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非经济性损害及其类型化

●余耀军

因气候变化引起的损害及其应对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也是气候相关诉讼中原告的普遍诉求。气候变化非经济性损害是与气候变化引起的减缓、适应、经济性损害并列的第四大成本，但由于内涵不清、内容繁杂而暂未能成为共识性概念。学界对于气候变化非经济性损害的研究兴起于2013年，既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哲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法学界对其的关注相对较少，国内的研究更是鲜见。基于此，本文尝试对非经济性损害的概念进行提炼，并根据价值形态将其类型化，为认识气候变化的非经济性损害展开理论探索，并以此为基础尝试构建我国气候变化非经济性损害大国的法律地位，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治理压力提供理论支持。

199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评估报告，就气候变化对能源、人类居住地、运输、工业、人类健康和大气质量、农业和林业、地球生态、世界海洋和沿海地带、水文水资源、冰冻圈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报告首次提到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沿岸国家迫切需要气候变化造成的热带气旋、风暴潮等现象的频率、强度和分布等方面变化的指南，〔1〕参见《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990和1992年的评估》，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1992年6月，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ipcc_90_92_assessments_far_full_report_zh.pdf，2021年12月20日访问。与此同时，该报告还引起了小岛屿国家的高度关注，并开始推动将气候变化损害问题纳入国际气候谈判。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条第8款表示要充分考虑采取包括提供资金、保险和技术转行在内的有关行动，关注小岛屿国家、有低洼沿海地区的国家等，缔约方会议可酌情就本款采取行动。〔2〕需注意的是，该条涉及的需主要关注的国家类型还包括：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森林地区和容易发生森林退化的地区的国家；
易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国家；
容易发生旱灾和沙漠化的地区的国家；
城市大气污染严重的地区的国家；
脆弱生态系统包括山地生态系统的国家；
经济高度依赖于矿物燃料和相关能源密集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出口所带来的收入，和/或高度依赖于这种燃料和产品的消费的国家和内陆国和国境国。大多数所列举的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类型，我国都有。

1995年，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就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作出分析的同时，再次提及“一些小岛屿国家和其他国家将受到更大危害，因为他们现在的海上和沿海防御系统不是很扎实。人口密度高的国家更易受害。风暴潮和洪水会威胁整个文化。对于这些国家，海平面上升会迫使人口的国内或国际迁移。”〔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第二次评估气候变化1995》，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5/2nd-assessmentcn.pdf， 2021年12月20日访问。在此期间，小岛屿国家一致呼吁发达国家减少排放。1996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小岛屿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议定书的建议草案，要求发达国家到2005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4〕Se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s://unfccc.int/cop4/resource/docs/1996/agbm/misc02.htm,last visit on December 22, 2021.对此建议，世界气候联盟迅即发布了一份评估小岛屿国家建议对经济影响的报告，并断言应对气候变化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海湾合作委员会甚至抨击了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减排义务之外的做法，〔5〕Se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1996 GCC“A Review of Economic Impacts of AOSIS-Type Proposals to Limit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https://www.climatefiles.com/denial-groups/global-climate-coalition-collection/1996-economic-impacts-aosis-type-proposals/（1996）, last visit on October 15, 2021.而发达国家对小岛屿国家主张的气候损害问题进一步保持冷淡态度。

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了适应性管理“不能阻止各种损失”，“居住在小岛和/或低地沿海地区的人口由于海平面升高和风暴的影响在一些社会和经济方面有特殊风险。”〔6〕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2001综合报告》，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8/TAR_syrfull_zh.pdf，2021年10月15日访问。也就是说，气候变化已影响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人体健康、居住地、社会文化和传统资产，由此导致的损失都属于非经济性损失。更难能可贵的是，报告还对非经济性损害的诸多概念进行了界定，奠定了评估非经济性损害的理论基础。

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再次强调“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都无法避免所有的气候变化影响”。〔7〕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ar4_syr_cn.pdf，2021年10月15日访问。对此，小岛屿国家联盟反应强烈，通过《关于通过加强执行〈公约〉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动的对话的报告》，要求“避免气候变化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必须是评估任何长期目标是否适当的关键基准之一”“保护岛屿主权和文化的价值不能与缓解的货币成本相提并论。”〔8〕Report on the dialogue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y enhanc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07/cop13/eng/04a01.pdf, last visit on October 15, 2022.至此，“非经济性损害”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气候谈判的相关文件中。

2012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多哈会议上，缔约各方承认需要通过系统的风险管理战略对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等气候影响做出反应，并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对气候变化非经济性损害这一复杂而困难问题的理解，通过增进相关专业知识，以应对无法量化的损失。〔9〕参见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十八届会议报告——第二部分：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采取的行动》第3/CP， 2013年2月28日，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12/cop18/chi/08a01c.pdf，2021年10月11日访问。2013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华沙会议上，设立了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华沙机制，以处理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和损害问题，并且在重述多哈会议关于非经济性损害决议内容的同时，要求华沙机制据此开展工作。〔10〕参见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十九届会议报告——第二部分：缔约方会议第十九届会议采取的行动》第2/CP， 2013年2月28日，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13/cop19/chi/10a01c.pdf， 2021年10日11日访问。此后，对气候变化非经济性损害的研究成果开始快速积累，仅2020年关于太平洋岛屿非经济损害的出版物就多达55份，而2009年仅有2份，2013年为11份。〔11〕See McNamara K. E., Westoby R., Chandra A., Exploring Climate-driven Non-economic Loss and Damag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Vol. 50, June 2021, p. 4.2021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格拉斯哥会议的最终决定中，却只提及“注意到确保包括森林、海洋和冰冻圈在内的所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时，也注意到‘气候正义’概念对一些人的重要性”，并未单独提到非经济性损失。由此可见，非经济性损害要达成国际共识，仍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一）学术文献中非经济性损害的表现

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研究报告、新闻、诉讼中，提到的因气候变化引起的非经济性损害有如下几种表现：（1）海平面上升导致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被损毁和国家失去领土；
（2）暴雨导致的洪水淹没田园和文化遗址；
（3）局部地区生产方式被改变，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4）海洋酸化导致珊瑚礁死亡、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学术研究对非经济性损害的表述也是五花八门，例如，一份针对全球100多个气候损害的案例研究发现，人们遭受的非经济性损害的价值维度多样，损害内容不一，研究甚至使用了一个十分夸张的表述——体验损失的一千种方式：对全球气候无形损害的系统分析，〔12〕See Tschakert P., Ellis N. R., Anderson C., et al, One Thousand Ways to Experience Los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limaterelated Intangible Harm from Around the Worl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55, 2019, p. 58.揭示出因气候变化损害认识上的不公平导致的贫困人口受到的无形损害被法律系统性忽视（表1是对其中三份文献的归纳整理）。

表1 学术文献中气候损害的表述

表格第一列的研究者具有经济学学术背景，其主要合作者为文化学者，第二列为哲学家的观点，第三列是环境科学家们的研究。在这些学术文献中，对非经济性损害的描述往往比较鲜活，有时还不乏文学性和道德倾向。比如，气候变化导致了非自愿移民，受害者说“由于亲戚、朋友和邻居的迁移，我们的社会、社区和家庭已经崩溃了”。〔13〕Asian Development Bank, Non-Economic Loss and Damage Caused by Climatic Stressors in Selected Coastal Districts of Bangladesh, http://www.icccad.net/wp-content/uploads/2016/02/ADB-Study-on-Non-Economic-Losses-and-Damages-Report_Final-Version-Reduced-File-Size.compressed1.pdf（October 2014）, last visit on October 15, 2021.有时也进行简单的归类，把气候变化的心理影响分为直接和急性影响、社会心理影响和间接影响等。从总体上看，学术文献中的非经济性损害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高度相关，代表了某个学科对该问题的基本判断。表1所列举的三份文献在行文中均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关怀，在指出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对非经济性损害认识的同时，还要求政府、国际社会为应对非经济性损害提供方案。

（二）联合国文件对非经济性损害的界定

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委托撰写的一份技术报告中，非经济性损害被界定为人、社会和环境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不能用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的损害。这一说法回避了非经济性损害的本质特征，而将之与经济损失结合起来进行界定，即“不常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部分”，〔14〕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Non-economic Loss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k Programme on Loss and Damage,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13/tp/02.pdf（9 October 2013）, last visit on October 15, 2021.具体包括生命、健康、流离失所、领土、文化、土著和地方知识及其他社会资本、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等8类。报告认为，生命权是一种基本人权，尽管世界各地的发展水平不同，对生命受到损害时的补偿价值不同，但所有人的生命价值是平等的。健康不仅指没有疾病，还包括具有一种身心良好的状态，而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被低估了。流离失所导致健康、痛苦和社会网络的损失，构成了独特的非经济性损失。领土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且是国民群体身份得以存在的基础，领土的丧失构成了对自决权的侵害。文化遗产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独特而不可替代。土著和地方知识是一个特定文化群体或社区拥有的独特知识，具有精神、文化和实用三重价值。生物多样性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还有内在价值。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了多重价值。报告还指出，非经济性损害的对象可能也有经济价值，如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经济学家们已开发出诸多评估方法来评估其经济价值，但从未有一种模型能够全面评估生态系统的全部价值，原因就在于诸多物种的价值根本无法进行货币量化评估。相对于气候变化引起的基础设施破坏等经济损失，非经济性损害难被界定的主因还在于其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从联合国技术文件罗列的内容来看，从有形损害到无形损害，从直接损害到间接损害，从个人损害到国家损害，从基本生存条件损害到高阶精神追求的损害，可谓包罗万象、驳杂繁复。尽管最终提出了评估非经济性损害的方法建议，但并未在法律规范层面予以概括，所以对其奢谈法律救济途径还为时尚早。

（三）气候损害诉讼中的非经济性损害

在气候损害诉讼中，原告提出的损害形态非常宽泛。试举例说明，在“加州政府诉通用汽车公司案”（以下简称“加州案”）中，原告加州政府对通用汽车等公司提出了一系列指控，详述了气候变暖对加州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大部分涉及的是非经济性损害。〔15〕Se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v. 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 et al., Public Nuisance Action by California Seeking Damages from Auto Companies for Contrib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http://climatecasechart.com/climate-change-litigation/case/californiav-gm-corp/（2006）, last visit on October 17, 2022.在印度“谢尔–辛格诉喜马偕尔邦案”（以下简称“辛格案”）中，原告认为喜马拉雅山脉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重要礼物，但旅游业给喜马偕尔邦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导致居民的健康受到损害。起诉书详述了该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受到的损害，充满了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术语，诉讼请求包括要求法庭发布指令设立绿色税收基金，对通过的每辆重型汽车征收100卢比、轻型汽车征收50卢比，对乘坐天然气或电动汽车的每位旅客征收20卢比的费用。所征资金归入绿色税收基金并由政府保管，用于植被的恢复等。〔16〕See National Green Tribunal, Sher Singh vs State of Hp, https://indiankanoon.org/doc/194586080/（6 April 2014）, last visit on October 16, 2022.可以看出原告诉讼的目的在于弥补因气候变化造成的非经济性损失，而非个案中原告的权利救济。在新西兰“斯密斯诉恒天然集团公司案”（以下简称“斯密斯案”）中，原告是毛利人的部落酋长，被告为新西兰7家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公司，原告认为被告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是一种危险的人为干扰气候系统的过失行为，构成公害侵权行为，要求被告减少对气候系统的破坏并在2030年达到净零排放。〔17〕See Smith v. Fronterra Cooperative Group Limited, ［2020］ NZHC 419; ［2021］ NZCA 552; ［2022］ NZSC 35.在上述三个典型案例中，当事人对损害的描述并不一致，有的非常具体，有的较为抽象，有的是直接损害，有的是间接损害。

概言之，无论是学术文献、联合国的研究报告，抑或是气候损害诉讼，对于非经济性损害的概括差异性极大，不仅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而且所用的概念和术语亦五花八门。可见，给非经济性损害下一个抽象的、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定义并非易事。鉴于此，不妨先结合非经济性损害的特征对非经济性损害展开类型化归类，在探寻非经济损害性概念开放性的同时初步确定非经济性损害的概念。

如前所述，学术文献对非经济性损害的表述众说纷纭，这与其独有的特征不无关系。

（一）非经济性损害与所处环境的依存性

非经济性损害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性知识的损害，地方性知识是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从经验中吸收并积累而成的技能和哲学，其内容与生态环境、历史、生产形态、生活方式等高度相关，如与当地生态环境特征高度相关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

居住环境是人类在文化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下塑造的，一旦居住的生态环境被改变，其文化系统也将招致损害。人们是谁与他们在世界中的定位高度相关，人类学家曾在法庭作证时对文化价值作了如此论述：“自我意识，包括个人的、文化的，都深深地嵌在一块土地上。”〔18〕Kirsch S., Lost Worlds: Environmental Disaster, “Culture Loss,” and the Law, 42 Current Anthropology 2（2001）, p.172比如，安第斯山脉村民的文化是围绕冰川建立的，冰川的消失使其文化体系崩溃并丧失了在社区内进行沟通的能力。〔19〕See Mechler R., Bouwer L. M., Schinko T., et al., Loss and Damage from Climate Change: Concepts, Methods and Policy Options, Springer Nature, 2019, p. 211.又如，一份对汤加沿海社区精神福祉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已对当地居民的精神产生了负面影响，该文建议牧师通过讲道、祈祷等方式帮助居民适应气候的变化。〔20〕See “God and Tonga Are My Inheritance!” —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Perceived Spirituality, Adaptation and Lessons Learnt from Kanokupolu, Ahau, Tukutonga, Popua and Manuka in Tongatapu, Tonga,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1294002_God_and_Tonga_Are_My_Inheritance-Climate_Change_Impact_on_Perceived_Spirituality_Adaptation_and_Lessons_Learnt_from_Kanokupolu_"Ahau_Tukutonga_Popua_and_Manuka_in_Tongatapu_Tonga, last visit on October 17, 2022.在前述案例中，毛利人将习俗、文化、历史遗址、营养、精神意义的传统资源、健康受到不利影响作为气候变化的损害，就是对具有地方意义的文化损害的一种表达。“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同生物资源有着密切和传统的依存关系”同样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认识。在我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也是基于地方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维护文化系统的完整性，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也对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作出了制度性回应。不容否认，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环境变迁会迫使一些地方的人改变环境利用的方式，进而损及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系统。

（二）非经济性损害具有不可通约性

非经济性损害对不同地区的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包含的文化、社会、生态、美学价值无法置于统一的评估体系中加以衡量。换言之，在当地人看来具有神圣价值的某个标志或雕塑，对其他地区的人而言不仅无法理解，而且毫无价值，也就是说，用以确定一个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别人而言可能仅仅意味着奇特或原始，是久远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片。

不可通约意味着不能用一种价值去衡量其他价值，更不可用货币加以衡量和量化，即不可比较、不可排序，不能用一种价值代替另一种价值，这凸显了非经济性损害最独特、最本质的特征。例如，毛利人墓葬的洞穴和墓地消失是其无法挽回的损害，不能用其他方式予以弥补。前述案例中诸如人身健康损害、健康福祉损害之类的也是如此。在气候损害诉讼中，原告在罗列非经济性损害时，通常情绪化谴责较多，却提不出准确的赔偿数额或具体的救济途径，这也是气候变化法律虽从未忽视此类损害，但始终未能将其纳入赔偿救济体系的原因所在。从损害评估技术的角度看，货币化的前提是可比性，但非经济性损害中诸如文化认同、国家领土主权等，在价值层面上一般不具可替代性，将其货币化几无可能。

举例说明，在“基瓦利纳村诉埃克森美孚公司案”中，起诉书中写道：“全球变暖使海冰减少……村落受到沿海风暴潮和浪潮的危害，这些风暴和海浪正摧毁基瓦利纳村的土地……”“基瓦利纳正在变得不适宜居住，必须重新安置整个社区。”〔21〕Native Village of Kivalina v. ExxonMobil Corp., Action by Native Alaskans Seeking Damages from Oil and Power Companies for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ir Village, http://climatecasechart.com/climate-change-litigation/case/native-village-of-kivalina-vexxonmobil-corp/（2008）, last visit on November 28, 2022.原告提出的索赔金额为9500万美元至4亿美元已说明其对损害也难给出一个明确的评估。在我国，针对青藏高原暖化与湿化的研究表明，到2100年，青藏高原的气温会上升2.0～3.6℃，最大值为3.0～3.6℃，“近30年来青藏高原年平均冰川融水径流量由615亿立方米增至795亿立方米。冰川加剧融化导致水量增加，其末端冰湖溃决概率增大。”〔22〕傅敏宁：《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响应对我国防灾减灾的挑战》，载《中国减灾》2021年第7期，第48页。暖化与湿化正导致高原植被发生两极变化，中部地区和西北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23〕参见郝楠：《青藏高原气候变化与高寒草地的综述》，载《河南农业》2021年第8期，第59-60页。严重危及当地藏民的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24〕参见杨柳、阎建忠等：《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对农牧民开垦的影响》，载《生态学报》2019年第10期，第3655-3669页。这些损害之间均难以通约，无法换算成特定的价格进行补偿，所以在提供救济途径时，法律需充分考虑其独特性设计多样化的救济途径。

（三）部分非经济性损害具有间接性

研究表明，非经济性损害只是间接与气候变化相关，比如因升温导致死亡率、发病率上升等。以我国为例，1961—2010年间，我国华南地区平均温度每10年上升0.16℃，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增加、过敏性疾病发病率上升，一些以前不存在疟疾风险的山区也出现了流行趋势，登革热有转为海南地方性疾病的可能性。〔25〕See Yao-Dong Du, Xian-Wei W., Xiao-Feng Y., et 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Human Health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4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4 （2013）, p. 212.对气候变化损害的无能为力、不确定性的担忧等还可能造成受害地区居民自尊心下降或精神分裂发病率的提高。〔26〕See Kelman I., Ayeb-Karlsson S., Rose-Clarke K., et al., A Review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Under Climate Change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 16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3 （2021）, p. 11.在灾害心理学中，灾害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虽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但鲜有人在气候变化与心理健康的影响之间建立起科学联系，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跨越的时间和空间尺度都比较大，且又会与其他社会因素相纠缠，故而很难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此外，气候变化还通过破坏支撑良好健康的社会和环境决定因素加剧了社会、经济和人口的不平等。〔27〕See Hayes K., Blashki G., Wiseman J.,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Mental Health: Risks, Impacts and Priority Actions, 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Systems 1 （201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984805/, last visit on November 8, 2022.气候变化导致的诸如此类的损害具有间接性，如何对之进行归类和概念化界定、如何建立与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成为气候变化非经济性损害必须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和理论问题。

对非经济性损害类型化的基本标准是其价值属性，既有利于将具有相同特征的损害归纳在一起，又便于根据其价值类型研判法律规制与救济方法。依据非经济性损害价值具有的不可通约性特征，可将非经济性损害所涉价值类分为生命健康价值、土地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其中前三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最后一类则兼顾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诉求。

（一）生命健康价值

法律对生命健康价值只有定性表述，对其进行金钱价值定量分析始终是一个难题。为此，公共政策领域展开了广泛的探索，如通过估算生命的价值，为汽车强制保险业务、各种安全装置的设计标准、清洁空气的保护等提供政策和法律的成本分析指导。大体而言，这些方法可归类为显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前者观察个人对危险品和安全设备的购买决策；
后者是向个人提出假设性问题以引导他们给出答案。〔28〕还有一种人力资本统计方法，通过分析个人预期收入来评估个人的生命健康价值，但此法显然不适合老人和儿童，目前只有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生命健康的价值判断差距很大，〔29〕See Keller E., Newman J. E., Ortmann A., et al., How Much Is a Human Life Worth? A Systematic Review, 24 Value in Health 10（2021）, p. 1-11.这是法律和伦理所无法接受的。就法律而言，尽管生命健康损害最终的救济可量化为金钱，但从伦理上讲，我们并不能用寿命与某种经济价值相等同，毕竟作为拥有目的性价值的最高存在，人类的价值具有不可量化和禁止交易的绝对性。

（二）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并不仅指资本市场意义上的财产价值或投资价值。土地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栖息地，国际法意义上的土地称为领土，是“国家存在的自然地理基础”。〔30〕吴晓秋：《公法上领土概念的形成与建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62页。国家对领土具有排他的控制权，对领土的侵犯被视为侵略行为。从本质上讲，现代国家是环境性的，是国家控制下的资本在生物圈上运作的一个体系，国家通过政治、军事权力控制这一体系，并运用行政、科技等机构对其国民实施权力。这是一种基于生物圈的权力战略，是将人类的生物特征作为对象的总战略，〔31〕See Parenti C., The 2013 Antipode AAG Lecture the Environment Making State: Territory, Nature, and Value, 47 Antipode 4 （2015）.其蕴含的地理知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而是国家和政府进行生产性的领土管理的有关地理空间的技术性权力的集合体。国家建设的水坝、运河、道路等基础设施、以法律所认可的诸多财产权的标的物，以及植物学、农业、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所形成的知识，都是国家及其国民对基于土地的生态系统的反应。换言之，国家是拥有生物政治权力的组织，国民是该土地上的栖息者。失去土地，国家不仅将失去政治权力，而且将损害以土地的地理单元为内容的整个知识体系、生存依据和自主、自决权。

（三）文化价值

相较于生命健康价值和土地价值，文化价值的概念内涵和价值评估更加棘手。文化通常与艺术、音乐、表演、博物馆、创意、诗歌等联系在一起，代表一群人的某种价值观或信念，可被定义为将某个群体的所有指导价值和外部标志、符号结合起来的一个整体系统。

评估文化价值是一项艰难的研究任务。经济学的学术资源无法洞察和测量文化的内在价值，已基本放弃了对文化进行货币化衡量的努力。政府一般通过系列基于经济的数据来大体确定文化组织或文化产品的价值，主要通过购买意愿的方法进行评价。但是，评估文化价值依然是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2021年，英国政府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文化资本评估计划，将文化资本定义为“除了可能拥有的经济价值之外，还包括发现、储存和产生文化价值的资产”，〔32〕Harman Sagger, Jack Philips, Mohammed Haque, Valuing Culture and Heritage Capital: A Framework Towards Informing Decision Making，30 Cultural Trends 5 （2021）, p. 1-26.准备利用利益转移和决策建模的方法，〔33〕利益转移是从资产样本中获取估值并将其应用于另一项资产；
选择建模是向受访者提供一系列替代方案，要求受访者从中选择他们最喜欢的替代方案。开发一系列评估文化和遗产服务价值的方法，收集原始数据并建立数据库，但此举旨在为企业和政府进行利弊分析提供相关信息，并不是全面评估文化的价值。

（四）生态环境价值

生态环境价值评估的学科包括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生态科学等，这些学科各自就其价值指向和理论范式提供评估指标或模型。其大体可概括为三类：（1）以社会目标为指向的生态系统指标和社会性功能（如娱乐）指标类的评估，主要依赖生态环境对达成社会目标的贡献度进行评价，所选定的社会目标根据地理空间的不同而尺度各异。我国发布的一系列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34〕2020年发布的六项标准分别是：《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和关键环节第1部分：总纲》《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和关键环节第2部分：损害调查》《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环境要素第1部分：土壤和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环境要素第2部分：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1部分：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2部分：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即属于此类评价方法。（2）根据个人的优先事项来评估生态环境的价值。此类方法与心理学和伦理学关系密切，假设个人的个人优先事项因价值观不同而各异，那么可通过对优先事项的遴选来评估生态环境的价值。此方法被用于在特定社会中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排序，并为环境管理和环境执法提供参考。（3）基于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价值评估。此类情形包括两种：一是从古希腊已降对人类影响至深的标准——“人是万物的尺度”；
二是生态环境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此三种常用方法均承认无法全面衡量生态环境的全部价值，仅就其功能或人类的选择而进行大体评估。

综上可知，气候变化所致损害涉及的价值类型，彼此之间不仅价值评价标准各异、价值评估方法和模型多种多样，难有统一标准，而且各价值之间也无法通约，不能相互替代。再加上其价值位序无法排列，且在不同的民族或信仰群体之中价值位序不同，是故将非经济性损害的价值作为对其类型化的标准是可行的选择。

（一）生命健康损害

生命健康损害是气候变化造成的最严重的一种损害。气候变化导致气温、水文、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进而威胁人类的生命。2021年，河南省郑州市的极端暴雨事件导致了292人死亡，47人失踪的严重后果。〔35〕参见《郑州遇难人数近300，公众需要一个答案》,载中国青年网2021年8月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0 23479712671490&wfr=spider&for=pc，2021年12月12日访问。虽然科学家们还未就此次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暖进行严谨的归因研究，但是从1961—2005年平均每十年黄河流域最高温度增加0.26℃，最低气温每十年增加0.28℃，且未来仍处于上升趋势，极端降雨事件亦有增加趋势的现状看，〔36〕参见温跃修：《黄河流域未来极端气候变化及对中游洪水事件的影响研究》，郑州大学2020年度硕士学位论文，中文摘要第1-2页。此次郑州市的极端暴雨事件当与全球气候升温有关。根据我国国家气候中心的资料，在1991—2020年间，中国平均每年3039人死于气象灾害，极端干旱、暴雨、高温、热带气旋等极端天气危害不断加剧。〔37〕参见孙劭：《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规律、特点及影响》，载《中国减灾》2021年第15期，第12页。冬天变暖使诸多病菌、花粉等浓度增加，降低了人类的免疫功能，增加了发病率。学术研究也发现，我国的“温度变化对人口死亡率有显著影响……人口死亡率与气温变化呈现非对称的U型曲线……在气温属于5～10℃区间时人口死亡率最低。”〔38〕李树生、田阳霞：《区域气候变化对中国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载《人口经济》2013年第3期，第25页。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所致的死亡人数越来越高，“2000—2019年共造成165923人死亡（91%为热浪造成）”，〔39〕吴大明：《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情况及影响分析》，载《中国减灾》2021年第15期，第22-23页。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也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健康的损害包括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如气候变化导致的霍乱、疟疾等流行病，给一些地区的人们造成的严重健康损害便属于身体损害，而气候变化引发的人的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则影响了受害地区人们的心理健康。

（二）领土损害和流离失所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丧失领土导致主权受损和安全感下降；
在次国家层面，干旱、盐碱化、土地退化、荒漠化等土地丧失则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生活困难及对未来的恐惧。1987年，时任马尔代夫总统的Maumoon Abdul Gayoom在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被称为“国家之死”的戏剧性演讲，会后，其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声明中表示：“平均海平面上升2米就足以淹没由1190个岛屿组成的整个国家，那将是一个国家的死亡。”〔40〕Athaulla A. Rasheed, Small Island Climate Diplomacy in the Maldives and Beyond, Image, 2019, p. 2.

流离失所自1992年开始被列为国际法关注的议题，联合国对此的定义是一国境内由于武装冲突、内乱、系统性侵犯人权或自然或人为灾害而被迫突然或意外地在本国内大量逃离家园的人或群体，〔41〕See Economic UN, Council S, Analytic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4 E/CN, 1992, p. 5.但这是一个“描述性而非法律的定义”，〔42〕Erin Mooney, The Concept of Internal Displacement and the Case for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as a Category of Concern, 24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3, 2005, p.13.并不意味着某种法律救济。因气候变化而背井离乡是一种典型的非经济性损害，受害者不仅会失去附着于家乡的财产，而且会失去安全感和削弱生存能力。在联合国大学全球化、文化和流动性研究所（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n Globalization,Culture and Mobility）和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的研究报告中，确定的永久性搬迁计划中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两个岛屿的2400名居民，报告还显示，2012年斐济因洪水和旋风而离开家园的超过27000人。〔43〕See Pacific Research Project, Promoting Human Security and Minimizing Conflict Associated with Forced Migration in the Pacific Region, https://i.unu.edu/media/migration.unu.edu/publication/3891/EXTENDIDAS-BAJA-PACIFIC-REPORT.pdf, last visit on November 7, 2022.联合国《2021年全球流离失所报告》关注了气候变化引起的难民问题，其中，仅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就导致了1.56亿人被迫离开家园。〔44〕See International Display Manufacturing Conference,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21, https://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21/（2021）, last visit on November 8, 2022.报告认为，流离失所者遭受的权利侵害包括获得粮食的权利、得到住房和适当生活条件的权利、享有卫生保健的权利、享有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权利、工作和得到适合工资的权利、居住和迁徙自由、家庭团聚、受教育的权利、法人资格、思想、结社、言论及集会自由等多项权利。〔45〕See Economic UN, Council S, Analytic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 4 E/CN, 1992, p.11-19.衡量气候变化所致的流离失所损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法律问题，法律学术研究的建构是气候变化流离失所者得到救济的必要前提。

（三）文化损害

文化包括本土文化、文化遗产等。前已述及，原住民的本土知识通常与环境密切相关，这些知识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也有精神和文化价值并承担着凝聚社会和认同的功能。而气候变化会使一些传统生活生产所承载的本土文化不断流失。文化遗产是一个集社会实践、知识、表达形式与技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遗产，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艺术、审美、科学、经济等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艺术、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等价值，对于建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特性，这些价值无法用市场价格予以衡量，不能单纯地用“他者”的眼光从旅游资源的角度加以评估，而应交由文化遗产的持有者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纽带角度进行体验和传承。

与流离失所相比，文化财产损害相对更容易获得共识，诸多国内法、国际公约、〔46〕涉及文化保护概念的公约依时间顺序至少包括：1907年的《海牙条例》（第四公约附件条例第 27 条）、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第53条和《1977年议定书》第16条、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1条、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95年《关于盗窃和走私文物公约》第2条及附件、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1998年《罗马规约》、对于国际习惯法和1977年《日内瓦公约议定书》［the Geneva Convention Additional Protocols （1977）］对于文化财产概念的回顾、200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第2条等。国际习惯法均明确保护本土文化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对文化财产的界定包括11大类别，非常宽泛。〔47〕文化财产是指各国因宗教或世俗理由而明确指定为对考古学、史前史、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的财产。See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last visit on October 25, 2022.除了物质形态的文化财产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如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其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文化传统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这与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定义基本相当。

气候变化文化财产损失类型的建构仅需将文化财产遭受的损害归因于气候变化即可。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威胁和损害一些地方的文化遗产。比如，许多文化遗产由多孔类材料构成，很容易受到损害，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巨石圈出现开裂即属此类。我国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丽江古城，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2011年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干旱，2012年1月的降雨也比同期减少85%，致65条河流断流，使古城的传统用水习惯、社会规范因此瓦解。〔48〕参见郑晓云：《气候变化中的水文化遗产保护——以云南为例的一个水文化前沿问题探讨》，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0期，第152-153页。在黄河流域，因气温升高而致化学反应加速，“虫霉的生产繁殖迅速，导致文物老化变质加速。降雨增加，引起空气湿度增大、水汽增多，易引起壁画类文物病害；
此外，过高的湿度会导致丝织类文物发生虫害、霉变，使纸质类文物的抗张强度、耐折度等急剧下降，石质类文物表面、古建筑类的构建材料出现风化，金属性文物更容易出现腐蚀生锈。”〔49〕王有恒、谭丹等：《黄河流域气候变化研究综述》，载《中国沙漠》2021年第4期，第240页。

（四）生态环境损害

生态环境损害包括生物多样性流失、生态系统破坏和环境损害。生物多样性具有“内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生态、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美学价值”“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同生物资源有着密切和传统的依存关系。”〔50〕《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https://www.cbd.int/doc/legal/cbd-zh.pdf，2022年5月11日访问。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遗传资源，支撑着地球的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导致诸多地区的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流失非常严重。虽然目前已开发出不少评估生物多样性损害的方法，但对其内在价值仍缺乏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通常概括为支持（土壤形成、营养循环、初级生产）、供给（食物、水、燃料、木材或纤维）、调节（气候、洪水、疾病、水的净化）和文化（教育、娱乐、审美、精神）四个方面。其中提供食物、水、燃料等属于经济性服务，而支持、调节和文化则属于非经济性服务。诸如全球珊瑚礁的死亡导致海岸线的审美、文化价值的流失是生态系统被破坏的一种表现。

气候变化对环境造成一系列损害，如海洋酸化、冰川消融等。喜马拉雅山在过去几十年中气温显著变化，导致高海拔地区降水量下降而低海拔地区降水量增加，并增加了洪水、地震的发生风险等。在气候损害诉讼中，原告起诉也多基于研究报告和当地实际情况，提出诸如山体滑坡、水土流失等环境损害诉求。

在气候变化损害评估中，非经济性损害因具有不可比较性而被单列出来。这种损害具有与所处环境的依存性、价值上的不可通约性和产生的间接性等特征，造成了对其定义的困难。在此情况下，先将其类型化不失为法学研究中的一个过渡性方法。鉴于气候变化非经济性损害价值内涵各异且不可通约，是以，按照价值类型归类无疑是可行的方法。根据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害涉及生命健康价值、文化价值、土地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可将损害类型化为生命健康损害、文化损害、领土损害和流离失所及生态环境损害。对我国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遭受的损害赔偿和承受的减排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我国也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国，所以重视并开展对非经济性损害的研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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