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规中的学术史：清代书院《四书》安置之旨趣演进
时间：2023-01-20 10:20:1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蒋 明 (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 410081)
书院与《四书》都是因新儒学之产生与传衍这一“大事因缘”而兴盛的产物。精研朱子理学的宋儒诸葛泰即有“游乎于书院者，沉潜乎《四书》之妙”[1]之说，宋末反理学的代表人物周密也在《癸辛杂识》的“道学”条总结道：“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2]可见南宋时二者已并列为时人眼中重要的理学标志。宋代书院“最重要之事业则为讲学”[3]，所讲主要范畴不出《四书》义理。元代书院逐步官学化，课程则皆继承程朱之学，以《四书》为中心[4]。明代书院讲学极盛，所揭宗旨则大体从《四书》(尤其是《大学》)中拈出。清代书院的形态相对宋明有所变化，其对《四书》之安置在延续中有断裂，也出现了新的嬗变。
清初，宋明时的书院讲学之风虽然大为收敛，但不同学派对《四书》义理的重视依然得以延续。康熙年间，潜心程朱的李文炤即在《岳麓书院学规》中告诫书院学子：“《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并建议“将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后参之以《或问》，证之以《语类》，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讲书可也”[5]1576。学宗阳明的李颙也在《关中书院学程》中要求生徒：“饭后看《四书》数章，须看白文，勿先观注；
白文不契，然后阅注及《大全》。凡阅一章，即思此一章，与自己身心有无交涉，务要体之于心，验之于行。”[5]1667
雍正时，清廷开始在制度上将书院纳入国家文教系统。雍正十一年(1733)上谕内阁，肯定各省学校之外设立书院为“兴贤育才之一道”，要求督抚商酌举行，“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6]。乾隆元年(1736)颁发《训饬直省书院师生谕》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并要求各书院“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7]。
清廷明令禁止书院讲学，书院功能转向以考课为主，课题则主要为四书文。黄以周后来回顾这一历程时称：“自唐代崇尚诗赋，学校失教，华士日兴，朴学日替。南宋诸大儒，思矫其弊，于是创精庐以讲学，聚徒传授，著籍多至千百人，而书院遂盛。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8]此处的“有明以来”，其实主要是指清代作为科举附庸的书院。清代书院的核心功能虽然从讲学转向考课，其与《四书》相维系的特征却未改变。
书院考课有官课与师课之分，并详订日程。如云南昆明五华书院课诸生，规定：“月凡四，初三、十三、十八、二十八皆课日也。初三、十八日曰官课，自督抚、学政及云南府以次而周，皆监院于先一由之，至日诣官廨请课题，一四书文，一试帖诗，至夕而毕。十三、二十八两日曰师课，则院长自课之，亦一四书文，一试帖诗，至夕而毕。”[9]考课与科场首重《四书》的制度规定有着密切关联。如辽宁义县聚星书院月课按童试程式将试题分为生题和童题，生题四书文一道，试五言八韵诗一首；
童题四书文一道，五言六韵诗一首[10]。虽然也有书院在大课和小课中试律赋与经解，不过并不作硬性要求，声明“不能者听”[5]1475。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书院考课的出发点同样在于使士子认同《四书》尤其是朱注之义理，就此而言，书院的考课与讲学可谓一脉相承。《紫阳书院课艺序》就提出：“我朝文治之隆，超轶往古，而取士之法，仍有明之旧用制艺，著为功令，岂无深意哉？欲人之能读四子书而已……故朝廷以此命题取士，而书院讲学先讲四子书。”因此愿诸生“潜心四子书，务通其理。”[11]乾隆间蒋元益任山西学政，鉴于各府观风考试中“诸生之文多剿袭陈言，沿习恶调，恐将来考试优少劣多”，即下令将《开山小品》等“家弦户诵”却“庸恶陋劣”的时文选本毁板示禁，并晓谕士子当“熟读《四书集注》，讲求理法，以清真雅正为宗”，寄望于月课晋阳书院诸生，使士林转变学风，“奋然以兴起教化为己任”[12]。
乾嘉之时，《四书》在书院的核心文本地位并未随精英学人的学术重心转向“五经”而动摇，这也是由四书文在科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乾隆十八年(1753)边连宝所撰《桂岩书院学约八则》就指出，习举子业者“除四书本经而外，一切线装书俱束而不观，置之高阁，抱残守独，孤陋寡闻”，并斥其即使科场幸而获隽，也只是俗语所谓的“红脖进士”，希望书院士子在读《四书》外，还应重博览。不过，《学约》又借方苞之言谓：“天地万物之理无尽，四子书特其郛郭耳。故必能穷天地万物之理，然后能为四子之文。今读望溪文，知为夫子自道，其言大而非夸。”[13]可见，即使强调多读经史，也依然以《四书》为依归。
清代科举独重首场四书文，这与乾嘉以降精英学人以“五经”为重的学术取向是相悖的。清儒因此不断提出在科场中重新安置《四书》与“五经”的新方案，在书院的主教者中，同样有类似的声音接连涌现。章学诚在《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中针对士子只重四书文忽视五经文的状况，强调“经义与四书文，即一理也”，又谓：“自宋以前，经学用以阐发义理，史学用以敷陈治道，应举之士，得一己之见，自为推论，初无一定之格有所限制者也。元、明以来，试士专重《四书》文义，策对经旨，俱守学校成说，史事空作议论，亦多依傍宋儒之言，其道犹未尽善。本朝经学光昌，政典修举，依古以来，未有如斯之盛。乡会二试，所为发策决科，皆是试觇士子记诵而已，本无缺事失理，有待于士子之敷陈也。”[14]其言为科场而发，而背后之标的则在提高“五经”与史学之地位。在科举“重首场”的情形未变的情况下，要求书院士子重经史，其效终究有限。
打破《四书》作为书院独尊经典地位并形成典范性影响的是阮元。阮元以大儒兼大帅之姿创建诂经精舍与学海堂，对书院形态影响深远。陈宝箴后来总结称：“嗣是江苏、湖北、四川、陕西渐设精舍，而倶不出学海堂之制。精庐之开，或数十人，或百人，日从事训诂名物、辨白考订。”[15]1873阮元通过运作科考阅卷, 削弱头场四书文的作用，抬升二三场经解策论的地位，挟科考与书院之势，最终使全国“受浙粤辐射，形成经解之学的风气”[16]。
继阮元后，再次掀起书院风气变革的是张之洞。同光之际，“鄂有经心，蜀有尊经，粤有广雅，湘有校经堂，江苏有南菁，有学古堂”，虽然被认为“制度一仿诂经为之”[17]，引领时风的弄潮者却非张之洞莫属。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规定书院考课不课四书文。诸生质疑不课四书文“与科名相妨”，张之洞则称：“根柢深而不工词章者，鲜矣。工一切诗古文辞，而不能为举业者，抑又希矣。其于时文有相资也，无相害也。”他认为书院考课采用策论、诗赋便于考古，而“古学”乃“由选拔以至廷试”所重，因此“为科名计，抑亦周矣”[18]。张之洞所倡导的“古学”以“十三经”为主体，《四书》并非其核心。张之洞于《四书》与“十三经”之间的微妙取舍，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在“应变局”的思维下试图以通经致用的“古学”取代理学，并配合书院不课四书文的措施，重新安置《四书》的位置。
同光之际，张之洞的理念在诸多学政创建书院的活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典范性影响。光绪十一年(1885)，陆宝忠接任湖南学政，下车观风，即以“重建湘水校经堂记”为题课士，其所拔超等第一名周声洋，在论“所以重建斯堂之意”时对重《四书》不重“五经”之风进行激烈批评时道：“八比之余，授本不通其读；
《四书》而外，称文罔识其名。习《礼》者删《丧服》之篇，诵《书》者昧古文之別。治《春秋》而不知五传，读《诗训》而莫悉三家。兔园一册，终日相随；
墨汁三升，尽人可饮。”而陆宝忠评曰“语长心重，卓然可传。”[19]103次年即谕校经堂诸生曰：“昔暴秦燔书，六艺中缀。汉兴，诸儒掇拾于煨烬之馀，或亡章句，转相口授，大师辈出，始以文字解诂，礼乐制度，灿然大备。后世习之，命曰汉学。自汉迄唐，传疏始盛。有宋之世，斯风稍替，程朱崛起，乃精究天人性命之旨，表章四子之微言，明道阐学，躬行实践。后世习之，命曰宋学。”[19]111-112
《四书》既然被归之为宋学，则在“汇汉宋于一涂”的岁课月试下，不再具有超然于其他诸经的地位。
校经书院所定“专精学业”的读书要求如下：“每日必读所习本经注疏几页，《资治通鉴》几页。小学为经学之阶梯，舆地乃史学之钤键，及诸兵谋、农政、行水、筹边、朝章、国故之书，百家众流之论，各随其性之所近，考证旧闻，发明疑义，载入日记册中。”可见，《四书》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与此相配合，又对祀典进行了“厘正”，规定书院学子于春秋仲月上丁，在向孔子行释奠礼后，次及“汉儒许(慎)、郑(玄)”，然后方为“宋儒周(敦颐)、程(颢、颐)、张(拭)、朱(熹)”[19]16。从《湘水校经堂书目》经类所收书来看，《四书》类书籍的数量与种类都远少于其他诸经[19]21-50。李肖聃后来在《湘学略》特辟“校经学略”，认为“若校经书院，实湖南汉学之大会也”，并总结道：“光绪时，沅州知府朱其懿设沅水校经堂；
彭刚直玉麟设船山书院，王湘绮久为院长；
刘琨蕴斋立诂经书院，命题试士；
郭筠仙亦于曾文正祠设思贤讲舍。皆不课时文。外县则宁乡玉潭书院亦设经课。于是吾乡士人皆知读书，不复如陈尧农主讲城南时专讲《四书汇参》，王雁峰之喜为时文。”[20]
在扭转科场时文风气的运思下，同光士人接续阮元之宗旨，试图在书院中提升“十三经”，打破《四书》的独尊地位。这种尝试的思想学术史意义当然毋庸讳言。但若将视野拓展至整个国家文教系统的经书安置中，不难发现其限度是明显的。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张之洞等人“在各省的活动，相对于全国整体而言，仍然只是局部效应而已”[21]。即使是在一般被归为张之洞同道所创建的书院中，虽然在反对时文弊病、重视经史时务上一致，但对《四书》的安置仍然大有所别。
同样按学海堂规制，且以“致用”为名的还有陈宝箴任河南省河北道道台时创设的致用精舍。在致用精舍的课程规划中要求读经“以《四子书》为主，《易》《书》《诗》《三礼》《春秋》辅之”。《四书》与“五经”有主辅之别，这与二者在科举场次中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其课程安排差别在于：“为主者，日月不可离；
为辅者，轮次诵习。”日课按学海堂规制，分“句读、评校、钞录、箸述”四项。但认为阮元所定“读经日二十页”过多，指出书院课程“经、史并重，又与专治经籍者不同”，因此定以五页，但“《四子书》不定页数”[15]1872-1874。光绪八年(1882)，与张之洞同科(同治二年癸亥科)进士的许振祎继任河北道，“甫下车，即阴求河北耆儒负大用可主精舍讲席者”，得王辂为主讲。王辂尊崇《四书》与朱注，“求孔门之学于程朱氏，《大学》则取明德然后新民，《中庸》则取明道然后行道”[22]281，尝谓“程朱之学平实无弊”[23]563。王辂于精舍专讲《四书》，其后刊行的《致用精舍讲语》，实即《四书讲语》[23]64。《讲语》要义多本于“尤专精性理之学”的宗朱学人王汝谦所著《四书记悟》[24]，王辂且要求“学者将《讲语》看毕，再取《记悟》细看”[22]395。
更显著的例子是许振祎出任陕西学政时效仿张之洞创立的味经书院，其学规明确界定《四书》与“十三经”的主辅关系，认为“《四书》，群经之心法也。而《大》《中》章句，《论》《孟》集注，朱子生平精力悉萃于此，剖析疑似，辨别毫厘，学者尤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所以书院士子首先应该对《四书》“日日熟读精思，沉潜涵咏”，其次方读他经[25]。从中不难看出，《四书》在书院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动摇。
整体来看，从乾嘉到同光之际，提倡“五经”或“十三经”，尝试改变书院独尊《四书》地位的效果有限。对某些区分汉宋且倾向于“汉学”的士人而言，对五经的疏通考证无疑是提升学术声誉的方式，然而《四书》因与科举关联，则关系到生计。因此在书院的教学之中依然高度重视朱子和《四书》的地位，不敢逾矩。提倡五经之学，同样需要围绕《四书》展开。《四书》在多数书院的课艺中反复被强调为学术次第之最优先一级。正如1896年的《申报》所言：“士子于乡会试之外，多恃书院考课及生徒改笔以为生计，时时作文，不啻时时温习《四书》，能于此中服膺一二语，即于立身敦品，所裨非浅。”[26]三者环环相扣的关联性，保证了清代书院《四书》安置的动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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