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经济涂层：评《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经济背景与商业文化》
时间：2022-12-04 22:05:0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 坤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经济背景与商业文化》是李锋教授结合多年文学与商学跨学科研究与教学积累所著，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解析美国文学中经济与商业文化的学术专著。作者尝试通过大量的文本解析和理论阐释重新审视20世纪美国文学，回顾昔日的同时不忘立足当下，从现代经济学和商业伦理的视角出发，多维度、颠覆性地解析小说中的主题思想、叙事手法以及价值取向。该作品动态地揭示了美国文学最近百年的商业精神与伦理演变，为美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从内容上看，文学和经济理论向来不兼容，两者观察视角的差异使得大部分跨学科研究停留在表面，在前人研究支持不足的境况下，李锋教授打通学科界限，将文学性与商业性有机结合，深层挖掘文学传达的时代信息，充实了美国文学研究的内容，确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从方法上看，本书是合纵多维度研究的典范。从初期的萌芽与繁荣，到“美国梦”的幻灭，再到复苏路上的反思和世纪末的转型，文学作品中历时性的变迁呼应了现实时代的步调。同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节点，每个时代重点剖析5-6部著作，共时性地细探各个时代的化身，更立体地透视了美国的商业文化。生产者、销售者、管理者、营销者、消费者，每一个经济体中的参与者都是作者观察的对象，每一个文学作品中的商业理念都是作者着力的方向。
文学与商业经济，一个存于现实之上，现于想象之界；
一个藏于现实之中，流于钱币之间，两个看似疏离，近乎隔阂的学科如何碰撞出火花呢？其实，不论与现实关系如何，两个学科都不会浮于表面的文字或交易之上，而是在纷繁中折射出人的本性与交互，是有形价值之外，精神伦理的奇遇。凝练商业文化的伦理指的是“商业运营中的相关价值、标准以及原则”(DesJardins,2001：3)，“价值”“标准”与“原则”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探索与追求，而文学直接就被高尔基定义为“人学”(转引自何茂正，1985：56)，对人的探究与关怀打破了两门学科的界限，从文学的视角切入商业文化或商业的角度重审文学，实质上都是对人性与追求的品味，不论是作品中沉浸奢靡的少女，步步高升的财阀，还是苦苦支撑的店主，丧命西迁的老农，都在诠释商业文化中人的浮沉。商业与经济对文学的内在相关，使得作者相信“在文学领域，商业伦理可以作为观察和分析部分涉商题材文学作品的有效视角” (李锋，2018：34)。
如果文学与商业的结合并非偶然，那么从美国文学出发是否也是必然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李锋教授在其专著《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经济背景与商业文化》中阐释道“作为主导全球的经济势力，美国的商业准则为众多国家效仿，同时亦显现出经济增长中的若干负面效果，引发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忧虑”(李锋， 2020：3)，换言之，作为世界经济的龙头，美国的经济环境和商业文化具有一定的预示性和综合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或可见到自身过去、现实、甚至将来生活的影子，择取美国文学为切入点，实质是在最大限度地引发更多读者的共鸣与反思。
如果美国文学与经济和商业的结合是考虑受众的结果，那么标题中的另一个关键字，即“20世纪”则更值得关注。年轮、日历、钟摆，历史似乎总是能在波澜不惊中匀速前进。变革、战争、瘟疫，如果放置到整条历史的长河中，也显得苍白。作为时代的侧切面，商业与经济更是微小不堪。然历史的质地并非是均匀涂抹的，经济与商业文明也非单一势态，如果对准某一个节点，那么社会背景的磅礴与商业文明的兴衰或可扣人心弦。然而为什么聚焦20世纪？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富兰克林就在《自传》中对商业文化进行了初探，美国历史虽短，但每个时代也会贡献出些许此类作品，20世纪的选定显然承载了作者的观点与倾向。其实自1894年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后，其商业故事就呈现指数化的增长，正如作者所言“在这一百年当中，美国的商业经济之活跃，是之前任何一个时代(包括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李锋，2020：3)。这些变革与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绝佳的背景与丰富的题材，井喷式的创作以及名家的加持使得这一时代的作品不论在量的积累还是在质的层次都远高于先前，故20世纪的美国文学就商业角度而言最为丰满与厚重。
名正则言顺，题目中近乎拼贴的关键字实则是作者对现实与创作、感性与理性进行结合的尝试，归根结底是对不同境遇下人的观照。逐利冲动和道德准则间的矛盾，消费狂潮和价值追求之间的分合使得文学中的人物行为动机更加丰富与自然，其伦理困境和利益选择也具有一定普适性。
谈及经济背景和商业文化，最不可回避的人物类群就是经营者，他们是占据主动地位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代表经济行为的起始点。作者以重大时代经济现象为划分标准，纵向梳理了20世纪美国文学的四个阶段，即“进步时代”，咆哮20年代，二战到60年代以及70年代后，观察在经济腾飞、萧条、复苏与转型时代经营者的诉求与准则。四个阶段各有特点，但又相互衔接，共同描绘出经营者的嬗变路径。
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对伦理道德的定义，商业文明中的伦理不基于精神的或道义的品行，而在于逐利。道德与否，合法与否，都不是经营者们首要的衡量标准。本书的作者在《商业伦理批评:美国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一文中就提出了“逐利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伦理”( 李锋，2020：37)的观点，借助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阐释，李锋重申了在自由经济体系中，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从事能够增加其利润的活动，只要在游戏规则的允许范围内即可”(DesJardins, 2001: 54)，置于本书当中，可以说不论外部环境如何，更不论社会认同与否，利益最大化是经营者们最正大光明的诉求。
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20世纪前20年，这一时期对应的是麦金莱时期之后的老罗斯福和塔夫脱等主政的新时代，其总体上遵循保守稳健的经济政策。依托整个“进步时代”(1890-1920)，该时段创作的经济背景多蓬勃昂扬，形势大好。本部分选取的作品《屠场》《马丁·伊顿》和《金融家》等从生产经营、创作营销以及资本运作等方面展现了个人在勃发的经济背景中的商业行为。这其中蝇营狗苟的官商勾结和强大的企业托拉斯揭示了经营者为逐利不择手段的丑陋吃相；
作家的创作选材与图书价值向市场看齐，感叹精神追求在物质赢利前的无奈与惨淡；
金融资本投机，钻法律漏洞则呈现了资本市场的混乱与狡黠。20世纪初期20年的逐利，就经营者而言有些忙乱与无序，然而作家们或多或少都聚焦在一些违法或不道德的个人行为，为利益伤及他人在这一时段的经济背景下，似乎并不可耻。
本书第二部分到了美国文学最璀璨的时代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咆哮的20年代和萧条的30年代似乎将美国经济架上了疾驰的过山车，在极限的起伏跌宕中迅速上演“美国梦”的膨胀与破灭。这一章涉及的作品更多地牵涉商业群体或制度，经营者的视阈不再囿于单纯的生产与销售，而是拓展到社交活动和阶级分层，不管成功与否，经营活动已强势攀附制度。小说《一颗像丽思酒店那么大的钻石》中供给方的奢靡与贪婪，《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经营者堂而皇之地不法获利，《愤怒的葡萄》中东部资本的席卷与侵吞等，如此迅猛而强大的掠夺绝非个人可为，整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沉浸在国家性非法逐利的狂欢中，松散制度的默许以及不法经营者的聚集使得强势的经营者们可恣意逐利而不受惩罚，在这种癫狂的外部环境刺激下，具有经济情怀的大文豪庞德甚至提出了亲近法西斯主义的货币政策。
本书第三部分将时间推向二战后到60年代，作者将其命名为“复苏路上的反思”。诚然，此时的美国虽尚未摆脱二战阴影，但经济的回暖与复苏势不可挡。那么，这段时间的文学又要“反思”什么呢？从作者选取的作品中看，有两个方面，一是梦想坚守者的沦落，且看《推销员之死》中兢兢业业一辈子最后却落得以死骗保的威利和《店员》中恪守道德、诚信经营却落得惨淡离世的莫里斯；
二是投机者的崛起，一如《二十二条军规》中利用军事-工业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的迈洛和《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中借助慈善转移财富、合法避税的李斯特。这一时段经营者们的非法逐利直接被合法化，而与之相应的就是老实卖命的坚守者被打入深渊，两者命运的对比俨然是这一年代善恶对调、真假互换的写照。
最后一部分到了7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问题也不断突出，作者总结出最严重的两个问题：贫富差距加大和新兴产业积攒泡沫。该部分并未对这一时代的特性进行归纳，其原因在于70年代的美国如同乘上后现代之骥，变得多元而丰富起来，很难有哪一个词语能精准地概括其内核。这一时段《美国野牛》中的商业道德沦丧，《拜金一族》中的职场喋血，《比利·巴恩格特》中的黑帮管理以及《大都会》中的金融泡沫等从多个层面重申了逐利这一要义，只不过其表现形式纷繁复杂，且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不难看出，在利益诱引下的经营行为贯穿了20世纪美国文学的商业文化，文学作品中逐利带来的个体以及社会变形实际是生活的写实。当然，本书并非为了揭露逐利之丑陋而著，作者在书中大量穿插了客观的经济学分析：货币政策、劳资关系、价格弹性与定价策略，自由资本主义等理论是解析人物命运浮沉的重要抓手，然而如果仅仅只着眼这些概念而忽略个体、群体乃至社会的变迁，那么所取文本不过是冷冰冰的案例，毫无人文关怀。基于文学中经营者的变迁来反观人性，大概是作者创作的初衷。
消费其实是相对宽泛的概念，它涉及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等各个层面，商品生产最终就是面向消费的，或说，没有经历消费的产品并不能算商品。专著中的消费确实保障了这一概念的广泛性，从生产到消耗的每个过程都谈论到消费，然本文仅聚焦消费的终端，即消费者，一是经营部分已在上一小节阐明，恐有重合，而是消费带来的矛盾、冲突和和解在终端最为明显，且专著中也一脉相承。
消费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背景的转型与商业理念的变化，消费也呈现动态的，甚至颠覆性的演进。受清教思想影响，20世纪前对消费的态度多为否定与压抑，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复苏与蓬发，到20世纪初期，对消费行为压制的松动，到中期的鼓励甚至末期的封神，实则是经济发展的写照。
“消费建构身份”已经是消费主义近乎真理的论断。早在17世纪末，凡勃伦就在其作品《有闲阶级》中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对于消费主义引领下的人们而言，“我买故我在”，而“买”的内容就是“在”的实质。专著中从早期《嘉莉妹妹》中嘉莉的穿着与喜好，到《巴比特》对“无用之物”的崇拜，再到梅森的小说中对汽车和流行乐的痴迷，不管主人公意识到与否，消费的内容都在界定其身份，或是社会阶级，或是生活品味，或是价值追求，所有对人的定义只有通过购买物品和消费服务才可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作品的构思中，作家们对此多少有些唏嘘，德莱塞笔下得到一切的少女却陷入迷茫，欧·亨利笔下用商品表达爱意的情侣也只剩无尽的怅惘，菲茨杰拉德笔下试图买来地位、跨越阶级的穷小子最终走向覆灭，消费定义了他们，也伤害甚至谋杀了他们。然而到20世纪中后期，这一份伤感却略显做作，德里罗在《白噪音》中直接将消费神话化，“购买越多，他(男主杰克)内心的自我认可度就愈高”(李锋，2020：154)，消费成为人们标识自我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购买消费产品必不可缺的就是消费环境，本书多次提及消费环境给人物带来的欣喜与慰藉，初到芝加哥的嘉莉只是经过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心里就激起万层波澜。环境、装修还有布局陈设都能将她从困窘的现实生活中拯救出来，夺目的美好让她摆脱了道德的束缚，消费场所转身成为单纯的美，无忧的世外桃源。比起价值观念的起起落落，消费场所的魅力也许就在于它过于简单反而变得恒久，即便到了20世纪末，人们对这种美的向往也丝毫未减。在《白噪音》中，逛超市简直升华为了宗教仪式，除了可以占有“物”这一简单的操作外，对于杰克一家而言超市可以让一切归位，如同醉酒般，所有人的位置在短暂的逛超市过程中都变得恰当与和谐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引导下，即便保守重农的南方也大规模推进城市化进程，将田园置换为卖场，用耕地交换商店，小说《斯宾塞和莱拉》以及《在乡下》等坦然地描述了人们对消费场景的热爱，“消费街区、连锁店、娱乐场所和高速公路等商业景观都势不可挡地占据南方的主流”(李锋，2020：169)。消费场景造就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的“拟真世界”，其奇妙之处就在于一旦进入其中，人们仿佛融入了理想中的虚拟场景，悠然逍遥，自得其所。
有了商品和场地，对于消费者而言另一重要的元素就是消费行为。提及奢靡与“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场景，就不得不提书中收录的菲茨杰拉德的《一颗像丽丝酒店那么大的钻石》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论是度假场景还是每周的宴会，买了什么，消耗了多少，浪费了哪些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的过程。假如在经济有些紧张，生活尚且窘迫的时代，如《麦琪的礼物》的背景中，消费过程是酸涩、奢侈的，那么在之后几十年的作品中，这一过程则像泄闸的洪水，势不可挡，尤其在物质极大丰富的70年代后，“买买买”俨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德里罗笔下的杰克甚至会“为了购物而购物”(李锋，2020：154)，本书作者借文学评论家尼克松之言，道明其原委“消费活动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认同行动……‘我’消费什么，怎样消费，实际上体现和贯彻了‘我’对自己的看法、定位和评价，也就是说，是自我认同的体现”(转引自李锋，2020：154)。消费是存在的体现，这呼应了当今社会“不消费即死亡”论调，梅森笔下沉迷游戏的格鲁尼亚，寄情于电视节目的塞姆，都在通过消费物品或服务来感受自身作为人的存在，有了动态的、持续的消费，人才不是行尸走肉。
也许正如专著中所言，“消费很难解决生计，化解矛盾，但它确实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且触手可及的抓手与港湾”(李锋，2020：173)。在不断浅表化的世界中，看透人心近乎不可能，然而表层的物质堆叠的确是一个简易的评估自我与他人的体系。此外，无论是游乐场还是避风港，消费总能给人带来须臾满足，正如狂欢中变为国王的小丑，现实中卑微的、苦恼的人在消费中得到认可。
《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经济背景与商业文化》将20世纪美国文学划分为四个阶段，依次展开其蕴含的时代经济特色和商业伦理、规约与追求。其实文学研究中探讨某一部作品的经济背景，或者经济学分析中借用某个文学案例都不足为奇，然而能将这些琐碎的作品与经济理论系统地、较为全面地结合起来，实属不易，工作之繁杂，可想而知。然而若将本书单纯地看为简单的梳理和理论应用，则辜负了作者的心血，对“人”的关注自始至终都是作者的着力点。丑陋的、无奈的、解脱的、高尚的、妥协的，所有经济行为中表现出的人性是该书的立足之处，作者哀叹商界的尔虞我诈，褒奖未被认可的坚守与高贵，劝导读者卸下现实的重荷，接纳真实的自我，这些是文学旨在传递的，更是健康的商业信条可以表达的。当然，凡举对历史进行划分，不免有武断之嫌，尤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节点，观察文学动态，易落入削足适履的研究窠臼，文学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具有渐进性，甚至是往复性，不可以一言概之。尤其是相邻的两个时代，分割线并不一定非常清晰明确。就难以避免的缺陷而言，作者也做出应对，一是聚焦经济、聚焦时代典型经济事件而非具体年限，如果某一时代现象与前一个时代密切相关或者在第二个阶段发生延伸，也绝不回避，尽量完整地展现其势态，例如“进步时代”的背景就拓展到20年代之前；
二是聚焦人物而非时代，本书虽以时代为经线，经济与商业文化为纬线，网络美国文学，然而关切的是大时代背景下人性的坚守与嬗变。文学的发展和人性变迁呈现正相关关系，时代仅是关联两者的横切面。
总体而言，《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济背景与商业文化》的非传统切口，为读者审视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文学的温情与经济的理性在案例中得以融合。整部著作结构安排较为紧凑，逻辑清晰，案例得当，值得一提的是，每一个部分主体叙述之前都提供了一个时代背景略说，读者可迅速对应出该时代文学创作的主题与风格。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本书对文学和商科的同行有积极的参考意义，对文学爱好者或经济初学者而言，也是很好的启蒙与拓展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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