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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讲: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上)_孔子 教育家 思想家

    时间:2019-02-25 03:23:3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孔子的身世和人生很有传奇性。其父年迈古稀,其母正值芳龄,公元前551年年初的一个浪漫月夜,老夫少妻,幽会山东曲阜东南的尼山“野合”,当年9月28日降生了孔子。因做爱于尼丘,故取名丘,字仲尼。孔子出生不久,父亲老死,母寡儿孤,生活十分艰难。故而孔子自幼替人放牧牛羊、看管仓库,打过杂役,当过吹鼓手。到孔子成名后也不讳言自己的出身,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正是因为有这些经历,使孔子产生了浓厚的平民意识,提出“孝道”为先的道德观念、“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和仁民爱物的政治理想,赢得了万世后人的景仰。
      孔子一生坎坷,长期辗转于各诸侯,始终未被重用。到中年开创私学,其言论由门徒记录整理后编成《论语》;晚年整理文化典籍,曾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这成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贡献。
      
      一、孔子的教学思想
      
      《论语》一书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把知识的学习和传播,看作是儒人的一大乐事和崇高品格,他一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一)“知构”的分层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局动乱,生产高速发展,一方面推动知识的下移,造成社会对教育普及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加速了知识的分化,随着权势浮沉而造成知识鸿沟的扩大。在此情况下,孔子提出把人的知识结构分成“生知”“学知”“困学”“不学”四等,从先天和后天两个因素进行分析。他在《论语》中说: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孔子根据社会文化的分化,看到了当时知识结构的等级差距,他认为上、中、下三等先天认知能力不同,对待学习的基本态度不同,所以在进行教育时也必须有所不同。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对不同知识结构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是非常有道理的。
      (二)“切磋”式的学习方法
      孔子在《学而》开头强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孔子提倡朋友之间切磋式交流,提出了互动式求知的观点:
      1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2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4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5 “敏于事而慎于言。”
      他要求人们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主张不要固执己见,提出求学上谦虚谨慎、防止主观片面的“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在教学上,孔子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相互启发。
      (三)“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孔子非常善于针对不同人之间具体的学习目标,把同一个道理具体化,使每个人结合自己的实际去理解。孔子有这样的解释: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子路和冉有请教同一个问题:听到一个好的意见,是否要马上去执行?孔子对两个人作了不同的回答。他对子路说:你家里有父兄在,先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对冉有却立即加以肯定:应该马上去做。站在边上的公西华想不通了,孔子告诉他: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遇事轻率,所以要加以抑制。
      孔子提倡“因材施教”,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很大影响。
      (四)“学”“思”与“行”的辩证关系
      孔子一贯认为多请教、多见识、多思考、多实践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但他又不主张盲目实践,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他强调耳听目见、博闻广识,提倡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学生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关于“思”,提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眼睛看东西,用心思才能看得明;耳朵听声音,用心思才能听清楚;待人接物,用心思才能脸色温和、态度谦恭;说话用心思,才能忠实;做事用心思,才能谨慎;心有疑虑,通过思考才能发问;遇到不顺心的事,应该想着患难;有所收益,应该想着道义。总之,凡事要把学习、思考和行动结合才是。他还以宰予白天睡觉的事为教训,指出言语有时也不可靠,存在欺骗性,真正坚定一个人的思想还要看行为。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
      (五)“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说:“有教无类。”(《卫灵公》)他认为人有善恶,但善恶不是天生的,是接受教育的结果。所以孔子主张加强教育的广度和力度。首先他提出“仁”是鉴别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又指出人不可能不犯过错,任何过错都与他交往的人和社会环境有关,所以“人之过也,各干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里仁》)。只有犯了错又不改的,才是真正的错,“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
      在孔子的学生中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身份和不同生活经历的人,有的家境贫困,有的出身豪门,有的来自市民,有的没落贵族,他们经过孔子的教育,后来都活跃在各个领域,成为当时的杰出人才。
      
      二、孔子的正名思想
      
      上古时期有一种注酒用的酒器叫“觚”,长身哆口,多角棱形,相传自尧舜时代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延续至商周。可是春秋时,觚不仅变成了多棱角形状,也失去了礼器的作用。在孔子眼里简直无法容忍,因此感叹说:“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朱熹指出这是孔子在借题发挥,意思是“觚”的外形和功能都改变了还能叫“觚”吗!表示他对当时名不副实的体制的感叹。
      (一)为政之先,必正名
      孔子对“政”下过许多定义,他认为“政”是一种行政的措施,是一种较长期的行政行为,故而“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所以推行政令的时候,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贪图眼前的功利,要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孔子不主张暴力统治,他给当时的执政者指出了挽救岌岌可危政局的为政道路,那就是统治者自身要“正”,要做善事,用自己的作风去影响自己的百姓。所以他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 必候。”(《颜渊》)
      孔子把个人的政治修养归为一个“敬”字: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因为“敬”是“正”的前提,是为政的基础,所以孔子主张“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颜渊》)。
      (二)名正言顺,事方成
      孔子把“知”的对象分为两大类,一类如宇宙天地这样的事物,一类如鸟兽草木等事物。孔子认为前者一般人是无法认知它的,因此也无法命名,唯有圣人的伟大德量,才能理解并与天确立准则。孔子赞叹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至于对一般的事物的认知,必须先经过学习,尤其是学习《诗经》,所以孔子又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在孔子眼里,《诗经》不仅仅是一本“思无邪”、教育人修身养性的经书,而且是一本向人们传播百科知识的教科书,所以他郑重地宣布:“不学《诗》,无以言。”(《季氏》)
      (三)名之可言,言必行
      凡是心中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用言语表述出来,凡是用言语表述出来的内心思想都必须付诸行动。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对“言”与“行”的关系作了这样的分析: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子同:“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孔子多处提醒他的学生,说话要谨慎,做事要敏捷而不鲁莽。所以“言”不在于累赘,而在于“忠信”;“行”不在于果断,而在于“笃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
      孔子的学生子张把这段话记录在自己的袖管上,以志铭记。孔子坚持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四)君子于言,无所苟
      孔子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为政》),把认真办事、谨慎言语看作是一个人好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有些人花言巧语、察言观色,却很少做正经事。《论语》中反复出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一句话,就是反对花言巧语。
      那么怎样才算是君子之言呢?孔子指出,言语的核心内容“礼”,也就是孔子言论的中心思想,他把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落实到言语交际的角色意识、信息沟通、礼仪情感的互动传播中,主张“非礼勿言”(《颜渊》)。言语的标准形式是“雅”,它是孔子言论中的主体模式,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雅”就是规范化,“雅言”就是先秦时期规范化的语言,即经过“正名”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但孔子提出的“雅言”的含义除了语言形式的规范外,还包括思想内容的规范和行为的规范。所以孔子主张“非礼勿言”(《颜渊》),曾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明确指出了言语不仅仅服从于现实的交际需要,还有一个传之久远的追求。
      孔子还总结了一些言语传播的戒律,例如“不说空话,实实在在去做”“少说招怨的话,少做后悔的事”“不要轻易说话,以免招来耻辱”“说话不知羞耻,那么做事就寸步难行”;指出与人交际的三大禁忌:1、不知道的事偏插嘴,叫浮躁;2、知道的事故意不说,叫诡秘;3、不观察客观情况乱说,叫糊涂。
      孔子认为言语虽然是考察一个人知识修养和道德品质的重要表征,但是也不能仅仅从言语上去取人,从“正名”的辩证关系看,既听其言,又观其行;既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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