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社会责任_教育家校长的职业责任伦理与社会责任伦理
时间：2019-02-16 03:27:5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重视伦理素质培养是教育家校长成长的基础条件。懂教育的校长可以分为教育专家校长和教育家校长两类。从伦理素质的角度看，对校长的伦理诉求也应当分为职业责任伦理和社会责任伦理两个层次。教育家校长的责任伦理底线包括热爱教育、爱人、奉公守法、勤于学习、服务等五个方面，其中为“客户”服务的伦理应当保持策略立场：先进而不冒进；引领而不消极；妥协而不投降。从教育本职出发积极承担更为深刻的社会责任是教育家校长的“地标”，促进社会民主和维护社会公正是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教育家；校长；责任伦理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9-0005-04
温家宝总理近两年谈到我国学校教育发展时，反复强调要让教育家办学。他曾说：
“让教育家办学。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Ⅲ“我们需要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笔者认为，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教育家办学”的主体包括学校校长为主的学校管理者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温总理在讲话中实际谈到两方面问题：一是教育家的办学思想和道德境界，另一个是他们的专业精神和能力。教育界对温总理的讲话反响很热烈，但是对教育家校长的伦理素质要求的分析还不够充分，有待深入研究。
教育家校长是校长群体中的普通成员，像其他校长一样执掌学校运行，应当具有校长的基本素质。但是他们又是不普通的成员，他们对于教育有比较深入的专业理解，有广阔的社会视野，他们是教育一线的领军人物，其真知灼见和卓有成效的管理成果，对社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懂教育、有能力而具备基本道德素质的校长可以称为教育专家校长；而那些懂教育、有独到教育思想和创造性成就、有比较广阔社会视野和勇于承担更大社会责任的校长可以称为教育家校长。所以，对校长的伦理诉求也应当分为职业责任伦理和社会责任伦理两个层次。
一、对教育家校长的职业责任伦理的底线要求
所谓职业责任伦理是处于一个校长位置的人由于职业要求所应当具备的基本伦理操守。高尚的伦理素质是办学教育家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克尽职守的必要条件，也是关系其专业素质能否“合教育性”发挥的基础。本文在这里没有使用办学者“道德素质”的说法，而是采用了“伦理素质”的概念，其原因是考虑到“道德”和“伦理”在实践应用中的区别之一就是“道德”往往指个体性的行为规则，而伦理指组织行为规范。教育家的办学行为虽然充满了个体化的表现，但是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它体现了学校教育的规律，回应了公众利益和社会理想的要求。教育和教育管理是专业性很强的社会活动，专业化的发展使得校长关注管理的科学性，这样更有效率，操作上更方便。但是这种科学的管理却很容易导致管理上的简单化，忽视实践中的具体情景，忽视教育管理的对象――人的内在特点，也容易忽视教育活动中美好而复杂的价值因素。教育事业是育人的事业，它凝聚了对人类美好的理想价值的关注，如真理、正义、关爱、责任、美、幸福、和谐、进步等，借助各种教育活动把它们一代代传递下去。教育家校长的道德理想、信念和行动决定了他对这些价值的认识和实践组织水平，也影响他们对于教育规律的感悟程度和实践水平。
职业责任伦理范围内的第一项要求就是热爱教育，忠于职责，办好学校，带领教师教育好每一个学生。热爱教育，就是把学校的管理当作可以献身的事业来做，把它看作促进社会公益和实现个人发展的结合点。热爱教育，就要用专业精神从事这一职业，要内行，要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按照教育规律办好学校；要有研究态度，不仅管好学校，而且要发展它。热爱教育，对校长还意味着要克服种种诱惑，始终坚持在教育第一线，扎扎实实干一辈子。8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有感于一些校长到处兼职捞取薪水而耽误了学校工作，写了一篇题为“整个的校长”短文。他说：“做一个学校校长，谈何容易!”“国家把整个的学校交给你，要你用整个的心去做个整个的校长，要这样做才可以发扬专业精神，增进职务的效率。”从职业生活的时间横断面看，教育家校长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运行和发展筹划上面，这样才能把工作做深、做细。从时间的纵坐标看，校长只有长期扎根于学校，才能潜心教育，积累经验，摸透规律，以深厚的教育素养和社会基础，按照教育规律办出好学校，办出不断发展的学校，创新学校教育。在这方面，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R.Levin)的行动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莱温是著名经济学家，当过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和耶鲁大学文理研究生院院长，1993年被选为耶鲁大学校长。上任17年，他不带研究生，也没有主持或参加过一项课题研究，而一心一意地当好耶鲁校长。他带领耶鲁大学冲破保守传统，作出卓越成绩，恢复了耶鲁大学在美国著名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并筹集大量资金改造和修缮了有300年历史的古老校园。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作题为“大学校长的领导工作”的演讲时，他说：“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展望大学发展方向和提升大学品质的愿景，能够制定远大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将大量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
第二是爱人。首先是热爱学生，热爱教师。爱不仅要有发乎内心仁慈情感的母爱，还应当有科学理性的父爱，爱应当“发于心，见于行，成于规”。所谓“规”是指教育规律和合理严谨的制度。也就是说，这种教育家的爱不应当仅仅是注意安全、说话和蔼与关心需要等感性的关爱，还应当是深入研究和细致践行教育规律，真正落实到促进每一位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学校生活中的个人价值，感受到进步和幸福。教育家校长爱学生和爱教师需要勇气，应当敢于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甚至不怕冒风险。伟大的苏霍姆林斯基身上所体现出的对孩子们神圣般的爱是令人感动的，他抗拒来自上级的违背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形式化教育，而他却受到严厉的批判。对他来说，“首先需要忠于的不是上级文件，而是学生的心灵。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首先选择孩子”。
第三是奉公守法。校长管理权力的本质就是公，是社会对校长的委托，所以校长的一切管理行为应当是为社会、为公众而不是为自己；而且首先是为“大”公，即社会公众，其次才是“小”公，即学校群体。在这点上，罗伯斯庇尔对政府所说的一句话同样适用于校长：“真正的人民政府的本性，就是信任人民和严格要求自己。”奉公就要守法，守法是由维护公共利益的原则决定的，是履行管理人员义务的保证。教育家校长特别重视“权利”意识，他尊重学生、教师和其他当事人的各个方面的合法权利，自觉地站在法律和伦理的立场上 维护这些权利，哪怕这种维护使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当然，教育家校长也能很公正和很坚定地维护学校的权利和自己的领导权利。
第四是勤于学习，善于独立思考。在一般人那里，学习和思考是个体认知行为，好学顶多是私德勤与智的表现。但是在一名承担学校发展责任的校长那里，在学习方面“懒”不得，被动不得，不能唯书、唯上，更不能邯郸学步。校长个人的学习关系学校未来的命运，关系到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水平。无学少思的管理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仅仅凭经验、拼体力的管理已经和真正的负责相去甚远，实际上也很难真正负得起责任。也就是说，学习与勤奋敬业、克尽职守、坚持真理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是学校组织框架中的公德，也是教育家校长得以成功的基础。
第五是实事求是地提供服务，综合承担各种“顾客”的合理要求。教育家校长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学校与各种服务对象――政府、学生、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社区组织和居民――是一个大的社会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服务对象的要求是多样的，性质也良莠不齐，但是多数都有其合理性。满足“顾客”要求是学校天经地义的责任，但是教育家校长应当有自己的立场：先进而不冒进；引领而不消极；妥协而不投降。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得好，每个教育家应不唯俗、不唯术，只唯实。
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教育家校长的伦理“地标”
前文所述的那些职业伦理规范，对于一名合格的校长来说，是底线要求，达不到这些标准，很难履行好起码的职责。但是对于一名教育家校长来说，仅仅如此就不行了，他们更需要具备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伦理素质。
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更为艰难的深度转型时期，这种转变是比技术现代化更为艰难的政治、文化、社会管理结构的变革，这些变革涉及到一些根本体制和制度问题，也涉及到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升。所以对于中国的校长来说，特别是对于未来的校长群体来说，改造社会的使命向教育家校长提出了更高的伦理要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校长要有社会责任伦理修养。
首先，教育家校长要有更高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教育，但是超越教育，它既表现为对新的教育发展使命的主动承担，也表现为对与教育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的积极主动的回应。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树立了楷模，他在《自勉并勉同志》一诗中说：“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先生所说大事就是改造社会、改造环境。“我们研究学问，非只为增加一点个人的幸福，目的总是要改造社会。”他认为，有三类教育家很难受人敬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一个真正有使命感的校长一定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和“敢人未开化的边疆”的人。大家现在认可一点：教育家校长要有自己的办学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一定不能仅仅是教育的技术思想，不是就教育论教育。教育家校长要具备更广的社会视野和更深远的制度性思考，并且坚持真理。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家校长应该具有这样的气质：他们不仅以专业知识和技能履行职责，还将专业知识运用到公众活动之中，从教育问题切入，关心国家的发展和命运，深刻思考在国家发展中教育应为和能为之事，也尽量拒绝或回避那些违背教育规律和违背社会公正之事，哪怕这些事情给自己和学校带来利益。比如，用公共教育资源举办私立性质的“校中校”，无论这件事在“充分挖掘优质资源”的主张下显得多么有理，但是从短期和长期来说它都是严重的、不公平的，所带来的消极连锁反应和交叉互动是难以消除的。从实际情况看，我们还比较缺乏这种类型的教育家群体。我们的很多校长包括一些“名校长”，他们在教育专业方面做得很深、很尽责、很专业，在社会责任方面也能够在创新教育等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面对一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和教育现象，他们常常集体失语，也缺少限制自己某些不公平行为的勇气，甚至缺少谈论的愿望。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存在主要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社会上存在着复杂的要求，因此不能苛求那些有成就的校长。但是从伦理角度看，我们不能说教育家群体还有尚待完善的地方。
其次，教育家校长要有民主责任意识。一些行政伦理学家认为，这是管理者的“高级伦理责任”。所谓民主责任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管理者在教育实践中通过合法、透明、反馈、群众参与的制度和程序维护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利，保证教职工、学生和社会公众参与对学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二是通过制度建设和引导培养师生的民主意识和能力。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缺少民主内涵的教育现代化也是不完整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众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但是无论在管理者还是在被管理者那里，相应的民主意识、民主制度(包括程序制度)和民主能力都很不完善。这项工作需要从基础抓起，现代教育家校长应当是启蒙者和身体力行者。应当指出，在我国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情况下，一批有能力的校长把学校教育工作治理得井井有条，发展势头很好，学校外部声望很高，但是学校内部却出现管理者“一言堂”，教师、学生和家长参与学校的权利被虚化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理论和政策上一直受到肯定的校长负责制在一些学校的教师评价中却其说不一了。
再次，教育家校长必须有社会公正意识，维护教育均衡发展。接受平等的教育是每个学生的基本权利，是社会公正、健康、和谐的基本表现。维护教育公平的首要责任在政府，但是每所学校应当自觉调整与其他学校的利益关系以及学校利益与学生利益的关系。在过去30年中，创新、竞争和开发的意识给校长们的工作带来动力，但是也使得一些学校校长在一些政策和某些“正当理由”的支持下，在处理学校之间和学校内部利益关系中采取了一些“以邻为壑”和“掠夺弱者”的做法：凭借资金、声望、地理等优势挖掘别的学校的优秀教师、优秀生源；在支持农村学校的时候把能力弱和别人不需要的学科的教师派出去；在学校内部放弃对基础薄弱的学生的指导，甚至采取限制措施剥夺他们参加升学考试的权利；等等。一部分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的学校以及各地的“名校”和“名校长”在这些问题上有一种“强吃弱理所当然”的特权理念，认为这是市场行为，政策允许，没有什么不好。这些现象的存在固然有制度上的原因，但是缺少维护他人权利的伦理意识，缺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公正心理，不能不说是部分校长身上的缺憾。应当指出，真正的教育家有社会视野和教育整体意识，他们是不同意这样做的。陶行知先生就特别反对以牺牲其他学校的利益而发展自己的领导行为。他强调，学校发展应以不损害他校利益为前提，否则这种发展就是不道德的。针对当时个别学校为解决师资紧缺而不惜重金挖兄弟院校墙脚的问题，陶行知明确指出，“增加教员，与其攫取人之所有，不如培植己之所无”，学校发展“总以积极扩张而无损于他校为是”。
也许有人说，按照本文中的全部标准，特别是第二个层面的标准现在没有多少校长能做到。还有人可能说，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这些高层次的“圣人”标准可能带来“剩人”(失败者)的结果。这些话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在具体情况下尽量去做、努力去做、创造地做、智慧地做，而不能坐等制度全部完善才去无忧无险地做。教育本身就是带有很强理想色彩的事情，不在今天为明天的理想培养和准备人才，明天的理想岂不是空话。没有教育家校长从今天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能够做的做起，为了明天的教育又如何起步?可以说，为明天考虑、经得住明天考验的校长才是真正的教育家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