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工资一览表_宋平的浓“农”深情与平民秉性

　　1917年，宋平出生在山东莒县农村。1934年，他曾在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学习过，曾笃志学农兴农。尽管宋平任职无数，但他这位在农村出生、在农民中间长大的农家儿子，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不论走到哪里也不会磨灭。他虽少年离家外出求学，很少回故里，但直至晚年乡音难改，浓“农”深情难了，平民秉性难改。因为宋平的血管里奔腾着农民的血液。
　　一、从顶着压力划分作业组到包产到户不胫而走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年时间内，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而它本身又经过了从包工、包产到组到包产、包干到户的发展过程。“组”和“户”一字之差，所蕴含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这之中，宋平曾为触犯“公认”的原则、突破所谓“禁区”作了不懈的努力。
　　“八年陇原三段分，处乱治穷费尽神，是非功过应与析，党心民心与良心。”1981年2月，宋平奉命回京时写下过这几句话。自1972年7月起，他在甘肃省委领导岗位上工作了8年半之久。
　　1973年春，甘肃中部地区22个月没有下过透雨，旱情十分严重。刚刚到任不久的宋平，到中东部地区察看灾情，向甘肃省委汇报后，实施了紧急救灾措施。一年后，灾区人民顺利度过了灾荒。
　　救灾，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而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于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成了宋平难以安枕的头等大事。
　　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宋平紧紧抓住农村问题不放，亲自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村调研，察看了大量的生产队，在农家院子里主持了许多座谈会，随后主持制定和发布了《关于当前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二十条》），文件主张还权于生产队，重申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明确提出了经营管理责任制，放宽农村“小自由”，试行后广大群众普通欢迎，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但由于“左”的影响仍然严重，有些地方干部依然心有余悸，不敢抓落实。这种现象引起了宋平的高度重视。
　　为此，宋平亲自到农村基层蹲点，通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深感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不容乐观。不久，甘肃省委结合农村实际，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十个问题的试行规定》（简称《十条》）。《十条》绕开了中央刚刚颁发的《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中提出的“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提法，着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权和产品分配权”。
　　1979年春节刚过，一个划分作业组、牲畜分户喂养的热潮迅速在全省展开。在一些十分贫困的边远山区，农民自主决策的包产到户也悄然出现。革命老区庆阳县推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作业组，社员王魁因承包山地而大获丰收，往年连肚子都吃不饱，一下子变得吃穿有余。地方通讯员在《甘肃日报》报道《王魁包山》后，全省反响强烈，许多边远山区的群众纷纷要求搞“包山户”。
　　正当甘肃广大农村普通推行作业组、建立责任制轰轰烈烈开始春耕、春播之际，《人民日报》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甘肃一读者来信，并加编者按称：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天早上了以头条消息予以广播。
　　前一天，《甘肃日报》总编室已收到新华社发来的有关电讯稿，当晚值班副总编看了稿件后觉得与省委精神不符，立即打电话给总编刘爱芝，并说他个人不同意转载。主张责任制的刘爱芝，自然赞同不转载，但考虑事关重大，当即请示宋平。宋平问他是什么意见，刘爱芝说：“不主张转载，而且还要组织反击。”宋平一听，连连摆摆手：“不转载，我同意，但也不要反击，要从正面摆事实讲道理，继续宣传和贯彻省委的《十条》规定。”
　　尽管地方报纸没有转发，但中央大报发表和中央电台广播后，甘肃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省委与甘肃日报社很快收到大量来信来电，有的批评写信人根本不了解农村实际，成心不让农民吃饱肚子;有的准备上访，讨个说法；有的则担心又要受批判，准备挨整。
　　为消除媒体造成的消极影响，稳妥地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甘肃省委于当月下旬召开了各地市州委书记座谈会。宋平在会议上强调，广大农村实行以作业组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符合甘肃生产力发展水平，应坚持搞下去，不要听风就是雨；对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要随便纠偏。
　　紧接着，《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等省内主要报刊按照甘肃省委和宋平的指示，发表了大量宣传报道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文章、消息和评论。“倒春寒”的阴影很快得以消除。
　　下半年，甘肃的农村改革呈现出突破性的发展态势。在各地负责人参加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学习班上，宋平多次要求各地、市、州、县、社书记要下到生产队进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试点，包括包产到户。并指出这种试点工作要形式多样，不求划一，通过实践由群众选择最好的形式。
　　这年9月初，宋平来到已经搞了责任田的宕昌县哈达铺公社下罗三队。他没有惊动县上和公社的领导，直接来到下罗三队的打麦场。十几个社员正在打场，他们有说有笑，看得出心情十分高兴。宋平就坐在场边的木头上，和社员们交谈起来。宋平问：“你们把地划开以后怎么样？”社员回答：“划了责任田，干劲大，今年的庄稼比哪一年长得都好。”宋平又问：“社员们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没有？”大伙回答：“解决了。公购粮和队上的提成都能完成。”宋平又问：“这算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社员们说：“请领导一百个放心，有政策管着，走不了资本主义。”
　　10月，宋平在甘肃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上分析了甘肃农村改革的形势，会议讨论通过了宋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六条意见》），红头文件上明确提出：“某些农牧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单庄独户，可以实行责任到人和包山户等形式。”于是，“责任到人”、“包山户”这些新名新提法陆续出现在甘肃省委的正式文件上。
　　同月底，国务院一位分管农业的领导同志托人打电话转告宋平，要他纠正包产到户等不符合中央规定的做法，说：“哪有省委第一书记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搞包产到户的！”甘肃省也有一些干部对《六条意见》有看法，认为放得太开，忧心忡忡。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12月8日，甘肃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六条意见》下发后农村改革的形势。会上，书记们发言十分热烈，观点、态度也十分明确，一致认为《六条意见》不能再变。宋平在作总结发言时强调：“一切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不要怕冒尖，步子要快。观望一年，就耽搁一年庄稼。”
　　农村责任制的伟大实践，使宋平对甘肃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不断深化和完善。新华社甘肃分社负责人林田根据宋平的几次有关讲话，撰写了题为《政策要适应放宽，生产方针要调整——宋平同志经过调查提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意见》的报道。这篇报道经宋平审定同意，新华社很快发了通稿，1980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当时，在甘肃农村，责任田就是包产到户的同义语。这篇报道首次在新闻媒体公开亮出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允许搞“责任田”的态度，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高兴地把这篇报道称这“5·11文件”。
　　有的地方社员群众，拿着刊登这篇报道的报纸找社队干部说，省委领导都说了话，你们还犹豫什么，应该赶快实行包产到户。有的干部和社员还能把报道中关于责任制文字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到处宣传。还有的干部群众把这张报纸藏在柜底，准备作应变时的依据。
　　就这样，包产到户迅速在甘肃全省推开。“包产到户心欢畅，人人都把力出上。牛羊满坡粮满仓，有吃有穿没愁肠。”“包产到户办法好，农林牧副一齐搞。商品生产发展了，挖去穷根扎富苗。”一段段顺口溜，无不表征真实的民情民意。
　　1980年上半年，甘肃省广大农村的包产到户呈现着迅速发展的强劲势头。然而，在一些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中仍然有疑虑：包产到户是不是单干？会不会再犯方向路线错误？将来会不会再挨批判？甚至在理论学术界，这些问题的争论、议论时有发生。
　　人们心有余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962年以后，包产到户被认为是瓦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进行了批判。人们都清楚地记得，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主张包产到户就是一大罪状。发现农村改革中的思想阻力、看到包产到户热潮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后，宋平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在7月26日的天水地区县委书记会议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和应该高度注意的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包产到户不是单干，只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类似工厂的计件工资制那样；包产到户不是倒退，而是更加接近实际。他特别强调要注意研究解决包产到户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指出“包产到户以后不是撒手不管，同样要加强领导，要坚持五个统一，即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发展社队企业、统一兴办集体的公益事业”。
　　就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广大农村蓬勃发展的同时，又一新生事物——农村专业户也在甘肃农村出现。这一新生事物，引起了宋平的高度重视。他亲自调查研究，并亲笔撰写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探索——从高学兰养鸡谈起》一文，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生动精细的笔法、寓意深刻的立论，阐明了农村专业户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很快，给吃尽“闲言碎语”之苦的农村专业户吃了一个加快发展的“定心丸”。从而，推动了专业户的迅速发展，为甘肃农民致富开辟了新的途径。
　　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旋转之间，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不仅仅相似，历史已随旋转跨越了一大步。1927年，毛泽东带领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开进井冈山，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半个多世纪后，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几年之中，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经济体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将这种责任制推向了城市，改革也出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特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举世瞩目。在晚年，宋平回忆起甘肃包产到户的经历时说：“那是千百万农民为解决吃饭问题选择的办法。它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势不可挡。”
　　二、与普通农民真挚而不普通的友情
　　2000年7月，甘肃会宁县桃花山上那两米高的汉白玉基座上的大字“红嘴山上新愚公郭富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一位耄耋老者缓缓登上山巅，走向坐落在这里的半身铜像，放置好花环，三鞠躬……
　　是什么让一位白发老者不远千里拾级而上，顶礼膜拜，而眼前被祭奠的是一位地方劳模？这位已年逾八旬的老者就是当年主政过甘肃的宋平。一位高级领导与一个地方百姓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因缘呢？
　　郭富山是会宁县的一位普通的林业员，自1964年起，20多年坚持不懈，一个人修了753块梯田，移动土方4.2万立方米，植树造林125亩，成活树木3.8万多株，使原本荒秃的红嘴山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花果山”，创造出干山枯岭植树造林的奇迹。1973年，宋平在会宁了解灾情时，听了县上汇报的郭富山事迹，当即决定上红嘴山看望。
　　看到红嘴山上成片的林木和被郭富山磨秃了的7把铁锨时，宋平深深地震撼了，紧紧地握住郭富山那长满了老茧的双手，深情地说：“老郭，你干得好！他创造出了黄土旱塬植树成活的好经验。眼下有困难是暂时的，我帮助你，咱们共同努力吧！”于是，一位平民百姓与一位地方长官结缘。
　　随后，宋平指示陪同的县委负责人，干旱地区植树造林要推广郭富山的经验，你们要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多关心这位老同志。不久，郭富山的事迹在甘肃大地传颂。5年后，郭富山加入了党组织，次年还当选为甘肃省人大代表。
　　宋平一贯坚决反对请客送礼，不仅在各种会议、场合痛斥这类腐败现象，而且身体力行。为此，没有敢给他送礼，否则就会吃闭门羹，碰上一鼻子烟。然而，在甘肃工作期间，他也曾收过“礼”，但这样的收“礼”却被干部群众传为佳话。
　　1979年12月，郭富山作为甘肃省人大代表到兰州参加省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并满怀深情地给宋平带来了几个红嘴山上产的苹果：“宋书记，听说你从来都不收礼，但这几个苹果你得收下。一来感谢你对我一个农民的支持；二来说明只要下功夫，干旱有治。”宋平激动地说：“老郭，你送的苹果我收了，这不是一般的礼品，是你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为了表示支持郭富山的工作，宋平回赠了两把崭新的铁锨。 　　1978年与1980年，宋平两次上红嘴山看望郭富山和他的树。离开甘肃到中央工作后，宋平还时常挂念着郭富山和他造的那片林，并多次给他写信：“红嘴山上的一草一木都给你立下了丰碑。”“你把一生贡献给绿化祖国的伟大事业，你用双手绿化了一座荒山，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座大山。”
　　1987年4月，宋平得悉郭富山去世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专门给会宁县委打电话表示深切的哀悼，并送上花圈。两年后，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宋平到会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郭富山的事迹和建议给他塑像的意见。
　　在郭富山去世13年之后，到甘肃考察的宋平特地抽空登上会宁县的桃花山，瞻仰安息在这里的农民朋友、造林愚公郭富山。是的，故人已去，但他的精神却已化成一座青山，融入了这片可爱的土地。
　　不论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在中央的领导岗位上，一向非常注重了解实际情况、乐于广开言路的宋平，在工作上结交了许多朋友，他们有来自田埂上的农民，也有来自车床操作台边的工人，有博学多采的专家、学者与教授，还有党外人士、民族和宗教界人士及各级干部。不管是哪一个社会群体，宋平都非常注意通过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支持他们的事业，关心他们的生产，有时还向他们求教有关方面知识。每每平起平坐的交谈，旁观者如果不认识眼前的高层领导，很可能被那畅所欲言、促膝交谈的朋友式面晤而司空见惯。
　　宋平与各界友人的友谊经受了岁月的考验。尽管他已从领导岗位上离开多年，然而，真挚的友情并没有中止，春节前的一摞摞贺年片、平日里一封封四面八方的来信及一个个来自天南海北的电话，都化作一句句问候。每有见面的机会，大家都会设法聚上一面，叙旧话新。
　　三、 反对吃喝的人曾经“吃”过一回
　　下乡下厂，宋平多是轻车简从，一贯反对迎来送往，前呼后拥。下基层，经常绕过地方事先安排的点，直接和群众见面。他说，这样可以更多地了解实情。一次，他到基层调查农民负担问题，沿途边走边停，向路边的农民群众、外地来的养蜂人了解到许多强加在农民身上的不合理负担。当他在地方的干部大会上讲了这些情况后，干部和群众都感到惊奇，说：“宋平同志就像生活在农民中间，他什么都知道！”
　　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宋平都以他勤政廉洁、平易近人、公正无私和勤奋求实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感染着周围的人，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1973年6月，宋平陪同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一行到甘肃通渭了解灾情。在灾情严重的李店公社走村串户，看到社员们多是野菜充饥。在一户社员家里，宋平亲口尝了用谷衣和野菜烙的饼子，确实难以下咽，难过地流下眼泪。中午到了公社，安排的是洋芋面条，用大盆乘来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每人一只碗，自己舀着吃。宋平说：“如果社员也能吃上这样的饭，我们就安心了。”
　　第二天，宋平一行到另一个公社察看灾情。这个公社派人从县里买来大肉、鸡蛋招待。宋平对他们说：“通渭大旱，社员很苦，你们的饭我吃不下去！”谢绝了招待。
　　据宋平的秘书和警卫讲，当年首长每次下乡察看灾情，吃饭从来都是十分简单。他们看到首长工作劳累，但饮食如此简单，心里都很难过。
　　1979年8月，漳县遭灾。宋平一行来到马泉公社察看灾情，看到刚刚被冰雹打过的庄稼东倒西歪，一团乱麻，有好几个社员蹲在地边抱头痛哭，宋平心底不是滋味；看到一些社员吃的饭是大锅青菜汤，宋平心里十分沉重。中午到公社听汇报，宋平喝开水时察觉到有一股羊肉味道，便让随行人员到伙房看看。随行人员回来说已杀了一只羊，于是宋平严厉地对漳县县委书记说：“社员们喝的是青菜汤，你却杀羊招待我们，能吃得下去吗？”
　　这顿饭，宋平一行硬是没吃。大伙饿着肚子又赶到四族公社察看灾情。晚上7点，赶到县上。深受感动的县委书记对晚餐再不敢搞高标准，只安排了一锅面，凉拌蕨菜。宋平吃得很高兴，边吃边说：“这就对了。我们常说共产党人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啊！”
　　次日，宋平一行赶到陇西县。早已耳闻宋平饮食起居之俭朴的陇西县委书记，安排的伙食是烩菜加馒头。开饭时，宋平笑着说：“这样吃不就很好？何必搞那些七碟子八碗，惹得老百姓背后骂娘！”
　　宋平下基层，不管到何处，一律不准在招待所设烟酒糖茶、土特产品招待。他不抽烟、不喝酒，对一块下去抽烟的人员规定，只能抽自带烟。吃饭从来不准上酒，不准抽招待烟。于是，一些干部打趣地说，跟宋平同志下乡，公家的一分钱便宜都沾不上。
　　1978年5月，宋平去民乐县察看瓦房城水库，中午在工地吃的是馒头、喝的是开水。晚上回到县委招待所，他看见房间摆了一盘苹果梨，马上让撤掉。县委书记忙解释，这种苹果梨是60年代初从东北延边引进的，果质不错，适合在民乐种植，但投入也不小，现在才发展了几十亩，今天拿来一点，请您尝尝，看省里能不能支持一下？
　　听了县委书记的解释，宋平才让大家都尝尝，并表态回去研究支持。后来，经宋平多方协调，甘肃省地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使民乐县的苹果梨很快发展起来——如今已种植10万余亩，年产500万公斤以后，成了农民致富的主产业之一。
　　曾在宋平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这样评价他：思想敏锐，作风稳重，工作严谨，勤奋好学，平易近人，善于听取各种意见。在他长期工作地的部门，素有忠厚长者之誉。公道正派、坚持原则、清正廉洁、严于律已是不少地方官对宋平的评价。凡是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
　　宋平穿着很朴素。平常，他身穿已洗得褪了色的灰色中山装，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天冷了，外套是一件已穿多年的皮夹克。有人说，宋平同志曾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他的工作作风、一言一行就像周总理那样，对人民群众特别关心，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
　　宋平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注重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尊重客观规律。他在主管计划工作期间，特别注意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综合平衡，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反对脱离国情的高消费。1983年，他在担任国家计委主任一职后，曾4次受国务院委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受到普遍好评，不少代表记忆犹新。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一直强调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在调研中，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大量重要意见。 　　四、在开国元勋身边的工作中感受执政为民的真谛
　　宋平这位农民的儿子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在开国元勋身边工作，亲聆他们的教诲，感受他们的魅力，从而成就自己的品行。在周恩来和陈云身边工作期间，他深发感悟到：人民是衣食父母，为政者应执政为民、立党为公。
　　1941年至1946年，宋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任政治秘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映全国人民的愿望，表达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诚意，毛泽东冒着极大的风险亲自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经过艰苦的努力，达成了《双十协定》，接着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宣布了停战命令。但是，国民党当局限共、灭共，发动内战的野心没有改变，蒋介石很快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动手发动内战。在这种背景下，国共谈判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从重庆来到南京。当时国民党不顾停战协议，集中30万兵力，对中原解放区实行全面包围，把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王树声率领的南下部队集中围困在湖北宣化店一个狭小的地区，企图一举全歼。“在这万分紧急关头，周恩来同志一方面呼吁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酿成大战；另一方面，促使美方和国民党同意派出调处小组前往宣化店视察，意图制止战争，解救我中原部队突围。周恩来同志到南京后，就向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徐永昌、周恩来）紧急呼吁，要求立即派出军事调处小组前往宣化店调处，停止中原内战。5月5日，调处小组到了武汉。”当时，宋平是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随行的。
　　5月6日，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代表王天鸣、美方代表白鲁德等离开武汉，乘汽车前往宣化店。行至黄陂县境内，遇到河里发洪水，王天鸣就提出要转回汉口，等水退了再去。“周恩来同志不同意，坚持要渡河。因为中原局势十分危急，岂能回去慢慢等！他要我们找当地老乡想办法帮助过河。老乡说：可以把吉普车抬过河。美国和国民党的代表觉得人抬汽车很可笑。周恩来同志说：可以试一试，人多力量大，多找一些老乡来。结果，当地群众组织起来，肩扛手抬，把几辆吉普车抬过了河。周恩来同志向老乡们道了谢，自己脱掉鞋袜，涉水过河。这样就争取了时间。8日上午，调处小组到达宣化店。”
　　在宣化店，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宋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周恩来一面同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周旋，一面为我中原部队的转移作安排，一连两夜没合眼。“经过谈判，调处小组回到武汉勉强签订了一个停止中原内战的协议。国民党方面同意将中原军区2000多伤病员及非战斗人员遣送到河南解放区。这样，一方面拖延了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使中原军区便于做好突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到了6月26日，国民党终于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由于李先念、郑位三、王震他们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很快地就胜利突围了。这次突围，我军以少胜多，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使蒋介石企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的阴谋彻底破产。”宋平说，周恩来通过谈判，将军事斗争与谈判桌上的政治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对这次中原突围的成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时候，中央实际上不能正常工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陶铸、彭真等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中央的工作，很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代替。“国务院呢，副总理一个一个地被打倒，在台上活跃的主要是‘文革’中起来的那几个人。国家机器的运转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况中。周恩来同志作为国务院总理、党中央副主席，还在那里苦撑着这个危局。”宋平说，“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他们要做的许多事情，最后要以政府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去做。那谁签字呢，只能有周恩来。总不能毛主席出面吧，毛主席不是总理，也不是国家主席，他怎么出面呢？所以当时很多事情并不由周总理决定，但要用周恩来同志的名字签署。说是被迫签字也得签啊！在党和国家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还得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不能分裂。所以，对有些事情的处理，周恩来同志是违心的，是不得已的。
　　宋平回忆说：“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的过程中，我发过两次言。当时我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周恩来同志作出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评价，免得后人被一些错综复杂的表面东西所误导。记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说档案中有多少错案有周恩来的签名。张爱萍说：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评价，不能只看那些档案中的签字，重要的是要看他保护了很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文革’中虽然受到摧残，但还是保护下来了，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个很大的功绩，也是他的领导艺术。”宋平认为张爱萍的这番话比较中肯，他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要特别重视历史的真实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误导。
　　说到开国元勋陈云，宋平同样十分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领导、老师长：“陈云同志病重期间，我几次到医院探望。最后一次，他在病床上叫着我的名字，不能说更多的话了。1995年4月10日，我在外地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十分悲痛。几十年间，我受他的教诲良多，他的思想、作风、品格，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
　　宋平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陈云是1938年3月在延安中央组织部的窑洞里。“当时，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工作，多次听陈云同志讲党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陈云同志讲党课，善于把许多深奥的道理和复杂的问题，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深入浅出，幽默风趣。”
　　宋平说，在陈云同志面前讲话，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工资的情况非常复杂，除东北地区公有企业有统一的工资标准外，全国有供给制，实物（含一定数量的粮、油、盐、煤、布等）工资分制，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之间千差万别，引发了许多矛盾。当时，劳动部、国家计委、全国总工会都想把杂乱的工资制度作些规范、改革，花了不少力量去调查研究，也提出过各种方案，但由于牵涉的方面太多，又涉及千千万万职工的切身利益，老是定不下来。会议上，三言两语又讲不清楚，搞工资工作的同志都感到苦恼。陈云副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告诉我，他可以听听我们的意见。我说一个半天怕讲不完。他说，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我们很高兴。总工会、劳动部和计委六七个同志敞开思想，把我们了解的情况，其中的矛盾和各方面的意见以及自己的想法，都尽情地讲了出来。他连续听了两天，听完了又问：还有意见吗？我们说，没有了。在当时，工资上的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一两次汇报就能解决的，但领导同志认真听了，重视了，就有了解决的希望，我们心里无比高兴。” 　　在“大跃进”浪潮中，党内很多同志头脑发热，把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越定越高。“陈云同志比较冷静，对各地的浮夸风保持警惕，不赞成搞高指标。那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1959年春，在一次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的会议上，我根据矿石、煤炭、运输、设备等实际情况，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年要完成1800万吨钢铁生产指标有困难，话虽然讲了，但思想压力很大。会散了，走到门口，陈云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质量！质量！我领悟到，在当时条件下，光讲产量，不讲质量，高指标降不下来。有些铁炼出来像蜂窝一样，即使完成生产指标又有什么意义呢！”宋平说，后来，在陈云同志主持下，把过高的钢铁指标压了下来。
　　陈云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党内民主作风的模范，宋平认为，主要因为“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深深懂得，只有多听各方意见，才能避免片面性，不犯或少犯错误”。
　　宋平认为，陈云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作法对自己影响很大，并强调：“现在党中央提倡求真务实，民主决策，发展党内民主，这些精神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五、离岗不“离职”的老革命情牵小康建设与和谐构建
　　1990年，宋平担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他一贯强调中国是人口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要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掌握真实情况，既要报喜也要报忧。他高度重视群众组织在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提出计划生育协会是群众组织，不是行政机构，要坚持群众工作方法；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同群众的生产、致富结合起来，宣传少生快富奔小康。他提出计划生育协会要组织和动员群众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协会组织建设要“活动经常、组织健全、搞好服务、形成风尚”，以及协会工作要发挥“带头、宣传、服务、监督、交流”作用等要求。今天，这位“老计生”看到计生协会已成为连接政府和群众的桥梁、纽带，看到当前中国计生事业的可喜发展，十分欣慰。
　　2001年12月13日正午，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一架银色专机，把首都暖阳的金晖带到了冬日的川西平原。始终情牵中国改革发展步伐和小康建设进程的宋平踏上了天府之国的热土。
　　曾在国家计委工作多年，宋平对四川的大型企业和重大建设项目熟稔于胸。他一直有个心愿，要亲眼看一看，让停留在纸上的记忆变成活生生的印象。在川的半个月里，宋平先后考察了成都、德阳、绵阳、乐山、凉山、攀枝花等地，饶有兴致地访攀钢，看矿山，问市场，和干部群众推心置腹地交流。从工厂到农村，从科技城到航天城，从城市社区到彝乡村寨，从连绵的青山到攀西大裂谷，一路行来，阳光灿烂。干部群众竞相把幸福的生活向他倾心描述，城市农村以旷世巨变作着无声的汇报。
　　信步来到街心花园，宋平和蔼地向在此戏耍的小朋友问好，又和小憩的苟超群老人絮叨家常：“老人家今年高寿？” “社区里生活方便吗？安不安全？” 听到满意的答复，宋平展开了舒心的笑容，乐呵呵地祝愿周围的群众在社区内安居乐业。他谆谆告诫街道干部，社区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要不断加强社区党建，着力改变街道基层组织存在的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组织和工作方式。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以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同时，还要强化社区的服务功能，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风雷激荡。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党建工作是否留有“真空”地带、新的社会阶层对党的认知如何、党员队伍的思想状态有什么新变化，都是宋平切切关注的大事。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问话：“打工仔里的党员怎么管理？”“私营老板有申请入党的吗？”“党员‘下海’后，信仰变没变？党费怎么交？”
　　省领导和各地干部汇报说，我们正在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对流动党员、下岗职工党员、离退休党员，各地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和管理，不留空白……宋平表示满意，并先后前往温江县公平镇、万春镇和西昌市农村，与农村基层干部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如何发扬基层民主。他非常关心农业的发展，强调农业问题十分重要，不能放松。要走产业化经营之路，调整结构，发展绿色产品、名优产品、特色产品，抓好农民脱贫致富工作。
　　边走边看，巴蜀沧桑巨变，奔来眼底。宋平在考察中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多年来，宋平十分关心生态建设情况。曾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恩格贝综合开发示范区捐植树木。他曾不顾年事已高和旅途疲劳，一下火车就直奔沙区考察，先后走访了恩格贝生态建设示范区的植树点、养殖示范区、沙湖旅游区、葡萄园等地，了解地方生态建设发展情况、荒漠化的治理情况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在沙湖、葡萄园与示范区员工们进行了座谈，详细询问了员工们的生活、生产情况。他要求：一定要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真正达到防洪能力，开展引洪澄地工作，同时也要进一步提高恩格贝的综合发展能力；要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开展多种经营，通过经济的发展，真正使示范区实现种、养、加、旅游业等协调发展，促进荒漠化的治理，提高环境质量，加强沙漠的综合开发利用能力，使恩格贝的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更好的巩固和发展。
　　宋平强调：要重视环境的优化，开展生态建设、防沙治沙，就是要与沙化比速度，这要大家长期持续地去干，治理环境，需要有一股子韧劲，要协调各方力量，发动群众，开展荒漠化的防治工作，同时还要重视对干部员工的培训工作，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提高防治荒漠化和生态建设的水平。
　　2005年9月16日至22日，宋平对山西进行考察。他十分关心企业改制后的生产经营状况，特别是工会开展工作和工人发挥主人翁精神的情况，召开了部分改制企业工会主席和职工代表座谈会，并深入到经纬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榆次分公司进行考察调研。在听取各方面的发言后，宋平说，要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高度重视劳动力的再生产，把改善职工生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特别要重视和努力改善困难职工的生活，使其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企业改制中要切实搞好富余人员的安置工作，确保职工生活和社会稳定；各级工会组织要在切实搞好对城市职工服务的同时，也要努力把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认真解决农民工的困难和问题，使其安心投身各地的经济建设。他说，企业要大发展，必须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既要重视技术引进，更要重视技术消化、吸收，以技术进步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宋平一行还到山西农村进行调研，了解农村小康建设和农民收入、基层公安户籍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在中国农业大学百年诞辰之际，2005年9月，宋平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北平大学农学院）。这是他继1992年之后，又一次回到母校。1934年，宋平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北平大学农学院学习，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在长期的工作中，宋平一直非常关心地方基层的工作，尤其是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在他对山西的考察中，他还特别关注了山西省农村小康建设、农民增收等问题。
　　在复建的百年老校门前、在记录农大历史兴衰的校史馆里、在继续成就农大辉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里，宋平始终和农大的师生回忆怀念着自己在农大的岁月。当看到校史馆竟然保留下当时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1934年年度东北学生成绩名单时， “还留着呢？！” 宋平激动起来，身体不停的向前倾，想看得清楚些，他轻声读出了老同学们的名字“曲泽洲，熟悉啊！”他还指着旁边展板上，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周建侯（1937—1938）的照片说：“我记得这是我上学时的化学系主任。”
　　视察期间，在听取农大党委书记瞿振元和校长陈章良的介绍中，宋平十分关心学校科研的发展情况和相关成果的实用转化，尤其是与农业生产、农民增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大108”一亩地大约有多少株？高油玉米是怎么回事？高仔产猪每胎可以产仔多少？成活率有多少？矮小鸡的饲养、杂交、克隆，宋平问得非常仔细。
　　宋平早年曾在南京、重庆、四川、兰州等多个地方工作过，尤其是在甘肃工作期间，对当地农业的基础设施、生态、农业作物的抗旱性能等方面非常关注。宋平对农大在曲周盐碱地治理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询问了曲周盐碱地治理的技术原理、目前状况，宋平表示，现在这种盐碱地的治理技术在完善的基础上，可以更广泛的应用，给其他类似土质的地区带来效益。
　　尽管离开了领导工作岗位，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并没因此退休，宋平心系中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心牵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关心祖国的发展，关注着祖国的变化。他平日喜欢读书和散步，也爱好游泳，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他多次深入一些地方调研，看到人民的生活一天好过起来，感到十分欣慰。他念叨最多的是一些贫困地区，挂牵最多的是那些尚未完全脱困的老百姓。