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斗唯物主义”的结构、路径和价值*
时间：2023-02-11 18:20:1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徐 琛 党锐锋
（1宁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2宁夏大学 西夏学研究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2022年是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以下简称《意义》）发表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在这篇被称为列宁“理论遗嘱”的重要篇章中，列宁主要针对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在俄国思想、文化和科学等领域中弥漫的各种错误思潮以及沉渣泛起的旧宗教神学思想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与揭露，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理应具有的战斗秉性作出了科学判断和准确理解。本文从结构、路径、价值三重维度对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思想进行剖析和释读，有助于进一步凸显党群关系在事业谋划中的基础性、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领航性、批判借鉴的态度在长远发展中的科学性，彰显出“战斗唯物主义”在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备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列宁认为，要想对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进行有力批判，就要充分发挥先进理论的战斗秉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P153）同时，列宁也明确指出，理论并不如唯心主义者所杜撰的绝对精神、绝对理念一般能够脱离现实的主体而独立发生作用，也并不如当时苏共党内某些左派分子所认为的能够单独依仗共产党员这一群体就万事大吉。事实上，战斗唯物主义的突出优势就表现在结构组成上的广泛性。对此，列宁从当时俄国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社会群体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结成四位一体战斗联盟的极端重要性。
1.与共产党之外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的联盟。针对唯心主义所宣扬的英雄史观，以及这种思想借由唯物主义的外衣而在苏共党内进行传播和发酵的现状，并由此导致一些党员产生干好革命事业只需共产党员和革命家就够了的错误观点，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2]（P646）诚然，社会革命的事业需要某个群体或阶级挺身而出，发挥权威影响和领导核心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一向秉持的观点，正如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明确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3]（P375）但需要权威并不意味着放弃与其他一切群体的团结，特别是对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事业来说，一方面要防范国内旧的封建势力的反扑，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国外资本主义阵营的联合压迫。并且，随着国内战争的胜利，反动势力所采取的颠覆手段逐渐由军事武装的“硬实力”压迫转移到思想文化的“软实力”渗透，仅仅依靠共产党员和革命家的力量是决然无法达到抵御目的的。不论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领域，共产党员和革命家所唯一需要肩负的任务就是“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2]（P646）通过自己对无产阶级正确思想的坚守、切实体现一名坚定唯物主义者的品性，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并带动人民群众、将之锻造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营建起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人民群众的战斗联盟，共同推动共产主义事业行稳致远、不断前行。
2.与“现代自然科学家”的联盟。相比于共产党之外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广泛性，“现代自然科学家”在范围和所指上更加具体。或者说，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的联盟占据着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这根源于这一特殊群体作为理论研究者的地位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哲学倾向上可能产生的二重性。首先，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及其现象，内在蕴含着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因素，因而自然科学家天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体现了“现代自然科学家”在哲学倾向上的可团结性。正因如此，列宁褒扬他们具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有教养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的时髦的哲学倾向”。[2]（P651）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种自发形成的唯物主义往往是一种庸俗的世界观，存在滑向唯心主义的消极可能。其次，在当时科学研究主要从宏观低速领域转向微观高速领域的条件下，X射线、电子、镭、相对论等一系列新的科学发现不断涌现，传统自然科学的定理规律已无法对这些新生的物质对象作出合理解释，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在世界观上陷入自我怀疑之中。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为代表的马赫主义藉此兴起。他们宣扬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的观点已被新的科学发现所推翻，传播所谓的唯能论和不可知论，在物质之外设想世界的本源是感觉、要素或纯粹经验，从而以讲事实、客观中立的旗帜将迷茫中的自然科学家聚拢在主观唯心主义的旗帜下，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基于当时党内对自然科学界这一危险倾向的忽视，同时“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此类现象”，[2]（P651）列宁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例证，阐明了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倾向对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列宁指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目的是推动自然科学的进步和革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而不是意在颠覆对客观物质世界本原性的哲学认知，也即是说爱因斯坦本人“并没有对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任何主动的攻击”。[2]（P651）造成这种攻击假象的罪魁祸首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且他们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随时准备对唯物主义插上致命的一刀，这就客观上凸显了自然科学家自身树立正确哲学世界观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2]（P652）
3.与“最落后的群众”的联盟。革命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因而群众是否具有科学的无神论世界观就显得尤为重要。科学的世界观不会自发从群众的头脑中产生，“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1]（P326）这也正是刚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仍带着大量封建思想残余的俄国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凸显出唤起落后群众、结成战斗联盟的极端重要性。对此，列宁从两个具体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在长期封建统治压迫下的人民群众，绝大多数都未曾接受过科学知识教育，本身尚处于世界观蒙昧、迷茫的阶段，极易受到错误思想的侵蚀，从而站在科学世界观的对立面，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阻碍。因此，加强对思想落后的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2]（P649）第二，现有国家机关在宣传无神论世界观的工作上有很大的缺陷和失误，无法有效发挥唤醒落后群众宗教迷梦的关键作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某种客观因素，即“官僚主义这种一般环境的压抑”，[2]（P648）但这并不能成为共产党员忽视唤醒群众这一问题的根源性解释，而恰恰警示全党上下和全体党员“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2]（P648）切实扭转以往工作存在的弊病，充分发挥引领人民群众思想觉醒的先锋队作用。
4.与“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的联盟。在列宁的思想视野中，资产阶级文化并不完全是十恶不赦的靡靡之音，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并不完全是彻底的反动分子，其中的一些进步分子的进步思想完全可以用于破除俄国仍存在的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传统，进而为宣传无神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提供裨益，这也正是列宁针对同“最落后的群众”结盟这一最棘手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列宁以事实为例，指明了同资产阶级先进分子联合的现实必要性和需要遵循的联合原则。首先，建立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联合，这是恩格斯早已明确指出的有益于革命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尽管从政治立场和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他们与无产阶级处于对立的态势中，但在灵活运用宣传手段来鼓动和唤醒群众的自觉意识的方面上，无产阶级无疑应该充分汲取他们所展示出的合理因素。当时的俄国囿于官僚主义作风的毒害，在宣传手段上已经捉襟见肘，“文字枯燥无味，几乎完全没有选择合适的事实来加以说明，而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2]（P649）体现出了极为明显的、落后于反动思潮蔓延态势的状况。而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撰写的无神论文献，则是“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争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2]（P649）因而与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联盟对无产阶级事业具有明显的提振作用。其次，列宁也敏锐察觉到某些资产阶级分子进步性的短暂、虚假和易变倾向，主张有原则地同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组成联盟，这一原则就是“当这些进步分子变成反动的时候，就要坚决地揭露他们”。[2]（P650）如资产阶级学者德雷夫斯撰写的《基督神话》，表面上以颇为狠辣和透彻的语言否决了宗教有神论，这是值得无产阶级褒奖的进步元素，但他在结尾处却调转话锋，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来对抗传统宗教，这就无疑转向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成为需要加以批判的对象。
在明确结成战斗联盟的重要性之后，问题就转变为如何推动这一联盟的形成，或者说是通过何种手段、以何种推进路径来促成各类群体团结在无产阶级政党周围。列宁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无疑是借助思想宣传的中介工具，扩大科学理论形态的传播力和覆盖度，帮助党员、无产阶级以及人民大众破除错误认知和思想偏见，从而聚集起战斗联盟，为充分发挥战斗唯物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品格提供前提。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守卫主阵地。自文字及其书面载体诞生以来，这种媒介性的宣传工具就成为阶级斗争和抢占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特别是对于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显得尤为关键，《意义》一文的写作目的之一也正是廓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杂志的诸多认识误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声前沿，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不仅承担着一般理论杂志的理论传播任务，还在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团结社会中各类非共产党员的人民群体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促使那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具备唯物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更加坚定地向社会主义靠拢；
另一方面，舆论宣传还起到涤荡社会中仍存的封建落后思想残余的积极意义，在坚决斗争中发挥出解放和救赎那些深陷错误思想泥潭的最落后的群众的作用。这就鲜明昭示出马克思主义杂志内在应有的战斗品格。具体而言，就是既要敢于战斗又要善于战斗。面对形形色色的随现代科学技术崛起的反动思潮，杂志要坚定不移地揭露和追击一切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同时不断提升辨识的能力，及时揭开那些伪装水平高超的反动思想的理论面纱，以旗帜鲜明的态度进行反击。
在更加具体的讨论语境中，列宁强调了危害性更强、需要时刻密切关注的反动性质的理论杂志。列宁认为，在当时俄国的国家机关特别是理论宣传部门中，不仅有专注于纯粹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也藏匿着一些带有不轨目的、借助理论外衣进行反动宣传的“农奴主、反动分子和‘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2]（P654）这些人通过设办伪装性极强的反动杂志或发表所谓理论探讨的反动文章，妄图借此从宣传和教育的渠道侵占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达到渐次堕化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从一些青年党员展露出的对俄国典型的反动杂志《经济学家》的赞扬态度就可见一斑。为此，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必须肩负起捍卫意识形态主阵地的任务，深刻揭穿这类杂志及其背后的有学位的奴仆们的反动实质，从而将其从宣传和教育等各领域全面驱逐出去，保证国家意识形态的清朗明净。
2.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的杂志要守好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必须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核心，即马克思主义这一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对于刚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俄国来说，要同时面对国内“有教养社会”和国外“盛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那些哲学流派”，[2]（P647）这些势力在哲学立场上致力于宣扬唯心主义、在政治立场上企图颠覆新生国家政权。因此，必须从理论上给予其深刻和鲜明的批判，剔除其一切不良动机，马克思主义就是达致这一目标的最为锋利的思想武器。但列宁并不只是停留在纯粹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层面上，而是始终坚持以发展的眼光探索适合俄国实际的理论表达。早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就一直存在着重视实际斗争、反对专制统治的行动派哲学，这是一个由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组成的知识群体，他们坚决反对现有的落后社会现状，特别是随着六十年代去精英化和平民化的浪潮以及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后，这一强调行动和实践的哲学体系就逐渐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特质的一种本土映照，普列汉诺夫也正是据此以行动的哲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学生的列宁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在俄国思想斗争极为复杂的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战斗唯物主义，通过强调战斗这一具有高度实践性和明确立场性的品质，使马克思主义以更加适合当时俄国形势的面貌呈现，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来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而有力打击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流派。
同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核心，除去对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进行坚决驳斥之外，更为棘手的问题出现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即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作为一种单独的哲学形态存在，或者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哲学成分这一重大问题，若不对其加以妥善解决，则极有可能导致自内而外的全面的理论颠覆和解体。对这一问题作出否定回答的代表人物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他们以马克思本人所言的消灭哲学为依据，认为“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4]（P352）将哲学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叛卖性因素，从而造成严重的理论危机。以梅林、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此展开了严肃批判，但由于在某些具体观点上的差异而未能形成一致的普遍结论，列宁继承了他们思想的合理成分，同时以革命的实践性作为核心概念，提出战斗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哲学形态作出了总结性的概括，宣告了这一争论的终结，为在当时的时代下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核心地位扫除了理论障碍。
3.坚持将战斗唯物主义界定为革命和建设哲学并予以发扬。重视发挥宣传媒介与核心思想的工具性作用，是在任何阶级国家都普遍存有的抢占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手段。而之所以以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点重提这些工具和手段，根源就在于这一哲学思想的战斗特性所在，或者说这一哲学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呈现出了马克思始终强调的哲学的世界化倾向，真正推动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哲学。这种区别于孟什维克过分保守和平民知识分子派别密谋破坏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建设哲学，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对列宁晚年在《论我国革命》中所指出的“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的一种突出印证和呈示，[2]（P777）规划出了一条指导俄国同旧的肌体成分彻底决裂、向新生的先进肌体演化的合理路径。
具言之，列宁将战斗唯物主义界定为革命哲学和建设哲学，既是对俄国革命思想传统的继承，也是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自觉作出的因应时代环境与大势的发展建构。一方面，战斗唯物主义必然需要作为一种革命的哲学发挥作用，即旨在成为夺取和稳定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导。在这一狭义层面的界定上，战斗唯物主义更多地指向革命、颠覆和暴力斗争，因而招致一些保守分子的攻讦和反动势力的污蔑，导致战斗唯物主义似乎单纯成为了一种破坏性的暴动哲学。对此，列宁指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5]（P443）没有革命品性的唯物主义只能是一种完全保守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丝毫不具有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实现俄国由封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也终会由于革命性的缺失而走上歧路，这已经为二月革命的教训和十月革命的成功所鲜明印证。同时，就更为广义的范围而言，战斗唯物主义作为革命哲学的职能并不只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发挥效用，其战斗意涵也内在包括了批判的指向，即在革命胜利后也始终要指导同各种反动势力及落后思想的斗争，发扬彻底的革命哲学的战斗性。而不论是在狭义或广义层面上，这种革命哲学职能的发挥都必须依托一定的宣传工具和核心思想，真正达致扩大影响和指导实践的目的。另一方面，战斗唯物主义不仅承担着破坏旧世界的革命哲学职能，同样肩负着建设新世界的建设哲学职能。相比于革命而言，列宁将建设视作更为艰巨的任务，“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6]（P445）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在前所未有的未知领域中、在反动势力的觊觎中建设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列宁强调发挥战斗唯物主义的建设哲学职能，要求既要善于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也要敢于同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腐朽因素坚决斗争、起到为社会建设祛弊除害的作用。综合而论，战斗唯物主义的建设哲学职能是对其革命哲学职能的进一步延展和接续，革命哲学职能同样蕴于建设哲学职能之中，二者共同构成战斗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两个方面。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列宁在《意义》以及其他涉及唯物主义战斗性的文献中都没有明确区分和界定两种哲学职能，而只是以战斗唯物主义的概念进行统摄，这就导致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实质就是单纯从字眼上理解战斗唯物主义，将其夸大为极端的革命哲学，排斥对包括资本主义合理因素在内的一切舶来物的借鉴和吸收，全然忽视这些因素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列宁对这种倾向早有察觉，因此十分重视借助宣传媒介和一以贯之的理论核心，来深入阐发、宣传、普及战斗唯物主义的双重哲学职能，引导全党和人民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6]（P521）“这是一条引导我们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决不会引导我们倒退到封建制度去”。[2]（P710）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表明，借助宣传和思想工具广泛传播从而得以充分发挥指导效用的战斗唯物主义，是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适应俄国具体形势的科学思想。布哈林在列宁逝世后为其撰写的纪念文章中也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资本主义发展和革命的代数学”，那么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就是“既有这种代数学，也有破坏性方面和建设性方面的新现象的代数学”，[7]（P177）指明了这一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所在，启示之后的共产党人要继续加以继承和发扬。
作为成形于思想斗争极端尖锐条件下的宝贵理论遗产，《意义》不仅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在思想文化领域起着肃清和正轨的作用，而且对今天的中国也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指导意义。探寻其中潜含的价值意蕴，勘察战斗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是进一步领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必要举措。
1.始终将深厚的党群关系作为开展事业的首要原则。战斗唯物主义之所以具有坚决的战斗性，就在于其将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贯彻始终。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最坚实的依托，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脱离人民群众只会将党的事业送入无底深渊，这已经为历史和现实的诸多教训所鲜明映照。列宁对此具有深刻认知，“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一致的阶级手中，那么就能够真正按照大多数的意志来管理国家”，[8]（P22）这也正是他强调只有团结最广大的群众、结成最坚实的战斗联盟，才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战斗性的缘由所在。
中国共产党得以从近代以来的绝境中涅槃，并不断开拓中华民族从式微走向复兴的道路，最根本的特质和最鲜亮的底色就是人民。人民代表着党的一切事业的归宿和终点，是党彰显其阶级特点、表述其终极关怀的核心所在。在近代中国飘摇动荡的社会条件中，不乏关注到人民群众是国家命运的根本所在这一观点的仁人志士，如孙中山先生在回顾国民革命的经验时就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9]（P1472）其中就包含着与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异曲同工之处：只有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民众，理论的战斗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转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汇聚成能够根本变革旧社会的动力因素。“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言。”[10]（P809）中国共产党深刻领会人民立场，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到党的一切行动之中，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过程都始终压实、稳固人民利益这一红线，同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因素作坚决斗争，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密切和巩固党群关系。理论逻辑的推演、实践效用的映照、历史经验的启示，无一不显著证明，只有人民才是具有本原意义的“逻各斯”，党只有同人民紧密结合，才能真正践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斗秉性，形成社会发展前进的原动力，为实现伟大事业筑牢深厚基础。
2.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领航旗帜。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具有更加显著的意识形态性，因此就必然要求在研究中依循一定的政治原则和思想导向，这也正是当时列宁为何如此重视俄国的学术研究，并以单独的篇幅和锋利的笔刃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撰写《意义》一文的缘由所在。
当前，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朝着更加深层、复杂的方向发展。相较于传统以军事要挟和政治孤立为主的硬威胁，当前西方势力更倾向于采用以学术研究和思想争鸣为幌子的软渗透，他们不仅以常规渠道渗透进入普罗大众的日常话语领域，更运用基金资助、会议交流、访问学习等手段对学术研究领域入侵，以学术权威来谋取话语霸权，试图颠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然而，学术研究绝不如某些西方学者所宣传的那样，是高耸于政治和国家之上的象牙塔，学术探讨与争鸣是不涉及意识形态的纯粹学术行为。相反，学术研究恰恰体现着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相统一，这在社会主义中国体现得尤为突出。[11]以经济学研究为例，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体系和学术论文发表都被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框架、模型所影响，反而是那些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成果因所谓推证不严谨、模型不成熟、实证检验弱等理由被拒之门外，西方经济学潜在地具有了一种强势地位，大批学者以及高等教育人员产生了追寻所谓研究主流、盲目信服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倾向。在此过程中，构成西方经济学的若干底层思维逻辑，如利己主义、新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等必将对研究者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政治导向上发生倾颓，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消蚀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战斗性的理论指南的根本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2]这就要求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牢守意识形态的底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领航旗帜，不断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战斗品性，坚决扭转“唯西方”“唯国外”的错误研究倾向，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貌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不断提升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世界话语权。
3.始终坚持以批判借鉴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毋庸置疑，对资本主义需要给予严厉而彻底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一味的盲目批判。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影响力广泛的网络之中，存在着一些以极端情绪看待资本主义的群体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以绝对的爱国者自居，否认资本主义存在任何合理之处，将资本主义看作百无一用的罪恶东西，这是严重歪曲唯物史观的错误观点。马克思认为，利用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实现由物的依赖形态向人的全面发展形态过渡的必要条件，这是由生产力的客观条件所限制和规定的，并不能以意识形态为由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驱逐。列宁自始至终都不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可以借鉴的因素，这在《意义》一文中也多有体现。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下，互立营垒、零和博弈的斗争逻辑已然落后于时代，不论是“天朝上国”的迷梦抑或是“日不落帝国”的争锋都被断然抛诸于历史洪流之后，一切逆全球化的企图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徒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深刻证明，人类社会不是弱肉强食的原始世界，而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追求幸福、谋求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希冀。以绝对不相容的思维看待各个国家及其文明形态是不智之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13]（P5）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合理借鉴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不仅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恰恰是内蕴于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中的必然逻辑；
同时，借由这一过程，也能够更深刻地认知和明晰资本主义的实质，从而进一步坚守并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战斗性，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更加彻底的批判，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