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生态批评刍议

王文卓 程三南

音乐生态批评是将音乐批评与生态批评相融合的批评形态。提出音乐生态批评与目前生态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出现的“生态/自然”主题、人类文化的生态运动等方面都有紧密关系。作为音乐批评新方向的音乐生态批评有着较强的现实关怀性，其价值不仅表现在解读作品层面，从社会文明发展的整体着眼，它是建构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生态音乐学（Ecomusicology）不是一个常规学科。但知识交融背景下的生态音乐学的出现及发展并非模糊不清，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思想发生点，即生态批评。从学科历史着眼，生态批评拓展至艺术领域，由此而来的音乐生态批评是生态音乐学理论发展的直接思想动力。随着生态音乐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及各种理论的融入，音乐生态批评的思想内涵也变得愈加丰富起来。因此，在探讨音乐生态批评的具体问题之前，梳理生态音乐学与音乐生态批评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学者艾伦（Aaron S.Allen）和达维（Kevin Dawe）共同主编的《生态音乐学的当前发展方向：音乐、自然、环境》[1]（下文简称《生态音乐学》）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该著汇集了22 位学者撰写的20 篇文章，从生态学指向、田野作业指向、批评指向及文本指向四个方面探讨生态音乐学的理论建构，展现出该学科所具有的巨大发展潜力。

生态批评是《生态音乐学》的基本理论层面之一。尽管这种观念及方法来源于文学领域，但在生态音乐学的整体理论建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将自然环境视角引入音乐学研究与生态批评的理论发展有最紧密的关系，尤其在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出现了生态主题作品后，生态批评更是具有了无可替代的理论价值。

艾伦这样界定生态音乐学：“生态音乐学（或说生态批评的音乐学），是在复杂的术语中研究音乐、文化和自然。生态音乐学研究包括了与生态和自然环境相关的音乐的和声音的议题，涉及文本的和表演的。”[2]括号中的文字值得注意，艾伦主张，生态音乐学即是生态批评的音乐学。实际上，生态音乐学并不能等同于生态批评的音乐学。有许多学者的研究实为“生态学的音乐学”，其学术意义也十分重大——艾伦也在回顾生态音乐学的发展历程中涉及了这些研究。《生态音乐学》中的四个方向也说明，生态批评不是生态音乐学理论基础的全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生态批评对于生态音乐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至关重要。

关于生态批评的特殊意义，艾伦和达维有明确阐述。《什么是生态音乐学》是二者为《生态音乐学》撰写的导论，该文提出了一个更简洁的界定：生态音乐学是关于音乐/声音与环境的批评性研究[3]。他们进一步说到，尽管“ecomusicology”的前缀“eco-”的含义十分多样和复杂，但最好将其理解为“生态批评”[4]。学科界定当然不能是随意的，艾伦和达维是想保持一种理论开放态度，不想将生态音乐学受制于一个简单的定义。从这一宏观视野而言，生态音乐学似乎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别。在狭义层面，生态音乐学就是一种批评性的研究领域。

《生态音乐学》的第三部分集中于批评问题。首篇文章是由爱德华兹（James Rbys Edwards）撰写的《生态音乐学中的批评理论》。他指出，以一种划时代的环境危机为背景，生态音乐学是对音乐和声音的批判性反思[5]。艾伦在2011 年就撰写了《生态音乐学：生态批评与音乐学》来探讨生态音乐学与生态批评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生态批评是生态音乐学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理论背景，“生态音乐学不是生态的音乐学，而是生态批评的音乐学。”[6]

在经历了严重的生态污染之后，很多领域的学者都在探索解决问题的策略。音乐学研究应该做出怎样的贡献？艾伦提出了生态音乐学研究中的6个方面的问题[7]。这些问题成为音乐生态批评的理论起点及关键。

1.音乐学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2.音乐学在人类的福祉和生存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3.自然是如何影响音乐的？关于人类、其他物种、建筑环境、自然界、建构的自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音乐学研究能提供什么信息？

4.音乐学能否让人们更好地适应地球上的生活，还是有时令我们脱离生活？

5.它对于我们的生存比对我们的灭绝贡献更多吗？

6.音乐、音乐学研究与环境有关吗？

迄今，音乐生态批评的内涵已十分丰富，“声景”概念的提出就足以显示音乐生态批评的理论拓展。作为关于音乐的生态批评，其对象其实并不限于音乐，而是指向了蕴含生态精神的声音景观。这种状况的出现与生态音乐学的理论架构不无关系。艾伦和达维曾强调，生态音乐学是关于音乐—声音连续体的研究[8]。解释复杂的学科问题需另辟专文，在此不再展开。

作为文化批评形态之一种的生态批评最早出现在文学领域。随着生态运动的开展及文化反思的深入，生态批评逐渐向其他领域渗透。目前来看，不仅音乐学领域引入了生态批评，诸如电影生态批评、美术生态批评等也已萌生并发展。作为生态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生态批评的理论适用性是多层面的。

对于音乐批评而言，生态批评的价值在于提供出一种新的视角或方法。在探讨音乐生态批评的相关问题之前，理应对最早诞生于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的基本内涵进行简要说明。国内学者王诺对西方学界出现的生态批评的诸多界定进行了梳理。在总结前人基础上，他把生态批评界定为：“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化批评。它要揭示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讨文化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9]可见，王诺从思想特征、任务、范围限定及批评对象四个层面对生态批评进行了界定，这一表述相对清晰和准确。

观察目前的理论进展，生态批评已挣脱文学批评的藩篱，成为一个没有具体学科限定的概念。它在诸多领域展现出特有的文化视角与理论功能。生态主题的艺术创作在当代社会异彩纷呈，这是促使生态批评跃出文学领域，以更宏观的文化哲学视野来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动力。也即是说，在批评任务、范围及对象上，生态批评指向了所有的文艺体裁。这样一来，生态批评就成为探讨一切文艺作品与自然之关系的批评形态。如果还将它局限于文学，就显然没有站在生态主义的角度看到其理论发展的广阔空间。

生态批评实践在中国音乐学界已有所起步，罗小平教授撰写的《音乐与环保》[10]《生态美学——音乐美学界应当关注的新视域》[11]是两篇重要文论。尽管罗小平并未使用生态批评这个概念，但文论中蕴含的生态批评思想是明确的，值得我们重视。她说道：“中外音乐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生态意识资源，我们以当代生态文化观，对此进行分析，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纳入生态美学的研究视域，就会有新的发现。”[12]这就是一种明确的生态批评视角。当然，罗小平教授的探讨不止于生态批评，还涉及元理论问题、音乐实践中的生态问题、音乐生态教育问题等。

着眼于音乐作品这个原点，音乐生态批评有两个理论维度：当代与历史。笔者在此的阐述侧重以下三个方面：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的生态意识、历史视角下西方艺术音乐中的生态意识、当代流行音乐创作中的生态意识[13]。

（一）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的生态意识

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出现的“生态/自然”创作旨趣与文学创作中的“描写自然”类似，蕴含其中的对人类命运的深度思考是以往任何时代的音乐作品都不具有的。

明尼苏达大学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展开合作，用音乐表现了地球气候的变化。他们将一个多世纪的天气观测数据巧妙地转变为大提琴和弦乐四重奏作品，从而创作出了“气候音乐”（climate music）。“气候音乐”在创作上具有后现代特征，作为一种有趣的创作方式，用音乐声音戏剧性地呈现出地球生态环境的变化[14]。该团队于2013 年发布了第一首“气候音乐”作品《我们变暖的地球》，这是一首无调性作品，创作素材来自科学家对全球温度变化的监测数据。例如，他们将1880年至2012年的全球陆地—海洋的温度变化通过三个八度音域内的音符来表示，每年的温度用一个音符标识，每升高半音对应于地球温度提升0.03摄氏度。监测数据中最冷的年份（1909）温度数据对应于大提琴上的C2。

创作团队于2015年发布了弦乐四重奏作品《行星乐队，变暖的世界》。作曲家将北半球不同区域的温度变化数据作为音高素材交给不同声部进行表现。大提琴来表现赤道区（0—24°N）的温度变化；
中提琴来表现中纬度（24—44°N）的温度变化；
两把小提琴分别表现高纬度（44—46°N）和北极（64—90°N）的温度变化。该作品以C大调为基础，用结构化的音高组织展现了北半球气温变化的趋势，表演让人耳目一新，唤起了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在西方作曲领域，生态主题的音乐创作日趋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些作曲家的探索为西方当代专业音乐创作增添了新的艺术元素。曾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作曲家约翰·路德·亚当斯（John Luther Adams）的生态主题音乐创作有着很高声誉。亚当斯从因纽特文化中获得一个概念——“Sila”，以此为文化背景，他创作出多部生态主题的音乐作品，如《地球与伟大的天气》（Earth and The Great Weather）、《去你倾听的地方》（The Place Where You Go to Listen）、《西拉：世界的呼吸》（Sila：The Breath of the World）等[15]。

《西拉：世界的呼吸》是亚当斯很著名的作品，于2014 年7 月25 日在纽约林肯中心的赫斯特广场首演。这部作品具有实验性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演出过程中，木管乐器组、铜管乐器组、弦乐器组、打击乐、吟诵声及环境噪声使整个广场沉浸在一种既缥缈、悠远，又充满不和谐的声音环境中，演绎并表达出极端的北极气候状况。

类似主题的作品也出现在了国内作曲领域，由著名作曲家王宁创作的合唱交响曲《地球·家园》是中国当代生态主题严肃音乐的代表，首演于2017 年11月。这部作品由九个乐章构成：《起源》《生命》《家园》《肆虐》《现世》《醒世》《末世》。《地球·家园》含有深刻的生态思想，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环保题材的交响乐作品。“在浩瀚的宇宙，只有一个地球，我唯一的家园，唯一的拥有。啊！万物相连，共度春秋，万物一体，相互拥有，你中有我，我属于你，以爱相守，天长地久……”

这是第六乐章《醒世》的一段歌词，旨在唤起人们的家园意识，警示人类应反省自己的行为，用心呵护大地母亲，从而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

《地球·家园》蕴含着“大美”和“大爱”。这种“大美”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美；
这种“大爱”以护佑天下苍生之生存为至善。作品音响有一些特殊的艺术设计，生活中的垃圾如矿泉水瓶、塑料袋等被当做乐器用在乐队中，使作品凸显了环保意识和生态精神。王宁说道：“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提醒全人类，从政府到每一位生活在地球——我们唯一家园里的人，应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珍惜地球仅有的资源，意识到目前生态和环境破坏的严重性，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来保护我们的家。”[16]

在2013年“国际环境日”期间，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以“人类·音乐·家园”为主题的专场音乐会。音乐会委约创作了五部环保主题的交响乐作品，是近年“生态/自然”主题音乐中的典范之作。作曲家们运用个性化的创作技法、丰富的音响表达出明确的生态主题，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英国作曲家瑞秋·博德曼创作了《濒危》，用音乐倡导人们保护那些生活在雨林、海洋、草原上的濒危物种，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墨西哥作曲家恩里科·查皮拉创作的《黑色噪音》以“城市噪音污染”为主题，采用实验性创作技法，启发人们对声音生态问题的关注；
意大利作曲家鲁多维科·艾奥迪创作了交响乐《湿地》，通过对“湿地”的想象与表达，引发人们对地球未来命运的思索和追问；
等等。

随着生态运动的开展，反映环境恶化、歌颂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好成为当代作曲家的创作动力和艺术源泉，生态主题的作品数量也越来越多。由此，在专业音乐创作中存在不少值得从生态批评角度深入阐发的问题。笔者在此仅列举了一些典型作品及演出案例，更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待另辟专文呈现。

（二）历史维度：西方艺术音乐中的生态意识

生态批评应有历史维度，音乐生态批评要关注历史上蕴含生态精神的音乐创作。在西方音乐史上，存在大量描绘自然、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作品，以生态批评为视角对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进行解读和评析，可进一步彰显其审美意蕴与当代价值。

在国内学界，针对西方古典及浪漫主义音乐的生态批评已取得理论进展。罗小平教授对浪漫时期德奥器乐作品的生态思想进行了精辟而独到的分析与阐释，可视为音乐生态批评的一个范本。浪漫时期的音乐为何会具有生态意识？罗小平明确了浪漫精神与生态精神的关系，认为浪漫主义中的生态精神倡导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把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克服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偏见[17]。这是浪漫主义时期很多作曲家都与自然保持亲密关系的文化根源。

针对贝多芬的音乐，罗小平教授认为大自然主题与英雄主题并存于贝多芬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展现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凡的。人们从他的音乐中获得的感悟与心灵的震撼是惊人的，由此产生的环保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的。”[18]通过进一步探讨，罗小平还指出：门德尔松的《春之歌》、舒曼的第一交响曲《春天》充满了对春天的赞颂、对美丽自然的歌唱；
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描绘了风景如画的自然景观……。总之，浪漫主义时期德奥器乐音乐有着丰富的生态内涵。

毋庸置疑的是，生态精神不仅存在于浪漫主义时期德奥的器乐音乐中，在其他时代及不同流派的音乐作品中也广泛存在。这为音乐生态批评提供了纵向发展的理论资源。西方器乐作品中的生态精神是一个被学界忽视的重要问题，以音乐生态批评为视角对这一论题展开研究，不仅有利于音乐批评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西方音乐史及作品研究的内容。

（三）当代流行音乐创作中的生态意识

自上世纪80 年代末以来，以环保为主题的流行音乐创作及演唱会屡见不鲜。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7 年由中国环保总局策划的“百名歌手环保演唱会”。作曲家解承强以此为契机创作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陈雷、陈哲词），成为环保歌曲中的经典之作。

环保歌曲倡导绿色文明，宣传环保意识。迈克尔·杰克逊创作并演唱的《earth song》是一首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歌中唱道：“你可曾停下脚步，关注哭喊的地球和抽泣的海洋。”优美的旋律使其在世界各地为人们传唱，歌曲传达出的生态精神发人深省。李宇春和麦田守望者乐队共同创作演绎的《green》，成为世界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的主题曲。李宗盛创作的《大地之歌》是环保歌曲中的优秀代表，提醒人们应认识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谭维维创作的《万物有灵》倡导人们将环保意识渗入日常生活中。《合同春光》是谭盾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 次会议创作的主题曲，2021 年MV 上线，作品表现天地之美，歌颂万物和谐共生。类似的公益性环保歌曲还有《世界的唯一》（周典奥、冯任笑等词，周典奥曲）《绿色相约》（李圣春词曲）《同心蓝》（由良朋、胡海鸽词，唐轶曲）等。

新冠疫情的肆虐让我们深感生态系统恶化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西方学界有一种共识：目前人类所遭遇的种种生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人类文化精神层面的偏执与失衡。基于这种认识，一种内在的文化批判成为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在科学理性及人类中心主义成为批判靶心的同时，哲学家们力图建构出新型的哲学——生态哲学，来重塑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及自然规律的关系。由此出现了人类文化的“第二次启蒙”。

“第二次启蒙”的首要含义是深层的生态运动，它与发生于西方十七八世纪的“第一次启蒙”对应。“第一次启蒙”在高扬人之主体性的基础上，视科学理性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次启蒙”则是对这一观念的矫正，通过校准人之“生态位”[20]，解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艺术是人们表达生存状况的手段。从这个角度观察，“第一次启蒙”的美学意义在于促使艺术家向人类内心世界求索，随之以充沛的艺术情感来确证人之心灵的丰富性与主体意识；
“第二次启蒙”的美学意义在于引领艺术家跳出人类自身局限，进而以一种富于生态精神的“家园意识”主导艺术创作。因此，“第二次启蒙”下的艺术精神是生态性的。

以“第二次启蒙”为背景，包括音乐在内的诸多艺术创作，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超越个人情感对象化这一审美范式的趋势，走向一种更深层的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价值探寻。人类应以怎样的态度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关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成为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

表现“生态/自然”成为当代音乐创作中的一种艺术旨趣，与人类文化的“第二次启蒙”有着紧密联系。为在更高层面上表现生命状态，这类主题的音乐作品不再以个人情感表达为中心，而是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抑制。从意义阐释而言，生态主题的音乐作品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种美好体验，还有对真的领悟，对善的追求。通过音乐、音响引导我们思索社会发展与生命未来，当代作曲家正在为人类的生态运动做出贡献。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戴安·奇泽姆（Dianne chisholm）教授在探讨亚当斯的生态主题音乐作品时，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全球变暖的时代，当代音乐应如何培养生态思维和气候变化意识？”[21]奇泽姆认为，尽管亚当斯的音乐不能代替环保行为及气候科学研究，但能培养出一种新的感官能力，引导人们通过音乐音响感知气候的变化，进而影响我们的思维。

生态主题的音乐创作遵循生态精神，具体体现为情感表达从以人为中心转向以生态为中心。显然，以生态为中心的情感已经超脱了个人情感，是一种建立在对生命共同体价值领悟之上的大爱之情。在审美层面，这种崇高的世界关怀精神将在理性反思之后呈现出来。

音乐批评有多种理论方向，如形式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审美心理批评、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生态批评是音乐批评的新方向，意义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音乐—自然”的批评学建构

音乐生态批评之外的其他任何批评类型，都是在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中建构批评话语。以艺术是人类精神的物态化这一基本认识为前提，“人—音乐—文化”的批评话语是“以人为中心”的。

当代生态主题音乐作品的出现促使音乐批评延伸至生态学领域。通过对音乐作品生态精神的解读与评价，我们将建构出一种新型的表达人、音乐与自然之关系的批评形态。这种批评形态有着强烈的价值意识，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及对生态文明的呼唤。

（二）通过音乐生态批评，走向生态文明

生态批评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意义。它不仅以解读文本为目的，还试图弥合文本与现实的鸿沟，通过改变接受者的文化意识来改变世界[22]。在人类“第二次启蒙”及构建生态主义的进程中，生态批评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功能层面，音乐生态批评与生态批评保持一致，在建构“人—音乐—自然”这一新型批评形态的基础上，推动音乐生态价值观的建立。音乐生态批评从而成为生态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重要推动力量。

注释：

[1]A aronS.A llen，K evinD awe，C urrentD irectionsin Ecomusicology:M usic，C ulture，Nature.R outledge，2016.

[2]A aronS.A llen.Ecomusicology[ecocriticalmusicology].https://doi.org/10.1093/gmo/9781561592 630.article.A 2 240765

[3]A aronS.A llen，K evinD awe，C urrentD irectionsin Ecomusicology:M usic，C ulture，Nature.R outledge，2016.p.2.

[4]A aronS.A llen，K evinD awe，C urrentD irectionsin Ecomusicology:M usic，C ulture，Nature.R outledge，2016.P2.

[5]A aronS.A llen，K evinD awe，C urrentD irectionsin Ecomusicology:M usic，C ulture，Nature.R outledge，2016.p.153.

[6]A aronS.A llen.“Ecomusicology:Ecocriticism and M usicology”.JournaloftheA mericanM usicologicalS ociety，V ol.64，No.2(S ummer2011)，p.393.

[7]A aronS.A llen.“Ecomusicology:Ecocriticism and M usicology”.JournaloftheA mericanM usicologicalS ociety，V ol.64，No.2(S ummer2011)，p.392.

[8]A aronS.A llenandK evinD awe.C urrentD irectionsin Ecomusicology:M usic，C ulture，Nature.R outledge，2016.p.8.

[9]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66页。

[10]罗小平：《音乐与环保》，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11]罗小平：《生态美学——音乐美学界应当关注的新视域》，《人民音乐》2010年第11期，第84页。

[12]罗小平：《生态美学——音乐美学界应当关注的新视域》，《人民音乐》2010年第11期，第85页。

[13]罗小平教授曾以“音乐中的环保”为题，探讨了不同时期中西方各类音乐作品中所蕴含的生态环保意识，可将其视为对音乐生态批评对象较全面的阐述。参见《音乐与环保》的第三篇。本文关注的大多数作品较为新近，作为其补充。

[14]更深入的探讨参见S cottS t.G eorge，D aniel-C rawford，T odd R eubold，Elizabeth G iorgi.“M aking C limate D ata S ing：U sing M usic-like S onificationsto C onveyaK eyC limateR ecord”.A mericanmeteorological society，January2017，p.23-27.

[15]更深入的探讨参见D ianneC hisholm.“S hapingan EarforC limateC hange:T heS ilajuapomorphizingM usicof A laskan C omposer John Luther A dams”.Environmental H umanities，November.2016，P172-195.

[16]《大型环保题材合唱交响曲〈地球·家园〉——专访作曲家王宁老师》，《流行色》2017年第11期，第16页。

[17]罗小平：《音乐与环保》，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8]罗小平：《音乐与环保》，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19]“第二次启蒙”由王治河、樊美筠首次提出。他们认为，“第一次启蒙”的思想局限导致了今日之现代化的种种弊病，人类要想实现生态文明，就必须开启“第二次启蒙”。参见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中国学界针对“第二次启蒙”的探讨刚刚起步，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较为复杂。“第二次启蒙”的内涵是多层面的，本文使用这个概念并加以延伸主要着眼于其首要含义，即生态意识。

[20]“生态位”是个生态学概念，指某物种在生态系统或网络中的具体位置，这个位置决定了该物种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及其功能和价值。

[21]D ianneC hisholm.“S hapingan EarforC limate C hange:T heS ilajuapomorphizingM usicofA laskanC omposer John Luther A dams”.Environmental H umanities，November2016，p.172.

[22]刘蓓：《生态批评研究考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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