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如何进入人类学

王海龙（广州美术学院 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视觉人类学如何研究人类文明，这是一个理论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视觉人类学是一门新学科，在它发展早期，其重要表现多在照相和影视方面。其主要成果体现在“文化救险”和人类学电影等领域。其后，随着视觉人类学在田野工作—文化志、考古学—史前学和应用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它逐渐拓宽自己的视野和研究范畴，几乎在认知、阐释人类文明和人类学的各主要分支中都有不凡的成绩。因此，发展到今天的视觉人类学早已超出了影视的范畴而渐进甚至嬗变成了一门富有认知和本体论意义的学科。

视觉人类学是如何工作的？它怎样记录和阐释文化？西方学者近年来出版过不少这方面的著作。但是中国学者怎样解码和呈现这个主题，这方面的理论著作尚不多。令人欣慰的是《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视觉人类学论稿》这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它用大量的篇幅和富有说服力的实践记录以及视觉资料阐述了影视人类学与视觉人类学的分野、视觉语言和语法体系如何呈现和表述文明，并运用大量的田野资料和视觉实绩以及对历史、民俗、典籍的考证等立体诠释方法从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视觉人类学在研究人类文化史和文明史方面的方法论和新业绩。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在新世纪探讨视觉人类学发展的世界学术前沿，我们中国学者没有缺席。

读《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视觉人类学论稿》（以下简称《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一书，首先感到其特色是立论新和物证全。此书开宗明义阐明了视觉人类学高屋建瓴的理论意义。

要论证视觉人类学的深层意义，首先须分析影视人类学跟它的关系。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门学科在引入中国学界时就有了“视觉”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两种名目。若想廓清它们的学术宗旨和意义，对二者的定义进行阐释和区分很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不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概念上，如果不理清二者的关系和学术范畴以及传承关系，其后的论证将失去根基。

《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开宗明义直击要点，用简洁的笔墨和论证介绍了影视人类学和视觉人类学之间的种属关系以及在学理上其阶段性开拓的因果范畴。纲举目张，确立了理论依据才能展开研究和论证。作者特别强调了视觉人类学与影视人类学的不同。这种界说不仅是对其定义的阐述，而更重要的，是赋予了视觉人类学更宏观的使命：它不仅是文化救险和田野工作的记录和工具，还是在更形而上和辩证层次意义上文明探源的利器。视觉人类学的使命无远弗届，它不会被摄影术发明以后的工具论者所局限，而是将人类的文明创造富有符号诠释意味的物像都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

“视觉”和“影视”之辩不仅是造像工具的区分，更是学术理念上的拓展。视觉包括人类感官所能感知的一切以形象为基础的物证资料，而影视仅只是摄影术的产品，一字之差却是整个学理范畴认知观的大变革。在这种意义上，所有具符号意味的物象皆能被纳入视觉人类学的范畴。邓启耀的视觉观暗合了国际视觉人类学界的前沿理论。大约在3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这种朴素的视觉人类学理念指导下从事视觉人类学对文明的破译工作了。

解决了“视觉”和“影视”人类学的分野及学理范畴以后，还有一个学术上的坎需要跨越。视觉人类学的范畴拓宽了，它的视野也放大了，从横的角度，它包括了大千世界和宇宙天地万事万物；
而从纵的角度，它的研究对象当然不会局限在19世纪摄影术发明以后的视野而是延展到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史前”甚至包括“人前”（pre-human）时代的整个人类进化过程。时间轴的延展和象限场阈的扩大必然带来新的课题。

用图探史和以图证史是一项富有探索意义的工作，这里却牵涉到了一个崭新命题暨人类学研究中的“成文史”和“史前史”的概念在视觉人类学中的意蕴。人类学概念中的历史和一般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有区别的。普通史学研究的是成文史，而人类学却将整个人类演进生成的历史当做自己研究的对象。毋庸讳言，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概念要宏阔得多。人类历史若从旧石器时代算起，有300多万年时光，而人类创造文字书写的成文史记录不超过6000年。与宏观人类文明的历史比较起来，有文字记载的成文史只能算是真正历史的冰山一角。

那么，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不是人类历史？对这一段的人类历史文明我们怎样察知，怎样研究和理解？文化人类学对这个课题给予了回答，而且用其研究实绩对研究这段历史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如果以文字产生和文字记录作为历史的基线，那么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在人类学概念中被称作是“史前史”（prehistory）。这个名词看起来有点矛盾——“史”前何以有史？如果史前史的概念可以成立，那历史学的“史”又依据什么呢。很显然，这个术语是个权宜之计，它把历史的基线定在了文字起源。

而《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面对和要廓清另一个概念就是成文史和史前史的分野。

史前史在人类学概念上的另一种说法叫做“前文字历史”（pre-literary history），这个说法就明晰易懂多了。它一般被定义为是指旧石器时代暨330万年前至文字发明的这一漫长阶段。在这无文字记载和描写证明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历史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又如何能确证它是人类真正曾经经历过的历史？自文字发明以来，人类已经习惯于相信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以为“有书为证”的东西更具有可信性。这种信任往往成就了一般人的常识。

但，写下来的历史就一定可信吗？文字会不会说谎？它会不会经由书写者用刻意的理念或意识形态筛滤而编辑、改写或作“清洁化”处理，仅留给后人他们允许或愿意让我们看到的一面？事实证明，这样的“历史”史料在古今中外都史不乏书。

人类学史学方法的出现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而视觉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史前时代，人类尚无文字，他们无法用抽象的文字形式来记录历史，但没有文字记录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无动于衷，他们在试图用各种方法记录并延续自己的历史、文明和经验。其中一种比较为人熟知的方式是口述史。古人将自己的历史、认知和经验用口口相传方式传诸后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人类神话传说的源头。这种口传历史和神话史料到了文字产生以后被陆陆续续用文字录入了早期文明资料，成了我们今天理解正史的参照物。

口头历史代代相传，内容是可贵的。但是，在沿袭和传承的过程中难免因记忆漶漫或技术问题等有缺失、错位甚至缺环断链。出现了这种情况，人们只好再凭记忆—猜想补入或羼杂想象和其他内容来衔接。这样，有的口头历史会出现臆说、异说甚至不可徵信的资料而变成野史。而这样的口述历史掺入了成文史后使得成文史的记录更成为了一片惑人的沼泽。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修《春秋》时就发现了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他提出了睿智的“礼失而求诸野”的历史观。这里的“野”就是民间、民俗和未曾被史书记载的鲜活的世界。这种理念暗合了人类学的主张。人类学研究史前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多从无文字的大书中去读取信息。他们用田野调查和深入无文字人群的当代原始部族去进行类比研究和平行研究，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和文化传承方式；
同时，也观察他们生活中的物象、器物、图像和仪式典礼等视觉资料来验证他们的历史，从而探知成文史以外人类祖先的历史以及文明和意识形态形成的可能渊源。人类学的方法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调查仔细记录文化志，19世纪新发明的摄影术无疑对人类学田野工作有巨大助益。

由此生发开去，人类学家受到了启发。既然现代科技工具协助田野工作时的视觉造像等能够成为拓宽拓深研究当代原始部族暨史前社会的利器，那么从古至今各种考古学及人类史前社会的视觉资料为什么不能用来协助我们的研究呢？——思路一拓宽，历史人类学的境界就迎来了崭新的局面。有了这个先进理念的指导，视觉人类学对图像、史前人类视觉资料研究的分析，以及利用田野工作和当代原始部族视觉资料的综合分析法来共同探讨人类文明的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邓启耀《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另一可贵的成果是，这部著作中也展现了我国学者使用视觉资料来研究史前学和无文字民族文化史的发展，它用人类学视觉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并验证历史，起到了很好的方法和示范作用。

邓著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视觉资料在记录和阐释人类文明中的意义，其书名就旗帜鲜明地强调“非文字书写”的意义。他声称，记载和呈现人类文明不止一种方式（即书写）而是至少具有着另一种参照系就是视觉记述的方式。他把这种视觉呈现称为“象”，从原始的“物象”到人造的塑像、刻像、铸像乃至于绣像—织像等等，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壮丽的视觉人类学研究史前—先古到今天的中华多民族特别是无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的壮丽画卷。其中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以及展示的研究方法对学界是有意义和具启发作用的。

在《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中，邓启耀利用了他擅长的视觉分析方法，结合他大量的田野工作视觉资料，从成文史到史前史阶段都有涉猎。比较可贵的是，他运用视觉人类学知识和西方研究“图语”的方法，从“看”与“见”的不同感知入手，来探讨“写文化”和“绘文化”的不同。在这种理论探讨中，他详细讨论了作为符号形式的视觉资料对历史的记录、分析功能并系统阐述了视觉语法、视觉修辞的概念，为视觉呈现历史和视觉验证历史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做出了令人信服的介绍。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是否有文字来界定‘文化史’或文明史，是一种片面的历史观”的论点。此外，邓著还认为“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也应该是文化表述的多样性”，直接为视觉表述和视觉研究张目，并用大量实践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呈现研究成果，替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实践做出了贡献。

什么是“非文字书写”呢？除了口述资料以外，另一重要的材源就是视觉资料了；
而且这一资料更为宝贵，因为它们是原装的、没有经过剪辑窜扰或由意识形态、法律伦理等修饰删减的原汁原味的文明史。

这些视觉资料从史前甚至人前时代就出现了，它们或以天荒地老巨石山川河流星空的形式跟远古人类的思维交集；
或以原始人类聚居处的洞穴画、岩壁画、雕塑和堆塑的形式呈现；
或埋藏在原始部落的物象叙述如蓍草、结绳记事、刻木印痕，树叶信、图腾柱、原始法器—卜具中；
也可能被揉进了古陶、图案、人—动物俑、青铜器、古民俗礼仪场面塑；
或者被编进了织物、凝聚成了蛙纹龙纹和各类图腾纹，设立成了千古遵从的仪式民俗舞蹈和喜—丧俗、至今活在山野活在卡佤族、黎族、苗族、傣族和纳西族山民身上和他们的日常中。这些视觉图证成了活的历史，它们在万年、千年中不断地述说着，寻找在听者和解人。

可贵的是，从古至今，上述视觉资料由于没有被正史或主流意识形态干扰，它们一般都以原始的、未经雕琢的形式保存下来了。因而，它们更能原汁原味地保留本真的文化信息，而研究这些视觉资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佐证。《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用了约4/5的篇章来以图解史、以图证史，给我们解决了很多以往读历朝历代历史书中无解和误解的问题。同时，它也结合考古学、民俗学、典章学和艺术史，结合大量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第一手资料，用口述史对应图像史，将口述文本、视觉文本跟成文史的文字文本相结合，综合论证，破解历史之谜和文字版本的不足。本书以大量的实绩证明，用图证史、以俗证史和用视觉资料推断、研究文明史的方法不止是可行的，而且是有益的。

在本书的“物象之观”“物象表达与‘修辞’”“物象媒介的图像化与符号转型”“陶塑：泥土的文化志”“青铜‘舆图’及其跨文化空间”“铸鼎象物与迁鼎兆运”“铸像民族志：古滇青铜器呈现的历史现场”“针笔线墨：无文字民族的另类书写”“灵的秘语：以苗族服饰中的蝴蝶纹样为中心”“民族叙事中的文化变迁镜像”等章节中，邓启耀以大量的第一手视觉资料和他多年田野调查的成果从视觉人类学的角度阐论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线索，而且在论证中大量引述了以往成文史中文字版本的“正史”作为基础，佐以田野工作和视觉符号语义分析，用视觉人类学物证解决了很多正史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使得本著不仅成为一部视觉证史的探讨性作品，而且修复了很多成文史中的缺环和断链，成了一部对研讨文明和历史有益的示范性著作。

比如说，本书对历史书中文字起源的论述和判断，不仅参徵了上古岩壁画洞穴画和各类视觉符号，同时也印证了中国西南一众少数民族的岩壁画、纺织和服装图案，用他们的民俗典仪中呈现的“活化石”般的历史来分析文字和原始符号间的可能渊源关系。同时，此著还从功能和意义探讨上平行研究了古今民俗记述手段中的契刻、结绳、刻画、树叶信以及当代少数民族民俗民风中使用的以物传情、以形寄意和以音谐义的诸多交流传通方式，结合中国古代经史典籍正史中的记录来立体验证上古关于符号—文字起源和形成的可能因素。特别可贵的是作者用自己亲自见证的民俗和亲自学习—描摹的类象形文字和各种前文字符号性质的少数民族书写系统如云南各少数民族岩壁画符号—古纳西文—东巴文包括古陶文、各种铸像文—纹等内容来平行验证其滥觞渊源的可能途径，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新思路。

本著最可贵之处还在于这本书提供了大量的个案研究。如前所述，作者在著作中现身说法，用理论带动实践。他重视以视觉语言叙史、以视觉资料证史，这是一本综论视觉书写与文字书写史料和史学的全新意义的书。在确立视觉书写的定义以后，作者强调“视觉表述”“形象思维”“原始思维”“图腾—符号史诗”的述史方式，以“看”与“见”的结合、“写文化”与“绘文化”乃至“铸像文化”的综合评判方式，强调内在的视觉语法，用书证——物证——图证——民俗证相结合的手段做个案剖析。

书中讨论了史前物象书写、田野现场及物象表述语法与修辞、山水万物与岩壁画破译、古陶烧结的文化志、铸鼎的官方书写、古滇青铜山野民族志、民族纺织物中的图腾和符号象征、苗族服饰中的蝴蝶纹、蒙古族“南漂”后的服色嬗变等等课题现身说法，证古论今，煞是好看。从刻痕—岩壁画—树叶信—花语，到古石器—陶塑陶纹，再到青铜—图腾柱—铜鼓—古滇青铜造像—百越民俗—苗瑶纺织图案—各族服装样式的历史传承，作者都做了具体而微的、立体的示范来验证经典—神话传说—民俗在视觉人类学图证中的文献意义。因此，它是一本有用的书和指导实践的书。不管读者是否受过视觉人类学的训练，通过研读此书，他/她一定能受到方法学上的启示，关心视觉人类学研究历史的意义。

不同于一般理论著作的枯燥和诘屈聱牙，《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此著除了上面说的富有启发和对操作性实践指导意义外。它特别强调言之有物，是一本具有工具书意义的学习和研究的范本手册。

由于本书志在解决问题，故而它提出问题时都有一个如何研究和解决问题示范性的操作展示。此书作者邓启耀本人除了是人类学家，同时还是一位作家和资深编辑，他深谙读者心理并在写作时留意吸引读者的参与感。在本书后记和导言中，作者介绍了此著原为他在中山大学研究生授课时的原始教材，故它时常展示出亲切地跟读者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互动模式。

这部著作的个案研究通常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展示问题的方式起始，但它并不急于马上解决问题——人类学最忌讳主题先行和价值判断，而是要求以亲历者和研习者的身份去感受问题、观察问题和体悟问题。在与读者一起吃透了问题的内容、意义并展示了原始视觉资料以后，作者才开始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拓宽视野寻找材源并穷尽资料，在掌握史实和事实的基础上从事分析、验证、立体考察和寻找答案。正是在这样一种探索和审慎的寻找中，作者全方位地比较，参照各种平行新资料，运用不同领域的综合方法来研讨和接近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邓启耀收集了关于其研究对象特别是云南史志和少数民族民俗民风物象的大量田野工作的笔记和视觉资料。在这部著作中他奉献了自己从上大学期间进行民族调查直至今日他追踪研究物象所汲取的几乎全部材料。诚如作者所云，为这本书，他写了近20年。这是一本以第一手资料和人类学田野工作实践支撑的视觉图说志。作者不仅在课堂上侃侃而谈，而且在这部学术著作上现身说法，试图向更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普及视觉人类学的知识并提供指导资料。它不仅是一本面向本专业读者传授专业知识的书，也是一本面向一般读者传播视觉人类学知识的普及读本。

笔者多年浸淫于视觉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接触西方视觉人类学家研习他国个案的资料较多，常常遗憾于我们较少有兼富可读性和具实践指导意义的视觉人类学著作，特别是以研究中国历史和民族志—民族史为宗旨的这方面著作更是亟需。《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填补了这一空白，足资欣慰。

撰写学术书的目的是给人读的，但一般理论著作容易写得枯燥如高头讲章，或吓退一般读者。《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却没有这个缺点。它行文亲切且注重寓教于乐，文笔清新耐读。阅读此书，有着阅读文学作品的愉悦和浏览通俗读物的明白晓畅。其阐述理论清通明澈，介绍个案幽默活泼风趣，描写则重寓意和启迪性，让人易记易懂。比如说，此书将青铜鼎铭和礼器喻为“青铜制造的《史记》”，把云南少数民族的纺织和服饰说成“穿在身上的民族志”，“筒裙上记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写下的字”，陶器是水火土共造的“视觉文献”，而少数民族宗庙和祠堂性建筑和雕塑是“叙事性视觉表达长卷”。这些风趣和形象的语言都是让人印象深刻且总结非常到位的。

《非文字书写的文化史》有着大量的图例和循序渐进的图说，并有很多第一手视觉资料的呈现。它有如一部视觉字典，相信有心的读者可以通过研习此书而学习其理念和方法，由此举一反三，渐入视觉人类学的领域，进行自己的尝试并用视觉资料对各种人文学科的课题进行思考，得出积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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