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版图整合是怎样实现的：中国史被忽略的一个方面

姚大力

蔡美彪主编的十册本《中国通史》宋代部分开端，在论及宋王朝“基本上依据秦、汉、隋、唐以来的国家制度，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时这样写道：“秦始皇实行地方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制和兵制，创立起完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此后，历代统一王朝订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础上有所增损。”

以上两处引述中，前一处当然完全可以成立。而后面那句话作为一个全称命题，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在认识与评价传统中国实现大规模疆域统一的历史进程时所长期持有的某种相当普遍和一贯的看法。据此，经汉、唐两朝加以调整、损益、扩大和改善的秦制，奠定了公元第二千纪之内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模式的基本格局。正是从这样的认识角度看问题，辽、金、元、清等由各入塞人群所建立的国家，其所以成功是因为统治者施行汉化；
其所以失败又因为他们汉化得还不够彻底。真是“成也汉化，败也汉化”！

本文试图说明以下两个互有关联的问题：其一，传统中国实现在中国历史时期和空间范围内的疆土大整合，是经过两个不同阶段才得以完成的；
其二，历史中国曾先后采纳了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因而也才可能将如此广袤而多样的地理区域纳入大一统国家的版图之内。

中国历史上的版图整合，可以分为唐与唐以前，以及十世纪之后这样两大阶段来考察。前者是构成中国的各区域板块分别在各自板块的地理范围之中完成区域内整合的阶段；
而从10 世纪起，国土统一过程遂以跨区域的整合为其基本特征。

公元前二千纪末叶，汉族祖先人群在华北形成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人类共同体。他们在春秋时自称为诸夏或诸华，由秦入汉之后乃以华夏名。先秦时代该人群分布的南界，大体在淮河—秦岭一线之北。古人早就发现：“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
而“南方无河［之称谓］也”，“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江字的上古音读若krong，是用来记录孟—高棉语klung（译言大河）的写音汉字，故不流行于北方。由此可知南部中国那时居住着很多说孟—高棉语的人群。

从刘向《说苑》记录的“越人歌”，从所谓“楚人沐猴而冠”（沐字用以记录藏缅语辞myok 的读音，译言猴），又可推知那里分布着说壮侗语和藏缅语各种语言的人群。苗族、瑶族中有些群体至今分别自称Hmong、Mian；
古籍将南方土著泛称为“蛮”，或即由此而来。可见那时的南方还分布着大批苗瑶语人群。由于秦的统一，南方被纳入“中国”的版土范围。但当地土著几乎全非汉人。所以秦的疆域虽局限于中国的东亚板块，在当日它却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但中央王朝在汉族祖先人群分布地之南的广大区域建立起与北方一样发达的郡县治理体制，是经过长时期努力才获得的历史成果。

以下举浙东和福建两地郡县建置为例说明之。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在会稽郡共设立26个县，其中位于江南—浙西者凡12 县。在设立于浙西和今福建地区的14 个县中，位于三门湾以南大片山岭之中者，只有大末（治今龙游县东）、回浦（治今临海县东南）、冶（治今福州）三县。这与当地土著本来就人口稀疏有关，与西汉政府将原先居住在那里的瓯越和闽越人群强制迁徙到北方更有关系。

东汉初大末、冶二县仍旧，省回浦为乡（西汉设县之前，此处本来就是鄞县的一个乡），寻复县、更名章安。此后仅增置一县，即以章安东瓯乡为永宁县。至孙吴时期，乃先后从章安分置出松阳、南始平二县，又分章安、永宁置临海县，再从永宁分出罗阳、罗江两县，遂以七县新置临海郡，后又增置初宁一县（地望无考）。在今福建，东汉时已析东侯官（即冶县）之北乡置汉兴县（孙吴改为吴兴），孙吴时又分东侯官置建安、南平（后更名邵武）二县，复析建安之校乡置将乐，再新置东安、南平两县，加上从邻郡划属过来的建平，遂得以此八县新置建安郡。属于两郡的这些新县，大体上是按先北后南的次序陆续建立起来的。

先北后南的置县次序，与北方汉族农业人口大规模南迁呈同步推进的趋势，充分表明了汉民族持续向中国南方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顽强努力与中央王朝用郡县制度来逐步消化南方疆域这二者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分子遗传学（分子或基因水平上的遗传学）研究告诉我们，平均每百名今日南方汉族男女成员中，有92 人可以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来自北方的父亲，而有54 人则最终渊源于南方本土的母系。它极其生动地从人口动力学的角度，解释了汉文明是如何做到把南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域覆盖于其下的。

如上所述，汉唐式国家通过推行郡县制来巩固新增扩疆域的策略，必须有大批汉族移民的支持，包括把早先盲目地向可以生存的地区流动的汉族人口作为国家设立行政建制的事实上的先遣队和接应者，以及把建立郡县制后更大规模地、源源不断地迁徙到那里的汉族移民作为国家治理的本土化经济支持和文化响应基础。

但是只有可以从事农业（至少是雨养农业）经济活动、并且相比之下较容易到达的地区，才会成为汉族人群迁徙的地理空间目标。云南拥有很多宜农地段，可是那里与汉文明发达区之间相隔太多的崇山峻岭，长途迁移过于困难。因此尽管汉晋试图在那里全面实行郡县制，结果仍因缺乏军事弹压和行政管控的地方社会基础而陷于失败。处于太平洋季风区边界之外的广阔的中国西部，则因为缺少雨养农业的自然条件，更不可能吸引汉族农业人口朝那里移民。

因此，汉唐式王朝在宜农地区的版图扩展，较易沿着孤悬式控制、散点式控制而发展为圈网式控制，直至那片地方变成足以自养的政区，即在那里实施治理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都达到了大幅度本土化的程度。

与这样形成的内扩型疆域不同，在无法从事雨养农业的地区，汉唐式王朝的疆域扩展往往被迫止步于散点式控制的局面，从而形成实施中央治理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长期依靠中央调拨的外悬型疆域。一旦中央疲于供应，那里就很快恢复到汉人眼里的“化外”状态。

在汉唐型政权之下，中国西部至多也只能属于尚未被真正“消化”的王朝版图。

西汉武帝时期，汉文明对它边界之外的人类世界的认识，获得了划时代的扩大和深化。但传统中国看待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天下—中国中心观”，大致也定型于这个时期。

我过去把上述世界观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其一，在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注定要外化为一个大一统的强大国家；
其二，这个强大国家代表着普天之下政治秩序中的最高权力，而不是均衡的多国体系内的成员国之一；
其三，拥有不同文明或文化的各人群之间的差异，于是被转换为同一文明或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
其四，故“中国”有“教化”之责，周边诸人群则有“向化”之心，而教化与向化的最终结局，便是实现由汉文明覆盖“天下”的“大同”之世；
其五，在“大同”到来之前，实现传统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联系的主要制度框架，即朝贡与册封体制；
其六，位于中国国内边缘地区的蛮夷和华夏的关系，也与中国和中国以外诸人群的上述关系相类似。

这样叙述“天下—中国中心观”，其实遗漏了理应包含其中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要点。至少到唐宋时代，坚持政治现实主义的儒家主流对于汉文明空间拓展的天然局限性，已产生了十分明确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尽管在理论上，天下不存在能有资格与中国相匹配的他者，但所谓“一天下”，早已不是要把“天下”都囊括到中国之内，而主要是指以“文德”使远方梯航、沥诚慕化。

这里无法把问题充分展开来加以讨论。只能举一些古人言说为证。

《隋书·西域传》“史臣论”曰：“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殣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九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

《旧唐书·东夷北狄传》论赞曰：“我太宗文皇帝亲驭戎辂，东征高丽，虽有成功，所损亦甚。及凯还之日，顾谓左右曰：‘使朕有魏征在，必无此行矣！’则是悔于出师也可知矣。何者？夷狄之国，犹石田也，得之无益，失之何伤？必务求虚名，以劳有用。但当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使重译来庭，航海入贡。兹庶得其道也！”

欧阳修等评论唐边患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是谓唐亡之祸，实源于征讨南诏而引发的庞勋之乱。晁公武引《云南行记》认为：“云南所以能为唐患者，以开道越嶲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关外，尽斥弃之，疆场可以无虞。不然忧未艾也！及唐之亡，祸果由此。本朝弃嶲州不守，而蜀遂无边患。”

再引一段《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神宗与臣下的对话：“神宗尝因便殿，与二三大臣论事。已而言曰：‘……二虏（此指西夏和契丹辽）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矣！比之汉唐，最为强盛’。大臣皆言：‘陛下圣虑及此，二虏不足扑灭矣。’上曰：‘安有扑灭之理！但用此以为外惧则可。’观此言，则勤兵远略，非帝之本心也。而开边生事，黩武虐民，皆邀功之臣启之也。其罪可胜言哉！”

澶渊和议虽被少数大臣如王钦若视作屈辱的城下之盟，却得到多数宋人的正面评价。李纲称赞它缔结的“盟好之固逾百年，而两国生灵皆赖其利也”。

当然，这样的思潮并不始于唐宋。赵翼发现，对汉武帝曲加维护的班固，在“武帝本纪”末的论赞里，竟“专赞武帝之文事，武功则不置一词”。他解释道：“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其实，如此看待汉武帝，殊不止于东汉之初乃尔。

如果汉唐式的中央王朝既无巩固地据有历史中国全部版图的能力，甚至连这样行动的意图也不强烈，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形成如此广袤的疆土？

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事实上并非单纯地在沿袭汉唐国家统治体制并“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中国的统一，也不是单纯地靠汉文明从它的中心地带不断向外辐射其支配力和影响力，从而像铺地毯那样在各个方向上寸进尺取地渐进积累的结果。毋宁说，中国统一的真实历史进程，是一个在组成其历史空间范围的各个文化—地理板块完成各自的区域性统一基础上，再逐步实现跨区域整合的过程。

前文已述，汉文明如何从汉族祖先人群形成发育的中原和关中向南拓展，囊括了中国的几乎整个东南地区，或曰构成中国的东亚板块。实际上，汉唐式国家建构模式所能够依靠郡县制来予以消化的，大体就是这样一个疆域范围（随汉族移民浪潮逐次逼近和进入云贵高原，后者也被纳入其中）。

自从公元前一千纪中叶游牧经济在蒙古高原产生后，相继有一系列游牧帝国在那里产生，直到它进入蒙古时代。西方学术界把它们称为“如影随形的帝国”（shadow empires），即为了更有利于从实行专制君主官僚制的中原王朝取得“权贵专用商品”（prestige goods），于是在实现内部统治方面本不需要帝国组织的情形下，为提高与庞大且集权的南方帝国“讨价还价”（bargain）的政治资本而建立起来的帝国式部落联盟。所以塞北或北亚这一文化—地理板块的整合，与中国东亚板块最初整合的时间几乎不相上下。

其他区域板块的内部整合，至晚在有唐一代的时间跨度内也都大体实现了。

东北地区最初的统一，可以追溯到高句丽时期。它的首都，在其立国的前四百五十多年中曾位于鸭绿江畔的中国一侧；
此后两百四十多年（427—668）该国迁都平壤。在它最强盛的五世纪和六世纪上半叶里，这个由高丽语人群建立的国家地跨今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继它而起的渤海国繁荣时期（八至九世纪上半叶），朝鲜半岛的大部分为新罗王朝所有，中国东北板块的整合至是可谓渐臻于成型。

渤海之名在中古汉语里的读音为bout-həi，与靺鞨的中古音（mwat-hat）甚相近（采用入声的鞨字来音写源词第二音节，很可能为表示它是一个弱读音节。在这种情况下，鞨字的入声尾辅音-t 可以忽略不计），二者或即同名异译；
若然，则渤海属于靺鞨中受汉文化影响最高的人群。现代高丽语把渤海这两个汉字读为bal-hae，那是中古入声汉字的尾辅音-t 在高丽语中多演变为-l 所致（mwɑt>bal，又如佛：bot >bol、乞：khit >kuil）。因此现代高丽语中的Bal-hae 并不能反映渤海一名之源词的读音。

青藏高原作为一个文化—地理板块的区域内统一，乃由吐蕃王国实现。吐蕃曾试图沿印度河上源峡谷出兵，越过兴都库什山、北进中亚。这次行动被唐军西域统帅高仙芝在连云堡挫败。三十多年后，吐蕃乘唐因安史之乱而国力衰退的时机，从青海北上切断河西走廊，将塔里木盆地及其以西地区纳入版图。此后半个世纪内，吐蕃“密迩京邑，时纵寇掠。虽每遣行人，来修旧好；
玉帛才至于上国，烽燧已及于近郊”。依靠雅鲁藏布江流域规模并不太大的农业经济，吐蕃发展成一个与漠北回鹘同样对唐“为患最久”的强敌。

新疆的情况有些特殊。由内生于该区域的驱动力所发起的全疆范围的整合，长期未见完成。公元九世纪下半叶，塔里木盆地东半部以及北疆基本上被从蒙古高原迁去的高昌回鹘控制，而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属于和阗王国的疆域。

云贵高原曾在汉、西晋及北朝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但因距离汉文明的后援基地实在太遥远，那里的郡县建置未能获得巩固。此后这一板块的整合，主要由起源于当地的推动力作用下实现。大体与唐、宋两朝相始终的南诏、大理王国，承袭前代的爨文化传统，创造出一种融合诸多汉文化新旧元素的彝—缅语人群的地方文化。新近的研究表明，极具当地特色的阿闍黎（又作阿叱力，译言轨范师）教，就很可能是由西北汉地南下的汉传佛教中那些零碎的密教元素，加上稍后从汉地陆续传入的华严宗、禅宗等教旨宗风的影响下形成的。

河西—宁夏地区自汉晋直到十六国、北朝时期，已有许多次被并入更大范围的区域性政权或全国性政权的版图。随着唐和吐蕃帝国的相继衰落，一个自名弭药的党项族地方势力逐渐兴起，最终把这里建成地方特色极其鲜明、繁荣富强也远超前代、并拥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西夏帝国。

据尚未发表的分子遗传学初步研究，西夏祖先群体或起源于前一千纪上半叶在河湟地区经历人口膨胀后的羌语人群。若从李元昊称帝（1038）算起，它有国凡189 年。《宋史·夏国传》以为，在此之前，“其称国而王其土久矣”，故谓“概其立世二百五十八年”。若从拓跋思恭拜夏州节度使算起，则西夏历史还可上推到880 年代。故河西—宁夏区域之整合的完成，大略也在唐宋之际。史称“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

南诏—大理和西夏受浸染于汉文化，却与汉族政权并立争雄至于数百年的历史表明，地域相邻的各人群或各民族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并不必定会使那些地域走上共同建国的道路。唐宋时期的“汉字文化圈”，并没有把东亚、朝鲜半岛、东京湾和日本列岛联合为一个国家。正相反，汉文、汉传佛教、律令制国家和儒家学说的外传，很可能为被传播地区自身的国家建构提供了它原本缺乏的政治文化资源。南诏—大理和西夏的“汉化”所起到的作用，或与此相类似。

从第十世纪起，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进入了跨区域整合的崭新阶段。在本阶段，统一动力主要来自中国的北亚—东北亚板块，由它担当起把属于中国历史空间范围之内的其它文化—地理板块合并在一起的使命。其中的逻辑线索，不应该按新一轮南北朝史的格局去解读；
它所体现的，是用北亚—东北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来推动被汉文明所覆盖的中国东部与它以西广阔的中国边疆各地区牢固地合二为一的历史过程。现代中国版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在十世纪之前，华北已出现过许多次北族政权（包括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在内）入主汉地的情况。它们大多先长时期地驻扎于汉文明边缘地带，而后往往以汉地王朝雇佣军或其他受邀约的方式参与汉地核心地区的武装冲突，以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参与到汉地政治纷争中，最后在华北建立自己的政权。

把这些王朝称为渗透王朝是十分合适的。一方面，它们的统治集团不是直接以武力入侵、而是据双方议约逐渐深入汉地军事和政治斗争里来的。另一方面，上述渗透过程也使之日益疏离北族的本土根据地，从其本土文化和人力资源的泥土里被连根拔起，因而失去了抵御汉文化对他们全方位渗透的必要凭依。拓跋魏抵抗北方草原上柔然势力的方式，已与汉对付匈奴无甚区别，即为显例。

与渗透王朝相比较，出现在五代及其以后的北族王朝，亦即辽、金、元、清，或可以征服型王朝名之。它们不仅都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以强大的武力直接从塞外攻入和征服一部分乃至全部汉地，并且非但不放弃其故地，还在各自版图结构中赋予它很高的位格。金以上京为“内地”（dorgi golo）；
元以和林省为“祖宗根本之地”；
清以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汉人眼里的“石田”，却是北族心目中国家根基所在。

出自北亚—东北亚的中国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发轫于辽，发育、受挫于金，成型于元，发达于清。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明白，倘若现代中国所继承的不是元、清，而是宋、明的疆域遗产，那么它的版图如何可能有今天这样广袤？

辽在宋人心目中的强大，可能使现代人感觉难以理解。他们说辽“吞并诸蕃、割据汉界。南北开疆二千里，东西四千里……前古未有”。这与前引宋神宗对辽的见解如出一辙。辽人据有的汉地在那时属于汉文明的边缘，它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远过于其经济方面的价值。但辽境内的汉人却认为，“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此语乃是就燕云之地对辽政权的经济意义而言。

辽朝中枢官制以南面官治汉人、北面官治契丹及诸部。十六州的地方治理沿用后唐旧制；
对契丹和奚人所在地区则仍实行部族制。它治理渤海地区曾袭用渤海国遗制。后来将渤海人迁至他处，因为在渤海聚居区同样推行州县制，辽中央政府将治理渤海人群的政务划归南面官系统处理。

辽在名义上的首都有五京之多。但终辽之世，历朝皇帝基本不住在京师城内，而是带领他的在朝高级官僚终年游猎于四季行营之间。只有南面官机构，大概因为文书档案不便随时移动，故常驻中京。

由于版图内“有城国、有行国”，辽确实开创了不同于“古之夷狄”的一种新的多元建制的国家治理模式。惟相比于辽代全部国土，其所据汉地之幅员比例还太小。因此对辽代国家建构的原创性，后代似多不如尝与之直面的宋人敏感。

金前期曾先后设立七个都城，即上京、东京、南京、西京、北京、中京，还有伪齐统辖北宋旧境时的国都汴京。这种“复都制”正是早期金政权体系带有浓烈的贵族领地制色彩的反映。所以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从东西两路南下攻宋，各自分领所下之地，竟被称为东朝廷和西朝廷。后来诸京地位逐渐下降，除被完颜亮故意残破的上京外，以燕京（即此前的南京）为中都，实际上成为金首都。傅海波指出，这种不断加强的专制不是别的，就是采用汉制的结果。

也许是由于金室过分专注于在汉地集中统治权力，也许还由于完颜亮推崇汉文化的强烈个人倾向，金代国家体制确实有越来越向汉唐式专制君主官僚制靠拢的趋势。刘浦江因此写道，金朝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民族汉化王朝，故用“全盘汉化”四个字来概括是并不过分的。傅海波说，它最终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无论在伦理上和经济上，都在很大程度上汉化了。蔡美彪说，金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的统治制度，女真旧制逐渐削弱或消失。

对金史专家们的这些判断，基本可以同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就有理由以为，女真人正在迅速地变成汉人，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已变成了汉人。也没有理由认为，金朝是一个略带“野蛮”气息、因而还不太“够格”的汉唐式王朝。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女真人汉化程度的惊人提升，并不等于他们正在变成汉人或已接近于变成汉人。直到13 世纪初、距中都失守不满十年之时，金廷还在下诏“敕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这道禁令不仅反映出女真人改汉姓、著汉服者日众，而且也表明朝廷仍坚定地维持女真人与汉人之间族裔大防的意识和努力。当日汉人对此也深有感受，因此批评当局“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

人类学理论强调，自我与他者间族裔边界既经确立，它就不会因为当初由以界定自我的那些特殊属性的消失而必定趋于泯灭。清史研究者讨论过，在满语、骑射开始呈现衰落之势时，清廷是如何为满洲人重新构建“满洲之道”的。

也许因为金朝为猛安谋克女真重新构建“女真之道”的文化动员不那么成功，也许还因为汉地在金版图中所占比例过大，因而掩盖了金朝治理其余部分疆域的各种措施与行动的显示度，金朝在汉族自我中心论者眼中变成了汉唐式王朝不太成功的仿效者。但这种看法其实很不准确。

关于元的统一，我们已经有太多故事。这里只须指出，康熙赞美朱元璋“治隆唐宋”，雍正则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中国历史上的秦—唐—宋—明以及元—清这两种不一样的王朝谱系，不是早已被父子二人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来了吗？

比较两种不一样的国家建构模式，可知元—清模式实质已将汉—唐模式包摄其中。看一看清王朝的疆域结构，就不难体会内中关系。

清代版图分三大部分。满八旗所在的东北地区被视为腹心之地，称作内地（dorgi golo）。汉人将之译为内藩，盖因八旗乃分封给满洲皇室成员，为其各自领属的军民故也。早期被纳入满洲统治的内蒙古诸部相对于内地称为外地（tulergi golo），汉译为外藩；
外藩一名成为有清一代外蒙古诸部和内蒙古诸部的专称。内地又名东部地区（dergi golo），汉译作东省。那里分由三将军主政，“盖即前代留守之比”，而与“但膺阃寄者不同”；
故又名之东三区（dergi ilan golo），汉译东三省。也正因为如此，三省和东三省名称的出现远早于东北建省。刊刻于1765 年的《巢林笔谈》中有曰：“满洲为皇家起化之地”。是为迄今所知中外文献中最早把满洲用为地名之例。

继拥有内、外藩之后，被征服的塞内汉地，最终形成采用郡县制治理的十八“直省”。署理西北各边疆地区政务的中央机构则名为理藩院（Tulergi golo-be dasara jurgan，译言治理外部地区之部门）；
汉语中后来以藩部来命名整个这片地域。

十八省体制，当然渊源于汉唐模式。沿边省份的土司建制，也沿袭了从唐朝羁縻体系演化而来的明代土司制度。入清后，“旧籍所载，大半皆已改土归流。其所存者，亦无不革心顺化，比于郡县”。清人认为，明代土司虽“与郡县牧守稍殊，而受敕印、袭爵禄、纳租赋、供力役、随征调，与官吏不殊”。此说虽未尽确然，但它把土司制定位为郡县制的一种附属部分，那是非常有眼光的。从羁縻到土官、土司、改土归流，展示出汉唐模式逐步消化一时还无法直接实施郡县制的边疆某些地区的依赖路径。如果以经验事实作为判断依据，直到民国年间仍保留着土司制的地区，就可看作遵循这一路径所能消化的最大版图范围。西北中国的绝大部分幅员，显然未在其中。而后者却都被涵盖在理藩院的施政地域之内。

据清《理藩院则例》所列事目，由理藩院署理的各地政务，包括旗界、封爵、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会盟、朝贡、贸易、宗教等。这是清代在各藩部全方位地实施其主权的有力证明。汉唐式国家没有能在这同一片土地上这么做过；
理藩院的这一套机制，也不是从汉唐式国家模式中衍生出来的。

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还拥有非常不同的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汉唐式国家的理想目标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以汉文明和儒家伦理去覆盖全部国家版图。元清模式的理想目标则是包含诸多不同人群及其文化，互相间离、互不相扰的多元型帝国。它没有想在全国推行清一色的蒙古文化或满洲文化。官颁《五体清文鉴》把满、蒙、藏、汉、回（指维吾尔）五种文字一起列为最重要的官方书面语。这与辛亥革命时提出的五族共和口号，二者间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从上述观点看问题，北亚—东北亚边疆帝国未曾汉化的那一面中，恰恰包含了使它们之所以能对中国历史作出最具创造性贡献的那些因素。这一点在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的叙事中，似乎长期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