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时间：2023-04-15 16:25:2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褚清华
(桂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提要：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的迁移模式给群体健康带来了差异化冲击。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PSM检验等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家庭式迁移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和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均有积极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完整程度与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同向变动；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婚姻状况差异；
全样本及已婚流动人口样本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自评健康影响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为此，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不断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以家庭为单位完善健康促进政策，支持家庭发展，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
21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大规模增长，迁移形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家庭户平均人口为2.5人，2人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家庭户占比81.8%，家庭化迁移趋势明显。与国外移民家庭不同，我国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呈现分批次流动的现象[1]，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化迁移的速度不断加快，分批迁入的时间逐渐缩短[2]。流动人口健康作为重要的社会民生和公共卫生问题，是不断实施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健康服务的供需差距大，大多数流动人口在迁入地无法获得公平的健康服务，其两周患病未就诊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流动人口选择自我医疗的比例较高，面临较大的健康风险[3-4]。
为化解流动人口面临的健康风险，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流动人口健康促进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从流动人口个体出发，相对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家庭健康需求。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在就业状况、消费特征、城市融入[5-7]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同住家庭人数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单独迁移者在流入地缺乏与家庭成员的沟通，影响其心理健康；
但是家庭成员数过多，导致流动人口家庭生活存在较大经济压力，会影响其对医疗服务的利用[8]，进而影响其健康状况，因此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人口健康影响因素的探讨，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分析，并且在迁移与健康的现有研究中，对家庭的关注相对不足。为此，本文重点从家庭化迁移的视角，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PSM检验等实证分析和探索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
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对个体的发展和身心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家庭功能是衡量家庭系统运行状况的重要标志。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家庭系统通过完成一系列任务，适应并促进家庭及其成员的健康发展。家庭的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家庭成员交往质量和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等可以表示一个家庭的功能。已有研究发现家庭功能缺失容易使留守儿童产生孤独感、自卑感等情绪问题，影响其心理健康[9]。在家庭功能差的家庭中，孕产妇更容易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长时间观看电子产品、摄入大量碳酸饮料、过量食用快餐等，从而增加肥胖风险等[10]。人口流动会改变家庭功能，流动后家庭功能社会化趋势明显，城市相对发达的公共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家庭功能，家庭的抚养功能、照料功能和赡养功能等可以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流动后由家庭承担的功能逐渐减少，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同时，实现家庭化迁移有助于流动人口面对面交流，流动家庭的情感慰藉功能增强，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提供可能，从而影响流动人口的健康。
(一)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的作用机理
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在家庭内部分工、家庭消费、情感支持与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影响其健康状况。
第一，家庭化迁移为家庭成员共同分担家庭责任提供了可能，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的家庭决策压力和生活压力，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家庭的形成通常会产生家庭内部分工，在传统的家庭分工下，已婚女性主要承担家庭照料责任，已婚男性主要从事劳动力市场工作，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家庭福利[11]。流动后家务劳动的分工不再是基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观念，而是家庭理性和社会现实。在流动前多代家庭成员集中居住，家务劳动者承担繁重的家庭照料责任，包括家务劳动、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流动后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缩小，因此家庭的劳务总量会明显减少[12]，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有积极影响。同时，为了适应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流动人口在工作日会选择外出就餐，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也有助于减少家庭劳务总量。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模糊了家庭内部分工的性别界限，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责任，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生活压力，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家庭化迁移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水平，实现消费多元化，对其健康有积极影响。一是在流入地随着迁移人数的增加，家庭的消费支出也会不断提高[13]。但是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在食品和住房方面的平均消费小于个体消费[6]。二是流动人口通过汇款与迁出地家庭保持经济联系，导致其有限的收入在多地消费，而实现举家迁移比单独迁移的流动人口家庭汇款要少[14]，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面临的多地消费困境，可支配收入增加使流动人口在经济方面更好地融入流入地，进而影响其健康。三是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实现家庭化迁移有助于提高随迁子女未来的人力资本回报预期，也有助于增加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的时间，以增加家庭持久性收入，进而提升流动人口家庭即期消费[15]，实现消费方式的多元化，有助于改善其健康状况。
第三，实现家庭化迁移可以为流动人口提供情感支持，避免婚姻关系破裂对其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单独迁移会降低婚姻收益，家庭成员的长期分离会淡化夫妻情感，影响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导致沟通不畅等问题，从而增加夫妻矛盾发生的风险，婚姻的失败感也会显著增加[16]。已有研究发现由迁移造成的家庭破裂对移民健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如更高的死亡风险、精神健康障碍、与压力相关的慢性疾病和不健康的行为等[17]。另一方面，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家庭化迁移有助于实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情感的表达和接收，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遇到困难时，家庭成员能够为其提供及时有效的情感支持，能够有效缓解流动人口因压力情绪导致的生理问题和心理压力等问题，有助于减少由压力导致的不健康行为的发生(如抽烟、酗酒等)，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第四，实现家庭化迁移有助于流动人口扩大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范围，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Granovettor认为，“强关系”往往是在高度相似的群体内部形成，获得的信息重复率高，而“弱关系”往往是不同群体中的个人之间形成的，获得的信息重复率低，从而起到信息桥的作用[18]。对流动人口而言，在流入地建立“弱关系”社会支持网络对其融入务工城市有积极影响，而从老家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反而不利于其对务工城市社会的认同与适应[19]。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有助于流动人口全身心投入务工城市的生活中，可能会与家庭成员一起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等，增加其对务工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其更加适应城市生活。同时，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往往具有长期居留意愿，并且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助于其积极主动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二)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的中介机制
作为流动人口家庭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家庭化迁移还会冲击流动人口的就业和收入，从而间接影响群体的健康支出；
家庭化迁移伴随的家庭生活、工作模式转型，会引起群体对健康服务利用路径和习惯的转变，也会冲击群体的健康。本文选择收入和医疗服务利用两个维度来探讨这种冲击的中介机制(见图1)。
1.家庭劳均月收入
健康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收入提高会改善个体的健康状况，但是这种改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健康的改善作用逐渐下降[20]。健康相对收入假说认为个体的健康水平依赖于社会收入不公平的程度，即使某个人的收入不变，若一定范围内的平均收入增加，也会影响这个人的健康状况[21]。收入影响健康的机制在学者之间没有达成共识。Duleep认为，收入影响健康的内在机制是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来实现的，如购买营养食品、改善住房环境与医疗卫生条件等[22]。也有研究认为收入与健康形成了循环作用机制，即农民工初始健康状况越好，收入越高，并且健康对收入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提高单位时间收益率上，但是个人获得收入的同时也在损耗健康，健康状况的恶化会导致单位收益率下降[23]。
家庭化迁移决策基于成本-收益的衡量，只有家庭收益大于成本时，流动人口才会做出家庭化迁移决策。因此，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往往会增加流动人口家庭的收入。根据健康绝对收入假说，收入水平提高，会改善个体健康状况，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增加收入对流动人口的健康基本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根据健康相对收入假说，与流入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不仅会使其产生较大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会增加其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自卑感知，不愿意或不能够在流入地扩大自身的社会交往范围，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严重损害。随着收入的增加流动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以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缓解自身的精神压力，并且收入提高意味着流动人口有机会获得营养食品、较好的住房条件、更多的医疗资源和卫生服务等[24]，进而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可能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劳均月收入，进而影响流动人口健康。
图1 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分析框架
2.医疗服务利用
安德森模型构建了一个医疗服务利用行为分析的解释性框架，该模型提出医疗服务利用受到倾向特征、能力资源以及需求因素的影响[25]。其中，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知识等倾向特征以及健康状况等需求因素对医疗服务利用具有重要影响，能力资源作为保证人们得到医疗服务的必要因素，主要包括个人与家庭资源、社区资源两个层面[26]。就医疗服务利用而言，从家庭或社区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增加流动人口寻求健康服务的机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本地关系网数量越大，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实际利用医疗服务的概率越高，自评健康状况也越好[27]。而单独迁移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缺少家庭内部的社会支持，感到身体不适时往往选择自我医疗或不采取任何措施[28]。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稳定的家庭关系，有助于提高他们在流入地寻求卫生服务的意识。
能否及时有效地利用居住地医疗服务对流动人口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及时有效地获得医疗服务以防止“小病拖成大病”现象的发生，通过早期的预防或治疗，有助于降低对流动人口健康的损害。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能否及时有效地获得流入地的医疗服务也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如果流动人口感到身体不适能够及时有效地利用居住地医疗服务，不仅可以准确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助于提升其对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感，避免因医疗服务利用问题产生心理压力，对其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和家庭成员一起居住的流动人口基于家庭责任感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对自身健康有更好的认知[29]，感到身体不适时往往会选择利用居住地医疗服务。同时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倾向于主动扩展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有助于他们从中获得更多的健康信息和医疗卫生资源[30]，以便在需要时更容易获得居住地医疗服务，对其健康有积极影响。因此，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可能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对居住地医疗服务的利用，进而影响其健康状况。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有正向作用；
假设H2a：家庭劳均月收入可能在家庭化迁移和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关系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H2b：医疗服务利用可能在家庭化迁移和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关系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以2016 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进行抽样。该调查数据涵盖范围广、样本量大、内容丰富，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与权威性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删除重要变量缺失、存在极端值的样本，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只保留乡-城流动人口、在业并且就业身份为雇员、年龄为16～59周岁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共获得59915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测量
被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自评健康。个人自评健康指标是反映个体健康状况非常有效的综合性指标，有较好的信度[31]。问卷中涉及该变量的问题是“您的健康状况如何？”有四个选项可供选择(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分类[32]，将健康与基本健康视为健康状况好，赋值为1，将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与生活不能自理视为健康状况差，赋值为0。
核心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参照杨菊华等人对家庭化迁移的分类，根据与被访者的关系、现居住地，判断核心家庭成员的数量和迁移状况，以核心家庭成员是否随迁，将流动人口迁移分为非家庭式迁移、半家庭式迁移以及完整式家庭迁移[1]。非家庭式迁移是指在流入地核心家庭成员迁移人数为1；
半家庭式迁移是指在流入地核心家庭成员人数大于核心家庭成员迁移人数，并且核心家庭成员迁移人数不等于1；
完整式家庭迁移是指在流入地核心家庭成员人数等于核心家庭成员迁移人数，并且核心家庭成员迁移人数不等于1。
中介变量包括家庭劳均月收入和医疗服务利用。问卷中没有直接的家庭劳均月收入问题，涉及该变量的问题是“您家平均每月总收入为多少？”将受访者回答的平均每月家庭总收入除以一同流动的家庭劳动力人数得到家庭劳均月收入，然后将计算结果取对数处理。本文采用家庭劳均月收入而不采用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原因在于，实现家庭化迁移的人口规模计算包括了没有参加劳动的成员人数(如不在业的未成年子女、随迁老人等)，而单独迁移的流动人口处于在业状态，从而产生测度偏差，故采用家庭劳均月收入指标使得研究具有可比性。医疗服务利用参照已有研究操作化为是否利用居住地医疗卫生服务[33]，问卷中涉及该变量的问题是“最近一次患病(负伤)或身体不舒服时，您首先去哪里看的病/伤？”将其回答在本地社区卫生站、本地综合或专科医院，视为利用居住地医疗卫生服务赋值为1，其他视为没有利用居住地医疗卫生服务赋值为0。
控制变量考虑几类指标：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
住房类型、工作行业、流动范围、流动时长等就业特征与流动特征；
医疗保险类型、就医距离等医保状况等。
(三)模型设定
将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划分为二分类变量(健康=1，不健康=0)，用于分析核心自变量家庭化迁移对因变量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适合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家庭劳均月收入和医疗服务利用是否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加入家庭劳均月收入对数以及是否利用居住地医疗服务两个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Health=β0+τ1Fmigi+τ2Controli+εi
(1)
ln Lincome=β1+β11Fmigi+β12Controli+ε1
(2)
Healthcare=β2+β21Fmigi+β22Controli+ε2
(3)
(4)
式(1)～(4)中，Health为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Fmig为家庭化迁移类型，ln Lincome为家庭劳均月收入对数，Healthcare为居住地医疗服务利用，Control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职业特征、流动特征等，εi为随机扰动项。
(一)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影响的主效应分析
表1中的全样本模型汇报了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影响的主效应。控制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与非家庭式迁移者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和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有积极影响，并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与非家庭式迁移者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6927，实现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7411，也进一步说明了实现家庭化迁移的完整程度越高，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产生的积极影响越明显。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H1。
对已婚流动人口而言，相比于非家庭式迁移，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和完整式家庭迁移对其自评健康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由于我国家庭普遍存在代际支持向下流动的特征，已婚流动人口实现家庭化迁移会使核心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更加紧密，家庭成员也可以为已婚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家庭化迁移会减少已婚流动人口向老家的汇款额，增加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家庭更好地融入流入地，进而提升其自评健康水平。
表1 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主效应分析
对未婚流动人口而言，与非家庭式迁移者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完整式家庭迁移对其自评健康均有积极影响，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以从流动人口年龄、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寻找原因。年龄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将加速折旧，导致健康水平下降。从年龄构成来看，未婚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6.24岁，已婚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6.88岁。未婚流动人口的年龄普遍偏小，身体各项机能处于良好状态，自评健康较好。因此，与未婚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不会显著影响未婚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
从收入来看，已婚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为7270.03元，未婚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为5195.36元，在未婚流动人口收入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实现家庭化迁移可能不会显著影响其自评健康状况。
从消费水平来看，已婚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月消费为3759.68元，未婚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月消费为2668.09元，由此可知未婚流动人口的家庭平均月消费远低于已婚流动人口的家庭平均月消费水平。一个原因是与已婚流动人口相比，未婚流动人口收入较低会限制其在流入地的家庭消费，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多数未婚流动人口为未来组建新的家庭做准备，更倾向于储蓄，这也符合我国当前家庭代际支持向下流动的特征，即流动人口可能将更多的经济支持传递给子代，而不是向父代转移。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从以下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因变量。将自评健康替换为是否患慢性病处理(未患慢性病=1，患慢性病=0)，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2模型(4)。回归发现，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与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未患慢性病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实现家庭化迁移使流动人口患慢性病的可能性降低。二是替换自变量。将家庭化迁移这一核心自变量替换为是否有核心家庭成员随迁(有核心家庭成员随迁=1，单独迁移=0)，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2模型(5)。回归发现，与单独迁移者相比，有核心家庭成员随迁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与原有的回归结果并无差异。
表2 家庭化迁移对已婚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三)PSM检验
考虑到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可能存在健康选择效应，即自评健康好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实现家庭化迁移，导致选择性偏差问题。将处理对象限定在已婚流动人口，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已婚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具体而言，将已婚家庭化迁移者视为处理组，将已婚单独迁移者视为对照组，分别采用K近邻匹配(K=1)、半径匹配(0.01)与核匹配(epan kernel核函数、带宽为0.06)等方法完成匹配。图2呈现了使用核匹配的处理组和对照组PS值在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可以看出，在匹配前二者PS值的概率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如果直接对比这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所得到的统计推断结果必然是有偏的。相比之下，在完成匹配后，两组样本PS值的概率分布已经非常接近，匹配效果较好。
图2 倾向值概率分布核密度函数图
表3汇报了家庭化迁移对已婚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不同匹配方法下的估计结果略有差异，但都证实了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有积极影响，说明考虑了健康选择性偏差后，原回归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表3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三)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影响的中介机制分析
本文加入家庭劳均月收入以及医疗服务利用这两个中介变量，通过观察家庭化迁移的系数绝对值大小判断家庭劳均月收入及医疗服务利用的中介作用。表4模型(8)和模型(9)显示：与非家庭式迁移者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与完整式家庭迁移对全样本流动人口家庭劳均月收入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但是对全样本流动人口家庭月总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家庭在做出迁移决策时往往选择人力资本高的成员外出，由于平均效应的存在，使得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家庭劳均月收入可能会低于单独迁移者的家庭劳均月收入。另一方面，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成员，家庭照料责任增加会影响其在流入地的工作，进而影响其收入状况。
模型(10)显示：与非家庭式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对全样本流动人口医疗服务利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模型(11)加入了自变量、中介变量及控制变量，回归发现：与非家庭式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对全样本流动人口自评健康没有显著积极影响。对比表1模型(1)和表4模型(11)，发现加入中介变量后，家庭化迁移对全样本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变得不显著。由此可以判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全样本流动人口自评健康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表4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影响的中介机制分析
表4模型(12)和模型(13)显示：与非家庭式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对已婚流动人口家庭劳均月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但是对家庭月总收入有显著积极影响。模型(14)显示：与非家庭式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对已婚流动人口利用居住地医疗服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实现家庭化迁移会增加已婚流动人口对居住地医疗服务的利用。表4模型(15)加入了自变量、中介变量及控制变量，回归发现：与非家庭式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对已婚流动人口自评健康有积极影响，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比表1模型(2)和表4模型(15)，发现加入中介变量后，家庭化迁移对已婚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变得不显著。由此可以判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已婚流动人口自评健康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综上所述，假设H2a与假设H2b得到验证。
伴随着流动人口从个体流动到以家庭为单位的整体性迁移转变，群体面临的健康冲击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对落实群体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目标、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运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稳健性检验等，本文实证分析和探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与非家庭式迁移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与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有直接增益作用，并且家庭化迁移的完整程度越高，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积极影响越明显。(2)实现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婚姻状况差异。(3)全样本及已婚流动人口样本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为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提升群体健康水平，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应适应这种变化适时调整，以满足群体必要的健康需求，真正实现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高质量城市化。
一是改变目前以个体为政策目标的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模式。最近一轮机构改革后，国家卫健委下设了家庭发展司，说明以家庭全面发展为目标已经纳入政策视野。作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的健康保障也应该逐步以家庭为单位去提供。同时，以流动人口家庭为单位统一建立健康档案，协调部署健康教育，统一根据家庭状况给予健康保险补贴等，既可以防止家庭卫生资源不均衡利用对部分流动人口的冲击，也有利于现有卫生资源的综合效率提升。
二是重视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效能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最为贴近流动人口健康需求并有效提供健康服务。笔者研究团队基于西部某地市的调研发现，当前基层社区卫生服务质量与周边居民整体期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既有投入相对不足的限制，也与目前对基层卫生机构的监督、考核机制密切相关。适应流动人口健康需求特征，一方面要统筹不同类型基层医疗服务组织，方便群体对各类医疗资源的积极、有效利用；
借鉴“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引入多方卫生服务提供主体，降低流动人口健康自评研判和日常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门槛。另一方面，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切实将保障流动人口以较低成本获取卫生健康服务放在突出位置，探索流动人口喜闻乐见的健康促进宣传形式，逐步引导和培养群体养成科学的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
三是继续重视流动人口收入正常获取和有效提升。收入是流动人口家庭幸福之本，稳定的收入是维护群体健康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各类保障流动人口工资制度和帮扶措施出台对维护群体收入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部分工资保障模式仍需要进一步完善，部分领域相关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流动人口职业病防治取得显著成效，群体性疾病明显减少，但部分行业、工种的职业病风险仍普遍存在，需要及时补足短板；
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围绕市场需求开展的流动人口技能培训等难度也随之提升，需要将常态化培训与鼓励群体创新创业相结合，将健康教育融入群体培训课程体系，实现收入提升与健康行为改进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