20]。守卫皇宫的武士，所配备的武器有弓矢、横刀，一般为弓一，箭三十，胡禄、横刀各一[2]。这一点，我们在考古发现的唐代壁画及雕塑中都可以看到，如章怀太子墓壁画《仪卫图》[21]，一组守卫皇宫的武士，身体左侧佩带横刀、弓韬，右侧佩带胡禄；
懿德太子墓出土的釉陶骑马武士俑[22]，也是左侧横刀、弓韬，右侧胡禄；
杨思勖墓出土的石雕武士俑，则是弓二、胡禄一、横刀一[23]，可以满足“双带两鞬，左右驰射”。
唐代，善骑射的禁卫武士，最初多是元从兵或父子兵，即跟随皇帝打天下的将军武士及其子弟，如守卫玄武门的左右屯营。和平年代，禁卫武士则多从天下20岁以上的卫士中招募，条件是“勇夫壮士拔萃逸群”且“能骑而射者”，其身高要“先取长六尺(约1.84米)，不足，即选取五尺九寸以上，灼然阔壮，膂力过人者”[4]。除了身体强壮、膂力过人外，还要参加“射艺”的考核，具体项目有：“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即射程450米)，四发而二中；
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即射程345米)，四发而二中；
角张弩二百步(即射程300米)，四发而三中；
单弓弩百六十步(即射程240米)，四发而二中”，达到了方才视为合格。此外，还要“试弓马四次”[2]，即骑射要通过4次考核，成绩达到优异也就是必须精于骑射方可录取。虽然条件严苛，但一旦被选中，便免征赋役，身份地位随即大变，也为后续的升迁开启了一扇大门。
唐代，还在中国历史上首创“武举”考试，武则天长安二年(702)，令天下诸州有练习武艺者，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第一次把武科放在了与明经、进士两科同等的地位。武举考试由兵部主管，考试内容有长垛、骑射、靶射、步射、平射、马枪、翘关(举重)、负重、身材等等[2]，除去身材这一天生条件，射技占比达到一半，射技中又以骑射难度最大。受此社会风气和考试制度的驱动，民间便形成了喜好运动、注重骑射的深厚基础。
初唐皇帝自知江山得来不易，因此始终不忘武备，牢记骑射的重要，一个有效且乐于接受的途径就是通过骑马狩猎来加强武艺训练，保持强健敏捷的体魄和高超的骑射技能。唐高祖即位后，就开始了频繁的野外骑猎，根据《新唐书·高祖本纪》统计，从武德二年到武德八年(619—625)的7年里，李渊每年都要到长安周边及大荔、富平一带的河滨、原上、山里骑猎，最多一年达到4次，足迹遍及渭滨、清水谷、甘谷、白鹿原、鸣犊原、骊山以及九嵕山、北原、好畤、沙苑、华山等地，直至他去世前半年[2]。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强调“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14]，并将弓不虚发、箭不妄射的狩猎放在了与国家统一、国泰民安同等重要的位置，视其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
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
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
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4]
唐太宗在位总计23年，虽然政务极为繁忙，但也是经常外出狩猎，不仅长安城附近的昆明池、少陵塬、樊川、骊山，东到伊阙，西至岐山，也留下他骑马驰猎的足迹，虽然曾因“走马射帖，娱悦群臣”而受到大臣孙伏伽的劝谏[2]，但唐太宗不改初心，即使不便外出，也要率身边左右在后苑骑马射猎习练武艺，以此来保持骑射之功不废：“射猛兽于苑内，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发殪四豕。”[15]唐太宗的弟弟巢王李元吉对骑猎痴迷至深，甚至“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2]。长安城南“鄠、杜间有苍虎为患，天皇(指唐太宗)引骁雄千骑取之。虢王元凤，太宗之弟也，弯弓三十钧，一矢毙之”[19]。打下江山的李氏父子，个个都是名不虚传的英雄豪杰。
唐玄宗在王位时，就常常“臂鹰戎服”，骑猎于长安城南的韦杜田野[16]。即位之初，唐玄宗就在骊山脚下举行声势浩大的讲武礼，并亲自“体擐戎服，持大鎗，立于阵前”，发出“四方虽安，不可忘战”的号令[4]，随后在渭滨驰骋骑猎。唐玄宗还喜欢将弓箭赐给随从中的蕃客，让其“供奉左右”，他自己则在快马奔驰中迅速地搭弓射猎飞鸟，高超的武艺令身边的突厥使臣大为赞叹：“天可汗神武，天上则有，人世无也。”[4]
唐代，不仅通过日常的以骑射为主的狩猎活动来锻炼体能、提高武艺、培养胆略与精神，还通过田狩这种大规模的礼仪性的狩猎，来全方位地训练将士指挥、调度以及协同作战的团队能力，融洽君臣上下级的关系，以提升整体战斗力，同时也以此来彰显大唐的军威和荣耀：“六飞驰骋，万骑腾跃”，“左右戎狄，并申勇敢。”[4]
野外骑射狩猎惊险刺激，充满速度和力量感，不仅能强身健体提升武艺，获得巨大的成就感，还能纾解压力，愉悦精神，有助于心理健康，因此唐太宗将其视为人生乐事而痴迷其中。多才多艺、喜好游乐的唐玄宗，还在王位时就常常骑猎驰骋于城南韦杜之间，以致于常常“意乐忘返”[16]；
当上皇帝之初，通过声势浩大的讲武来整肃军礼宣威国力，之后，还多次骑猎于渭川，展示个人高超的武艺和非凡的气概，同时，还能克制性地将骑猎的爱好和愉悦纳入礼仪的范围，比如有一次在咸宜宫游兴正浓准备外出骑猎时，听到大臣苏颋要出殡的消息，立即“怆然曰：‘苏颋今日葬，吾宁忍娱游乎！’遂中路还宫”[15]。
反映人类狩猎活动的图像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岩画中就已经出现，随着胡服骑射带来的骑兵的兴起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尚武之风的影响，以马上骑射作为主要方式的狩猎活动，因兼有军事、体育、娱乐等多重性质而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流行，也因此成为图像表达和纹样装饰的重要题材，大量地出现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汉代，以图像表达呈现的地下王国里，骑马射猎和星象、神仙、车马出行、宴乐舞蹈等图像，一同构成了墓主人的精神信仰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理想场景，如西安理工大学考古工地发现的西汉壁画墓，M1墓室东壁中部画有《狩猎图》[24]；
在神木大保当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墓群，多座墓中有《狩猎图》，如M23的墓门门楣显要处的《狩猎图》[25]。河西走廊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其地域文化有着明显的西方和北方的影响，中原内地影响更是深厚，在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中，骑马射猎也是多见的内容，常常由一前一后两块砖组成，前者是马上骑射者，后者是被箭射中的虎、羊或野牛，如M37画像砖上的《狩猎图》[26]。
北朝是北方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49窟窟顶北坡，有骑马狩猎图。北周京城长安的贵族墓葬，仍然延续装饰豪华的传统，在表现墓主人跌宕起伏、大富大贵的人生时，骑马狩猎依然是和出行、宴乐一样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和身份标志，如西安北郊炕底寨村发现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墓主为粟特人，官职为萨保，在其安身的围屏石榻上，采用雕刻、贴金彩绘的手法，极其奢华地表现了主人生前出行、狩猎、野宴商旅、宴饮乐舞、宾主相会等片段，右侧屏风《狩猎图》[27]，反映的是马上张弓射杀野兽的情景。西安北郊大明宫乡井上村发现的北周大象二年(580)史君墓，墓主亦为粟特人，官职为凉州萨保，在其安身的石堂(石葬具)上，雕刻极其丰富，有出生、狩猎、贸易、出行、宴饮、静思，也有死后经过神的审判升入天国的细节，石堂西壁《狩猎图》[28]，表现的是马上张弓射箭击中前方猎物的情景。最为精彩生动的是山西忻州九原岗北齐大墓，墓道东西壁以流畅、细腻的手法绘制出气势磅礴的《狩猎出行图》长卷，为中国迄今为止面积最大的地下狩猎图壁画，从狩猎图中既可以看到北齐时期骑着骏马、带着弓箭的武士的风采，又可以看到骑射狩猎时的壮观场面[29]。
唐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注重现实主义表现的画家，创作了许多骑马狩猎题材的作品，如擅长画人物、鞍马的陈闳，画有《中宗射鹿图》《玄宗马射图》[19]，山水画家李思训画有《明皇游猎图》[30], 画马名家韩干画有《明皇射鹿图》[31]，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均未能流传至今。有幸的是，考古发现的唐代墓葬壁画，为我们保留下唐代贵族骑马狩猎的真实图像，如李寿墓壁画《狩猎图》，章怀太子墓(706)大型壁画《狩猎出行图》[21]，李邕墓(727)壁画《狩猎图》[32]。从发现的唐代狩猎壁画分析，在为死者营造和还原的生活环境中，骑马狩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若壁画中没有表现，也常常用成组的骑马狩猎俑来弥补，如懿德太子墓(706)出土的绞胎骑射俑[22]，马上武士张弓搭箭反身射向飞鸟，写实手法同于壁画。唐代，即使是女性墓葬，也不乏成组成套且形象生动、制作精细的骑马狩猎俑，如永泰公主墓、金乡县主墓出土的架鹰、携犬、带豹的彩绘狩猎俑，为人们了解唐代崇尚骑射、狩猎成风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
唐代，不仅用图像写实的方式描绘大型野外骑射狩猎的场景，用以表达对死者永久性的纪念，还在日常生活所用器皿上用骑射狩猎来作纹样装饰，以彰显和引导时尚潮流，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公元8世纪的狩猎纹印花绢片[33]，内容为武士骑马拉弓射狮，周围有猎犬逐兔、猎鹰追鸟，动感极强，且有浓郁的西方色彩。用骑射狩猎装饰最多的是唐代金银器，如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仕女狩猎纹银杯，杯身两两相间錾刻4组仕女游园和4组男子马上骑射的画面；
狩猎纹高足银杯，杯身上面錾刻一组武士骑马奔驰、张弓射猎动物的纹饰[34]。这种装饰有骑猎纹样的唐代高足银杯，大约发现有30余件，均作为主题纹样装饰在腹壁正中醒目处。皇宫贵族的宴席上，当人们举杯饮酒时，目之所及即是叱咤风云威武骑射的武士，可见骑猎在贵族中间受欢迎的程度。
唐代，由于统治者重视武备，使得骑射成为衡量武艺的重要标准；
由于统治者的喜爱，骑马射猎成为一种主流时尚。唐代前期，整个社会洋溢着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阳刚之气，连续开创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之治，综合国力也达到了历史新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骑射、崇尚武功，上至皇帝王子，下到平民百姓，莫不如此，中央皇权也处于强大的掌控地位。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骄奢淫逸之风盛行，国家武备逐渐荒废，个人追求也由建功立业转为极度享乐，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大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落直至最后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